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的逼近與人性光輝的敘寫——讀張學東中篇小說《阿基米德定律》

◎黃昭霞 許峰

近年來，張學東開始對歷史變得越發懷疑，他不再像過去那樣篤信歷史敘事的合理性，也無法消除歷史主義所帶給他的寫作困惑，盡管在過去的小說創作中，他創作了許多充滿悲傷歷史記憶的作品（如《送一個人上路》《噴霧器》《妙音鳥》等），盡管他可以憑借引以為傲的強大的虛構能力去逼近歷史的真相，但是隨著他閱歷的豐富和對公共生活尊嚴自覺維護意識的增強，他再也無法緩解作為一個寫作者與現實之間的緊張狀態，再也無法忽視每天面對日常生活所傳遞出來的每一個切膚之痛的細節，因此，在悲傷的歷史記憶和堅硬的社會現實面前，張學東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后者。同時，張學東對社會現實的執著書寫也無疑沖擊著寧夏文學由“西海固文學”所衍生出來的話語秩序和創作規范，張學東清醒地意識到，那些熱衷于“大鄉土”寫作的反現代化書寫和那種所謂超越苦難后的精神狂歡的敘事模式最終會讓文學寫作進入了一個狹小逼仄的空間，從而失去了在全球化時代與世界對話的機會。正因如此，他的創作在寧夏統一的審美規范中凸顯出一番異質性的創作經驗，而這種經驗正是現代性探索中所亟須的一種拷問現實的審美經驗。美國學者瑪莎·努斯鮑姆在《詩性正義》一書中認為文學，尤其是小說能夠提供一種詩性正義和詩性裁判，而這種判斷比經濟學功利主義標準具有更多的人性關懷。要實踐這種詩性正義，小說就要作為一種公共文化的產物去勘探現實世界的存在。因此，作家就應該有一種敢于講述社會真相的責任。近期張學東創作了一系列如《給張楊福貴深鞠一躬》《尾》《蛇吻》《死水未瀾》《父親的婚事》等積極介入現實世界的小說。這一系列社會問題小說，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通過小說這一藝術形式來揭示和回應現代化過程中所滋生出來的社會問題。教育、婚姻、養老、情感等諸多問題已是人們在這個社會當中所無法回避的問題，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這些問題編織成了一個個無形的網，困擾著人們的生存與發展。即便無法把握社會的整體，但張學東依然可以尋找到一個社會的小切口，去重新關照被遮蔽的現實，通過有效的細節來激發出對世界全新的感受力，增強干預現實的能力，這也是近幾年張學東堅持不變的創作立場。

2018年《當代》雜志第5期發表張學東的中篇小說《阿基米德定律》，這篇小說延續著作者本人對生硬的社會現實進行拷問的創作立場，但這部小說獨特之處在于，小說既對社會分化造成的嚴峻現實進行了有力的批判，同時又在對生存困境的精神逼問中彰顯出人性的力量，而獨特的解剖刀式的敘事策略增強了小說的藝術感染力。

一、斷裂社會底層群體生存困境的揭示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現代化在加快前進步伐的同時，也導致社會發展出現了諸多問題，社會變革的結構性矛盾凸顯，社會階層的分化日益明顯，城鄉之間、沿海與內地之間、不同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逐漸拉大，“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上層社會與底層社會的貧富懸殊也日益加劇，作為衡量貧富差距的指標基尼系數已經超過了國際警戒線0.4。文學作為社會生活的反映，要正視社會發展所帶來的這種階層差距，對于作家而言，對底層人和陷入悲慘境地的不幸者的同情是一個作家寫作的基本操守。張學東是社會底層群體的代言人，他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大多都是婦女、兒童、老人、農民工等我們這個社會的邊緣群體，對于這個群體，他的眼光里充滿著溫柔的憐憫和無邊的同情，尤其是對于弱者和不幸者的同情與憐憫。通過積極敘寫他們的生存困境和不幸遭遇，來實現對現實世界的忠實反映，應對時代的艱難問題，批判社會存在的不公正現象。

