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教學四十年

（1982年）

楊振寧

楊振寧（1922—），著名美籍華裔科學家、物理學大師、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1957年與李政道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定理而同獲諾貝爾物理學獎；其于1954年提出的規范場理論，則于70年代發展成為統合與了解基本粒子強、弱、電磁三種相互作用力的基礎；此外，他在統計物理、凝聚態物理、量子場論、數學物理等領域也作出了重大貢獻。

【原文】

這次有機會在風光旖旎的中文大學校園里停留三個月的時間，我覺得非常高興。在天氣晴朗的時候，中文大學是非常漂亮的。在天氣陰雨的時候，如果你看的方向對的話，中文大學也是非常富有詩意的。

我尤其高興有機會參與中文大學二十周年校慶的學術活動。中文大學成立至今才二十年，是一個很短的時間?？墒?，這二十年中間，中文大學已經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這毫無疑問是香港社會人士和中大校董會、校長、行政人員、教師和學生共同努力的結果。中國古語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皹淙恕笔且患芾щy的工作。但中大在二十年間已經培養了不少人才。這是值得自豪的。

啟蒙

今天我準備和大家談談我個人讀書、教學四十年的經驗。我是一九二二年在安徽省合肥縣出生的。合肥那時候是一個很破舊的城市。我頭六年在合肥的生活，現在只依稀記得很少的一些情景。印象最深的是那時軍閥混戰，常常打到合肥來。我們經常要“跑反”，跑到鄉下或醫院里去躲避。因為醫院是外國教會辦的，在那里面比較保險。我印象中最深的第一個記憶，是三歲那年在一次“跑反”后回到“四古巷”家里，在房子角落里看到的一個子彈洞。

我出生的時候，父親在安慶（舊名懷寧）一家中學教數學。我的名字楊振寧的寧字，就是從懷寧來的。像片一是我十個月的時候，父親快要到美國去的前幾天拍的。照片右邊那個有窗戶的房子，就是我們當時住的。像片三是兩年以后我父親在芝加哥大學念書時照的。左邊第一位是吳有訓先生。他后來是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交通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不幸在五年以前去世了。他旁邊一位叫做夏少平，我從來沒有見過，也不大清楚他是誰。我媽媽也不記得。再旁邊一位是蔡翹，現在是北京軍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他的旁邊是潘菽，現在是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所長。最右邊的一位是我父親。他在美國住了五年，得到了芝加哥大學數學碩士與博士學位。那五年間母親和我一直在合肥居住。我四歲的時候，母親開始教我認方塊字，花了一年多的時間，一共教了我三千個字?，F在我所有認得的字加起來，估計不超過那個數目的兩倍。

我的家那時是一個大家庭，有好多堂兄弟姊妹。從我五歲那年起，請了一位老先生到家里來教我們“讀書”。我記得很清楚，念的頭一本書是《龍文鞭影》，我背得非常之熟。一九二八年我六歲的時候，父親從美國回來，母親帶我到上海去接他。然后三個人一塊去廈門，因為父親受聘做廈門大學數學教授。我這次看見父親，事實上是等于看到了一個陌生的人。他問我念過書沒有？我說念過了。念過什么書？念過《龍文鞭影》。叫我背，我就都背出來了。父親接著問我書上講的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能解釋。不過，我記得他還是送了我一支鋼筆，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東西。

小學與中學

一九二八到二九年，我們住在廈門。像片四是在廈門鼓浪嶼照的。那天我很顯然不太高興。三十多年以后，在一九六〇年我父親與母親自上海飛到日內瓦跟我團聚以前，我弟弟翻出這張照片要他們帶去。父親說：“不要帶，不要帶，那天我罵了振寧一頓，他很不高興?！边@是沒有做過父母的人不易完全了解的故事。

廈門的一年生活，在我的記憶中是很幸福的。廈門大學的校舍很漂亮。教授的住宅設備記得也很現代化，有抽水茅坑，對我是非常新鮮的。在廈門我進了比較現代的小學。我們教職員子弟都集中在一個小學念書。只有一位教師，姓汪，教學很認真。我的數學和國文都念得還不壞。不過，我的手工不太成功。記得有一次我用泥做了一只雞，拿回家里給我父親母親看。他們說做得很好，“是一只藕吧？”

