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鄉人》劇情簡介|鑒賞|觀后感

1980 彩色片 108分鐘

中國臺灣大眾電影事業公司攝制

導演：李行 編劇：張永祥 攝影：陳坤厚 李思莊 主要演員：秦漢(飾鐘理和) 林鳳嬌(飾鐘平妹)



【劇情簡介】

1940年3月，鐘理和與平妹，沖破舊俗，相偕私奔。理和只問她一句：“你愿不愿意跟我去做飯?”她點點頭，就隨他上路了。自旗山開往高雄的火車上，他們隔幾個座相對而坐，心中既充盈著喜悅，又帶有幾分難以名狀的忐忑不寧。按當地客家習俗，同姓不能通婚，兼以門戶也不相當，平妹只是理和父親農場里的一名女工，因而他們的相愛便遭到理和父親嚴厲的反對。但理和不肯屈服，于兩年前毅然離家到奉天(沈陽)謀生，在滿州自動車學校學得一技之長，就趕回家鄉將平妹悄悄接走。理和母親由小妹陪著，追到高雄旅館來勸說，理和堅定地告訴母親：“我的目的是要去原鄉。”原鄉，即日據時期臺灣民眾對祖國大陸的稱謂。母親見他去意已決，便將自己的一些私房錢和首飾交給兒子帶著，要他們好好過日子。

是年冬，他們經過日本、朝鮮，輾轉到了淪陷時期的奉天，在一個大雜院里租房住下來。大雜院內的人家，多數是以勞動掙錢為生的底層，有耍猴的、趕驢的、砍柴的、拉車的、算命的、糊紙盒的，另有一家趾高氣揚的主兒，是替日本人效命的偽保安隊長和他的太太。理和在外面開出租汽車，有一次，因憤憤于日本人橫行霸道，半路上將一個日本嫖客趕下車去，自此就辭職不再開車。那個偽保安隊見他會日語，有意請他到隊上做“通譯”，并許以優厚的酬金，也被理和斷然拒絕。平妹完全理解他，就以糊紙盒掙錢貼補家用，讓理和能安心從事文學寫作。

鄰居中一位為人正直、厚道的裴大爺，常與理和聊天，十分投合，談及近百年間我們民族的苦難，心情都很沉重。一個雪花紛揚的夜晚，在裴大娘的幫助下，平妹得以順利分娩，生下長子鐵民。孩子滿月那天，裴大爺拎著酒瓶來賀喜，恰巧從關內來了一位商人，帶來二哥理康送他的一件舊大衣和一百元錢。鐘理和多年來一直向往到北平去看看，有了這筆錢，便借酒向裴大爺辭行，舉家遷往北平。

在北平，鐘理和開了一家煤炭鋪維持生計，辛勤筆耕初見成果，第一本小說集《夾竹桃》出版。不久，收到大哥發來的電報，驚悉父親病逝，悲傷不已，乃以新著《夾竹桃》祭奠父親亡靈。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旅居北平的臺籍同鄉俱都興高采烈，大家到理和的小鋪子來聚會，還推舉理和起草慶祝勝利的“宣言”。一天，一個穿中山裝、提一口皮箱的中年男子來到門口，說要“買煤炭”，理和抬頭認出是二哥理康，喜出望外。兄弟相聚，暢敘別后。在二哥的鼓勵下，理和匆匆打點行裝，全家遷回臺灣。

回到闊別多年的美濃小鎮，只見家道中落，物是人非。原來的農場已經易主，父親臨終只給他留下一甲多地和幾間烤香蕉用的舊屋。理和因無學歷證書，先在屏東內埔初級中學擔任代課教師，未幾肺病發作，只得辭去教席重返故里，病中仍堅持筆耕不輟。平妹則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擔。既要操持家務，又要忙于田間農事。過了些日子，林校長來看望理和，發現他病情日趨嚴重，便勸他趕緊赴臺北就醫。一副簡陋的竹轎，抬著他別家而去。

