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十朋的愛情故事，主要見于古老戲文《荊釵記》的敷演。某些筆記，亦有點滴傳聞記載，但都遠不如《荊釵記》那樣完整動人，而且長久流傳于民間。

王十朋，史有其人，《宋史》卷三百八十七有他的本傳。十朋字龜齡，號梅溪，溫州樂清人。據(jù)汪應(yīng)辰《王十朋墓志銘》知十朋卒于南宋孝宗乾道七年(公元1171)，本傳說他“年六十”而卒，當生于公元1111年，即宋徽宗政和元年。作為歷史人物，他一生的主要活動，是在南宋建炎至乾道這半個世紀的時間里。

據(jù)《宋史》本傳記載，十朋“資穎悟，日誦數(shù)千言。及長，有文行，聚徒梅溪，受業(yè)者以百數(shù)。入太學，主司異其文。”顯然是一位頗有才華的人物。在南宋朝野戰(zhàn)和之爭中，十朋是主戰(zhàn)派，并多次上書皇帝，受到嘉獎，宋高宗認為他“經(jīng)學淹通，議論醇正”;他們意見多被采納，“其言大略施行”。孝宗朝，王十朋堅決地彈劾了丞相史浩，同時積極支持抗金將領(lǐng)張浚，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特別是對史浩的彈劾，成為宋史上一件有影響的事例。他不僅論列八條罪狀(懷奸、誤國、植黨、盜權(quán)、忌言、蔽賢、欺君、訕上)，而且，當孝宗接受了他的意見，貶史浩知紹興府，他仍然上疏反對，使孝宗“遂改與祠”。進而他還揭發(fā)了與史浩關(guān)系密切、行為不軌的史正志、林安宅等人，他們皆被罷官。這件事情，影響極大，甚至后人以為《荊釵記》的問世，與此事有關(guān)。(這個問題，下文還要涉及)。

十朋先后知饒州、夔州、湖州、泉州，凡歷四郡，政績卓著。自饒州移知夔州時，“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車從間道去，眾葺斷橋，以‘王公’名之”。“所至人繪而祠之，去之日，老稚攀留涕泣，越境以送，思之如父母。”作為封建社會的官員，王十朋的品德也是應(yīng)當受到稱贊的，他不僅“事親孝”、“友愛二弟”，而且在他以龍圖閣學士身份致仕并隨之而去世時，他的兩個兒子(聞詩、聞禮)“猶布衣”。僅此一點，亦屬難能可貴。

至于王十朋的婚姻愛情經(jīng)歷，正史則毫無涉及·《荊釵記》中所敷演的他與錢玉蓮悲歡離合、感人肺腑的愛情故事，某些筆記有所涉及，但僅為傳聞，而且那情節(jié)完全是另一回事。例如《甌江逸志》載：

此外，據(jù)《南窗閑筆》記載，錢玉蓮是宋代名妓，從孫汝權(quán)。某寺殿梁上題有“信士孫汝權(quán)同妻錢玉蓮喜舍”。總之，王十朋與錢玉蓮的關(guān)系究竟是父與女、學子與娼女或者夫妻，都是傳聞，無法深究。這里值得注意的是，玉蓮本娼家女的傳說。因為有玉蓮憤而投江的情節(jié)，所以，與《荊釵記》的內(nèi)容有蛛絲馬跡的聯(lián)系。

如果玉蓮本娼家女，王十朋與她有過一段時間的愛情交往，那自然會有很多情意纏綿的故事，不然玉蓮怎么會“心許嫁王”呢!更何況當王十朋狀元及第之后“不復(fù)顧”，玉蓮竟“憤而投江死”，可見玉蓮的一片癡情達到何種程度!而且，這又不僅僅是癡情，更有對王十朋背叛愛情的強烈的抗爭。顯然，這里的玉蓮，是一位值得同情的性格剛毅的女子。

不論這一傳聞有多少可信之處，但這種類型的愛情悲劇故事，在中國封建社會中，何止成千上萬!才子狎妓，或有真情，一旦騰達，背信棄義，娼女情癡，終遭遺棄，弱者忍辱，剛者抗爭，而結(jié)局都是悲劇。也許由于這種悲劇故事太多了，中國的老百姓都會講出幾段，因而，也就習以為常了。但是，倘若深思一下，這類愛情悲劇故事，包含著多少值得深思的問題!它從一個側(cè)面，反映著民族文化的某種特質(zhì)，民族心態(tài)發(fā)展的某種“苦難的歷程”。

如果《荊釵記》是在這樣的傳聞的“背景”下出現(xiàn)的，那問題又極為復(fù)雜了：一方面，《荊釵記》成了為王十朋文過飾非之作，使我們自然聯(lián)想到從棄婦背親的蔡伯喈到高明《琵琶記》的變化;另一方面，《荊釵記》又以它自己特有的情節(jié)故事，塑造了十朋與玉蓮忠于愛情的品格，為我們展示了新的境界。至于王十朋與錢玉蓮究竟是怎樣的關(guān)系，錢玉蓮的身份究竟是什么，那就只能如陸放翁所說：“死后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了。

(二)

《荊釵記》作為宋元四大古劇之一，在中國戲劇史，特別是南戲發(fā)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徐渭《南詞敘錄》“宋元舊部”中著錄了《王十朋荊釵記》，張大復(fù)《寒山堂新定九宮十三攝南曲譜》舊抄殘本，署有“吳門學究敬仙書會柯丹邱著”。但柯丹邱究系何人，已不可考;我們現(xiàn)在能看到的《荊釵記》，也顯然是經(jīng)過明人加工的本子。