像片五也是那年照的。在廈門大學住了一年以后，我們在一九二九年秋天遷到那時的北平。我父親到清華大學任數學系教授。我們在清華園里一共住了八年，從一九二九年到抗戰開始那一年。清華園的八年在我回憶中是非常美麗、非常幸福的。那時中國社會十分動蕩，內憂外患，困難很多。但我們生活在清華園的圍墻里頭，不大與外界接觸。我在這樣一個被保護起來的環境里度過了童年。在我的記憶里頭，清華園是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學同學們在園里到處游玩（像片七）。幾乎每一棵樹我們都曾經爬過，每一棵草我們都曾經研究過。像片六就是當時清華大學的大門。

今天的清華大學是大大擴展了。校園的東面從前是平綏鐵路。為了清華的擴大，平綏鐵路向東轉了半個大圈。清華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以及“文革”以后，為中國造就了很多的理工科技人才。像片三十一是解放后在園內照的。

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我在北平崇德中學上了四年（像片八）。盧溝橋事變發生以后，我們家從北平搬回合肥。在合肥住了幾個月，我進了省立六中。也是那幾個月中我首次嘗到被轟炸的滋味。后來日本軍隊快要打到南京，合肥人心惶惶。我們一家經過很復雜困難的途徑，轉換過好幾種交通工具，經過漢口、香港、越南的海防，到了昆明。因為那時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聯合大學，我父親要到那里去教書。

在一九三八年初到了昆明以后，我進了昆華中學高中二年級。那個時候輾轉流離的中學生非常之多，所以教育部在那年的夏天公布了一項措施：所有學生不需要文憑，可以憑同等學力報考大學。我在念完高中二年級以后，就少念了一年，以同等學力參加統一招生考試，考進了西南聯大。像片十一是我當時的準考證。準考證號碼很小，表示我很早就去報了名。

扎實的根基：西南聯大

在西南聯大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二年我念了四年的書。那時聯大的教室是鐵皮頂的房子，下雨的時候，叮當之聲不停。地面是泥土壓成的。幾年以后滿是泥坑。像片十二是一些教室。像片十三是大學圖書館。窗戶沒有玻璃。風吹時必須要用東西把紙張壓住，否則就會被吹掉。

在這樣一個困難的時期，在常常要跑警報的情況下，西南聯大的學術風氣卻是非常良好的。那時的教師陣容非常強大。大家知道，西南聯大是清華、北大、南開三個大學合并在一起的。三個學校的教師都在聯大教書，所以名教授很多。我記得很清楚，聯大的大一國文是必修科，當時采用了輪流教學法。每一位教授只講一個到兩個禮拜。一般來說，輪流教學法的效果通常是很差的，會產生混亂的情況。不過因為那時的教授陣容實在很強，輪流教學法給了我們多方面的文史知識。記得教過我大一國文的教師有朱自清先生、聞一多先生、羅常培先生、王力先生等很多人。我進西南聯大報考的是化學系，但一進去后就改念了物理系。物理系那時的教師陣容也非常強，我的大一物理是跟趙忠堯先生念的。趙先生現在在北京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已經八十多歲了。我的大二電磁學是跟吳有訓先生念的。大二力學則是跟周培源先生念的。周先生曾是北大校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也是八十歲出頭了（像片四十三）。

西南聯大的教學風氣是非常認真的。我們那時候所念的課，一般老師準備得很好，學生習題做得很多。所以在大學的四年和后來兩年研究院期間，我學了很多東西。那時候一般所用的教科書，是有名的老書。這個風氣跟今天美國的風氣不一樣。那時候如果有一本書是好的話，是用上幾年、幾十年的?，F在美國的教科書就好像汽車一樣，兩三年就要有新的式樣。

在聯大給我影響最深的兩位教授是吳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吳先生現在住在臺灣，在清華大學和交通大學兼課。他是在美國退休后，到臺灣去的。他對我發生很大的影響，是因為我的聯大學士論文是跟他寫的。我在一九四一年的秋天去找他。他答應收我為他的學生，給了我一本Reviews of Modern Phy Sics（《現代物理評論》），叫我去研究其中一篇文章，看看有什么心得。

