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出生在普法戰爭期間的奧特伊,在父母的寵愛中度過了童年。經歷了晚安吻事件和哮喘病的初次發作,對他的性格和成長產生了重大影響。11歲時他進入孔多塞中學,在此期間與瑪麗相遇,但愛情遭到拒絕。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他的嫉妒、內向心理和同性戀傾向。他開始結交朋友,出入沙龍,很多人物都成了他日后小說創作的原型,其中夏爾·阿斯即主要人物夏爾·斯萬的原本。1889年他自愿入伍,一年之后退伍,在法學院及政治科學自由學院注冊入學。其父在1903年過世,但兩年之后母親的去世更使他深受打擊。他決定用寫作來追回過去的時光。1913年,《追憶似水年華》完成三部,《在斯萬家那邊》自費出版。1919年他被迫遷出奧斯曼路,遷入阿姆蘭街44號。同年,《在少女們身旁》獲龔古爾獎,使他獲得聲譽。1922年普魯斯特因肺炎在巴黎逝世。
【作品選錄】
一開始人們覺得普魯斯特太虛弱,活不下來,之后很長時間,他把跟隨自己一生的不健康歸咎于母親在德軍圍攻巴黎與巴黎公社時期的困苦和焦慮。可能從一開始他的母親就抱著和他一樣的想法,覺得未出世的孩子所遭受的歷史創傷是自己的失職;母親對他百般寵愛多少有些贖罪的意味。他不無怨恨地逐漸相信,當自己生病時母親最愛他,于是,生病就成為贏得母親寵愛的方法。然而與此同時,他很快就健康到足以去父親的天主教教堂了。普魯斯特夫人保持著從父母那里繼承下來的猶太信仰,但是馬塞爾還是按時在圣路易當坦,他們巴黎家庭所在地的教堂受洗了。此后,馬塞爾將會自豪地指出,在自己的洗禮證和之后的堅信禮證上,有巴黎大主教的簽字。盡管如此,拜母親所賜,他一直認為自己屬于兩個偉大的被放逐的民族,他們曾比鄰而居,直到上帝震怒,讓其散落在地球的不同地方;這是因為母親的血脈、過度的寵愛使他成了亞伯拉罕的子民,平原上的城市的居民。
但是這些記憶來自1880年代,70年代的重要事件發生在別處,這一時期發生在馬爾塞布大道9號的事只有四件。
第一件事是馬塞爾的弟弟羅伯特1873年5月24日的出生,此時馬塞爾還不足兩歲。羅伯特繼承了父親的特征: 跟他父親一樣有著厚厚的、皺皺的、溫和的荷爾拜因式的嘴唇和窄嘴巴,而從馬塞爾的胡子下方只能偶爾瞥見一絲痕跡。毫無疑問,討人喜歡與順從的兒子同惹人憂慮與艷羨的兒子一樣,都得到大家的疼愛。羅伯特是那個順從的兒子。他是一名幾乎和作為內科醫生和衛生學家的父親一樣聞名的外科醫生;同樣,他也是醫學院的教授,擁有法國榮譽軍團勛章。然而,我們從馬塞爾和羅伯特身上或許都可以看出外科醫生的某種品質,即為治病而進行解剖。羅伯特曾準備寫一部題為《女性生殖器的外科手術》的教科書;對描寫過裸睡的阿爾貝蒂娜的馬塞爾來說,這完全不是一個陌生的主題。兄弟倆的關系一直是深摯的,但絕非親密無間。有一張兄弟倆早期的照片,當時馬塞爾6歲,羅伯特4歲;馬塞爾留著短短的頭發,穿著前面飾有扣子的灰色斜紋長袍,手保護性地攬在弟弟的脖子上,露出怯生生的笑容;羅伯特身著白色褶邊外套,依偎著馬塞爾,一臉自信的表情。目睹者證實馬塞爾一生都保持著這種對弟弟的保護態度:“這令人充分體會到‘兄弟之愛’一詞的力量”,呂西安·都德寫道。