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戲劇《孔尚任和《桃花扇》》鑒賞

繼《長生殿》之后，孔尚任的《桃花扇》也經過作者十載經營，三易其稿而問世了。孔尚任(1648-1718)，字季重，號東塘，又號岸塘，又號云亭山人，山東曲阜人，他是孔子六十四代孫。孔尚任青年時期在石門山生活和讀書，1684年也就是他三十七歲那年冬天，康熙到曲阜朝拜孔廟，孔尚任為康熙講解《論語》，并為康熙導游，受到嘉獎，“從優額外授為國子監博士” ，開始了仕宦生活。進京后的第三年，他就被派往江蘇沿海一帶疏浚黃河海口，直到一六九○年方回北京。江淮治水四年，他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對官場黑暗有了認識。一六八八年在揚州寫的《待漏館曉鶯堂記》中寫道： “今來且三年矣，淮流尚橫，海口尚塞，禾黍之種，未播于野; 魚鱉之游，不離于室。漫沒之井灶場圃，漂蕩之零棺敗胔且不知所處! 而廟堂之上，議論齟齬，結成獄案，胥吏避匿，視為畏途。即與予同事之官，或還朝，或歸里，或散，或亡，屈指亦無一人在者。獨予呻吟病鋨于茲館，留之無益，去之弗許，蓋有似乎遷官羈臣” 。治淮無功，卻使他有機會接近下層人民。他在《西團記》這篇散文中，說他與治水百姓一樣，“坐立泥涂中，飲咸水，餐腥饌，不勝勞且苦，己勞而慰人之勞，己苦而詢人之苦，乃悉得其煮鹽捕魚之狀” 。“予處于同樂無憂之鄉，雖斥鹵荒涼，手胼足胝，與之歡呼鼓舞，蓋不知勞之為勞，苦之為苦矣” 。孔尚任之所以能寫出《桃花扇》，與他思想上的這些重大變化關系極大。

孔尚任在青年時代就注意搜集南明王朝的遺事。只要一聽到有關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內幕的傳說，他即查證落實。在做官之前就打算寫一歷史劇，但“恐聞見未廣，有乖信史; 寤歌之余，僅畫其輪廓，實未飾其藻采也。”治河期間，他又游歷了揚州南京等城市和古跡，憑吊過梅花嶺上史可法的衣冠冢，結識了他后來寫入劇中的張瑤星，還有復社文人冒辟疆及其他明末遺民。他敬重這些明末遺民，稱冒辭疆為“云中龍馬” ，“海上鸞鶴” 。他還結識了一些不愿委曲徇俗干祿求官的耿介之士，對他們的貞節表示深深的欽佩。

孔尚任有很高的文學修養，“好考歷代之樂，凡古三百篇，漢魏樂府，唐詩宋詞，元曲，莫不細讀其文。”他寫了大量詩歌散文。他反對“誦貴之言” (阿諛奉承之作) ，以為所謂詩者，“欲得性情之正，一有委曲徇俗之意，其大旨已失。”他反對“假人之意以為詩” ，主張“多讀書而已意運之。”

孔尚任所以能寫出《桃花扇》，除了思想上、生活上、藝術上的準備，還因為他有政治上的勇氣。他生活的時代，文字獄接連發生; 如莊廷龍明史案， 戴名世《南山集》案等。他自己也是在《桃花扇》傳入京師內府之后被罷官的。一七○二年由北京回山東老家隱居，他在詩中說： “我是白頭薄書郎，被讒不辯如聾啞。”這說明他對自己被罷歸田有難言之衷。