《阿基米德定律》塑造了馬娜與朱安身兩個人物形象，一個是“失足婦女”，一個是城市的漂泊者。兩人都生活在城市的底層，都是生活的失意者。馬娜來自農村，原本也想做一個良家婦女，不用忍受道德的譴責和社會的鄙視，“清清白白，過正經日子”，可是婚姻的不幸（家暴）讓她無法過上幸福的生活，逃跑后又遇人不淑，跌入“污泥濁水”中，成為了一名“性工作者”。朱安身也來自農村，通過上大學留在城市的畜牧站工作，雖人在城市，卻無法真正融入城市，“土不土，洋不洋……像一只空瓶子，懸浮在城市的河面上”。又因長相丑陋，備受歧視，沒有哪個女人會喜歡他，三十好幾依然是孤家寡人。長此以往，他的性格變得孤僻，在城市中看不到前途。兩個人發生人生的交集，源于朱安身要滿足父親的夙愿，父親臥病在床多年，一直希望朱安身能夠成家立業，抱上孫子。朱安身為了讓家里人高興，花錢雇了馬娜假裝自己的女朋友，用一種“善意的謊言”來滿足親人們的期待。盡管兩人在“欺騙”家人的過程有諸多的不適，但事情的發展還算順利，可是朱安身的中學同學方寅虎的出現，讓這場“善意的謊言”成為了實實在在的悲劇。小說中，方寅虎的出現對于馬娜和朱安身有著特殊的象征意義，方寅虎與馬娜之間，方寅虎與朱安身之間，這兩組人物關系構成了一種巨大的人生落差和強烈的反諷，同時也是社會階層分化的隱喻。張學東正是通過對這兩組人物關系的細致書寫，來實現對底層人物生存困境的揭示。

方寅虎是馬娜的客人，是一個十足的嫖客，仗著自己有錢，對馬娜進行人格與肉體的雙重侮辱，在方寅虎眼里，馬娜就是一個賣淫女，她的身體就是用來交換資本的工具，他對朱安身這樣評價馬娜：“這種賤女人，都是認錢不認人的。”法國著名哲學家讓·波德里亞認為消費時代“在‘色情化’的身體中，占主導地位的是交換的社會功能”。所以，方寅虎根本不會去尊重馬娜，甚至當馬娜拒絕跟他回城時，方寅虎將馬娜打得鼻青臉腫。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馬娜的社會地位是十分低下的。媒體評論員王傳濤曾在《從“失足婦女”到“羊脂球”》寫道：“‘賣淫女’從來都不應該成為社會的唾棄對象。相反，她們是我們這個社會最為弱勢的群體之一，她們大多出身貧寒，沒有正式工作，她們“恨爹不成剛”，即便她們中有部分人受到過良好的高等教育，但因為社會階層的斷裂也難以讓她們看到社會地位上升的希望，她們玩世不恭、游戲人生……但悲劇是，人老珠黃之后，她們仍然要為一口生計而忙忙碌碌。”通過馬娜的人生經歷，我們從中看到：從事皮肉生意，只不過是女性作為社會邊緣群體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策略，同時小說也呈現出了遭遇重重困境、生活在底層的女性選擇的痛苦與無奈。

方寅虎是朱安身的中學同學，一個曾經靠抄朱安身作業混日子的無賴，一個曾被朱安身所不屑的人，如今靠在歌廳和酒樓應酬承包了城市里的綠化工程，“在城里混得人模狗樣，要風得風要雨得雨”，而朱安身“從中考到高考，再到后來參加工作，一路可謂過關斬將，可到頭來能怎樣呢，不過是守在一個半死不活的破單位混口飯吃而已，三十大幾的男人，要房無房，要車無車，就因為長得太丑，連個女人也討不到。”“自己這輩子竟慘敗至此”，以至于方寅虎可以“大言不慚地挑釁他侮辱他”，最后被激怒的朱安身舉起菜刀用暴力的手段殺死了方寅虎，捍衛了自己作為男人的最后那份尊嚴。朱安身的命運遭際值得我們反思，由“鄉”入“城”的大學生朱安身學習刻苦，業務精湛，可為什么“竟慘敗至此”？農村出身的朱安身作為城市新底層的代表，在面臨城市高房價、高消費、高壓力凸顯出來的社會問題，尤其教育產業化和大學擴招，大學教育和知識階層早已失去了其高高在上的精英地位，在商業化的邏輯中亦步亦趨。出身貧寒的朱安身，早已淪為現實的“庸常者”，喪失理想的翅膀，心平氣和地一次又一次接受貧窮的窘境和教育、就業機會的不公（他的那些同班同學，但凡有門路和人脈關系的，多數都改弦更張另謀高就了，唯獨像他這種沒有任何背景的，又天生相貌比較雷人，只能聽天由命了）。他不僅無法與他的那些大學同學相比，與中學時抄他作業的同學相比都出現了如此巨大的差距。在這樣一個高度資本化、商品化、市場化、世俗化、物質化的時代，資本背后的運作邏輯導致了朱安身甚至在面對方寅虎這樣的地痞無賴時都顯得非常自卑。社會學家孫立平先生在其社會學名作《失衡——斷裂社會的運作邏輯》中指出：一個“斷裂社會”已經正式形成——改革開放之初，一個人的努力終將得到回報，可是在“斷裂社會”中，一個人越是努力，可能回報越少。“現代世界被資本和市場裹挾，甚至在‘允許一部分先富起來’的意識形態邏輯下，貧富分化也漸被合法化，生命也被關在權力和資本當中，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種‘失衡———斷裂’的結構形態，同時形成一種斷裂社會的再生產機制。這個機制在不斷維持和強化這個斷裂社會。”所以，以朱安身為代表的城市新底層，面臨著“回不去的鄉村，待不下去的城市”這一沉重的時代命題而無所適從，這一主題也成為城市生存者無奈的喟嘆和現實困境的寫照。