《荊釵記》為我們敷演了這樣一個以王十朋、錢玉蓮為男女主人公的愛情故事：

王十朋父親早逝，賴母訓育成人，家境貧寒，“忝列庠生之數(shù)”。他才華出眾，為朋輩中之佼佼者。

溫城錢某，早年在太學曾試貢元，人稱錢貢元。膝下一女，取名玉蓮，年方二八。原配夫人早喪，再婚姚氏。一家三口，生活富足。欲招王十朋為婿，以繼百年，于是，請將仕南陽郡許文通為媒。

十朋之母，自謂家貧，“不敢應(yīng)承”。經(jīng)老將仕一再說合，終于同意，但是，家中一貧如洗，沒有什么東西可作聘禮，只好將一荊釵權(quán)作信物。王十朋十分慚愧：“這荊釵又不是金銀造，如何做聘財!”而老將仕則說，這荊釵雖不是金銀造，“管取門闌喜事婚。”

這門婚事，遭到玉蓮繼母的反對。同時又有豪富孫汝權(quán)請玉蓮姑母為媒，欲娶玉蓮。于是，孫富王貧，形成鮮明對照。玉蓮繼母、姑母，一致反對嫁王，而逼嫁孫氏。玉蓮則明確表明自己的態(tài)度：“謾威逼，斷然不與孫氏做夫妻”，“便刎下頭來，斷然不依允”。在這種情況下，繼母亦只能以不給房奩首飾為懲罰。玉蓮與十朋終于結(jié)為夫妻。

婚后半年，十朋將赴考，但缺少盤纏，而且走后婆媳二人失去依靠。岳丈錢貢元，對這些困難都一一給予以解決，將婆媳二人接到錢家居住。王十朋辭別親眷，“登山渡水”而去。春闈得意，一舉狀元及第。

當朝丞相萬俟卨，有一女，小字多嬌，“雖年及笄，爭奈姻緣未遂”，于是要招十朋入贅。十朋明確表示，自己已有妻室，且以“糟糠之妻不下堂，貧賤之交不可忘”的道理，予以拒絕。萬俟卨惱羞成怒，利用職權(quán)，進行報復(fù)：原派王十朋為江西饒州簽判，這里是魚米之鄉(xiāng);現(xiàn)改派廣東潮陽，這里是“煙瘴地面”。藉此“絕他歸計。”

在聽候派遣的時候，王十朋寄書家中。而這封家書被孫汝權(quán)弄到手，加以篡改，使這封報平安的家書變成了“入贅相府”之后給玉蓮的“休書”。這樣，在家中引起軒然大波。玉蓮繼母姚氏與姑母乘機強逼玉蓮改嫁孫汝權(quán)。而玉蓮則堅信王十朋不是負心人：“書中句都是虛，沒來由閑氣蠱，他曾讀圣賢書，如何損名譽”，“富與貴人所欲，論人倫焉敢把名污”，“他為官理民庶，必然守法度，豈肯停妻再娶”，“空白說要改嫁奴，寧可剪下發(fā)做尼姑”，“打死了奴，做個節(jié)孝婦;若要奴再招夫，直待石爛與江枯。”最后，她擬以一死抗爭到底：

這些沉痛哀婉的唱詞，雖不乏封建意識，但畢竟是對市俗偏見的控訴，追求清白和高尚的表白。至今讀之感人。

玉蓮?fù)督螅瑸樽唏R上任的安撫錢載和救起，并收為義女。而玉蓮家中人都以為她已經(jīng)死了。她的父親、婆母至為悲傷。

不久，十朋之母來到京師，見到十朋，備說原委。十朋知妻子守節(jié)投江，痛不欲生。只好與母親同赴潮陽任所。

幾年后，朝中丞相易人，新相獲悉王十朋政績卓著，于是升任吉安太守。

玉蓮在錢載和家中生活。錢載和獲知王十朋原來被委饒州僉判，而不知改為潮陽，于是派人到饒州尋找十朋。到饒州正逢饒州僉判王士宏全家因水土不服而亡，遂誤以為王十朋病歿。幾年后，錢載和認為，十朋既已亡故，玉蓮應(yīng)改嫁。這時王十朋已到吉安，時有鄧尚書為十朋說親。在一次“薦亡”的道場中，十朋與玉蓮偶然相遇，雙方都十分驚異，但終于未敢相認。

最后，錢載和開華宴，請來鄧尚書、王十朋，是為納聘，同時取出玉蓮荊釵，以為禮物。王十朋見此荊釵，百感交集，于是向眾人詳細陳述了這荊釵的歷史和他們夫婦的遭遇。同時，錢載和亦把玉蓮被救的往事訴說明白。王十朋與錢玉蓮終于相見團圓。

這個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表現(xiàn)了兩個品格高尚的人物。王十朋不做相府東床，不僅表現(xiàn)了他對玉蓮愛情的堅貞，同時也表現(xiàn)了他不慕榮華的高尚情操。雖然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他保持了值得贊美的品格。錢玉蓮的品格，更加令人敬佩，她是在被欺騙的狀況下，依然堅信十朋，堅持氣節(jié)的，這尤為難能可貴。她與丑惡勢力的抗爭，達到了“一死相拼”的程度，即寧死也不屈服!

《荊釵記》的故事感染著歷代讀者和觀眾，從平民百姓到帝王宮室，都有它的“知音”。《清升平署存檔事例漫抄》卷四記載著咸豐十一年二月初一日筆點唱的劇目，第一個就是《荊釵記》，而且要在當年夏天帶到避暑山莊去演唱。今天的昆曲舞臺上，《荊釵記》仍作為傳統(tǒng)劇目不時演出。

《荊釵記》結(jié)構(gòu)嚴謹，語言暢達，既很典雅也很通俗。這些方面的成功，使作品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表現(xiàn)。王十朋與錢玉蓮的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今后仍將會在民間長久流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