馬塞爾沒什么合適的理由去嫉妒弟弟;他的母親明白馬塞爾比隨遇而安的羅伯特更需要她的愛,盡管她對兩個兒子同樣疼愛;馬塞爾一直是她的“小狼”,“我的小寶貝”,而羅伯特僅僅是“我的另一個寶貝”。但弟弟的出世產生的沖擊可能是導致他對母親的愛趨于狂暴、過度的原因之一;他設法使母親成為自己溫和的同謀,共同對付競爭對手。在馬塞爾與母親的通信中,羅伯特是一個私人笑話: 他有譬如迪克家伙、殿下等綽號,他需要別人把他從輕率或懶惰所致的后果中拯救出來。馬塞爾斷定,如果說有人嫉妒的話,則此人非羅伯特莫屬。在早期的小說草稿中,他描述羅伯特坐在高椅子上尖聲抱怨著:“馬塞爾的巧克力奶凍比我多!”在《追憶似水年華》里,他寧愿把羅伯特整個抹掉——盡管主要是因為美學上的考慮。
這所房子掛著寶藍色的窗簾,屋子外面是個有長得過高的栗樹的花園,就在這里發生了普魯斯特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當時他年僅7歲。這件事告訴他愛注定死亡,幸福并不存在。他終其一生試圖在友誼、愛情、社會關系等方面去推翻這個結論,結果不過是不斷地重新得出這個結論而已;直到在那部偉大的小說中他回過頭到那時間之外的時光,在那里這件事沒有發生并因此永遠不會發生,來超越這一事件。在奧特伊的某個夏日的夜晚,馬塞爾的母親忙著招待普魯斯特醫生的一位大學同事,無法到他的臥室去給他例行的晚安吻。這個憤怒的孩子注視著月下花園中的這群人,此時他們在樹下談笑風生,啜飲著飯后美酒。他無法入眠;乞求男仆把母親叫來也是徒勞;直到最后他絕望地打開窗子對她大喊:“我的小媽媽,我要你來一下。”為了不使局面變得更糟,在和善的普魯斯特博士的催促下,她來了,試圖安撫他;但是他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哭起來,無法挽回的傷害已然造成。傭人不知所措地看著,他的母親解釋道:“馬塞爾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這是他的神經問題。”自己深覺有罪的行為被看作是超越了自我能控制的范圍的事情,這令他感受到一種強烈的快樂。
對這一事件他做了兩種解釋,都分別成為《讓·桑德伊》與《追憶似水年華》的開篇場景。《讓·桑德伊》中的版本更平實,并且很可能包含文字上的真實,上文所述即是根據這一版本。《在斯萬家那邊》中這一事件得到詳細敘述,并和在其他年月發生的事件交織在一起,其目的是給予這件事以象征性真實。這個花園是在貢布雷,伊利耶花園大門上的鈴聲響了,這個客人是斯萬,傭人是弗朗西斯;由于這件事情不合禮儀、令人意外和違反慣例,父親的寬宏大量更令人感動和顯得高貴,他允許母親整個晚上都陪著自己的孩子,這一夜,母親大聲朗讀后天要給他的生日禮物: 喬治·桑的《棄兒弗朗索瓦》。這最后的插曲并沒有在《讓·桑德伊》中出現,這里的敘述更接近真相——從字面上的真實來看,就是如此——而沒有這一情節,盡管從美學上看,它在這里與其他敘述不可分離。《棄兒弗朗索瓦》事件至少與真實記憶中的情緒不符。這件事發生在奧特伊的另外某個夜晚,當時馬塞爾發燒,家庭醫生給開了些藥,并規定:“讓這個孩子保持清淡的飲食。”普魯斯特太太沒有說話,從她的沉默中馬塞爾知道她已經決定不讓他吃任何藥物和食物,直到退燒。