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崔曙庭

《晉書》一百三十卷，是唐朝初年官修的史書，一般題房玄齡等奉敕撰。在歷代官修史書時，多以當時的高級官吏為監修，實際上并不一定從事實際的編寫工作，成書以后，署名而已。唐初修《晉書》時，參加撰寫的有令狐德棻、敬播、李淳風、李延壽等二十余人，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三人為監修，因房玄齡官位最高，所以就題房玄齡等撰。有的本子也題唐太宗御撰的，因為此書不僅是唐太宗下詔修撰的，同時他還親自為《宣帝紀》、《武帝紀》、《陸機傳》、《王羲之傳》等四篇紀傳寫了“論”，稱為御撰也未嘗不可。

晉末距唐初已經有二百年，在這一段時間中，研究晉史的學者很多，據《隋書·經籍志》和《唐書·藝文志》所載，已成書的不下二十多家。唐太宗感到“前后晉史十八家”都不能令人滿意，于是乃下詔重修。這樣新的《晉書》修成以后，唐以前的各家晉書，就逐漸散失了，所以我們今天研究兩晉歷史時，《晉書》就成為主要的參考資料了。

《晉書》記事上起公元265年(西晉武帝泰始元年)，下訖公元420年(東晉恭帝元熙二年)，共計一百五十六年的歷史。全書有帝紀十卷，十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共為一百三十卷。帝紀十卷中，有西晉四個皇帝，東晉十一個皇帝，共是十五個皇帝。此外司馬炎以前的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雖未稱帝，因為是西晉的奠基人，仿《三國志》曹操的例子，也列入帝紀。十篇帝紀記載了十八個人的史事，有的是一人一紀，有的則是二或三人合為一紀。

《晉書》的十志，大體取法于《漢書》，幾個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志，如食貨、刑法、地理、職官等都具備了，只是沒有藝文和溝洫二志。《食貨志》敘事，追溯到東漢和三國，因為《后漢書》無《食貨志》，《三國志》各志均無，這樣《晉書》的《食貨志》就可以補前史之缺。不過這篇志較簡略，只有一卷書，是其不足的地方。《地理志》對于了解行政區劃和地理沿革本來是很重要的，但此志對西晉的情況，記敘較詳，而東晉部分，卻十分簡略，體例也不統一，多為后人所訾議。《天文志》、《律歷志》因為是長于天文、歷法的李淳風所撰，一般認為內容精確得體，是十志中寫得比較好的兩個志。

列傳七十卷，傳目與前史大致相同，不過它將后妃從《后漢書》的本紀中而移到列傳之首，為書二卷。在類傳中，新增了《忠義》、《孝友》、《叛逆》三個名目。唐代特別重視宣揚封建的孝道，所以它在修《晉書》時，特設“孝友”這個類傳。同時在其他傳中，也盡量載入這方面的內容，如《王祥傳》中，記載了王祥臥冰得鯉、黃雀入幕的故事，認為是由于孝道而感動了上天的緣故。唐玄宗還親自為《孝經》作注，也足以悅明統治者是多么重視孝道的宣傳。《晉書》最后一個類傳是《叛逆傳》，其中不僅記載了統治階級內部圖謀篡位的人，同時把農民起義領袖人物也擺在這個傳內，加以誣蔑。此例一開，后來的“正史”都采取這個辦法，將農民起義的事跡入“叛逆傳”。《晉書》在列傳中記事的一個特點，就是喜歡將一個家庭的成員，祖孫父子等放在一個傳內一起敘述，如同家譜一樣。如《謝安傳》中，謝安的兄弟子侄十余人，都在同一個傳內。又如《王羲之傳》中，把王羲之的兒子、孫子都放在一道敘述。這樣七十篇列傳就記載了七百多個歷史人物，雖然其中有的人事跡平常，不一定需要入史，但連類而及，擴大了記事范圍，還是有作用的。另外《晉書》參照了《漢書》和《后漢書》把重要的文章收入列傳的先例，也收錄了不少有用的文章。如《江統傳》的《徙戎論》、《劉毅傳》的《論九品中正》、《魯褒傳》的《錢神論》、《裴頠傳》的《崇有論》等，均是針對當時的歷史實際情況而發的著名文章。由于保存了這些文章，就為我們研究這一段歷史，提供了重要資料。

載記是《晉書》在本紀、列傳之外新設立的一個名目。從西晉末到東晉時期，我國北方先后出現很多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國家，歷史上稱為“五胡十六國”。這些國家既不隸屬于晉朝，當然也就不便放在本紀列傳之中，但是它又是我國境內與兩晉同時存在的政權，不能不載入歷史，所以就采用了“載記”這個名目。這樣來處理修晉史中所遇到的特殊問題，應該說也是一個創新。十六國中只有十四國入載記，另有前涼和西涼兩國入列傳。因為前涼張軌本為晉臣，而西涼李暠是唐朝李氏的祖先，編史者認為均不能入載記。載記實際上屬于國別史性質，與《史記》的世家相類似。歐陽修所撰的《新五代史》，即將十國事用世家的名目記載，而不用載記的名稱。北魏人崔鴻著《十六國春秋》一百卷，對十六國的史事，記載較詳，《晉書》三十卷載記的取材，大多出于此書。但是崔鴻的著作南宋以后便散失了，所以有關十六國的歷史材料，還得靠《晉書》的載記來提供。

從公元646年(唐太宗貞觀二十年)下詔修《晉書》，到公元648年(貞觀二十二年)書就修成了，歷時不足三年。官修史書便于集中人力和物力，所以成書較快，這是一個優點。但是正因為是官修，也帶來不少弊病。首先是回護和忌諱。既是官修，撰寫人就處處事事都要考慮官府的利害所在，忌諱的地方很多，而不能如實的需寫什么就寫什么。私人修史所受的約束就少一些，可以自由地貫徹自己的主張，充分表達自己的史學見解。其次，容易產生矛盾和錯漏。因為是眾手修書，參加的人良莠不齊，彼此之間又未必能合作無間，這樣往往在全書中出現前后矛盾，互不照應。如《馮紞(dān單)傳》說“紞兄恢，自有傳”，實際上本書并無馮恢傳。又《司馬彪傳》說彪曾上疏議祠南郊之禮，語在《郊祀志》。而本書十志中，并無《郊祀志》。唐修《晉書》時，既有諸家晉書在，同時其他有關晉史的資料也不少，為撰史者提供了豐富的資料，這樣本來可以把這部書寫得更完善一些。但是當時的史臣只在臧榮緒《晉書》的基礎上，稍加增刪，又采擇了《世說新語》、《搜神記》等一些筆記小說的內容，薈萃成書，對于其他各家晉史著作，并沒有廣泛地認真選擇，充分加以利用。所以后人對這部書并不十分滿意。劉知幾在《史通》中，就多處提出了批評。唐初駢文盛行，寫文章特別注意詞藻的華麗，撰《晉書》的人，也受了這種文風的影響，使得史文浮艷有余而篤實不足，這也是《晉書》的一個缺點。

前人研究《晉書》的成果，最早的有唐代何超撰《晉書音義》三卷。這部書附刻在《晉書》之后，可供參考。清人周濟撰《晉略》一書，共六十六卷，可以說是《晉書》的一個簡本。清末吳士鑒作《晉書斠(通校)注》一書，廣泛搜集各家的成果，匯總起來，僅清代人的有關著作，就達一百四十余種，是比較完備的一個注本，是研究《晉書》的人必不可少的參考書。中華書局1974年出版的點校本《晉書》，附有何超的《晉書音義》，校勘也比較詳細，最便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