他的作品除《桃花扇》外，還有和顧彩合撰的《小忽雷》傳奇，主題、結構與《桃花扇》相類似，但其成就遠遜于《桃花扇》。

《桃花扇》是“借兒女之情，寫興亡之感” 的杰作。它反映的歷史背景是這樣的： 明朝末年，東林黨人與閹黨魏忠賢斗爭很激烈，因為東林黨的一些主張于發展生產有利，于人民有利 (如反對宦官專權，要求改良政治，減免賦稅等) ，所以在歷史上起過進步作用。崇禎上臺后翦除魏黨，東林一度入閣。后來因袁崇煥被捕治罪，東林又退出內閣。此后復社繼承東林黨繼續活動。復社是崇禎五年 (1632年)一些東林黨人的后代和與東林黨有關系的地方上的知識分子組織的學術團體，但表面上寫詩作文，實際上譏議朝政。李自成打進北京后，崇禎縊死，福王朱由崧逃到南京，閹黨余孽馬士英和阮大鋮積極活動把小福王推出來做皇帝，這就是弘光皇帝。而史可法等人則主張把比福王稍好一些的潞王常淓推出來做皇帝。但阮馬為爭迎立之功，搶先把福王抬了出來，并把史可法擠出南京去守揚州。清兵南下，史可法堅決抵抗，表現了崇高的民族氣節。馬阮則在南京搞打擊報復，弄得朝政日非，人心惶惶。清兵逼至南京，福王還在排演阮大鋮的傳奇《燕子箋》，尋歡作樂。當時的復社文人侯方域等和左良玉反對馬阮集團，主張清除二賊。但馬阮掌有實權，大肆搜捕復社文人。不久，清兵占領南京，南明、復社同歸于盡。《桃花扇》以侯方域的《李姬傳》作藍本，以侯方域和李香君的離合悲歡和南明小朝廷的建立和覆亡為線索，來抒發作者的“興亡之感” 。

《桃花扇》中愛情和興亡線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之所以能如此，首先是作者抓住了侯方域和李香君這兩個關鍵人物。侯方域是復社文人，處于當時所謂忠奸斗爭、君子與小人斗爭的旋渦之中，他的個人命運與當時政治風云緊密相關。李香君為秦淮名妓，不但吸引著侯方域這樣的風流文士，也使腐朽荒淫的阮馬集團垂涎。而她的堅定地站在復社文人一邊的政治立場使她對侯方域的愛情帶上濃重的政治色彩。她的為忠貞愛情所作的斗爭實際上成了堅持政治上忠貞節操的斗爭。作者正是用侯方域、李香君的悲歡離合貫穿南明王朝的興亡事跡，前十回寫福王上臺前閹黨余孽失意，復社文人活躍，侯方域李香君在和樂的氣氛中結合。第十一回后由于福王登臺，政治氣侯逆轉，閹黨余孽抬頭，欲加害侯方域，侯李被迫分離，天各一方，候方域一線引出迎立之爭、四鎮內訌、阮馬迫害正直之士; 李香君一線引出弘光選優、阮馬田得勢、南明王朝傾復。作者借侯方域以寫朝外爭斗之狀，借李香君以寫朝內聲色之樂。最后侯、李相會棲霞山，張薇用興亡之感批判了兒女私情，一群具有民族精神的正直之士在國破家亡的情況下，遁入空門。作品就是這樣用侯李愛情的悲歡離合之線把南明王朝興亡的紛紜事件組織得井井有條。其次，作者把侯李間的愛情放在南京這個當時政治斗爭的中心去寫。南京先是明朝留都，以后又是南明王朝的首都。民族矛盾、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階級矛盾在這里得到了最集中的表現。生活在這樣的“是非”之地，愛情上的悲歡離合必然要受政治風云的制約。第三，作者所選取的題材本身，愛情和政治就結合的很緊。歷史上東林黨的入閣與出閣是崇禎江山由稍有振興到走向衰亡的標志; 復社文人的由得意到失意又以福王上臺為轉折。《桃花扇》取材的《李姬傳》，其中侯方域與李香君相識正在閹黨余孽阮大鋮失意之時; 侯方域離開南京雖因考試不中，但田仰敢于用錢財收買香君說明閹黨余孽之得勢。因此他們的分離與閹黨復活有關。作者正是根據實際生活提供的素材，把興亡與愛情和復社(東林黨之后繼者) 文人的遭遇聯系在一起，認為國家興亡和愛情的悲歡同閹黨與復社的斗爭息息相關。全劇把擁立之爭作為中心事件，以福王上臺之前和上臺之后的形勢變化作為對比，反映了所謂的“國體”之爭對國家命運、民族命運、百姓命運的極端重要。正所謂昏王登基，奸佞得勢，正直被斥，國破家亡，就是必然的結果。此外，作者還讓連接愛情之線和興亡之線的桃花扇反復出現，從《贈扇》、《濺扇》、《畫扇》、《寄扇》到《撕扇》，把政治上的潮漲漲落和侯李愛情上的悲歡離合以及前者對后者的決定性影響展示給觀眾讀者，桃花扇既是侯李愛情的信物，又是南明興亡的見證。兩條結構線索就這樣通過桃花扇緊緊地連結在一起，很好地達到了“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 的目的。