這篇文章討論的是分子光譜學和群論的關系。我把這篇文章拿回家給父親看。他雖不是念物理的，卻很了解群論。他給了我狄克遜（Dickson）所寫的一本小書，叫做Modern Algebraic Theories（《近代代數理論》）。狄克遜是我父親在芝加哥大學的教師。這本書寫得非常合我的口味。因為它很精簡，沒有廢話，在二十頁之間就把群論中“表示理論”非常美妙地完全講清楚了。我學到了群論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應用的深入，對我后來的工作有決定性的影響。這個領域叫做對稱原理。我對對稱原理發生興趣實起源于那年吳先生的引導，像片四十七是吳先生和我一九八二年合照的。

王竹溪先生于今年一月底在北京逝世，逝世時七十一歲，是北京大學副校長、物理系教授。我在一九四二年西南聯大畢業以后，進了西南聯大的研究院，又念了兩年，得到了碩士學位。為了寫碩士論文，我去找王竹溪先生。那時他是很年輕的教授，剛從英國回來不久。在王先生指導之下，我寫了一篇論文，是關于統計力學的。這篇論文把我引導到統計力學的領域。以后四十年間，吳先生和王先生引導我走的兩個方向——對稱原理和統計力學——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科學研究與風格

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之間，我在聯大附中教了一年書。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動身到美國去。那時候中國和美國之間沒有商船或航線來往。所以我乘飛機先到加爾各答。在加爾各答等了三個月，等到了U.S.S.General ste wart上的空位。這種船叫Librty Ship（自由船），每艘載幾千個在中、印、緬地區的美國兵回國去。船上留一、二百個床位給非美國軍隊的人乘坐。我和一組清華留美同學，一共二十幾個人（像片二十一），一同坐上了這樣一艘運兵船。船艙非常擠。睡的床共有四層。每層只有兩尺高。在床上不能坐起來。我們住在船最底下的“統艙”，里面有好幾百人。周圍都是美國兵。他們看見來了些年輕的中國學生，以為可以賺一點錢，于是拿出牌來要和我們打撲克。幸虧我們沒有人同意。

那時我們都是第一次接觸整天說英語的人。我還清楚記得，很多話我都聽不懂，到了美國后也沒聽見人講過。到六十年代美國講“臟話”運動發生以后，我才懂得從前聽見是些什么話。

我在聯大讀書的時候，尤其是后來兩年念研究院的時候，漸漸能欣賞一些物理學家的研究風格。我特別佩服的三位是愛因斯坦（Einstein）、費密（Fermi）和狄拉克（Dirac）（像片十八，二十二和三十五）。他們都是二十世紀的大物理學家。他們三個人的風格是不一樣的。可是他們的風格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能在非常復雜的物理現象之中提出其精神，然后把這精神通過很簡單但深入的想法，用算學方式表示出來。他們的文章是單刀直入，正中要害的。我比較不能欣賞海森堡（Heisenberg）的風格。海森堡是二十世紀的一位大物理學家。他的測不準原理是量子力學的基礎?？墒撬难芯糠椒ú皇悄芤鹞业墓缠Q的。

一般念文史的人，可能沒有了解科學研究也有“風格”。大家知道每一個畫家、音樂家、作家都有他自己獨特的風格。也許有人會以為科學與文藝不同，科學是研究事實的。事實就是事實。什么叫做風格？要討論這一點讓我們拿物理學來講吧。物理學的原理有它的結構。這個結構有它的美和妙的地方。而各個物理學工作者，對于這個結構的不同的美和妙的地方，有不同的感受。因為大家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每位工作者就會發展他自己獨特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也就是說他在形成他自己的風格。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到美國，在紐約上岸。花了兩天買了西服、大衣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哥倫比亞大學去找費密。費密不但在基本物理上有重大的貢獻，而且是主持造世界第一個原子堆的人。因為這是戰時工作，所以他的行蹤是保密的。我在中國的時候就聽說費密“失蹤”了?？墒俏抑浪й欀笆歉鐐惐葋喆髮W的教授。所以我到該校去問費密教授什么時候上課。使我非常驚訝而且非常失望的是，哥大物理系秘書竟未聽說過有一個叫做費密的人。