新世紀以來，社會階層分化和社會不平等現象等結構性問題的嚴重存在，像馬娜與朱安身這樣生活在城市底層的群體，最突出的生存困境是無法獲得社會有效的尊重，小說以悲劇收場，充分昭示了兩人卑微的生存境遇，在這樣一個斷裂的社會里，像馬娜與朱安身這樣沉浮在城市底層的群體如何擺脫生存的焦慮和發展的危機，這是社會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要認真的思考問題，對于作家而言，他們無力提供出詳細的解決路徑，“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就足夠了。

二、人性的光輝與絕望的反抗

從《阿基米德定律》這篇小說敘事口吻來看，張學東以同情的目光掃描著弱者的生存背景和精神世界，以充滿敬意的筆墨探觸著社會邊緣群體的人性光輝，以憐憫的文字嘆息著沉浮在社會底層那些被欺凌被損害者的絕望的反抗。小說中最為動人的人物形象是馬娜，她是一個類似托爾斯泰筆下的瑪絲洛娃、雨果筆下的芳汀、小仲馬筆下的“茶花女”瑪格麗特、莫泊桑筆下的“羊脂球”、馮夢龍筆下的杜十娘、老舍筆下的小福子的人物形象，作者把她放置于一個特殊的情境中，與丑陋的朱安身假扮男女朋友回家省親，本來她也有做“良家婦女”的愿望，可是走出婚姻悲劇的她選擇一條被人所唾棄的不歸之路，“人就是這樣，一旦跌入污泥濁水中，就算再多跌幾跤，跌得再狠些，也都無所謂了。”與朱安身回老家初始只被馬娜當作是一場買賣而已，但隨著馬娜與朱家人的接觸，感受到朱家人的善良與家庭的溫暖，而且找回了久違的做人的尊嚴。尤其是當她推著朱父出來曬太陽，為朱父擦汗和涎水，看到與自己老家一樣的玉米地，想起與自己父母勞作的場景，這些寶貴的記憶讓馬娜流下了眼淚，尤其是自己像個女兒一樣挨著朱父的輪椅坐在老人的旁邊，此時的馬娜身上散發著耀眼的人性光輝，連朱安身看到這一幕都為之動容，為馬娜善良的本性感動得熱淚盈眶。而馬娜此時也忘記了自己現在討厭的“野女人”的角色，重新燃起對生活的希望。“我今天還真覺得自己像個新娘子，這滋味可真好啊，我好久都沒覺得自己像個好女人了。”張學東沒有把馬娜塑造成一個輕佻、只貪圖金錢而道德淪喪的賣淫女，而是用同情的筆觸給予她人性的光輝。當代著名評論家李建軍曾指出：“對妓女這種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不幸者，偉大作者的態度，都是同情和憐憫的。而且，這種同情和憐憫，不是那種向下俯視的施舍式的同情，而是懷著敬意的，寫出她們的不幸、純潔、善良、無辜和犧牲精神，寫出她們身上被黑暗和罪惡遮蔽的潔白和偉大來……”。法國短篇小說大師莫泊桑的名作《羊脂球》告訴我們：世界上并不存在天然的失足婦女，在某種需要或某種壓力，抑或是某種體制之下，失足婦女也都是社會與時代的犧牲品，一樣需要去尊重。對于作家而言，更不能毫無憐憫之心地去做冷漠的書寫，從這一點上，張學東可稱是一位有著強烈道德感的作家。