作者在劇中處處運用對比手法來表現自己的愛憎感情。

忠貞愛情和君臣關系的對比。以愛情來比喻君臣關系這是中國文學家慣用的手法。在《桃花扇》里，李香君對侯方域的忠貞恰好和南明小朝廷的君臣關系形成對比。香君在復社文人得意時與侯方域結為良緣。在復社文人失意時，拒絕田仰重金收買。楊龍友說： “那侯郎避禍逃走，不知去向; 設若三年不歸，你也只顧等他么? ” 香君堅定地回答： “便等他三年; 便等他十年; 便等他一百年; 只不嫁田仰。”李貞麗勸她： “傻丫頭! 嫁到田府，少不了你的吃穿哩。” 香君說：“呸! 我立志守節，豈在溫飽。” “忍饑鋨，決不下這翠樓梯。” 她為了保住“無暇白玉身，免不得揉碎如花貌”。她只盼著“三月三侯郎到了，攜手兒下妝樓，桃花粥 (侯方域是河南人。洛陽一帶風俗，寒食節煮桃花粥吃) 吃個飽。”李香君的忠貞節操，是何等的感人肺腑!

再看阮大鋮和福王的關系。開始是昏君只知淫樂，奸臣投其所好。可是等到清兵南下，弘光帝夜逃，阮大鋮躲的無影無蹤，只顧自己逃命，不管“圣上”死活。弘光帝尋著魏國公徐宏基，徐還“佯為不識” ，逐其出府。到了黃得功軍營，被收留了下來;但黃得功的心腹家將田雄早已晴中盤算，準備把他獻出。劉良佐，劉澤清這兩個曾經和阮馬一起擁立福王的有功之臣，也急于把弘光帝這個“寶貝”獻給北朝，“賞咱們個大大王爵” 。黃得功不同意，幾個人當即廝殺起來，田雄罵他的主子黃得功是“笨牛” ，背后一枝冷箭將黃射倒在地，劫弘光而去。弘光大喊宦官韓贊同“快快跟來” ，韓已逃之夭夭。這是多么骯臟的君臣關系啊!

劇中又把福王和崇禎加以對比。福王在國家存亡關鍵時刻，從河南逃到南京，以后又由南京逃到黃得功軍營。在位雖短，但任用奸佞，排斥君子。崇禎帝則翦除閹黨，任用東林，后來又“以身殉國” ，是封建階級心目中的正統好皇帝。左良玉在黃鶴樓宴請巡按御史黃澍，九江都撫袁繼成，飲酒看江，忽聞崇禎帝自縊煤山，左與眾搓手跳哭： “我的圣主呀! 我的崇禎主子呀! 我的大行皇帝(剛死而未有謚號的皇帝)呀! ”欲穿白衣慟哭拜盟，結果無衣，就暫借附近民家素衣白布，穿戴舉哀。錦衣衛堂官張薇在崇禎死后，帶了校尉，尋著尸體，抬到東華門外，買棺收殮，戴孝守靈，等到清政府重新安葬崇禎之后，親題神牌，寫了墓碑，后來還在棲霞山為崇禎造壇追薦。崇禎在位，東林雖然后來出閣，但復社文人的日子比閹黨余孽要好過得多。而弘光帝就不同了。開始擁立，東林侯生、史可法等便反對，上臺后也很不得人心。張薇見朝政日非，搜撲復社文人，便離開南明王朝，裝病躲進了城南松鳳閣; 蘇昆生說弘光要把君子撲滅盡絕，求左良玉解救侯方域，左良玉聽后說： “一代中興之君，行的是亡國之政。”柳敬亭曾經冒著風險勸阻左兵東移南京，現在卻同意左發兵南京了，理由是： “如今弘光帝了，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左良玉立即答應“是，是，俺左良玉乃先帝老將，先帝現有太子，是俺小主。那阮馬擅立弘光之時，俺遠在邊方，原未奉詔的”。可見在作者心目中，崇禎帝雖死猶生，而弘光帝則雖生猶死。主要區別即在于對閹孽和復社態度截然不同。

劇中還把青樓和官場加以對比。青樓妓院，有李香君這種堅持正義、蔑視邪惡的絕妓，有李貞麗這種代友從嫁的正義之人，有柳敬亭這種俠義英雄，有蘇昆生這種喜歡幫助別人的清客，有卞玉京這種不愿入宮演戲的女流。但在官場中，除了史可法這樣的民族英雄，左良玉這樣的忠君之將，其它如江北三鎮，許定國、高杰，阮馬集團等，他們爾虞我詐，爭權奪利，置民族危亡于不顧，真是官場不如妓院。