后來我到普林斯頓去看我的一位教師張文裕教授（像片二十四）。他現在是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那時正在美國訪問。張先生告訴我，費密打仗期間曾在洛斯阿拉謨斯（LosAlamos），聽說他已經決定要到芝加哥去當教授。這就是我成為芝加哥大學研究生的道理。

有血有肉的物理學：芝加哥大學

在芝加哥，我跟費密有很密切的關系。他在教授普通的課以外，還開了一門特別的課，講授特別選出來的題目。我受他的影響很深。我接觸很多的另一位是泰勒（Teller）教授。大家知道，他后來被稱為“氫氣彈之父”。泰勒的物理學的一個特點，是他有許多直覺的見解。這些見解不一定都是對的，恐怕百分之九十是錯的。不過沒有關系，只需要百分之十是對的就行了。而且他不怕他講的見解可能是錯的，這給了我很深的印象。

剛才我和大家提過，我跟吳大猷先生學了分子光譜學跟群論之間的關系。學的方法，主體是推演法：是從數學推演到物理的方法。泰勒所注意的是倒過來的方法，他要從物理的現象引導出數學的表示。換句話說，他看重歸納法。我跟他接觸多了后，漸漸了解到他的思考方法的好處。因為歸納法的起點是物理現象，從這個方向出發，不易陷入形式化的泥坑。

我在芝加哥大學念了兩年半，得到了博士學位，回想起來，確實學到了很多東西：不僅是一般書本上的知識，尤其重要的是方法與方向。剛才已經提到過方法了：歸納法。方向呢？通過當時芝加哥大學研究的氣氛，我接觸到一些最能有發展的研究方向。我常常想，我是很幸運的。在聯大我有了一個扎實的根基，學了推演法。到了芝加哥受到新的啟發，學了歸納法，掌握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兩個地方的教育都對我以后的工作有決定性的作用。

我最近這些年常常到中國訪問，發現中國的大學所教的課程往往是非常之深的。有所謂“四大力學”。每一個大學物理系的學生都要花很長的時間去念這四門很深的理論課?！八拇罅W”是不是重要的呢？當然是重要的。沒有人能否認“四大力學”是物理學的骨干。不過，物理學不單只是骨干。只有骨干的物理學是一個骷髏，不是活的。物理學需要有骨頭，還需要有血、有肉。有骨頭又有血肉的物理學，才是活的物理學。

我很高興的是，今天中國物理學教學的體制正在更改。我想，多增加一些不絕對嚴密的、注重歸納法的課程，對于學生會有很多的好處。

做實驗的經驗

我還沒有到芝加哥大學念書的時候，已深深感覺到，我對實驗接觸得太少。當時的愿望，是到芝加哥大學之后，一定要寫一篇實驗論文。我本來計劃跟費密做實驗，可是那時候我是一個外國人，不能進到阿爾罔國立實驗室（Argoone National Laboratory）。而那時費密的實驗室在阿爾岡，所以我的計劃沒有成功。后來費密介紹我到艾里遜（Ailison）教授的實驗室去工作。

當時，艾里遜的實驗室要造一套四十萬電子伏的加速器，這在當時是相當大的。他有五六個研究生跟他做，我是其中之一。在他的實驗室的十八至二十個月的經驗，對于我后來的工作有很好的影響。因為通過了這經驗，我領略了做實驗的人在做些什么事情。我知道了他們的困難，他們著急一些什么事情，他們考慮一些什么事情。換言之，我領略了他們的價值觀。另外對我有重要作用的是，我發現到我動手是不行的。那時候我們的實驗室有個笑話，說“凡是有爆炸的地方一定有楊振寧”。

在做了十八個月的工作以后，我的實驗不太成功。這倒不完全是我的錯誤，因為那個題目是一個做不出來的題目。有一天，泰勒來找我。他問，你做的實驗是不是不大成功？我說，對了。他說：“你不必堅持一定寫出一篇實驗論文，你已寫了理論論文，那么就用一篇理論論文作畢業論文吧，我可以做你的導師。”我聽了這話很失望，因為我確實是一心一意想寫一篇實驗論文的。我說需要想一想。想了兩天，決定接受他的建議。作了這個決定以后，我如釋重負，這是我今天不是一個實驗物理學家的道理。有的朋友說這恐怕是實驗物理學的幸運。

