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清晨》劇情簡介|鑒賞|觀后感

1990 彩色片 9本

中國北京電影制片廠攝制

導演：李少紅 編劇：肖矛 李少紅 攝影：曾念平 主要演員：胡亞捷(飾李明光) 孔琳(飾紅杏) 趙軍(飾李平娃) 解衍 (飾李狗娃) 王光權 (飾調查員) 苗苗 (飾永芳)



本片獲1993年法國南特電影節大獎



【劇情簡介】

在一個晴朗的冬日的清晨。大水坑村民辦小學的教師李明光在前往學校上課的路上，突然慘遭殺害。殺人者是同村的李平娃、李狗娃兄弟。就在昨天，他們還一起在李平娃的婚禮上喝喜酒。平娃兄弟當即遭逮捕。

刑事調查員來到了村里，就慘案進行了調查。據稱，事情的起因是，年36歲、一貧如洗的李平娃能夠娶親，是由于他與別村的富戶張強國結下了換頭親，后者娶走了他美麗的妹妹紅杏。但新婚之夜，紅杏被退回家來，理由是她已不是處女——婚床的白被單上“啥也沒有”，沒有表明處女的血跡;而平娃的新娘也被張家搶回去。暴怒的平娃兄弟，毒打紅杏，逼她供出“罪人”，紅杏只是哀哀地哭泣。他們推測這一定是平素與紅杏交往較多的明光所為。紅杏的沉默被視為默認。平娃兄弟立刻霍霍磨刀，揚言殺死明光，并終于殘酷地將明光砍殺在路口。調查變成了對犯罪動機是否屬實的認證。大部分證人都認為明光與紅杏確乎不清白，但他們的敘述混亂，語焉不詳。實際上，沒有一個人能提供確鑿的證據，他們只是看不慣明光作為一個小學教師的作為，認為他不是個好莊稼人;而且對紅杏總是與明光的未婚妻永芳結伴“泡”在明光那里頗多微辭。甚至有人認為，“一個教書的”就是低人一等，死不足惜。但在調查中，漸漸清晰的，是明光其人。他自幼喪父，母親帶弟妹改嫁，只有他和老奶奶相依為命;他和曾來此的下鄉知青學到文化，并成了民辦教師。這使明光不同于村人，他訂了一些雜志 (而吸引紅杏的正是這些《大眾電影》一類的雜志)，他寫詩。在調查中，紅杏斷然“翻供”，否認她與明光有染。可她顯然已神經失常。不久，紅杏走出村外，投河自盡。她的母親——一個守寡多年養大孩子的母親，絕望地想救救自己的兩個兒子，但調查員拒絕給她飯食，使老人欲哭無淚。

在調查中，一個更為驚人的事實被揭露出來：明光被殺，事實上，是一件事先張揚的謀殺案。平娃兄弟清晨當眾霍霍磨刀，并坐痛飲，在早點鋪中張揚自己的殺人意圖;與其說意在殺人，不如說意在威脅。這是此地一個不成文的“風俗”：蒙羞受辱的家庭應由父兄出面，揚言殺死“奸夫”;再由村里有威望的人出面，將他們“拿下”，繳下兇器，捆綁關押數天。這便算是恢復了這個家庭的名譽。但此時，村里已沒有民兵，村長雖被叫來，但他不以為然，只是把平娃兄弟的刀“下了”，“咋也沒咋”，就“叫他們家去了”。這使平娃兄弟真正蒙受了恥辱。他們認為這種作法是“以為他們不敢干”，他們只能“真殺”。此時，除了明光之外，村里對此事已無人不知，但由于偶然，更由于人們微妙的幸災樂禍、看熱鬧的心理，竟沒有一個人真正通知明光，而老奶奶幾乎半聾、半瞎了。前往學校的路上，明光到了永芳家，知情的永芳竟對明光與紅杏的事信而不疑，因此也未對明光說清。一路上，圍觀的人群，注視著明光，對他大喊大叫，但沒有一個人告訴他真相。直到平娃兄弟提著斧頭、柴刀殺氣騰騰地走來，明光仍一無所知。紅杏奔來，絕望地讓明光快跑，想攔住她瘋狂的哥哥，但一切已太晚了。明光很快倒在柴刀、利斧之下，睜著恐怖無辜的眼睛。村長也到遲了，只聽到了明光最后的話：“大叔，他們把我殺……了。”

平娃、狗娃兄弟的罪行確認無疑。平娃被判死刑，狗娃判無期徒刑。他們不服上訴，被駁回。死刑被執行。臨刑前，平娃對母親喊出的話是：“買化肥的錢在炕席底下，不夠你再借點兒!”