“我的孩子”,她可能會這樣說,“醫生可能比我聰明,但是我知道該怎么做”。所以除了牛奶之外,她不給馬塞爾任何食物,還給他讀《棄兒弗朗索瓦》與《小法黛特》。幾個早晨之后,她判斷馬塞爾的皮膚涼下來了,脈搏穩定了,這才允許他吃一點煎魚。在普魯斯特給母親的信中的一個暗示表明,《棄兒弗朗索瓦》事件發生在奧特伊;關于母親的吻的這一更重要的事件也發生在奧特伊,而非伊利耶: 這不僅因為這些事出現在平實的《讓·桑德伊》里,而且因為即使在《在斯萬家那邊》里,普魯斯特所提供的特別線索同樣指向路易斯·威爾的房子。“那些樓梯墻,”他告訴我們,“在上面我看到父親爬上來時拿著的蠟燭的光亮,已經被拆除很久了。”這不符合至今仍然存在的伊利耶的房子的實情,卻符合拉封丹大街96號房子的實情,它們是在1890年代末被拆掉的,新的莫扎特街正從花園中間穿過。
把普魯斯特失去與重獲母親之吻視為他確定無疑的早年精神創傷將會過分簡化此事。這件事無疑具有象征意義,和那些大量未記錄的小事一起,典型地體現了他童年的一個完整的方面。精神分析學家可能把其視為“屏蔽記憶”,它部分地隱藏和揭示了早先的內心深處的記憶。普魯斯特自己對這一事件的解釋并不充分。他懷著悔恨,將這一事件視為母親努力要使他成為正常、自立的孩子的首次失敗,視為他向并非真實的、實際上并不存在的“缺乏意志力”墮落的第一步。然而我們可以推測,小普魯斯特的憤怒遠比悔恨更為深入,真正的癥結不在于母親最后的屈服,而是她最初的拒絕。她的讓步不是愛的表示,而是對他的“敲詐勒索”所作的妥協。所以,盡管從此以后母親總要給他晚安吻,他仍然因為母親曾拒絕了自己而心懷憤恨。在《讓·桑德伊》中普魯斯特對母親的憤恨公開化了而且并沒有止息;當他寫這部小說時,母親仍然活著,可見他還沒有原諒母親,也沒有看到該為他的憤怒負責任的是人類的本性而不是他的母親。但是在《追憶似水年華》里,在他的母親已經去世也得到了原諒之后,他吐露了真相。他說,在內心深處他的啜泣從未停止過,那有客人來訪時“金屬的、刺耳的、無休止的”花園門鈴聲從未停止過。為了使它們安靜下來,為了找回那無限的、無條件的愛,他遍尋世上的每個角落;為了再次聽到它們,他把自己的要求提高到它們會被拒絕的程度。或許普魯斯特正是在這無意識的企圖中生病了,他要重新贏得母親的愛,與此同時又因為母親的拒絕而對她加以懲罰。
馬塞爾9歲時,在對奧特伊的一次造訪中,他們一家人連同朋友一起在布勞涅森林附近散步。在回來的路上,他突然被一陣窒息攫住,被他嚇壞的父親眼睜睜看著他就要死去。伴隨他一生的哮喘從此開始了。從醫學的角度來說,他的疾病是身不由己的、真實的;但是我們也知道,哮喘病經常與無意識的沖突和欲望有密切的關聯,對于普魯斯特,它——盡管有些可怕——卻是忠誠的仆人。他被哮喘襲擊,與他歇斯底里地大哭這兩個事件,有同樣的因素在起作用;他的無意識層面渴望得到父親的憐惜、母親的愛;他的無法呼吸可能重建了與來自哭泣或性快感有著同樣體驗的窒息時刻。他通過肺來犯罪,最終肺注定要殺死他。其他偉大作家——福樓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飽受癲癇病之苦,這與他們的藝術有著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果關系。哮喘病就是普魯斯特的癲癇病。在早年,它是普魯斯特不同于常人的標志,表明他對愛的欲求,是他躲避責任的庇護所,而這些對他當時尚處在無意識中的意圖來說還顯得漠不相關;在晚些時候它則幫助他從世界中退卻出來以完成一部“能夠經歷長久時光”的作品。然而此時,他只不過是在致命的春季花園里,在綠葉下的芬芳空氣中窒息、掙扎的小男孩。