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

我一九四八年獲得了博士學位之后，在芝大做了一年的教員（Instructor）。一九四九年春天，奧本海默（Oppenheimer）到芝加哥大學來演講。他是一位重要的物理學家，在美國社會中十分有名，因為他主持了戰時制造原子彈的工作（像片三十三）。一九四七年起他做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的所長。那里理論物理人才濟濟。他來芝大演講后，我去找泰勒及費密，說我希望到該研究所去做研究。請他們給我寫推薦信，他們都替我寫了。奧本海默很快就回信說他接受我去。然后，費密對我說，高等學術研究所是一個很好的地方。不過不宜久居。因為里面研究的方向太理論化，容易變成形式主義，容易與實際的物理問題脫離關系，“有點像中古的修道院”。我是非常佩服費密的，所以他的話我深深記在心里頭。他說，我應該去一年，然后回到芝加哥來。

一九四九年秋天，我到了普林斯頓。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只有約二十位教授，都是知名學者。研究方向有數學、理論物理和歷史。最有名的學者，當然是愛因斯坦。大家公認歷史上最偉大的兩個物理學家就是牛頓和愛因斯坦。一九四九年愛因斯坦已經退休了，不過每天仍然到辦公室去。我們年輕人不大愿意去攀談，因為怕給他添麻煩。有一天，他叫助手來找我去跟他談談，因為他看到我和李政道寫的一篇文章，是關于統計力學的。他在年輕的時候所做的很多工作有兩個主要的傳統，一個是電磁學，一個是統計力學。所以他一直對統計力學很有興趣。他找我去談了不少時候。愛因斯坦那時講的英文夾了許多德國字，我不懂德文，而我去看他的時候又很緊張，所以我跟他談完出來后，別人問我愛因斯坦跟我說了些什么，我竟講不清楚。

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的研究氣氛非?；钴S。主要是一群年輕人經常討論，經常辯論。當然也有劇烈的競爭。剛才我已講過，費密曾建議我到普林斯頓一年以后回到芝加哥去。我知道他的看法是對的。一九五〇年初奧本海默聘我長期留在普林斯頓研究所?？紤]了好久，我決定留下。倒不是因為奧本海默的堅留，也不是忘記了費密的話，而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在date杜致禮（按：即日后的楊振寧夫人）?！癲ate”，香港好像叫“拍拖”。她那時候在紐約念書，離普林斯頓很近。所以我就留下了。

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物理學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領域。這個新的領域是粒子物理學。我和我同時的物理工作者很幸運，和這個新領域一同成長。這個領域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乃至今天，一直有長足的發展，影響了人類對物質世界的結構的基本認識。這一點，我自己覺得我很幸運：一個年輕的人，在初出茅廬的時候，假如走進的領域是將來大有發展的，那末他能夠做出比較有意義的工作的可能也就比較大。

在普林斯頓的時候，有一天，《生活》雜志要訪問我，派了一位攝影師來照相。就在我的辦公室里照了一張照片（像片三十三）。當時我的桌子上堆了一大堆“預印本”。我說搬掉再照，他說不要不要，就這樣很好。結果照出來后，我才知道為什么他是攝影師而我不是。

跳出象牙塔：石溪紐約州大

我幾十年來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統計力學跟粒子物理學中對稱原理兩方面，很幸運的，多年來，我有很多非常杰出的合作者。其中跟我合作得時間最長，最有成績的是李政道跟吳大峻。李政道現在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吳大峻是哈佛大學教授。還有一位米爾斯（Mills），跟我合作的時間雖然不很長，但成果是很有意義的。他現在是俄亥俄州大學教授。

