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張翼之

我國古代很早就出現了編年體史書，東周時期，各諸侯國都設置史官撰寫本國的編年史。其中，燕、齊、宋、魯等國均稱《春秋》；也有別定他名，如晉稱《乘》，楚稱《禱杌(táowù)》等等。墨子說他見過“百國春秋”，可見，“春秋”既是春秋時代各國國史的通名，又是魯國國史的專名。

現存的《春秋》一書，記載了上自公元前722年(魯隱公元年)，下至公元前481年(魯哀公十四年)間的歷史，包括十二個魯君，共計二百四十二年。但它還只是魯國國史的一部分，因為從時間上講，隱公以前和哀公十四年以后的歷史，都沒有記載。從內容上講，它又把記載的范圍擴大到了魯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對當時天下大勢的演變情形，也作了廣泛的記載。

關于《春秋》的作者，自《左傳》的作者以來，多說《春秋》為孔子所修。《公羊傳》甚至說，有一種叫《不修春秋》的書，是未經孔子修改的《春秋》的原本，現今的《春秋》是經孔子修改過的。孟子更進一步說，《春秋》是孔子所作。但經過后世史學家的深入研究，有的認為上述的種種說法，都是不可信的推測之辭。他們舉出《公羊傳》和《谷梁傳》都在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寫上“庚子，孔子生”；《左傳》也在魯哀公十六年寫上“夏四月己丑，孔丘卒”這樣的話。從這兩個例子看來，孔子修《春秋》的說法，是難成立的。因為他不會自稱“孔子”，又不能預知自己該什么時候死的。孔子同《春秋》的關系，只知道他曾經把這部書作為他教學生的教材。而且，經孔子這么一用，《春秋》從那時起便逐漸流傳到了民間。以后，再由孔門弟子一代一代地傳述下去。這些孔門弟子為了紀念孔子，有的就在書上加上了孔子的生年或卒年，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還有所謂“春秋筆法”，前人說孔子刪修《春秋》，意在“寓褒貶，別善惡”；又說，孔子要做到“微而顯”，“志如晦”，“婉而成章”，因而，字字寓褒貶，后世學者應從它的字里行間去搜尋微言大義。這樣一來，便弄得跟猜謎一樣，越搞越玄。例如，在《春秋》這部書里，對諸侯國國君的稱呼，有這么幾種情況：魯僖公以前，多稱之為“某人”，而不稱“某侯”。隱公十年“翚(huī)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這里的“齊人”實是齊僖公，“鄭人”實是鄭莊公，卻又不稱他們“齊侯”、“鄭伯”；魯僖公以后，僅僅對秦、楚兩國之君有時才稱“秦人”、“楚人”；魯宣公五年以后又一變，就連秦、楚兩國之君，也不稱“人”，而稱“秦伯”和“楚子”了。象這樣的例子還很多，這種稱呼的改變，不是因為孔子在這些問題上“寓褒貶”，而是反映了由于時間的推移，形勢的變化，在這兩百多年的時間里，記事的太史一個接一個，他們各有各的師承關系，各有各的政治傾向和學術觀點，從而出現了前后筆調不一致的地方。

魯國史官編纂《春秋》的目的，固然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但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春秋》對于諸侯們無聊淫穢、納賄助亂、仇殺奔逃等事，也敢于揭露，甚至，對周天子也不客氣。如隱公元年，就記載了周平王向魯惠公的妾仲子贈赗(fèng，送給喪家的送葬的東西)的事。《存秋》的作者認為這是為君的不守君道，不成體統，記上這一筆，為的是讓后來的統治者有所警惕。

《春秋》是春秋時期各國史書中幸存的一部，其余的所謂“百國春秋”都亡佚了。而且，春秋以前的夏、商、周都沒有史書流傳下來，《尚書》中的某些篇，只稱得上是古史的片斷，后來，西晉初年在汲冢出土的《竹書紀年》，也只是一個拼湊起來的殘本。因此，《春秋》是我國最早的編年體史書，幾千年來，一直受到重視，是由它的價值所決定的。