在1887年春天,他不再見瑪麗。在《讓·桑德伊》里,是因為他的父母阻止他們的會面,因為他們從他的不快和由于激情而導致的情緒不穩定中受到了警告。然而在《在少女們身旁》中,敘述者最后使人相信是他的朋友沒有回報他的愛,因此他自己決定再也不要見她。可能這兩個版本在現實生活中都是真的;但是在絕望的那段時間里他想過自殺,想從馬爾塞布大道9號的陽臺——以前是他希望的晴雨表——上跳到人行道上;當他(從這次失敗中)恢復過來時,他的生命已經不可挽回地改變了。他最初對他母親之外的女性的愛和獲得這種愛的努力——亦即是逃脫亂倫的努力——失敗了。能夠愛一位與自己同齡的異性,是逃出家庭監獄的唯一有效途徑,而現在這條路被堵上了。如果他去冒險愛上另一位年輕的姑娘,他的痛苦、他的屈辱以及母親的不快,都只會重現。毫無疑問他在遇見瑪麗之前就注定——若不是由于先天的傾向,就是因為兒童時期早已深埋的壓力——終生是一個同性戀者。并且,也可能他的無意識為了釋放自己,滿足真實的欲望,因此做出了一定要失敗的異性戀的選擇,這在潛在同性戀者的青春期并不少見。或許在每個同性戀者身上,起初都存在一個強大的異性戀幽靈,它必須被囚禁、去勢,比它更強大的兄弟才能浮出水面。馬塞爾試圖要成為一個“正常人”: 如果他失敗了,那么就是瑪麗拒絕的錯;她的母親也希望他成為正常人,如果失敗了,那么也可以部分怪罪母親。他被赦免了。但是瑪麗還使他相信,或許是正確的,在家庭之外的愛是永遠不能回報的唯一感情。
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里他斷斷續續不停地被年輕女孩迷住。她們激發了他混合著誘惑與厭惡、欲望與恐懼的復雜情感,其中的一些女性進入到了他的小說里;不過數目有限,足夠安全。只有一次他考慮結婚,那是在母親去世后,他剛剛步入中年,他渴望一種和人結婚的生活,但最后還是決定用寫小說來代替。幾乎直到生命的盡頭,普魯斯特總是時不時地墜入女人的愛河。但是,出于某種原因,他選擇的女性總是令人尊敬的比他大二十歲的已婚婦女;或者是同樣安全的、不會有結果的高級妓女;如果他愛的是與他同齡或比他年輕的未婚女子,卻往往是朋友的未婚婦或女友。弗洛伊德主義者會說,那些大齡婦女與妓女是母親形象,他們還會加一句,對男性朋友說喜歡女人正是男同性戀者的典型癥候。這些是母親的替代物,那些是他的朋友們的替代物。
他發現母親出現了好轉的征兆,“如果她能夠熬過這次打擊,她會像過去一樣健康,”蘭多斯基醫生保證。醫生已經證實她患的是尿毒癥,但是她仍然拒絕所有的食物或者藥物,并且每天依然固執地堅持起床,梳洗打扮。她繼續保持著一生慣常的完全冷靜的神態,“沒有人知道她正在想什么或者正在遭受著怎樣的痛苦”,普魯斯特對孟德斯鳩說。普魯斯特雖然被自身的痛苦折磨著,卻依然能夠適時注意到別人的哀傷。仁慈的是,她所患的疾病和平時的那些要承受極度疼痛的病癥不同,伴隨的是越來越加重的癱瘓和昏迷。