對于朱安身而言，原本花點錢雇淪落風塵的馬娜作女朋友與自己回家搪塞一下家人，并未奢望與馬娜有進一步的發展，可是隨著家人與馬娜的接觸發現，馬娜并不像她的職業一樣“只認錢不認人”，她不僅漂亮，而且本性善良，馬娜喚起了朱安身作為男人早已淡忘甚至厭惡的那種男女之間的情感，當馬娜被朱家人感動，并吻了朱安身的額頭抱著他說出：“要是咱倆真的有緣，那就下輩子做回夫妻，我一定干干凈凈等著你……”。此時兩人產生情感上的契合，朱安身緊緊地抱著馬娜，仿佛馬娜真正成為了自己的女朋友。這一切的美好，若繼續下去，兩人有可能走向幸福，而小說也會成為一個美麗動人的故事。然而，張學東的《阿基米德定律》講述的是一部悲劇，魯迅先生在《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說：“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隨著朱安身中學同學方寅虎的出現，美麗動人的故事開始滑向了悲劇，這個無賴了解馬娜的過去，并駕駛著象征金錢和地位的小轎車不時出現在朱家門口，最后竟不顧朱安身的尊嚴毆打馬娜并要強行帶走馬娜。而馬娜與朱安身之間此時已經不再是簡單的雇傭關系，短暫的相處已經讓兩人的情感上產生了契合，作為弱者的朱安身已經無法再像過去一樣一味地選擇逃避，無法再用正常的言語和文明手段阻止心愛的人被眼前的這個流氓欺侮，被逼無奈的他只好舉起手中的菜刀用暴力的手段來解決問題。馬娜與朱安身作為沉浮在社會底層的被欺凌被侮辱者，他們的反抗是絕望的，也是血腥的，最終也只能是悲劇的。作者為我們展示了美好情感逐漸生成又遭遇殘酷毀滅的過程，這個悲劇深深地震撼著我們的心靈，也促使我們對這場悲劇產生的原因進行深度的追問。

三、敘事藝術如何去逼近社會現實

《人民文學》原常務副主編崔道怡曾這樣評價張學東：“他是一把解剖刀。”解剖刀般地逼近現實，正是小說最為根本的敘事策略。而作為一把解剖刀，張學東的敘事對于其解剖對象即社會底層群體現實的生存狀態與精神困境，具有特別的意義。

正如前文所講述的，近些年張學東執著于去面對堅硬的社會現實。但是在消費主義彌漫的時代，社會現實往往被一些所謂的娛樂頭條、社會雜聞所覆蓋，過濾后的有價值的東西其實所剩無幾。所以梅洛·龐蒂才說：“任何社會新聞都不可能引發深刻的思想。”而張學東對現實的書寫專注于現代化進程中凸顯出來的社會結構性問題，并在揭示問題的同時挖掘出人性的深刻內涵。在批判現實、揭露真相過程中，頑強地顯示出文學的力量與尊嚴。陳思和先生曾經指出：“在當前新聞報道普及的情況下，短篇小說的藝術功能不在于用另一種筆墨重復《南方周末》上的新聞信息，它關心的是通過事件的敘述如何透視出人性的內涵以及人在面對事件時所顯現的精神的向度。”張學東之前的《尾》《父親的婚事》《蛇吻》《死水未瀾》均沒有停留在社會新聞報道的敘事層面，而是深入到故事的肌理去展現出人性的復雜與悲憫的情懷，尤其是那種充滿絕望的悲劇化的美學敘事策略，震撼著讀者的心靈，《給張楊福貴深鞠一躬》如此，《阿基米德定律》亦是如此。

《阿基米德定律》設置了一個巧妙的故事開頭，采用了一種“嵌套式”的敘事模式。小說故事的開頭是朱安身因外貌丑陋而一直單身，為了安慰不久于人世的老父親，與淪落風塵的馬娜達成協議，假裝男女朋友回家省親。這樣的故事開頭是非常巧妙的，一是人物形象所具有的社會普遍性意義，讓敘事不再是一種個體經驗的表達，而是帶有一種普遍性的敘事經驗形成了對現實不斷的逼視與追問。在北上廣深這樣的一線城市，類似朱安身這樣的城市漂泊者租對象回家過年已不再是新聞了。像馬娜這樣經歷婚姻家庭的悲劇成為失足婦女這一角色的女性更是具有普遍性（關于失足婦女的問題可參閱潘綏銘教授的相關研究）；二是小說的開頭成為敘事的動力源，不斷推動故事的進一步展開。小說開頭設置朱安身在城市里一直是單身的角色。所以才有了要花錢雇傭一個淪落風塵的女子馬娜假裝自己的女友回家的故事情節。但是在這一細節里，暗含著兩個要交代的故事疑點。其一朱安身為什么一直單身？其二馬娜是如何淪落風塵的？尤其是前者，張學東用一種嵌套式的敘事方式，詳細敘述了朱安身在求學與工作后的情感遭遇，用以輔證小說敘事的合理性。在這篇小說中，主要故事以現在式在不斷發展與推進中，嵌套著人物過去的故事，而這些交代人物過去的故事與主要故事構成表里關系，過去的故事變成了主要故事所要“逼近”的“真相”（朱安身與馬娜作為沉浮社會底層的命運遭際）。這樣一來，嵌套其中的故事與主要人物被敘述者有機地統一在同一個敘事整體中。它們在故事的推進和發展中交叉混合形成一種敘事的張力，給整個敘事不斷地補充意義與緣由，使小說呈現出的現實更為深厚而廣闊。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再細細揣摩這篇小說的開頭，極具現實典型的兩個人物，演繹著一個現實中看似荒誕實則無奈的故事。張學東用近乎于解剖刀式的敘事策略來逼近與解剖著現實，呈現給我們一定的現實結構。