在寫法上，《春秋》過于簡潔，這部記載了二百四十二年歷史的史書，總共只用了一萬七千個字，敘述史事又省略史實過程，僅記結果或結論，要讀懂它，弄清每事的原委，實在不容易。如隱公八年，在一條里只記下了一個“螟”字，它僅告訴人們，這年發現了螟蟲，具體在什么地方?是否成了災?是看不出來的。所以，后世的學者，對《春秋》作了許多的引申和解釋。《春秋》又被儒家各派尊為“經”，對它的解釋稱為“傳”。到了漢代，這種“傳”已有五種之多。包括《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谷梁傳》、《夾氏傳》和《鄒氏傳》各十一卷。后兩傳早已亡佚，現存的前三傳，就被稱為“春秋三傳”，是我們讀《春秋》時應著重對照和參證的。只是，《左氏傳》一書，有很多學者認為它不是解經的，它本是獨立的歷史著作，應名為《左氏春秋》。

《春秋》記載最多的是政治活動，其中又以各國之間的征戰比重最大，占了全書的百分之四十；會盟和朝聘各占百分之二十；婚喪、祭祀等占百分之十；還有百分之十，專記日月食、星變、蟲災、地震、山崩、雨、霜、雹、冰、水旱等自然史方面的變化情況，這實在是很可寶貴的一份歷史資料，長期以來，卻不為人們所重視。我們知道，古代的社會生產活動，最主要的是農業生產，在科學不發達，生產力低下的古代，自然變化對人類生產和生活的影響尤為密切。就據《春秋》所記，我們可以作這樣的推算：在這段時間里，我國黃河中下游地區，有三十年發生了干旱，時間又集中在夏歷的五、六、七三個月，這正是莊稼開花、打苞和結實的時節，對農業生產十分不利。又如水災和蟲災，前者發生九次，后者發生十四次，也都發生在夏秋之際，對農業的危害自然很大。而且，這五十三次水、旱、蟲災，有四十八次集中在桓公五年到襄公二十四年這一百五十八年里，平均每三年多便發生一次，有的年份，幾種天災同時發生，有時接連幾年降災不已，這些都為說明這個時期黃河中下游一帶，人民生活的痛苦程度和社會經濟的殘破狀況，提供了具體的歷史資料，這自然是十分珍貴的。

《公羊傳》

《公羊傳》十一卷，相傳為齊國人公羊高所撰。公羊高是孔門弟子子夏的學生，他口述《春秋》的微言大義，四傳至玄孫公羊壽。漢景帝時，公羊壽和他的學生齊國人胡毋子都最后著錄成書，即今本《春秋公羊傳》。

《公羊傳》是專為解釋《春秋》而寫作的，它不是用史實去疏證經文，而是逐字、逐句地解釋《春秋》，以問答體逐層闡說大義。它的史料價值不高，但卻能使讀者理解《春秋》的字義，對了解先秦時期的名物制度和禮儀制度有一定的價值，如春秋時期的“士”是一個復雜的階層，《公羊傳》就列舉出“士”有“元士”、“上士”、“中士”、“下士”和“士民”等等，這就為研究春秋時期的階級關系提供了資料。還有對“初稅畝”的解釋：“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也較為明確。此外，對井田制的解釋，也都很值得重視。

西漢時期解經，以公羊家學派最為盛行。《公羊傳》在漢景帝時成書，是適應時代的需要而產生的。公羊學家以現實觀點解經，被稱為“今文經學派”，在政治上，他們主張“大一統”，對于鞏固漢代封建國家的統一，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有其積極作用。

《公羊傳》的注釋本有東漢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詁》(唐徐彥疏)，收編于《十三經注疏》中。清代有劉逢祿的《公羊何氏解詁箋》和《公羊何氏釋例》以及陳立的《公羊義疏》等。

《谷梁傳》

《谷梁傳》十一卷，舊題谷梁赤撰，赤或作喜、嘉、俶、寘、淑。相傳他和公羊高同為子夏的弟子，《谷梁傳》是他的后傳弟子，根據他的口述記錄，在西漢時著錄成書的。

《谷梁傳》也是專為解釋《春秋》的。其起訖年代及體例，都和《公羊傳》相近，雖彼此詳略不同，又互相補充和引用，但《谷梁傳》比較審慎、質樸，是研究戰國、秦、漢時期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

注釋《谷梁傳》的有晉代范寧的《春秋谷梁傳集解》和唐楊士勛《春秋谷梁傳疏》，合編于《十三經注疏》中。清代鐘文烝撰《春秋谷梁傳補注》二十四卷，兼采漢學、宋學，對范寧的《春秋谷梁傳集解》加以補充，是清代學者注解《谷梁傳》較為完備的一種，收入《皇清經解續編》。近人廖平的《谷梁古義疏》也可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