幾天后,好轉的跡象結束了,她已處于彌留狀態。當莫克林醫生召集大家并宣布“普魯斯特先生,我能提供的建議只有一個”時,普魯斯特熱切期待著,以為醫生將提供一個更為可行的治療方案,但是莫克林,用他那一直被人們感激地銘記的真誠的同情神態總結說:“那就是,耐心和放棄。”當她能夠說話的時候,可憐的夫人用因失語癥而歪曲的聲音開始了他們的老游戲,從法文經典作品中引用語錄來開玩笑。護理她的護士離開了,讓他們母子單獨待一會兒, “我從來沒有看到過比這更好的離別時刻了,” 她結結巴巴地說。“我不能沒有你”,他哭著說。“不要害怕,我的孩子,”她回答,“你的母親不會離開你的,為什么呢,‘這會是一件好事,如果我在埃當普而我的魔力卻到了阿爾巴戎’。”在結束之前,當他努力壓抑即將涌出的眼淚的時候,她皺了皺眉頭,扮了個鬼臉,悄聲耳語,他沒有聽到而猜測她說的是引自高乃依的一句話,童年時期他們分離的時候,她曾經引用來鼓勵他:“如果你不是個羅馬人,那么至少在行為上做個值得相稱的人!”在她最后的昏迷中,正如老費麗舍后來對他說的那樣,“盡管她完全沒有意識,但無論什么時候只要聽到你搖三聲鈴的聲音,夫人就像一片樹葉一樣顫抖,因為在那一周時間里,不管你怎樣努力輕輕地搖鈴,你總有一種方式使她不會把你錯認成別的任何一個人。”護士摻雜著羨慕與不滿對他說:“對她來說,你還是那個四歲的孩子。”9月26日,普魯斯特夫人去世了,突然之間時間也消逝了。
連續兩天,馬塞爾仍然與她在一起。自從到了伊萬,她就沒有吃固體的食物,饑餓已經消融了憂傷,這近年來的憂傷讓她的臉看上去蒼白得像一個中年人。他所看著的尸體,曾經是那幅1880年博韋太太畫的肖像畫上的美麗的女孩。在奧特伊曾經拒絕但又給了他晚安吻的年輕母親從時光深處走來,在他面前重新浮現。現在,他再次給了她相同的吻。“今天我擁有她,雖然她已經死去,但還接受我的關心。明天,我將永遠失去她了,”他對諾艾伊太太說。雷納多·漢永遠都不能忘記這令人恐懼的一幕,“馬塞爾在普魯斯特夫人的靈床邊,哭泣著、笑著,淚水灑滿了她的身體”。
整整一個月,普魯斯特從人們的世界里消失了,如同和他的母親一起死去了一樣。在人生中期的這個低潮中,他躺在床上不停地哭泣流淚,完全無法入眠。出于習慣,在房間里仆人們像過去一樣踮著腳走路;但是他卻充滿恐懼地聽著這寂靜,因為它就像是母親幽靈的遺物,他母親訓練他們不能打擾睡眠,而現在睡眠卻拒絕了他。她那令人無法理解的無形低語時不時地從墳墓中發出,出現在他的耳中: 他意識到,九年前在楓丹白露的電話里他曾經聽到過這種聲音,當他母親用來自無形世界的悲哀的語調和他說話的時候,他就感覺到了一種死亡的不祥預感。盡管他現在不停地想起她,但是他絕望地發現自己無法記起她的面容。他想起母親也有過同樣的苦惱,她曾經吐露過,除了殘忍地在睡夢中掠過,她記不起她所愛的母親,也就是他的外祖母的樣子。現在輪到他了。有兩次他突然看到了母親,一個清醒著的瞬間的幻覺,是她正在和病魔斗爭的噩夢般的圖像。有時候他會打個盹,他的意識里會出現一系列可怕的想法,這些想法遠遠比清醒的時候更恐怖,因為這時他仍然保持著自己的理智。他記得在她臨死前的最后幾天的某一刻,那時候她掙扎著想說些什么卻失敗了: 她努力想說的是什么,她沒有說出來的可能會挽救他的指示是什么?