在臺北松山療養院就醫兩年多，理和的病總不見起色，遂寫信叫平妹來商量開刀之事。開刀需要一大筆錢，平妹回家又與婆婆、大嫂、小妹計議，打算變賣僅有的一點田產。大嫂勸她眼光看遠些，兩個孩子尚小，賣了地日后生計靠什么。平妹決心已定，含淚說：“萬一開刀治不好，我們總算盡了心。”

在這次生死攸關的手術之前，理和悄悄留下遺書，向平妹傾吐了一片郁郁在胸的深情。手術意外地取得成功，切去肋骨六根，使理和得以重返家園。平妹攜著兩個稚子，在村口陳炳伯開的雜貨鋪子前等候親人歸來。夫妻相擁，悲喜交集，二子立民因認生連“爸爸”也不肯叫。從此，他們一家過著鄉居的清貧歲月，理和邊療養、邊寫作，卻屢無收獲，鐵民一次次取回的都是厚厚的退稿。這期間全家的生計，則由平妹一人獨力支撐，日子越來越窘困。理和心灰意冷，投筆不著，幫妻子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如養雞喂豬煮飯等。一次叫立民去陳炳伯家還鋸子，孩子貪玩，丟了鋸子回來又撒謊，理和盛怒之下狠揍立民，平妹哭著勸著，才將他制止。

為著一家人生計，平妹跟村民上山盜林扛木頭，但理和卻為此十分不安。一天傍晚，聽到林警鳴笛，他拖著木屐，撐著病體，跌跌撞撞趕上山去，想早些讓平妹脫身。遠遠地，他親眼看到林警圍捕扛木頭的村民，平妹仿佛也夾雜在奪路奔逃的人群之中，并被絆倒在小溪里。天黑回到家時，平妹已先他歸來，身上多處摔傷。理和輕輕撫摸她肩頭、腿上的瘀血之處，不勝愧疚和悲戚。

一天，理和給立民五元錢，讓他去買喂雞的米糠。裝糠的麻包很重，立民怕再挨打，一路上背著拖著，拖到家門口時便暈倒了。夜里，孩子發燒、囈語，理和下山去請醫生，醫生不肯來，只開了一些退燒的藥。孩子病情惡化，不幸夭折，理和面對立民做的泥玩具，心情異常痛苦。阿炳伯來勸他，何不寫寫立民，還說：“汗水流在田里，總會長出稻子來的。”于是，理和重新提筆，以老二之死為題材，寫了《野茫茫》，其后又寫了《笠山農場》等小說。這是他文學生涯中創作最旺盛的時期，但他的健康卻每況愈下。一天，鐵民興沖沖歸來，指著報上登的消息說：爸爸的《笠山農場》獲得“中華文藝獎”二等獎(一等獎從缺)。理和眼里有點濕濕的，讀報給平妹聽，但讀出的卻是一則同姓結婚的啟事，并說，“同姓結婚的并不只是我們，看來我們并沒有錯。”平妹止不住轉身哭出聲來，理和說，“我也很想好好地哭一場。”就這樣，理和以頑強的毅力，支撐著病弱之軀，堅持寫作不斷。至1960年夏，在修訂中篇小說《雨》時，舊疾復發，伏案咯血，溘然而逝，享年僅46歲。被臺灣文學界譽為“倒在血泊里的筆耕者”。



【鑒賞】

在臺灣影壇，以首倡“健康寫實”而引領一代風騷的著名導演李行，1980年，為紀念臺灣“鄉土文學”巨匠鐘理和逝世20周年，創作了這部具有深刻的中國人文意蘊的傳記片《原鄉人》。影片摒棄當年風靡臺灣影壇的浮華之氣，以平實、沉郁而傳神的藝術筆墨，著力刻畫了鐘理和以祖國大陸為“原鄉”的愛國情懷，揭示出他淡泊中明志、默默于筆耕的堅韌精神和獨立不倚的人格力量。所謂“大巧若拙”，《原鄉人》在藝術敘事的總體把握上，重歸鄉土寫實，銳意開拓新境，標志著李行后期創作達到“不寫之寫”的成熟高度。臺灣影評人協會將該片評為1980年度十大最佳國片的榜首之作。

