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善論和良知論

孟子力主人性本善，他提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例如，看見嬰兒快要掉進井里，人們都會產(chǎn)生惻隱之心而去救援。這時并不考慮與嬰兒父母是否有交情，也不曾想博得鄉(xiāng)黨朋友的好名聲，完全是發(fā)自內(nèi)心、自然而然的。孟子由此推論：“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仁之端也。”“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義之端也。”“辭讓之心，人皆有之”“禮之端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智之端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告子》上）意謂道德觀念的萌芽如同身體四肢那樣為人生來所具有。孟子把上述“四端”稱為“良知”，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為此，他和告子展開激烈辯論。告子主張，人性無善不善，就像水一樣，決之東方則東流，決之西方則西流，所謂善惡在于后天的引導。孟子認為，水的本性就是向下，人的本性就是向善。人性論的討論，在中國持續(xù)了兩千多年。孔子只講過，“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作了更深入的論述。從他以后這個問題引起普遍關(guān)注，荀子、揚雄、王充、韓愈、張載……一直到毛澤東，許多人發(fā)表了意見，至今仍在探討中。

孟子認為，一個人如果能夠自覺地認識到固有的四端并加以擴充，就會成為君子；如果不能發(fā)現(xiàn)四端，而把它糟踐了，就成為小人。而“惡”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自暴自棄，“不能盡其才”；另一方面是社會環(huán)境的影響。“富歲子弟多賴，兇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殊也，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而擴充四端的辦法主要是養(yǎng)心和養(yǎng)氣。他說，“養(yǎng)心莫善于寡欲”，即減少物質(zhì)欲望的追求。養(yǎng)氣就是養(yǎng)“浩然之氣”。這個“氣”是一種精神狀態(tài)，它是“至大至剛”，“集義與道”而產(chǎn)生的。養(yǎng)氣要做到“不動心”，“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是一種很高的精神境界，是中華民族思想文化傳統(tǒng)的精華。

孟子提出，“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后知，先覺覺后覺。”歷代的杰出思想家，皆以此為己任，自覺擔當開發(fā)民智的義務(wù)，孫中山就是其代表。有些人抓住這句話中的“天”字，批評孟子宣揚天命論。這是皮毛之見。實際上古人把這兩個“天”皆體認為命運之天，規(guī)律之天；很少有人當成神靈之天。還有人批評先覺論是瞧不起人民群眾的認識能力。其實人的認識能力和認識有先后是客觀存在的，跟人的階級成分沒有必然聯(lián)系。

關(guān)于學習，孟子說過：“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這句話的字面意思可以理解為，要做學問，必須收攏懶散的心，集中精神，專心致志。“求放心”的深層哲學意思是通過內(nèi)省的方法，“反求諸己”找回散失的本有善性。孟子又叫“盡心知性”。孟子主張：“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知天”之后，則“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處的“知天”仍為自然之天，即了解自然法則。所謂“誠其身”就是“盡心”，也就是恢復和保持良知、良能，能夠這樣，就可以進入“萬物皆備于我”的境界，也就具備了做人的所有知識和才能。對于這句話怎么看，后人有許多解釋和批評，我們不打算在這里討論。

孟子聲稱，“人皆可以為堯舜”。這句話使人充滿向上的自信，和佛家的“人人皆有佛性”同樣了不起。那么，為什么又有大人小人之分呢？他從認識論上解釋說：“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大體”指心，“小體”指耳目感官。接著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告子》上）這個“天”指自然，所謂“大人”“小人”指道德上的君子小人，不是指勞心勞力的區(qū)別。意謂，耳目不能思維，容易被聲色等外物所蒙蔽、牽引而喪失人的本性。心才有思維的功能，經(jīng)過思維才能認識本性，不思維就得不到這種認識，這是自然的稟賦。如果人的本性長期為物欲蒙蔽，發(fā)展下去就會成為品質(zhì)低劣的人。如果經(jīng)常反思內(nèi)省，寡欲養(yǎng)心，久而久之，就會成為道德高尚的君子。我們沒有必要把這句話引申到政治上去劃階級。孟子看到了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區(qū)別，肯定理性認識的作用高于感性認識，強調(diào)發(fā)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在認識論史上是一個進步。不過，他太低估了感性認識的作用。他的認識論不如稍后的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