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宋代學者朱熹的說法，“賦者，鋪陳其事而直言之也。”可見“賦”就是直接地敘述、描寫或抒情。如《詩經·魏風·伐檀》中的“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直接敘述砍伐檀樹的情形；陶淵明《歸園田居》中的“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直接描寫村居生活的情景；同一詩中的“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則直抒胸臆。它大體上相當于散文、小說中的白描手法，這是寫作的基本功。陶淵明的詩基本上全用白描，即“賦”法，是最見功力的。

所謂“比”，朱熹說是“以此物比彼物也”，實際上就是打比方。《詩經·魏風·碩鼠》：“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汝，莫我肯顧”通篇作比。把奴隸主比作貪吃的大老鼠，以表達對貪得無厭的奴隸主的譴責之情。

而最體現我國古代詩歌的特色并把它帶入藝術殿堂的卻是“興”。朱熹說：“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現代漢語有“興起”一詞，可見興者，起也，觸物以起情。許多中外學者認為，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思維方式是直覺型的，而不是分析型的。所以見到某些景某些物，很容易勾起某種感情來。而我們的詩人又比常人感覺敏銳得多，“見花流淚，對月傷悲”，觸物生情，發而為詩——詩，就是這樣觸發出來的，而不是“做”出來的。“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人家少婦本來是歡天喜地的上樓賞春景，都怪你小路盡頭那一團團籠著綠煙的柳色，勾起了少婦思夫的愁苦：何必讓丈夫遠走他鄉，求官拜爵，丟下奴家獨守空房呢!這里，正是“楊柳色”觸發了少婦思夫之情，詩人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細節，才成就了這首名作。

粗加歸納，我們就會發現，在我們的民族傳統中，以下幾種景物最容易觸發我們的古人特別是詩人的感興，所以這方面的詩作也特別多：

紅豆、關雎、鴛鴦最易引起情人的相思，所以有“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勸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閑引鴛鴦花徑里，手挼紅杏蕊”等等很多詩作。

春草、月光、流水、鴻雁常是思鄉懷人的觸媒。有以下詩句為證：“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思君如流水”、“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

大山、大河、大海、大風最易激發壯志豪情。于是產生了大量豪放詩篇：“西岳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落花、落葉、秋風、秋雨最是惱人，身世飄零之感、悲涼惆悵之情由此而生。此類詩篇也最多：“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無邊落木(落葉)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秋風秋雨愁煞人”。

不只是具體的景物，有時色彩、聲音也是詩人觸發情感的媒介。《詩經·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中詩人不正是從開得火火爆爆的桃花那燦若紅霞般的色彩(暖色)，聯想到火火爆爆的婚慶場面嗎?而《詩經·小雅·車攻》“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中的馬鳴聲，恰興起了全詩對出獵隊伍齊整的描繪。

前人論詩，常常比興兼提。其實二者雖在表現形式上都很形象，但在思維方式上卻有本質的區別。正如加拿大華裔學者葉嘉瑩先生所說：“‘興’的感發大多由于感性的直覺的觸引，而不必有理性的安排。而‘比’的感發大多含有理性的安排。前者的感發多是自然的，無意的；后者的感發多是人為的，有意的。”這已經涉及了心理美學的范疇。所以，日本當代美學家今道友信也曾說，“興”是一種情感的“興騰”——“垂直地興騰起來”。換句話說，“興”是從外物直接上升到情感的層面，躍過了中間的邏輯推理的階段。所以詩人寫詩之時，往往熱血沸騰，如神靈附體，詩成之后，你問他表達了什么，往往說不清楚。倒是評論家們說得頭頭是道。所謂詩憑感發，“不涉理路”，就是這個道理。因此，有些詩中的起興很像比喻，如前面說到的《關雎》，詩中相向和鳴的關雎鳥與熱戀中的情人似也有“相似點”，但從本質上說，還是觸景生情，是直覺思維的產物，還是“興”，至多叫它興中有比。附帶言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