從歷史的脈絡來看，李行的電影生涯，始于50年代初，參與徐欣夫編導的農教影片《永不分離》的演出，他作為自大陸來臺的“外省人”，自此便一點點融入臺灣這一片飽經歷史憂患的鄉土。1958年，他首次執導臺語喜劇片《王哥柳哥游臺灣》(與張方霞、田豐合導);1963年，他執導了第一部國語片《街頭巷尾》，奠定了以社會寫實為特征的敘事風格。其銀幕耕耘十分勤奮，至今有作品50余部，其中如《蚵女》(與李嘉合導)、《養鴨人家》、《路》、《秋決》、《吾土吾民》、《汪洋中的一條船》、《小城故事》、《早安臺北》等，先后獲得亞洲影展、金馬影展的最佳劇情片獎、最佳導演獎，為臺灣電影的開拓建立了卓著的歷史功績。

李行的電影世界，獨具一種中國傳統文化的風骨，浸透著濃郁的臺灣風情和鄉土氣息。由于他自幼所受到的家庭教養，李行最服膺的是中國的人文理想及其倫理道德。面對臺灣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面對西潮呼嘯和拜金之潮的泛濫，傳統文化結構漸趨解體，李行的創作，固然有劃地自囿的保守的一面，但其主導傾向卻深蘊著一種重構生命良知、再造人文理想的合理內核。這或許是李行等一代人所難以超越的文化的悖論。李行創作生涯中的進退或沉浮，常常構成一種頗具代表性的文化現象。正如一位臺灣電影學者所指出的：“經由他的作品系譜中，除為作家之個別研究外，還可以看出國片卅年來在臺灣發展的大樣!”李行的電影歷程，大體上可分為四個時期，由此恰恰對應地標示出戰后臺灣電影發展的幾個重要里程：

一、臺語喜劇片起步(1958-1962年)：臺語電影自50年代中、后期勃興，構成了戰后臺灣電影復興的第一浪潮。李行得此風氣之先，《王哥柳哥游臺灣》一炮打響，循此通俗喜劇樣式，先后攝制影片十余部，其拓荒、奠基的意義為電影史學研究者所矚目。

二、社會寫實片高漲(1963-1971年)：健康寫實電影作為主流路線，于60年代初、中期方興未艾。李行自《街頭巷尾》、《蚵女》、《養鴨人家》到《秋決》，凡作品十多部，將“健康”與“寫實”作了適切的融和，敘事焦點多在為社會小人物代言，洋溢出一派溫馨的倫理親情。這是李行“堅持藝術理想，不向市場低頭”而能施展身手、獨占風流的創作全盛期;但其間也潛伏著創作觀念偏于保守的危機，如《秋決》中的“宿命花”就曾在電影學術界引發一場臧否激烈的筆戰。

三、瓊瑤電影之詮釋(1972-1977)：迫于商業電影環境的壓抑，李行轉向“風花雪月”的言情模式，重拾“鴛鴦蝴蝶派”之余緒，而被稱為“瓊瑤小說的權威詮釋者”。60年代他曾攝制過《婉君表妹》、《啞女情深》等“瓊瑤片”，改編中仍不乏倫理的寄寓;自70年代初拍《風從那里來》到《白花飄雪花飄》，在文化素質上則明顯呈現滑坡的趨勢，李行陷于被藝術與商業夾擊的困局。

