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祖宅上有棵老棗樹，這棵老棗樹，直徑有一尺多粗，小時候我兩個胳膊摟不過來。爺爺說，他記事的時候就這么粗，誰栽種的已無從考證。它就長在東屋門口北側，北屋門口東側。到我記事的時候，這棵老棗樹歷經百年仍枝繁葉茂，它的樹冠能罩住多半個院子，為我的童年生活帶來諸多樂趣。我經常在樹下和小伙伴玩耍做游戲，夏天和大人們一起在樹下乘涼吃飯，尤其是棗花開的時候，甜滋滋的香氣彌漫著整個院落。每年的八月十五晚上，當月亮升起的時候，媽媽就在棗樹下放上一個小桌，桌上擺好月餅、梨和棗等供品，為月姥娘上供。這時，我和弟弟妹妹們都不離左右的跪在后邊，上完供我們就能分得一些供品吃。五六歲的時候，我就把家里的方凳放在樹下，先爬到凳子上，再從凳子上爬到樹杈上，坐到樹杈上玩耍，再稍大些的時候，又從樹杈上爬到東屋的房頂上，爬樹上房如走平地。棗子熟了的時候，紅紅的棗子綴滿枝頭，非常好看。每到這個時候，我幾乎每天都要爬到樹上去吃棗。這是一棵零棗樹，棗子長得不是太大，但很脆很甜，有的棗子在樹上就崩開了口，掉在地上就摔裂了，吃起來口感像現在的冬棗。每年棗子熟了之后，媽媽就摘一部分，讓我用小籃分送給胡同里的鄰居們，讓大家都品嘗品嘗，共同分享大自然恩賜的碩果。

更令人難忘的是，這棵棗樹還是一棵救命樹。1960年是三年困難時期最難熬的一年，7月是青黃不接的月份，麥吃完了秋還下不來，一家人全憑野菜度日，這時的青棗蛋子就成了好東西。媽媽把青棗蛋子打下來，煮熟了分給我和弟弟妹妹們吃，這真是救命的棗啊！記得有一天中午，日頭曬得特別毒，母親在廚房里為我們煮棗，因為燒柴不好，一股股濃煙從廚房里冒出來，嗆得母親直咳嗽。我和弟弟妹妹都眼巴巴在廚房門口地上蹲著等吃棗。母親停火了，恰好，這時父親也從邢臺回來了，全家人都很高興。當時，父親在邢臺鋼鐵廠當工人。父親剛坐下，村上外號叫拽子三的民兵跟著進了我家。說起這拽子三，村民們都很恨他，怕他。都說他是村干部的狗腿子，整天不務正業，以看秋護麥為名，橫行鄉里，欺負百姓。麥秋時節，社員上工看不見他，社員下工，他站在村口，瞪著賊溜溜的小眼，不管男女老少，閨女媳婦，都要挨個在身上摸一遍。當時生產隊成立集體食堂，不允許社員家里灶上冒煙，誰家冒煙，他發現了就跑去把人家的食物搶走。低指標，瓜菜代，村民們都餓得骨瘦如柴，他在集體食堂貪吃，胖得像個肥豬，走起路來一拽一拽的，他本姓金，弟兄排名老三，沒人叫他大名，送他外號拽子三。他的到來，全家人都倒吸一口涼氣，生怕他把煮熟的棗子兜走。父親見拽子三進來，忙為他遞上一顆煙，寒暄了幾句。拽子三從我家走的時候，看見廚房的灶臺上正冒熱氣，他一拐進了廚房，掀開鍋看了看是一鍋青棗蛋子，沒說話，腆著臉就走了。一家人這才放了心，那頓青棗蛋子吃得特別香甜。那年冬天，拽子三得了肝炎氣鼓，肚子脹得老大，難受地在村邊轉悠，一群孩子在后邊喊叫“拽子三大壞蛋”，氣得他直喘粗氣。不久，就死掉了，也真是惡有惡報啊！

老棗樹不僅救了我們的饑，而且還為我家解除了一場大災難。滿清時期，我們那個地方是山東冠縣的插花地，也就是在直隸境內從梨元屯往北劃出二十多個村莊，歸山東冠縣管轄，是當時清政府為知縣設的養廉地，也叫飛地。因為它遠離山東冠縣本土，清政府規定，這二十多個村莊上繳的錢糧不上繳國庫，由知縣自由支配，類似現在的縣市長基金，當然，在使用上比現在更寬松自由。飛地二十多個村莊周圍都不歸直隸管轄，而分別歸山東臨清、館陶等縣管轄。這樣，就在直隸山東兩省交界的清涼江以東、衛運河以西形成了飛地挨飛地的狀況。清政府的政策是隔縣不管人，在這塊飛地里殺人搶掠、作奸犯科，逃到另一塊飛地就沒事大吉。因此，在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一百多年的時間里，這里是官管不到位，百姓不安寧。地痞流氓雜牌橫行，老百姓通常叫他們“老雜”，“老雜”之間還經常火拼斗毆，他們打家劫舍，欺男霸女。如果“老雜”看中了誰家閨女，誰家就要遭厄運。提起“老雜”來，村民是又恨又怕，以至后來，誰家孩子調皮哭鬧，大人就會說，別哭鬧了，“老雜”來了，于是，小孩子也就不哭鬧了。爺爺告訴我，他小時候，有一天深夜，被突然的吵鬧聲驚醒，我家屋頂上上了好多人，把曾祖母和爺爺及兩個正值年少的老姑奶奶都嚇壞了。因為，曾祖父去世較早，家里就曾祖母帶著幾個孩子討生活，在那個世道里，我們家是窮苦農民弱勢群體中的弱勢家庭，沒有任何抵御災害風險的能力。 正在全家人提心吊膽膽顫心驚的時候，忽聽噪雜聲中一個人說，不是這一家，那一家沒棗樹。話音剛落，房頂上的人就散去了。第二天，人們就紛紛議論，街坊鄰居家一位姑娘被“老雜”搶走了。正是這棵棗樹使我們家免遭一劫。文革開始前后，這棵棗樹進入了它的暮年，枝葉日漸衰敗，就不掛多少棗了，有些枝干也開始衰老死亡。父母商量并征得爺爺同意，就把這棵棗樹鋸掉了，賣給了一個做梭子的，把所賣的錢給爺爺改善了伙食。

這棵老棗樹為我家帶來了大自然無窮的恩惠，也為我留下了無盡的思念，后來我在院子里又種了一棵棗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