復社諸友和馬阮集團對比。阮大鋮在福王登臺后，開始尚未被用，便藏在朝房，打聽消息，已被提拔為內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的馬士英出來說： “此系禁地，今日立法之始，你青衣小帽，在此不便，請出去吧。” 阮大鋮厚顏無恥地說： “晚生有要緊話說，(附耳介) 老師相敘迎立之功，獲此大位; 晚生赍表前程，亦有微勞，如何不見提起?” 馬士英說“你的事何待諄囑。” 阮大鋮急不可耐地說： “事不宜遲，晚生權當班役，跟進內閣，看看機會如何。” 馬士英馬上答應： “我初入閣，未諳機務，你來幫一幫，也不妨事，只要小心著。”馬士英設宴萬玉園中，請親戚故舊楊龍友田仰等，阮大鋮也來參加，他本不是馬士英至親，可常對人說是馬士英的至親，馬士英聽到后說“相與不同，也算的個至親了。”馬士英要李香君唱《牡丹亭》未逞，便惱羞成怒，自己出錢要田仰買去做妾，他們就是這樣互相勾結，狼狽為奸。

侯方域、陳定生、吳次尾等復社文人就不同了。他們憂國憂民，互相扶持，在獄中，“三人步月，身輕若飛仙” ，“聞消自遣，莫說文章賤，從來豪杰，都向此中磨煉。”表現出正直，互愛、樂觀的品德與情操。與阮馬狐群狗黨形成鮮明對比。

