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日奎:游釣臺記

鄭日奎

釣臺在浙東，漢嚴先生隱處也。先生風節(jié)，輝映千古，予夙慕之。因憶富春桐江諸山水，得藉先生以傳，心奇甚，思得一游為快。顧是役也，奉檄北上，草草行道中耳，非游也。然以為游，則亦游矣。

舟發(fā)自常山，由衢抵嚴，凡三百馀里，山水皆有可觀。第目之所及，未暇問名，頷之而已，惟誡舟子以過七里灘必余告。越日，舟行萬山中，忽睹云際雙峰，嶄然秀峙，覺有異，急呼舟子曰：“若非釣臺耶?”曰：“然矣。”舟稍近，迫視之，所謂兩臺，實兩峰也。臺稱之者，后人為之也。臺東西跱，相距可數(shù)百步，石鐵色，陡起江干，數(shù)百仞不肯止。巉巖傲睨，如高士并立，風致岸然。崖際草木，亦作嚴冷狀。樹多松，疏疏羅植，偃仰離奇各有態(tài);倒影水中，又有如游龍百馀，水流波動，勢欲飛起。峰之下，先生祠堂在焉。意當日垂綸，應在是地，固無登峰求魚之理也。故曰：“峰也，而臺稱之者，后人為之也。”

山既奇秀，境復幽茜，欲艤舟一登，而舟子固持不可，不能強，因致禮焉，遂行，于是足不及游而目游之。俯仰間，清風徐來，無名之香，四山飄至，則鼻游之。舟子謂灘水甚佳，試之良然，蓋是即陸羽所品十九泉也，則舌游之。頃之，帆行峰轉，瞻望不及矣。返坐舟中，細繹其峰巒起止，徑路出沒之態(tài)。惝恍間，如舍舟登陸，如披草尋磴，如振衣最高處，下瞰群山趨列，或秀靜如文，或雄拔如武，大似云臺諸將相，非不杰然卓立，覺視先生，悉在下風，蓋神游之矣。思稍倦，隱幾臥，而空濛滴瀝之狀，竟與魂魄往來，于是乎并以夢游，覺而日之夕矣。舟泊前諸，人稍定，呼舟子，勞以酒。細詢之曰：“若嘗登釣臺乎?山中之景何若?其上更有異否?四際云物，何如奇也?”舟子具能悉之，于是乎并以耳游。噫嘻!快矣，是游乎!

客或笑謂：“鄭子是未出舟中一步，游于何有?”“嗟乎!客不聞乎!昔宗少文臥游五岳，孫興公遙賦天臺，皆未嘗身歷其地也。余今所得，較諸二子，不多乎哉?故曰：以為游，則亦游矣!”客曰：“微子言，不及此。雖然，少文之畫，興公之文，盍處一焉以謝山靈?”余竊愧未之逮也，遂為之記。

這篇游記寫得很特別，作者并沒有真正去游嚴子陵釣臺，只是舟行富春江，于七里瀧遙望釣臺而已，故文章采用了虛實相結合的手法，融描寫于相象和議論之中，為游記中別開生面之作。

釣臺在漸江桐廬縣城西的富春山，山半有兩磐石，聳立東西，下臨富春江，相傳東為嚴子陵釣臺，西為謝翱慟哭處。作者從仰慕嚴光的高風亮節(jié)寫起，首先點出釣臺令人神往的原因，全文由此而展開，作者雖然沒有用很多筆墨去寫嚴光的品行事跡，但在寫山水的奇景中，一個高士的形象時時隱藏其中。如寫初見釣臺時：“舟行萬山中，忽睹云際雙峰，嶄然秀峙，覺有異。”又如說近看釣臺：“巉巖傲睨，如高士并立，風致岸然。崖際草木，亦作嚴冷狀。樹多松，疏疏羅植，偃仰離奇各有態(tài)。”雖寫山水，卻儼然如狀繪一位風高格逸的隱士，作者筆下的山水與人物是渾然一體的，這就應合了他開頭所說的：“富春桐江諸山水，得藉先生以傳。”將山水的清麗秀特與人物的清標亮節(jié)結合起來，雖為寫景，而景中有人。又如他寫神游一段：“下瞰群山趨列，或秀靜如文，或雄拔如武，大似云臺諸將相，非不杰然卓立，覺視先生，悉在下風。”所說云臺將相，指漢明帝思東漢中興名臣，遂命畫鄧禹、馬成等二十八將于南宮云臺，世稱云臺二十八將，這些將領雖然有的文秀，有的勇武，卻為一時豪杰，然與嚴光超然物外的氣度名節(jié)相較，自然略遜一籌。因而，作者將周圍群山比作云臺諸將，而高出眾山之上的釣臺隱然就是嚴光的化身了。所以我們讀此文時，雖然沒有看到作者對嚴光過多的贊美，然其精神始終與山水同在。文章力求寫出七里瀧一帶山水的秀奇幽茜，意在刻劃出山水的精神，而不在于模山范水的形似之言。這種舍形取神的描寫，正是本文寫景狀物方面的特色所在。

文章的布局也獨具匠心。先寫自己對釣臺的心馳神往、思得一游為快，旋即提出了“游”與“非游”的問題。既說“非游”，又說“然以為游，則亦游矣。”于是令讀者頓生疑團，給全文設下了一個懸念。第二段是實寫，描述七里瀧一帶的山光水色與遙望釣臺的所見，并辨識了所謂“兩臺”實為兩峰;垂釣之處并不在山巔，而在山下嚴光祠。言之鑿鑿，合乎情理。第三段則純從虛處落筆，歷敘目游、鼻游、舌游、神游、夢游、耳游等諸般感受。這里作者充分發(fā)揮了想象力，寓情于景，體現(xiàn)了徜徉山水間的自得之意以及與自然冥契的神游境界。最后一段借與客問答生出議論，以為歷來文人墨客就有臥游的經(jīng)驗，以宗炳和孫綽為陪襯，說明自己雖非身登釣臺，但也可以為游的道理，回答了開頭提出的問題，首尾綰合，并道出作文的緣起。全文翻空出奇，布局巧妙，避開了一般山水游記的窠臼，以虛實相兼的手法寫出，有描繪，有議論，有抒情，有辨證，足見作者運思的精巧與駕馭文字的嫻熟技巧。文章結構完整，富于變化，如一座精工細雕的工藝品，雖盈尺之間而玲瓏剔透，令人賞愛不絕。

作者是一位風流儒雅的文人，他之所以登山臨水，并不在追求對自然的征服，而是尋求一種對自然的觀照，在對自然的觀照中達到心靈的滿足。因而，他的出游，如同王子猷的雪夜訪戴，不在至與不至，而在于興盡和意到。他雖未登上釣臺，然而通過目游、鼻游、舌游、神游、夢游，已達到了山水與人之間的溝通，于是他的心意滿足了，并由此而生出一篇美麗的散文，這就是典型的中國士大夫文人心理的表現(xiàn)。他們的出游、作畫、作賦、作文無非是宣泄個人的情意，追求一種清高絕俗的精神境界而已。這正可解釋我們在讀此文時常常感到的一個疑問：作者為何心儀嚴光而對宋末的志士謝翱羽登西山慟哭文天祥的事只字未提呢?這是因為康熙年間的士大夫已不復有明清之際黃宗羲、顧炎武等人的遺民心理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種寄情于千古如斯、靜穆偉大的山水自然之中求得隱遁和解脫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