調查員離村之前，發現曾是明光小學校的破廟，被訂為國家重點保護文物，可孩子們失去了老師，不能再上學了。調查員惆悵地離開了這貧窮的村莊。



【鑒賞】

青年女導演李少紅的影片《血色清晨》，取材自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大師加西亞·馬爾科斯的小說《一件事先張揚的謀殺案》，這部影片無疑是90年代中國影壇的一部現實主義力作。事實上，加西亞·馬爾科斯的故事僅僅為李少紅提供了一個借口，一個別致而獨特的事件依托來重現并改寫80年代“文明與愚昧”的經典命題;影片的核心事件“一件事先張揚的謀殺案”，不再是一種魔幻，一種荒誕不經的偶合與殘忍，而正是一場至為殘忍的愚昧對文明的虐殺。影片中的被害者李明光，是這一鎖閉、貧窮、荒蕪小村中唯一的民辦小學教師，是這里愚昧生存狀態中唯一的一線光明，唯一一扇洞向外部世界的狹小而殘缺的窗口，唯一一個對文明朦朧的向往者。因其如此，他“命定”地、而不是如原作中那樣偶然地成為“一件事先張揚的謀殺案”的犧牲品，成為愚昧而巨大的毀滅力量的施暴對象。于是，當紅杏(另一個純真、美麗的獻祭品)未曾交出她身為處女的證據時，明光便成了絕無僅有的嫌疑犯、罪人。毋需指控或起拆，愚昧傳統的生存邏輯自身已然完成了它全部審判程序。愚昧終于虐殺了文明，黑暗吞沒了這線細小的光與希望。

然而，在《血色清晨》的意義網絡中，對這一“謀殺案”的呈現遠非如此的單純或直露。圓睜著恐怖、困惑、無辜的雙眼倒在利斧下的明光，確乎是愚昧、傳統勢力的犧牲品，但不僅如此。從另一個角度上，明光亦因傳統、愚昧生存方式的解體而喪生。盡管他“命定”地被指認為這一無端悲劇中唯一的罪人，但是，在本文的敘境中，他并非必然將他的血淌盡在那貧瘠的土地上。只是因為一連串相關儀式的未能完成或遭到破壞，明光才會悲慘地死去。影片中遭到破壞的儀式以紅杏的新婚之夜為開端。其中古老的婚俗，因新娘處女的證據亦即丈夫初夜權的印證——白被單上的血跡既告闋如而崩潰。在愚昧的邏輯中這只能意味著少女的失貞。接下來的儀式是發現實有的或虛構的“奸夫”，而后則是雪恥復仇。退親行為決定必須去雪恥的是新娘的家人。但在傳統的、有效的社會體制中，它只是一場執刀叫罵，然而將被有效而體面地制止。因此這與其說是愚昧、野蠻與殘忍，不如說只是維系古老生存的一個儀式，一項不無表演色彩的程序，一個因事先張揚而不必發生的謀殺案。充其量它只是一個陋俗，一個其勢洶洶、卻不必血刃的鬧劇。然而，現實社會的變化，傳統文化的解體，權力結構的更迭，再次造成了儀式未能完成。因此李平娃、李狗娃兄弟為了雪恥，只能“真干”，能洗凈恥辱的，只有明光的鮮血。“一件事先張揚的謀殺案”便具有了雙重意義：明光是傳統愚昧文化的獻祭，同時又是傳統社會解體所必需的代價。事實上，這樁“謀殺案”的雙重意義在影片的片頭段落已然清晰地呈現出來;環繞著清晨破敗的古廟——今日的鄉村小學、一個長長的運動鏡頭，依次呈現出這一別具意味的特定空間。似乎是古老文化和現代文明的結合部; 然而，盡管喧鬧的孩子們給這古舊的空間添加了幾分活力和動感，但衣衫破舊的小學生仍不可能掩飾古廟(傳統文化的指稱)的衰敗：運動鏡頭滯重而細膩地呈現出無頭的佛像，巨大而殘破的古鐘，已然看不清銘文的石碑，朽壞的殿堂;直到一聲叫喊： “不好了，李老師被殺了!”，孩子們紛紛奔出，這座廢棄的并將自此再次被棄的古廟才更顯出它的荒蕪、破敗。

