20世紀90年代的詩歌寫作：認同什么？

現時，在文化藝術領域中，跨語際學術交流、理論對話及大都會主義頗為盛行。這種風氣對詩人的寫作、對批評家的詩學闡釋行為產生了微妙的影響。如果我們不是從運動的準社會學角度、而是從文本形成的角度去理解這種影響，那么，剛好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國年輕一代詩人們變得全然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跨語際交流及大都會主義的影響適時（也可能是不合時宜地）到來了。然而，這并不表示國家民族的分野已分崩離析，就對文學語境的影響而言，以國為本的文化身份認同意識正經歷重大的蛻變，并需要重新厘定。無論詩人們基于何種因素對國家認同采取保留態度（事實上，更多的詩人采取的是相反的態度），總不能漠視或否定其存在。放眼世界政治圈，冷戰國際陣形的崩潰重燃國家主義的灰燼，并使之廣泛蔓延。文明沖突論和原教旨主義之類的對抗性聲音不絕于耳。

在上述兩種影響——我指的是跨語際交流及國家主義——的雙重作用下，20世紀90年代的漢語詩歌寫作是變得更為敏感和興奮，還是更為遲鈍，更多無力感了呢？王家新提出了歷史寫作與非歷史寫作的問題，孫文波提出了“中國話語場”的問題，程光煒則注意到了20世紀90年代的敘述策略問題。我感覺到，他們在討論這些問題時，都是將對個人寫作的認同與某種歷史認同、國家認同及風格認同合并起來考慮的。我也許會另寫一篇文章表達我的看法，本文限于篇幅，只能一般性地談談認同意識是怎樣產生及如何成形的。

我認為，寫作的認同意識可建構于一組特定的條件上——正如科學哲學家庫恩所說，這些特定的條件可以稱之為“衍化式的認同”。例如有的詩人樂于在某種探究規模之內創作，有意識地把自己置于一個已被界定的風格中，而此種風格掩蓋他們任何個別的分歧或私人的矛盾。這恰恰是文學史上流派衍生的公式，其中尤以得風氣之先的前衛流派為典型。然而，在處理風格的出現及隨之而來的策略問題上，首先要知道這種認同意識與地域上的本土化特質有著種種聯系。其次，還應該知道，當詩人在必然是群體的歷史中確定自己的立足點時，總會自然地傾向于認同某一風格流派，尤其在年輕一代詩人的成長期，發現一種能夠與他配合的認同意識，必定會雀躍地取而用之，這正是國家本土文化最基本的傳播公式。經歲月流逝，這種認同意識較之“短暫地風靡一時”的潮流能發揮更大的耐力。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詩壇現狀及發展趨勢證明了這一點。

不過，要想精確地描述影響認同意識形成的某些深層因素是相當困難的，因為這涉及詩人原生地的整個地理及語言的背景。長久以來，風格流派的影響與地域特質的影響不離不棄，交相輝映，使詩人們所神往的“個人寫作”實際上成了那種“不可能的可能”。盡管相對而言，自由空間的延展，人們對新的時間觀、新的生存節奏及新環境的逐漸適應，以及遷移的普及化，削弱了地域特質對詩人寫作的影響，詩人不再局限于某時某地進行創作，詩人可以基于詞的立場——發明或虛構的立場——去制作、評論及命名自己的作品，并且，文本的意義可以衍生自寫作本身，而不必在“預設的現實”中去尋找資源。

但這種詩學原理及寫作方法，不一定是相互協調的。因為詩人不大可能逃避地方性的特有陽光、空間、地貌及節奏，以及口音、民俗、隱性宗教及教育交融累積的歷史因素，還有地域經濟的特色，種種因素構成那些難以界定卻有跡可尋的國家認同意識。而且，眾所周知，中國詩歌歷來欠缺“物質性”。即使是直接描述生活狀況的及物寫作也不大可能喚起這種物質性，如何能奢望在寫作過程中持虛構的立場呢？

那么，這是否意味著，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詩人只有順應國家認同意識這樣一條路可走？只有中性敘述這樣一種語言策略可以選擇？我擔心的是，在這樣一個了解異地時尚變異早已成為詩人寫作經驗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任何可能性均可同時存在的開放時代，那種大體一致的寫作方向——無論這一方向是如何正當、合理、適時——有可能會使詩人們的思想視野變得逼仄、局促，注意力染上不必要的報道色彩。為了抓住身邊的現象，我們這一代詩人付出的代價是不是太大了？我想沒有人愿意看到“寫什么”將又一次戰勝“怎么寫”。在我看來，在宣言和常識的意義上認同歷史、認同現實是一回事，通過寫作獲得歷史感和現實感是另一回事，現實感是個詩學品質問題，它既涉及了寫作材料和媒質，也與詩歌的偉大夢想、詩歌的發明精神及虛構能力有關。我的意思是，現實感的獲得不僅是策略問題，也是智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