(沈壯娟、梁慶標譯)
【賞析】
《追憶似水年華》以舒緩的節奏、綿密的敘事和精妙的結構構筑了一座“時間”大廈,充滿了感傷的回憶與詩意的情韻,吸引了眾多的文學探險者;而對于它的作者,人們也不禁好奇,這位身形瘦削、蓄著黑色的小胡子、臉色因疾病而顯得有些蒼白的柔弱公子,何以有如此大的能量完成這樣一部巨著?在他去世之后,不斷有傳記家試圖要進入他的世界,安德烈·莫洛亞、克洛德·莫里亞克、阿蘭·德波頓、威廉·卡特等人都進行了各自的努力。但是迄今為止,派因特爾的普魯斯特傳依然獨領風騷,它被公認為普魯斯特的權威傳記,是閱讀《追憶似水年華》、研究普魯斯特的門徑,更是傳記愛好者的必讀之作。派因特爾和普魯斯特的“相遇”發生在他14歲時,那時他開始閱讀《追憶似水年華》,有感于此作的深邃難懂,他決心要把它解釋清楚。經歷了將近二十年的收集、閱讀和寫作,終于成就了兩卷本的《馬塞爾·普魯斯特傳》。
這部傳記一經出版,就引起了廣泛反響,并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傳記之一”,堪稱傳記著作的典范。它的成功實際上很大程度上來自傳記家的深厚功力和獨特視角。作為古版本學家的派因特爾,發揮了搜集、考證的專長,以極大的熱情和耐心搜羅了關于傳主的豐富資料,包括日記、書信、回憶錄等。但是更為關鍵的是對材料的使用。派因特爾對之前的普魯斯特傳記深為不滿,因為它們根本沒有合理有效地使用這些材料,或者說,它們只使用了其中的十分之一。在他看來,傳記家的主要功能不是創造材料,而是對材料的組織和解釋。他決心用自己的理念重新整合這些被忽視的資源,充分利用它們的價值,發掘其背后的關聯,讓它們在自己的手中煥發光彩。
在他眼中,普魯斯特的小說《追憶似水年華》本質上是一部“創造性自傳”,“事實上每一位偉大作家的作品都是由存在于他生活的后面的同樣的內在張力所形成的,他的作品是復雜的生命行為,他的生命是包括他的作品的藝術工作”,作品和作家的生命體驗與心理狀態無法割裂。因此,他把普魯斯特的日常生活和文學創作進行一一對照,試圖厘清作品中的人物、地點、事件和現實的對應關系,從而“說明普魯斯特是如何把自己的一生改造成為《追憶似水年華》這部小說的”。這樣,重構普魯斯特的創作過程與心理,發掘作者自身沒有意識到的潛層動因便成了這部傳記的主要任務。為了使自己的解釋合理深入而富有新見,他找到了一條極為有效的方式: 精神分析。
20世紀精神分析和傳記的結合使傳記的發展取得了重大突破。派因特爾也把精神分析當作了手中的利器和深入傳主內心世界的有效途徑,強調無意識、性心理和疾病對傳主人格與行為的影響。這使他超出了一般的材料事實,能夠從容地探尋線索,組織敘事,建構傳主的心理真實并展示其隱秘世界。派因特爾對普魯斯特的晚安吻事件、哮喘病、同性戀傾向的處理,正是體現精神分析特色的精彩篇章,也使它能從眾多傳記中脫穎而出,別具一格。早在1949年,著名傳記家安德烈·莫洛亞就出版了普魯斯特的傳記,對這些事件做了解釋。莫洛亞對晚安吻事件的解釋同普魯斯特的感受比較接近,都強調這次事件帶來的創傷性記憶與影響。與此不同,派因特爾結合普魯斯特創作的發展,首先分析了他對同一事件在不同時期所作的處理。在《讓·桑德伊》中他對這一事件的敘述更接近曾經發生過的“事實”,而在《追憶逝水年華》中則摻入了后來發生的事,帶有了情感升華的特征。所以派因特爾認為,我們不能把這一事件簡單看成普魯斯特早年生活的無法修補的創傷,它對傳主的影響遠比他本人的理解更為復雜,對母親的怨恨、對永恒之愛的失望隱藏在他的意識深處,他自己可能沒有覺察。這一解釋揭示了掩藏在表面敘述之下被遮蔽了的某種更早更深層的記憶真實。在之后的分析中,派因特爾一再回到這一典型情境中去解釋普魯斯特后來的行為,這就使得對這一事件的處理不但具有深度,而且成為這部傳記的一個結構性因素。派因特爾用他的精神分析理論,找到了“病人”的病根,認為它構成了普魯斯特心理病因的核心,是一系列行為的出發點,這一創見正是構成這部傳記思想脈絡的內在線索。它打開了我們通向傳主無意識內心的窗口。