在《血色清晨》的意義網絡中，最為重要的人物，并非明光、紅杏、平娃狗娃兄弟，而是新郎張強國。和原作不同，故事中的新郎不再是出身顯赫而神秘莫測的外鄉人，在影片所呈現的元社會中，張強國作為一個引人矚目的特殊人物，是一個曾經外出又回到小村的、“見過大世面的”農村青年。他“出外打工，賺了大錢”，與其說他因此而成了現代文明的代表，不如更為準確、直白地說，此行只是使他成了現代社會唯一的權杖、動力和潤滑劑即金錢的執掌者。這個“嘗過城里女人滋味”的男人在金錢的支持下做出了他的價值判斷：“找老婆還得咱鄉下女人”。這判斷的潛臺詞里已明確地包含了對貞潔的苛求。在金錢魔杖的點化下，一個古老的典儀必須被復活、被完成：潔白的被單上，必須點染上處女殷紅的血跡。這與其說是古老典儀的要求，不如說是千金一擲的奢侈。盡管在古老的社會結構中，婚嫁始終是一種以女人為中介物的交換、“流通”行為;但在《血色清晨》的敘境中，古老婚俗的啟用，卻明確地具有了一種“商檢”性質，是對“價有所值”的確認。失貞意味著贗品。是張強國袋里的金錢，使他實際上成了這一歷史斷裂處正在即位的“新神”。是他無所不在的精明與自信，使得年長的李平娃無地自容，在百感交集中反復地稱張強國為“哥”、“大哥”;也是他在自己的婚禮上為鄉親們請來的戲班子，用百元大鈔釘成雙喜字樣，并以此捐資村里辦學，顯而易見，在此張強國接替了傳統文化中尊者的角色，開始行使特定的權力功能。清晨的慘案與血污，事實上，是以張強國為元兇的。于是，這樁謀殺案與其說是愚昧對文明的戕害，黑暗對光明的肆虐，不如說是現代生活中司空見慣的、金錢之手所書寫的罪惡。

而平娃兄弟、尤其是平娃的復仇行動，與其說是一場“單純”的典儀，為了家族的榮譽與體面，不如說有著更為真實與利益的動機。作為對原作的重要改編之一，這場以張強國為間接但唯一導演的清晨血案，其前史卻是他直接導演的一筆至為“劃算”的買賣：不出彩禮娶到紅杏，同時嫁出或者不如說是甩掉自己病殘的姐姐秀娥。于是，這場嫁娶采取了最為原始的婚姻形式：換頭親。盡管木訥的李平娃也一眼看穿了這無疑是一場極不平等的“交易”，但這卻是他這個36歲、一貧如洗的漢子唯一一個得到女人的機會，這樣他才能過上一份莊戶人無甚奢望的生活，才有可能了卻含辛茹苦、多年守寡的母親的心愿。事實上，當村口土崗上，兩支迎親、送親的隊伍交錯而過、喜樂齊鳴時，場景中確乎充滿了別一番喜慶。但是，一如“換頭親”所蘊含的原始婚姻的意義：一旦紅杏被驗明為“贗品”并遭退親，秀娥勢必被搶回。喜融融的親上加親的表象即刻破碎，買賣、交易的內容暴露無遺。于是，平娃仍可擁有秀娥，但必需是“拿錢來領人!”這顯然是全無希望的。因此，臆測中的“惡棍”明光的罪行不僅在于奪去了紅杏的貞操、玷污了李家的聲譽，更重要的在于，他的“行為”毀滅了平娃一家全部微末而寒酸的希望與未來。明光之死，因之已不只是典儀的頹壞所造成的悲劇，而且是與貧窮相伴生的絕望、愚昧制造的暴行。