一九六五年初，我忽然接到一個長途電話，是托爾（Toll）教授打來的。他也是念理論物理的。他說想來看我。我說很好。過兩天，他來了，告訴我紐約州成立了一所新的大學，叫做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他已經接受了校長的位子，即將就任。他希望我到那邊去做教授，幫助他把石溪建立成一所研究氣氛非常濃厚的大學?？紤]了幾個星期后，我接受了他的邀請，于一九六六年夏天，離開了普林斯頓，到了石溪。

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是一個有名的研究所，是一個最成功的、名副其實的象牙之塔。我在普林斯頓前后十七年。那是我一生之中研究工作做得最好的時期。那么，為什么要走出象牙之塔？這個問題，從那時候直到今天，常常有朋友問我。他們問走出了象牙塔是否后悔？我的回答始終是：不后悔。世界不只有象牙之塔，還有很多很多別的事業。比如說建立石溪分校、建立中文大學就是。這些事業的重要，跟象牙之塔的重要是不同的。很難說哪一個更重要。

我接受了石溪分校的聘請以后，托爾校長從紐約州申請到特別的計劃，成立了理論物理研究所，請我主持。很幸運的，在其后十七年里頭，直到今天，有過很多很杰出的人到我們研究所來做教授、研究員或者學生。狄拉克教授在六七、六九年和后來訪問過石溪好多次。他是我在中國做學生時已經最佩服的三位近代物理學家之一。所以他來我非常高興。他現在已經八十歲了。在我們研究所的杰出人員中，我特別要提出的是一位來自南朝鮮的教授，叫做李昭輝（Benjamin Lee）。我最早認識他，是六〇年前后他到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來做研究員的時候。我發現他有深入的、直覺的物理見解，是杰出的年青人才。六五年底，他已經是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正教授了。我請他到石溪來工作，他很高興地接受了。這是我對石溪分校的貢獻中很重要的一面。他在石溪從一九六六年到七三年這七年中間，作出十分重要的工作，是他一生學術工作的頂峰。七三年，費密實驗室成立，請了他去做理論物理部門的主任。不幸的是，七七年他在一次撞車事件中被撞死了，這是物理學界一個很大的損失。

訪問中國

一九七一年夏天，美國跟中國的凍結了多年的外交關系開始有一點解凍的跡象。我于七月間去中國訪問了一個多月。那時從美國到中國去的學術界人士可說絕無僅有。為什么我著急要去呢？因為我看得出來，兩個國家根據當時的國際情勢，是在試探是否可以有些有用的接觸。當時越南戰爭還沒有結束。我很怕這剛打開一道小縫的門在幾個月之內又會再關閉起來。而我個人很想回到我二十六年沒有看到過的祖國去看看，跟我的老師、朋友和親戚們見面。在那以前，我曾經跟我的父親、母親和弟妹在日內瓦和香港見過。不過我還有很多別的親戚多年沒有見到了。那年七月我在巴黎中國大使館拿到簽證，自巴黎乘法航飛到了上海。在中國的期間，我去了上海、合肥、北京和大寨。中國的天翻地覆的變化給了我深刻的印象。個人情感上的感受絕不是三言兩語可以描述的。

在北京的時候，我很榮幸會見了周總理。他問了我許多關于美國的問題?；氐矫绹院笪蚁胛覍τ谥袊?、美國都有一些認識，而且都有深厚的感情。在這兩個大國初步接近的形勢下，我認識到我有一個做橋梁的責任。我應該幫助建立兩國之間的了解跟友誼。所以從那年以后，我差不多每年都到中國去訪問。這些訪問引導出我與中國好幾個大學、研究所和研究員的學術合作，引導出石溪和中國幾所大學的學術交流合同。

回顧

去年九月我六十歲了。古人叫耳順之年。有機會回想了一下我念物理、做研究工作、做教師的經驗，我覺得我是非常非常幸運的，在絕大多數和我同年歲的人都有著種種困難的遭遇的時候，我卻有很好的教師，很好的合作者，很好的學生。而且在物理學界以外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很幸運的，我的讀書經驗大部分在中國，研究經驗大部分在美國，吸取了兩種不同教育方式的好的地方。又很幸運的，我能夠有機會在象牙之塔內工作了十七年，現在在象牙之塔外也工作了十七年?；叵胍幌?，我給我自己一個勉勵：應該繼續努力。

