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詩歌

16世紀，西班牙所推行的“基督教與皇權并進”的殖民政策要求摧毀基督教時代以前的作品，但是起源于印度尼西亞一馬來西亞的菲律賓文化卻以口頭流傳的形式被保存了下來，至今仍然生機盎然。這些口頭詩歌的種類繁多，例如：用于播種和收獲時節的謎語詩歌與典禮詩歌，戰歌(庫閔坦)、哀怨情歌(坤蒂曼)、船歌(塔林道)、爭辯詩歌、史詩等。它們都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純粹的土著文化形式。然而，正是由于西班牙殖民當局不許被統治階級分享西班牙文藝復興的成果，土著文化復蘇的泉源總是長流不竭，這也是對統治者極大的諷刺。

以口頭方式保存本土文學的傳統使得原始的、甚至是現代的詩歌，無法與歌曲和戲劇相區分。鄉村節日中最流行的娛樂方式之一是“拜拉塔散”，即一種用詩歌進行的即興辯論，辯論優勝的標準是機敏才智，而不是道理與常識。屬于同一傳統的還有“杜普羅”和“卡拉加坦”，也是戲劇性的辯證詩體。按照社會習俗，這種詩歌用于守喪之夜，并在儀式的間歇當中用來緩解生者的哀痛。這種短詩經常在一開始就提出某種假設的指控;無辜者必須反駁辯解。失敗的一方要挨罰，交出一些物品，而只有在他能唱出一首辯詞“羅阿”后才可將其收回。下面是米沙鄢群島人唱的一段“羅阿”：

我種一顆檸檬樹，

樹葉婆娑如鉆石;

蔭涼護大眾，

人人得長生。

按照習俗，伊甫高人用兩天時間朗誦本族的史詩，其中《世界的起源》述說天地的開創和部族的祖先;《安哥傳》相當于印度的史詩《羅摩衍那》，描述眾神的集體生活。摩洛族人朗誦其史詩則需要一個星期。這些史詩因未受西方文化的影響而受到珍視。而伊洛坎諾族的史詩因在17世紀時受到基督教的影響，人們對它的評價便有所下降。

即使在借用外來主題或形式而創作的菲律賓詩歌中，本土文化的因素依然存在。結果這種混合而成的作品顯得非常奇特。教堂連禱文是一種由兩部分組成的特殊詩歌，一部分是領唱，另一部分是合唱。從對圣經的戲劇性誦讀中產生出一些描寫耶穌遇難的詩歌，要由即興創作的曲調伴奏，在復活節期間一連唱誦好幾天。1750年，摩洛族為了慶祝伊斯蘭教領袖阿里·蒙迪皈依基督教，曾經演出過勇士舞。這些舞蹈后來演化成了戲劇《摩洛—摩洛》。其情節夸張滑稽，生動地表現了穆斯林與基督教徒之間的矛盾沖突，但把宗教差異只是描寫成為一對異教情侶之間一現即逝的障礙。這類戲劇雖然都以基督徒的得勝而結束，但其高度創造性的表達手法，卻使劇中的比賽和求愛情節充滿了詩意，十分動人。歌頌騎士英雄氣概的傳奇、傳說以及宗教敘事詩歌，都取材于西班牙文化，加以夸張改編而成。但是這些詩歌在寫作形式上卻采用菲律賓詩歌的12音節或8音節詩行格式。作家弗朗西斯科·巴爾塔薩爾(1788—1862)在獄中作了一首著名的長詩《弗羅蘭第和蘿拉》，描述菲律賓的現狀。為了避免書報檢查可能帶來的問題，他將詩歌場景改為阿爾巴尼亞。因此，人們后來只是記著這首詩的他加祿語(菲律賓的主要語言之一)巧妙的措辭，而遺忘了詩的主旨和內容。

西班牙的殖民統治長達300多年。但是由于明顯的民族隔閡，菲律賓人直至19世紀末期才開始采用西班牙語寫詩。《萊莉與詩歌雜錄》(1880)是第一部由菲律賓人用西班牙語創作的詩集，作者是佩德羅·帕泰爾諾。這部詩集是在歐洲出版的。用西班牙語寫的詩歌一般都是小夜曲或抒情歌曲，用于娛樂或辯論。具有深遠影響的是何塞·黎薩爾所寫的愛國詩歌。他的《最后的分別》一詩作于1896年他臨刑前的一天。這首詩曾激起一場武裝起義。黎薩爾的詩歌和他同時代人的作品在馬德里出版，呼吁最高當局改變殖民政策，這些詩集后來被偷運回菲律賓。20世紀初在美國統治下，菲律賓出現了“十字路口文化”，其最杰出的作家有何塞·帕爾馬，他曾仿照黎薩爾的格調，用西班牙語寫作了《菲律賓婦女贊歌》，這首詩后來被采用為菲律賓國歌。

隨著教育的普及，英語對這個分別使用9種主要方言的群島民族走向統一的過程起到了促進作用。20世紀30年代，第一任菲律賓共和國總統奎松下令成立了以他加祿族語言為基礎的民族語言學院。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不久，他給用三種語言寫作的作品頒發了國家文學獎。得獎的一首詩歌是蘇盧埃塔·達·科斯塔寫的《像莫拉維那樣》。這是按照美國詩人惠特曼雄辯風格寫成的半敘事體詩，但模仿不夠成熟。這首詩吸引了許多以政治熱情代替藝術精神的沙文主義作家。直到何塞·加西亞·維拉的作品發表后，菲律賓詩人才體現出巧妙運用比喻、遣詞用語具有個人特色的風格。維拉是流亡在美國的菲律賓詩人，他的《我來到這里》(1943)和《第二卷》(1949)等詩集出色地表達了疏遠上帝、離鄉背井、期待贏得平等權利等主題思想。在《第二卷》中還有維拉獨特的“逗號詩歌”。為了表示每個字都有思考的分量，他不加區別地在每個字后都用上逗號，所以看起來這些符號倒像是詩句的“支架”而不是標點。遺憾的是，后人對于維拉的拙劣模仿，使得詩歌不成其為詩歌。現代菲律賓詩人大都在美國接受教育，他們用英語寫的詩歌也多在美國發表。這些作品比較成功地把作者的個人意境與菲律賓詩歌描繪生動場景、采用奇美語言的傳統以及新批評派摒棄過度感傷與冗詞贅語的形式主義，融為一體。埃迪特·鐵木波的宗教啟示詩影響很大。比恩韋尼多·桑托斯慶祝菲律賓獨立、歡呼菲律賓人重新獲得民族尊嚴的詩作更受到贊賞。亞歷杭德里諾·韋凡那既是詩劇家，又是英語詩刊《簽名錄》的編輯。他的詩作兼備現代詩的形式與傳統敘事詩的風格。在現代，他加祿語也成為菲律賓日常交際及文學創作的語言;但是英語對菲律賓詩歌創作的影響仍不可忽視。美國文學對于詩歌創作的生動性與具體性原則的強調，加速了菲律賓詩歌傳統的抽象浪漫主義和散文式詩歌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