《桃花扇》通過兩條線索的對比描寫，揭示了破石之下無完卵的規律，國存家在，國破家亡，作者在侯、李相會棲霞山一節中比較集中地以興亡之感批判了兒女之情。

李香君是劇中塑造得有個性、有光彩的典型形象。侯方域的《李姬傳》中的李姬，能夠識破阮大鋮的險惡用心，使侯生幸免誤中奸計，在田仰威逼利誘下堅守貞操，給人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以李姬為原型的李香君，堅持正義、忠于侯生的性格得到更為突出的表現，形象更為豐滿典型。當她和侯方域舉行婚禮時，落水狗阮大鋮為了結交侯方域，托楊龍友送來妝奩，侯方域有與其和好并出面向陳定生、吳次尾等正直之士分解之意。對侯方域甚相敬愛的李香君卻見此而動怒，尖銳地批評侯生： “官人是何說話，阮大鋮趨權奸，廉恥喪盡; 婦人女子，無不唾罵，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處于何地也? ”并指出 “官人之意，不過因他助俺妝奩，便要徇私廢公; 那知道這幾件釵釧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說著便拔簪脫衣表白道： “脫裙衫，窮不妨，布荊人，名自香”，充分顯示了她那種貧賤不移追求純真愛情的品質。福王登基，馬阮當權，炙手可熱，補了禮部主事的楊龍友，為新任漕撫田仰用聘金三百兩買香君到住所，托清客丁繼之、女客卞玉京說服香君。香君自侯生避禍離去，立志守節，不肯下樓; 現在丁、卞來說，她拒不屈就田仰，“賣笑哂，有勾欄艷品，奴是薄幸人，不愿入朱門” ，表現了她珍愛與侯生建立在堅持正義反對邪惡共同思想基礎上的純真愛情，不愿為人玩物的高尚情操。丁、卞要楊龍友為香君尋一富貴丈夫，她表示“奴家不圖富貴，這話休和我講” 。丁、卞又以要送她到宮中演戲，終生不能與男人見面相威脅，想用一般妓女不見男子無法生活的愚見打動香君，而香君卻只鐘情侯生一人，寧愿終身守寡，“只不嫁人” 。丁、卞用管教坊司的高官楊龍友嚇唬香君： “觸怒他風狂雨迅，準備著桃傷柳損” ，香君不畏高官，明知他們倚勢驕橫，欺負自己身份下賤，“煙花薄命” ，但她為保住“這無瑕白玉身” ，寧愿“揉碎如花貌” 。她一方面承受著逼嫁的壓力，一方面還主動承受東林黨人所遭到的政治上的壓力。就在這非常艱難的條件下，以桃花扇遙寄侯生，表白自己顯明的政治態度和堅貞節操，以及對夫妻團聚、下樓“吃粥” 的美好前程的向往。楊龍友向馬士英推薦李香君演唱《牡丹亭》，李香君推病不出，拒絕演出。馬士英老羞成惱，自出衣物財禮，派楊龍友送香君給田漕撫作小。李香君用事實揭露楊龍友的兩面派行為說： “當日楊老爺作媒，把奴嫁與侯郎，滿堂賓客，誰沒看見。現放著定盟之物。(急向內取出扇介) 這首定情詩，楊老爺都看過，難道忘了不成?”這是她對楊龍友這個依違于清濁流之間以茍且偷生的無行之輩的有節制然而又很有力的一擊。楊龍友企圖以“那侯郎避禍逃走，不知去向; 設若三年不歸，你也只顧等他么” 打動香君，香君斬釘截鐵的表示： “便等他三年; 便等他十年; 便等他一百年; 只不嫁田仰” 。因為在香君看來，“阮、田同是魏黨，阮家妝奩尚且不受，倒去跟著田仰么?”李貞麗、楊龍友強迫她妝飾下樓，她始而持扇亂打，繼而撞頭倒臥于地，“花容碰了個稀爛，詩扇被血濺壞” ，死也不下樓去。李香君不屈就田仰，不屈服于馬、田的權勢，不只是保持女性的貞潔，首先和主要的是保持政治品質的潔白。雖然東林失勢，但她相信侯方域一類東林黨人是真正的君子，正義在他們一邊，她從內心深處支持他們，和他們息息相通，寧愿為正義而死; 而阮、馬、田一類魏黨余孽雖則得勢，但他們是一批見不得人的小人，是邪惡的代表，她從內心鄙視他們，寧死而不向他們低頭。這一點在《罵筵》一出表現得尤為突出。李貞麗替李香君嫁田仰，李香君代李貞麗被挑選演出《燕子箋》，香君一看到馬士英、阮大鋮、楊龍友并排而坐，便趁此難得的時機，盡情發泄心中怒氣： “趙文華陪著嚴嵩，抹粉臉席前趨奉; 丑臉惡態，演出真鳴鳳” ，她以女彌衡自比，痛斥奸黨，表白心胸：“東林伯仲，俺青樓皆知敬重。干兒義子重新用，絕不了魏家種。”話語雖短，卻擊中要害，痛快解恨。她被推倒于地，但仍不罷休; “冰肌雪腸原自同，鐵心石腹何愁凍。……奴家已拼一死，吐不盡鵑血滿腹，吐不盡鵑血滿胸。” 總之，作者把李香君寫成了一個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凜然不屈的女中英豪，其高潔的人格、堅定的立場、鮮明的愛憎，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李香君形象的意義在于向我們表明： 在明王朝末期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中，最下層的人民是站在正義者一邊，愛國者一邊。同時告訴我們，象李香君這種本來是用出賣自己求得溫飽的人，在關鍵時刻，尚能堅守貞節，堅持正義，維護正義，為正義而斗爭; 而象朱由崧，馬阮之流所謂高貴人士卻沉溺酒色，骯臟無恥，以至在政治上出賣靈魂，他們是一批政治上的賣淫者，其品質之低賤遠在妓女之下。

侯方域作為一個復社文人，在擁立問題上，主張擁戴賢君;在調解四鎮爭執中表現出他能顧全民族危亡的大局，也出了一些好主意。但他又顯得軟弱無力，一是文人本身無力，難以扭轉福王擁立之勢，無力平息四鎮之爭，勸不轉高杰只好還鄉避亂，最后束手就縛。二是性格軟弱，他得知阮大鋮送給香君妝奩是為了結交于他，竟說“原來如此，我看園海，情辭迫切，亦覺可憐。就便真是魏黨，悔過來歸，亦不可絕之太甚，況罪有可原乎。”還表示愿意向吳次尾、陳定生進行調解。多虧香君勸諫和果斷卻奩，才免于造成政治上的失足。在《鬧榭》一出，陳定生、吳次尾要趕打阮大鋮，“挦掉他胡子” ，侯方域卻加以阻止，“罷罷，他既回避，我們也不必為已甚之行。”直到阮大鋮捕他入獄，還說什么： “我與園海素無深仇，為何下這毒手。” 前者還可以說是幼稚，后者簡直是愚蠢可笑的了。