（節選自楊振寧《讀書教學四十年》，香港三聯書店1985年版）

【賞析】

楊振寧先生是現代著名的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如今也已經90歲高齡了，今天讀他20多年前的演講，演講風格之鮮明，演講內容之充實動人，演講態度之真誠感人，仍然令人欽佩。聽過楊振寧演講的人都對他那種娓娓道來、沉著隨和的演講風格印象深刻，他的演講如同聊天一般，非常的輕松自然，語言也非?？谡Z化，簡明易懂，講起他個人的成長生活經歷來，條理和邏輯非常清晰，語言生動活潑，語調平緩低沉，語速不快不慢，柔和適中。在演講時，他的臉上總是掛著微笑，說起往事時臉上時常流露出一種回憶時的幸福表情。他的演講中常常有許多動人的故事和往事的情節細節，常能引領聽眾走入他豐富多彩的人生世界，童年時：“3歲那年跑反后回到家里，在房子角落里看到的一個子彈洞”，四歲時母親教的3000個字，讀的頭一本書，給父親背書的情景；小學時：“記得有一次我用泥做了一只雞，拿回家里給我父親母親看。他們說做得很好，‘是一只藕吧？’”通過照片回憶起來與家人的一系列溫馨感人的場面，在廈門大學、清華大學的感受，通過一系列老照片如同放電影般地一直回憶到西南聯大時期。楊振寧對西南聯大的感情是比較深的，在這里他開始打下了科學研究的基礎，開始了他人生輝煌的起點，遇到了終生難忘的恩師和同學，體驗到了一系列難忘的人生經歷：在西南聯大時的跑警報，在西南聯大簡陋的宿舍與同學討論問題，到聯大附近的茶館里學習等等，這些經歷，他在接受記者訪談時多次提到過。從西南聯大畢業后的楊振寧開始走出國門到更廣闊的天地中去發展，開始進行科學研究，獲得了做實驗的經驗，到高等學術研究機構工作的經驗，然后跳出“象牙塔”繼續進行科學研究，經過長期的努力，他終于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之后，他開始回國訪問，為中國的科學研究牽線搭橋。

該演講如同一篇優美的回憶錄，親切感人，充滿了對往事的回憶，對親人、老師和同學的懷念，充滿了人與人之間的愛與關懷，使我們看到了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成長、成功的歷程。他在演講中時常冒出思想和智慧的火花，很容易引領聽眾進入他所研究的神奇的物理世界，給人一種生命的成就感和科學研究的美感。從他的演講中，我們或許也可以學習到很多東西：在顛沛流離的環境中努力學習的精神，對父母及恩師無限感恩的態度，與他人合作共處的精神，愛國奉獻的精神，以及對萬事萬物充滿愛的人文精神。

在這篇演講中，從楊振寧先生親切的話語中，我們隨同他一起回憶了他出生、成長的人生歷程，其間可以看出他對人生的熱愛，他的成長環境對他的影響，以及他對親人、老師、祖國、清華、西南聯大等的熱愛和留戀的感情。楊振寧先生雖然是物理學家，但是在他的演講中充滿著一種感性之美，這種美展現于他對往事的回憶中，使其演講如同回憶散文和回憶錄般的動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其中對于西南聯大等的回憶內容似乎把我們帶回到了那個年代，也給我們提供了非常切實豐富的關于他的信息。在演講的過程中，他是以照片來作為主線將整個過去串起來的，非常形象生動，具有可感性、條理性、真實性。

他對自己幾十年來在祖國和海外求學和進行科學研究的過程的回憶，是以自己在科學上成長的過程為主線的，其間展現出一位優秀的科學家所具有的嚴謹、毅力和智慧，也表現出他對祖國、恩師的熱愛。

20世紀70年代以后，楊振寧先生開始回國進行訪問，對于祖國的科學事業作出了貢獻。如今楊振寧先生已經回國定居了，如同他結尾的那句話一樣，他仍然在繼續為科學事業而努力著。

此演講通俗易懂，明白曉暢，對往事的回憶生動、細致、形象，閃耀著思想的光輝，具有吸引力、真實性以及文學色彩，展示了科學大家之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