與此相應,派因特爾對普魯斯特的哮喘病、同性戀傾向的處理莫不帶有明顯的精神分析印記。莫洛亞認為哮喘是普魯斯特對愛的召喚方式,是依賴心理的體現。派因特爾則認為不是這么簡單,在他看來,哮喘之于普魯斯特,就如同癲癇之于福樓拜與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一事件的核心就是“俄狄浦斯情結”。它不只是普魯斯特無意識尋求父親的憐憫和母親的愛的表現,也是獲得快感、逃避責任的一種途徑,他的哮喘和歇斯底里的大哭都可以使他達到這兩重目的。“他被哮喘襲擊,與他歇斯底里地大哭這兩個事件,有同樣的因素在起作用;他的無意識層面渴望得到父親的憐惜、母親的愛;他的無法呼吸可能重建了與來自哭泣或性快感同樣體驗的窒息時刻。”在無意識當中,普魯斯特對哮喘病可能進行了利用,“哮喘病經常與無意識的沖突和欲望有密切的關聯,對于普魯斯特,它——盡管有些可怕——卻是忠誠的仆人”。靠他的敏銳和細致,派因特爾捕捉到了普魯斯特的深層心理,也使得其分析要比莫洛亞的解釋更為復雜、更具深意。
普魯斯特的同性戀傾向也是傳記家無法回避的事實。比起莫洛亞的一帶而過,派因特爾的處理顯然要更為用力。從心理學的角度出發,他把普魯斯特對母親的“固戀”與對異性愛的失敗解釋成使傳主身上的某種先天的同性戀傾向浮出水面的促動因素。晚安吻事件使他產生了對母愛的失望,于是普魯斯特企圖用獲得另外一位女性的愛來重獲幸福,并以此走出亂倫傾向給他的地獄式的折磨,但不幸他對瑪麗的第一次戀愛也遭到了失敗。愛的徒勞喚醒了他的同性戀傾向,這種傾向在他以后與女人的關系中不斷得到加強。派因特爾從傳主所迷戀的女人的年齡、身份來分析,指出她們要么是別人的妻子、女友,要么是高級妓女。這種徒勞的迷戀在某些時刻是其戀母情結的延伸,在另外一些時刻是對自己異性戀傾向的主動壓抑。從而使自己的同性戀傾向可以逃離苛責,獲得某種赦免。
可以看出,通過精神分析,派因特爾發掘出了普魯斯特性格和心理的核心,也就是他和母親的關系。這是傳記的精彩之處,同時也是其缺陷的來源。因為這種精神分析式的體察,更多的是傳記家的心理建構,有時候難免有些牽強,不夠客觀。同時,作者把現實和小說進行一一對應的努力,為作品尋找原型的固執,使傳記的敘述流于機械,一定程度上犧牲了作品的生動性。不過,作者通過獨特的考察和大量細節的重現,展現了普魯斯特的生命軌跡與創作歷程,給我們呈現了一位憂郁、內向而對藝術充滿熱情的作家形象。
雖然這部傳記包含了大量考證,顯得有些枯燥和學究氣,但是派因特爾依然保持著語言的優雅與清新,憑借細膩的感觸,用簡潔流暢的筆調慢慢鋪展開來,在對地點、人物和事件進行精密考察的同時,為我們提供了當時法國上流社會生活的絢麗畫卷,其中各色人物粉墨登場,醫生、藝術家、王公貴族、軍官、妓女、浪子等等,無不個性鮮明。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行文中運用了大量對話,使得普魯斯特和他的母親等諸多形象似乎有了真實的生命,他們好像就在你的眼前哭泣、嬉笑或低聲細語。在對普魯斯特母親之死的描寫中,可以看出其中的感傷與陰郁色彩,生動地再現了母子二人非同尋常的關系。派因特爾早就指出,他運用對話,重現事件的場景,完全不是出于自己的創造,而是有著內在的事實依據和邏輯基礎,尊重真實依然是他寫作傳記的基本理念。不過,這種融入了精神分析的真實已經不再是傳統傳記的歷史真實,而是要從心靈的角度去挖掘人性那深不可測的迷宮了。
(沈壯娟、梁慶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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