對待香君，他戀其風貌，更尊重其品格情操。香君卻奩，他連說：“好， 好， 好! 這等見識， 我倒不如， 真乃侯生畏友也。” 《逢舟》一出，寫他為香君已死而哭，又為香君未死而笑; 《題畫》一出，寫他急于見到香君，為使香君突見驚喜，而又躡手躡腳的情態; 題畫時的感慨，最后相會于棲霞山時的溫情脈脈，都表現他始終如一地對李香君的鐘情。和香君不同的是，在正義與愛情之間，他不象香君那樣以正義為重，他更多的傾向于男女私情，一上場就唱“細思想，那些鶯顛燕狂，關甚興亡” 。阮大鋮誣陷他與左良玉勾結，欲加害于他，楊龍友要他投奔史可法，他雖認為有理，但又猶豫說： “只是燕爾新婚，如何舍得?”香君說“官人素以豪杰自命，為何學兒女之態。”最后與香君棲霞山相逢，國破家亡，別人勸他出家，他還想著夫妻一同還鄉。張薇的話提醒了他，也批判了他。他的終于入道，符合當時一般具有民族氣節的知識分子的情況，但不符合侯方域其人的實際。歷史上的侯方域在清順治八年應鄉試，曾向清三省督撫張存仁獻過“剿撫十議” ，幫助清廷鎮壓抗清武裝。《桃花扇》使侯生走上消極反抗的道路，是孔尚任民族情緒的表現。

《桃花扇》中的柳敬亭，是個豪爽詼諧、俠義愛國的說書藝人。他的戲主要是為侯方域傳書左良玉，阻止左部撤離武昌就食南京。再就是替左良玉到南京傳送聲討馬阮檄文，被捕入獄。《投轅》一場，寫他機智詼諧，他把侯書交左，左為自己言行辯解，柳把茶杯順手擲地，左很生氣，罵他無禮，他卻說“晚生怎敢無禮，一時的高興，順手摔去了” 。左說;“難道你的心做不得主么?”他說：心若做得主呀，也不敢手下亂動了。“敬亭講的有理，只因兵丁鋨的急了，許他就糧內里，亦是無可奈何之一著。”柳說： “晚生遠來，也鋨急了，元帥竟不問一聲兒。”左說“我倒忘了，叫左右快擺飯來。”柳摸著肚子叫道： “好鋨，好鋨。”左催促說： “可惡奴才，還不快擺。”柳站起來就向左的內室走去，“等不的了，竟往內里吃去罷。”左大怒： “如何進我內里?”柳轉過頭說： “鋨的急了。”左說：“鋨的急了，就許你進內里么?”柳笑道： “鋨的急了，也不許進內里，元帥竟也曉得哩” 。左大笑道： “句句譏誚俺的錯處，好個舌辯之士。” 《草檄》一出，柳敬亭拜別左良玉到南京下檄文，飲罷送別酒，激昂唱道： “擎杯酒，拭淚痕，荊卿短歌聲自吞。夜半攜手叮嚀，滿座各消魂。何日歸，無處問，夜月低，春風緊。”可謂慷慨悲歌，氣壯山河，給人以強烈的感染。

史可法是個忠君愛國的正義之士，也是個有骨氣的抗清將領。他聽從侯方域的意見，回書馬士英，反對擁立福王，使昏夜來訪的阮大鋮三吃閉門羹; 擁立之事已成，他雖參加內閣，但被排斥去守揚州，對此他毫不在意，一心抱著“恢復北朝” ，“收復中原” 的宏圖大志。他既不象四鎮那樣爭地爭位，也不象黃得功那樣對福王愚忠。他已意識到“局已變，勢難支” ，提出發問： “三百年事，是何人掀翻到此” ?他感到勢孤力單，“只手兒怎擎青天” ，但仍堅守揚州，激勵將士，身先士卒，表現出他對明朝三百年社稷的無限忠心。最后到南京保他曾反對過的昏王，待聽到“圣上也走了” ，“看江山換主，無可留戀” ，投江自盡。

楊龍友是歷史轉變時期依違于清濁流之間，左右逢援的知識分子投機者的形象。辭院之前，他為阮大鋮拉攏侯生; 設朝以后，結交權貴、出賣朋友。他在一種條件下可以干好事，在另一種條件下又可干壞事。做好事時常常是借花獻佛，自己不作任何犧牲，甚至在靈魂深處藏著利己的目的。在干壞事時又給自己留條后路，所謂狡兔三窟。《逃難》一出是他靈魂的大暴露，他只顧自己逃命，香君求他照看，他說“如此大亂，父子亦不相顧，這情形緊迫，這情形緊迫，各人自裁，誰能攜帶” ，急忙出京逃命。楊龍友就是這樣一個極端的利己主義者，堪稱政客的藝術典型。

《桃花扇》作為一部杰出的歷史劇，能把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很好的統一起來，基本上忠于歷史事實，又有虛構和加工，如侯方域的入道，史可法投江等。這些加工有社會原因，也是總體構思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