和原作一樣，影片選取了回溯或曰時空交錯式的敘事結構。但與原作不同，不是一個友人數十年后的追憶，而是慘案發生后立刻開始的刑事案調查。于是，調查員的行動構成了影片中的現實行為線。但事實上，關于這樁案件并不存在著任何謎團或疑點：因為它不僅是事先張揚的，而且是在眾目睽睽下完成的。兇殺確認無疑，兇手確認無疑。于是，調查的重點便轉移為對犯罪動機的確認。而動機同樣昭然若揭：雪恥復仇。事實上，調查的重點圍繞犯罪動機是否真切，即紅杏、明光間是否存有“奸情”。而在對這一懸疑的調查中，創作者成功地組織起一個多義而豐滿的現實鄉村生活畫卷，一幅遠非明媚動人的現實主義景觀。對于影片的敘事而言，這正是一場極為成功而深刻的調查。它所揭示出當然并非隱秘或“奸情”，而是明光悲劇更為深刻的社會成因。事實上，正是諸“證人”的證詞與他們指認明光、紅杏有罪的方式，使《血色清晨》較之80年代的同類影片遠為深刻地再現了“文明與愚昧沖突”主題。諸多證詞表明，村子里的人們以或興味盎然、或漠不關心的態度接受了對明光“有罪”的指認，因為他獨有的身份、愛好與稍有差異的生活方式確定了他是村中的異類。而作為本文一個極為有趣的修辭方式，敘事人在查詢證人、確認犯罪動機的大組合段中，進行了聲畫錯位的處理：在多數證人言之鑿鑿的證詞間，出現的是幾不相干的畫面，而這些場景都以聲稱為目擊者的證人之缺席為前提;而與展現真實場景的自然光效不同，呈現證人陳述的場景則在內景、人工光的陰影之中。這與其說是提供并展現證詞，不如說是以聲畫錯位的方式揭示著一種極為深刻而潛在的悲劇沖突;這與其說是一種無恥的偽證，不如說是一類偏見的共識，一次關于愚昧的曝光，某種集體潛意識的呈現。

影片有著一個別具匠心的結局。當這一大悲劇終于“大功告成”：明光喪生利斧之下，紅杏投水身亡，李平娃被處死刑，李狗娃終生監禁，刑事調查員無奈而痛苦地離去之時，他在昔日明光的小學校/古廟前慢下了腳步。失去了孩子們活力的古廟此時更為破敗、空寂，幾個已然失學的孩子在附近徘徊。而兩個陌生人正將一塊嶄新的木牌釘在廟門旁，上面書寫著“靜慧寺 國家二級保護文物”。猶如一聲凄婉而哀傷的拖腔，回聲般地暗示著一個悲劇中悲劇：這里不再是一個雖寒酸無奈、但畢竟生機勃勃的校舍，而是一個死亡文化的遺跡：文物。這是雙重毀滅的印證：詭計多端的歷史之手在撲滅了文化、文明之使的微光的同時，斷裂了一個悠長豐滿的歷史與傳統。文化的文物化，或許也可以名之為一種 “進步”，但它同時索求著超值代價。

影片主要展現調查員的查證過程，以一個外來者的視點，緩慢、細膩甚至冗長地展現著謀殺案的前史與后果，直到推出了影片的“高潮戲”：一件事先張揚的謀殺案。在影片的敘事結構中，這已是全然不復懸念的敘事行為;但在這一完整的順時敘事組合段中，全知視點張弛得當地組織起令人窒息而悚然的戲劇張力。這無疑是全片充滿殘酷詩意的華彩樂段。在《血色清晨》中，明光之死是沉滯而又變遷中的社會，坍塌或被改寫的權力、信念體系，以及愚昧的、“無主名、無意識殺人團”共謀的必然。正是在這一段落中，敘事人以不動聲色的冷靜，勾勒著魯迅先生所謂的“麻木的國民靈魂”。敘事人所著力表現的，是村民們的“群像”。是他們如何以典型的“看客”心態，在旁觀、默許甚至慫恿著平娃兄弟對明光的謀殺。高速攝影呈現出的兇殺場景將其中的殘忍、野蠻與荒誕推到了人們所能承受的極限。而在這一鏡頭段落的最后時刻，明光對來的太晚的村長說出了他的“遺言”：“大叔，他們……把我殺……了。”極為精當而別具匠心地，明光的“遺言”是一個陳述句。他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向人們陳述了一個已然發生在他身上的事實。與其說他是在向人們陳述，不如說他是在讓自己相信：因為這一切對他說來，是如此的不可能，如此的荒誕不經、聳人聽聞。他無法相信或明白。他也不再需要相信或明白：在他的語聲斷掉的時刻，他已蜷縮著身軀，倒在自己的鮮血之中，圓睜著一雙無辜、恐怖、要求解答的眼睛。

老中國的歷史景觀與當代中國的現實主義畫卷，在以加西亞·馬爾科斯小說為素材的影片《血色清晨》中成功的縫合在一起。不僅是歷史的控訴或現實的曝光，而是歷史叉路口文化與現實的兩難處境。退路已然隱沒，前景尚未明了。李少紅便如是以《血色清晨》給1990年的中國留下了一部令人難忘的影片，留下了一份歷史的、冰川擦痕式的社會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