《阿基米德定律》這篇小說也呈現出張學東獨特的敘事語言。人們常說，在現實面前，所有的語言都變得蒼白無力。語言自身的表達缺陷無法完美地去還原現實，這就要求作家在描人狀物的過程中力求準確、形象。而張學東在此篇小說中，不斷用鮮活生動的語言去還原現實生活的質感，將豐富的閱歷與見識融入到對現實的深刻思考，以一種誠實的態度面對我們紛繁復雜的現實世界，這表現了作者在語言修辭方面的匠心獨運。據筆者粗略統計，本篇小說共使用了50多處比喻句，這些比喻句使所表現的對象更加形象、具體、生動，讓人易于接受，印象更加深刻。比如文中有一句“她一寸寸地挪移，猶如一條驚蟄過后，剛剛蘇醒的肥白的蟲子。”將身體挪移中的馬娜比喻成一條肥白的蟲子，既表現出馬娜當時的動作形態，又展現出了馬娜雪白性感的膚色。還有一句“老年人皮膚特有的那種薄脆感，使她摸著像一片顫顫巍巍的黃表紙。”形象地表現出老年人皮膚的那種干癟脆弱的特點。類似這樣形象巧妙的比喻句在小說中比比皆是。

再者就是這篇小說的語言除了形象、生動以外，還非常注重語言的象征意味（題目及人物的生存狀態便具有一種象征性），有種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美學效果。這一特點在小說每一小節的結尾處的那一段語言尤為顯著。不僅能夠很快地的完成故事的收尾，而且還營造出一種無奈、茫然的氣氛，這與小說整體悲劇的氛圍相一致。另外，這篇小說的語言也很好地做到情感的節制，文字冷靜、客觀，即便是表現高度緊張的沖突與人物的情感狀態，都盡可能做到敘事上的收斂，毫無恣肆之感，雖然不像新寫實小說那樣追求零度情感寫作，但張學東依然讓這場震撼人心的悲劇被敘述得如此平靜，甚至省略了暴力實施的具體細節，充分體現出了張學東敘事的老道。

我們在慨嘆《阿基米德定律》對現實世界格外真實的再現以及這個世界中同樣真實而復雜的人性經驗的敘寫的同時，也不得不嘆服作家對現實社會及人性的深刻思考。張學東作為一個有責任感的作家，關注著我們當下社會發展過程中所滋生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就像美國評論家蘇珊·桑塔格所說的那樣：“作家的首要職責不是發表意見，而是講出真相……以及拒絕成為謊言和假話的同謀。文學是一座細微差別和相反意見的屋子，而不是簡化的聲音的屋子。作家的職責是使人們不輕易聽信于精神搶掠者。作家的職責是讓我們看到世界本來的樣子，充滿各種不同的要求、區域和經驗。作家的職責是描繪各種現實：各種惡臭的現實、各種狂喜的現實。文學提供的智慧之本質（文學成就之多元性）乃是幫助我們明白無論發生什么事情，都永遠有一些別的事情在繼續著。”很顯然，正是依循著這樣的小說理念，所以張學東才在《阿基米德定律》中給我們展示出了這么一種真實深刻的人性世界與現實世界。

本文是寧夏哲學社科青年項目《新時期寧夏文學批評話語研究》（課題號：18NXCZW01）階段性成果。

黃昭霞，文學碩士，寧夏工商職業技術學院講師，主要從事當代文學的研究。許峰，寧夏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當代文學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