四、鄉土詩情之再發現(1978-迄今)：1977年臺灣鄉土文學的論戰，喚醒了臺灣文學對民族內容和形式的自覺追求，波及電影方面，則呈現出在新的時代涵義上重歸鄉土的動向。李行順應這一潮流，勵志圖新，重振前期創作由社會寫實所建立的聲譽，以《汪洋中的一條船》為轉捩點，經《小城故事》、《早安臺北》迭創佳績，到《原鄉人》可謂臻于爐火純青的境界。不妨說，《原鄉人》的創作，儼然為李行等前輩導演的藝術業績劃上了一個相當輝煌的句號，稍后一二年，以侯孝賢、楊德昌為代表的“臺灣新電影”便如狂飚般奔突而來。

綜合論之，李行的電影顯示了與時代的密切聯系，在文化傳承的意義上，他是“二戰”后臺灣電影復興和重建的中堅人物，歷史性地肩負起繼往開來，并聯結大陸與臺灣“文化斷層”的重要使命。

《原鄉人》的突出藝術成就在于，以重構中國人文精神為題旨，在人物性格的刻畫上獨見功力。李行作品之風骨，歷來正是由他的主要人物形象集中來體現的。這部影片不倚重情節的戲劇性起落構成張力，卻在時代動蕩的背景上，平實地呈現出鐘理和與平妹這一對“貧賤夫妻百事哀”的人生境遇，他們相愛相守，敢于沖破“同姓不婚”的舊俗而毅然出走;他們相知相隨，敢于同命運搏擊而堅貞不渝。在他們相偕而行的生命之苦旅中，輝映著人性的莊嚴和溫暖。鐘理和作為執著其理想、其良知的鄉土作家，一生跨越戰前戰后兩個時代，足跡遍歷臺灣、朝鮮、日本、中國大陸，卻備受社會之歧視與磨難，后來在鄉居的清貧歲月里，他一面與退稿苦搏，一面與病魔苦斗，始終堅持筆耕不輟，顯示了一種不屈不撓的人格力量。他曾自明心跡地說，“我不是愛國主義者，但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這種在文化尋根意義上對祖國大陸的認同，更剖示了他不囿于兒女私情的博大胸襟。李行在創作中所追求的“神似”以及鐘理和形象的厚重歷史感，正是藉此得以實現的。至于平妹的形象，更被賦予詩一般的魅力。她出身低微，沒有文化，但卻具有一種罕見的悟性，她對理和的愛是純真而圣潔的，從相偕私奔，輾轉飄泊，重歸故里，歷經時代變遷、人生坎坷，無怨無悔地伴著理和走完了默默筆耕的一生，理和死后多年才被發掘而成為臺灣作家群中的一顆慧星。這種以人格默契為內核的愛，深刻地呈現出中國農村女性在接受中國文化薰陶之后而被升華的人性的美，在無私的奉獻中實現了自身生命的價值。

與李行前期的社會寫實作品相比較，《原鄉人》敘事偏于質樸、素雅，于平凡處落筆，卻見出人生境界的開闊;影片更注重以景寄情、營選意境，賦予臺灣的風土、景物以不同尋常的抒情氣息和歷史的滄桑之感。如影片開端，理和約平妹私奔，以早春的田野作背景，和風習習，兩情依依，淡淡幾筆勾勒，富于詩情地烘托出他們之間真摯的愛，為全片確立了抒情的基調。到了影片后半部，理和貧病交迫，悲劇氛圍層層合攏，令人泫然動情。如平妹上山扛木頭，被林警追逐，僥幸逃脫歸來，夫妻相擁，無語凝噎，無限凄愴;理和病逝前，夫妻二人月下散步，有一段心貼心的對話，生動地揭示出他們在悲苦境遇中內心的坦蕩和充實，構成全片最見華彩的心靈的詩章。如果說，鐘理和的鄉土文學作品，是臺灣現代文學史上“一塊望風嘶鳴的璞玉”，那么，可以說，李行為理和立傳立言的《原鄉人》，也正是以其璞玉般的文化品格而顯示著它不凡的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