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張翼之

《東華錄》是以《清實錄》為主要材料來源，按時間順序輯錄而成的。

實錄是所謂帝王之書，帶有機密性，撰修的目的不是為了流傳民間，而是為以后修“正史”積累資料。所以，每種實錄修成之后，只抄寫幾部，放在秘閣，只有史館的史官，因為修史的需要，有機會得以詳細閱讀。《東華錄》就是清代的兩位史官蔣良騏和王先謙先后輯錄而成的。又因為清代國史館設在北京東華門內。于是，他們都把自己輯錄的書叫《東華錄》。

蔣良騏(公元1723－1789年)字千之，一字嬴川，全州(今廣西全州縣)人，1751年(乾隆十六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1765年國史館重開，他充任纂修官，得以閱讀實錄，并纂輯自太祖天命年間至世宗雍正十三年，包括五帝六朝的重要史料，編成三十二卷，稱《東華錄》。到光緒年間，又出現了另一種《東華錄》，是王先謙纂輯的。王先謙(公元1840－1917年)字益吾，號葵園，湖南長沙人。同治年間進士，一生致力于古籍和歷史文獻的編校刊印工作。光緒年間曾充任史官，后官至內閣學士。他仿照蔣氏《東華錄》的體例，先纂輯乾隆、嘉慶和道光三朝實錄中的史實，成二百三十卷，稱《東華續錄》。后又以為蔣氏《東華錄》太簡，于是重新纂輯雍正以前的史實一百九十五卷，并同他的《東華續錄》合稱《九朝東華錄》。以后，就好象比賽一樣，有個叫潘頤福的人，輯《咸豐朝東華錄》六十九卷。之后，王先謙又輯《同治朝東華錄》一百卷，再合以前所輯總稱《十一朝東華錄》，共五百九十四卷。在公元1884－1891年間，曾先后以木刻和鉛印本流傳于世。

近代學者有人認為王氏《東華錄》較蔣氏《東華錄》詳盡，王書既出，蔣書可廢。這種看法是片面的。蔣書雖較簡略，但它所根據的實錄，是乾隆年間最后修改以前的舊本。因此，它保存了王書和傳世《清實錄》不愿收載的包括政治和經濟的許多重要史料，對于研究清初歷史有其重要的參考價值。如順治年間朝廷諫官議論圈地和逃人法受到皇帝譴責。給事中李裀就因于1655年(順治十二年)正月奏言逃人法立法過重，株連太多，結果落得個流徙尚陽堡的下場。1691年(康熙三十年)御史陸隴其因上疏指責捐納、保舉的危害，為朝臣所忌，康熙帝也說他“懵(měng)憤不知事情”，差一點被革職、發配。

還有一些方面，也很重要。蔣良騏在纂輯過程中，不專鈔實錄，其他文獻著述重要的也采用。經皇帝批示的大臣題本即“紅本”，是反映當時軍國大政的重要歷史檔案，書中就多處采用。此外，保存重要的原始文獻資料，也是蔣錄的特點之一。如順治元年史可法答多爾袞書，實錄不載，系據原札錄出；康熙元年，永歷帝致吳三桂書，南明野史也不載，系從《清實錄》錄出。

總之，兩部《東華錄》詳略不同，互有短長，各自為研究清代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價值，讀者不可偏廢。

繼《十一朝東華錄》之后，公元1909年(宣統元年)朱壽朋又纂輯出版了《東華續錄》，通稱《光緒朝東華錄》二百二十卷，起于1875年(同治十三年)止于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光緒朝這三十四年，正處于中國封建統治總崩潰的前夜，是各種社會矛盾激化的時代。而本書所輯的材料，數量多，涉及面廣，如內政、外交以及經濟生活和種族矛盾等方面的材料都異常的豐富。這就為研究清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史實。

本書同《十一朝東華錄》比較，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它的成書在實錄之前，所以，對朝臣們的奏報盡量全文照錄，這就豐富了光緒一朝的歷史內容，因而也為后來編纂的《德宗實錄》所不及。

本書在1909年由上海集成圖書公司排印過。中華書局在1958年根據集成圖書公司排印本加以整理后重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