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在假想的1984年，“老大哥”統治了英、美等國，組成了大洋國，一切都處在黨無所不在的宣傳與監視之下。溫斯頓·施密斯是倫敦地區一名外圍黨員，但缺乏黨要求的英雄氣概，只感覺到物質、精神都貧乏至極的生活難以忍受，不知不覺中和一位有相似感受的年輕女性裘莉亞陷入了違禁的愛情關系，還加入了所謂的反黨小組。很快他們的行徑就被“思想警察”發現，遭到逮捕。施密斯被關進101牢房，在友愛部負責人奧勃良的主持下，經歷了新式儀表實施的嚴刑拷打與思想洗腦。最終他的精神與肉體都被摧毀，釋放出來后，僅僅是行尸走肉，在那里一天天茍延殘喘。

【作品選錄】

“現在請告訴我，我們要堅持當權的‘原因’。我們的動機是什么？我們為什么要當權？說吧，”他見溫斯頓沉默不語就說。

但是溫斯頓還是繼續沉默了一兩分鐘。他感到一陣厭倦。奧勃良的臉上又隱隱出現了一種狂熱的神情。他知道奧勃良會說些什么： 黨并不是為了自己的目的而要當權，而只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它要權力是因為群眾都是軟弱的、怯懦的可憐蟲，既不知如何運用自由，也不知正視真理，必須由比他們強有力的人來加以統治，進行有計劃的哄騙。人類面前的選擇是自由或幸福，對大多數人類來說，選擇幸福更好一些。黨是弱者的永恒監護人，是為了使善可能到來才作惡的一個專心一致的派系，為了別人的幸福而犧牲自己的幸福。溫斯頓心里想，可怕的是，奧勃良這么說的時候，他就會相信他。你可以從他臉上看出來。奧勃良什么都知道。比溫斯頓好過一千倍，他知道世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人類生活墮落到了什么程度，黨用什么謊話和野蠻手段使他們處在那種地位。他完全明白的這一切，加以權衡，但這都無關重要，因為為了最終目的，一切手段都是正當的。溫斯頓心里想，對于這樣一個瘋子，他比你聰明，他心平氣和地聽了你的論點，但是仍堅持他的瘋狂，你有什么辦法呢？

“你們是為了我們自己的好處而統治我們，”他軟弱地說，“你們認為人類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因此——”

他驚了一下，幾乎要叫出聲來。他的全身一陣痛。奧勃良扳了杠桿，儀表的指針升到了三十五。

“真愚蠢，溫斯頓，真愚蠢！”他說。“按你的水平，你不應該說這么一句話。”

他把杠桿扳回來，繼續說：

“現在讓我來告訴你，我的問題的答復是什么。答復是： 黨要當權完全是為了它自己。我們對別人的好處并沒有興趣。我們只對權力有興趣。不論財富、奢侈、長壽或者幸福，我們都沒有興趣，只對權力，純粹的權力有興趣。純粹的權力是什么意思，你馬上就會知道。我們與以往的所有寡頭政體都不同，那是在于我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有其他寡頭政治家，即使那些同我們相像的人，也都是些懦夫和偽君子。德國的納粹黨人和俄國的共產黨人在方法上同我們很相像，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勇氣承認自己的動機。他們假裝，或許他們甚至相信，他們奪取權力不是出于自愿，只是為了一個有限的時期，不久就會出現一個人人都自由平等的天堂。我們可不是那樣。我們很明白，沒有人會為了廢除權力而奪取權力。權力不是手段，權力是目的。建立專政不是為了保衛革命；反過來進行革命是為了建立專政。迫害的目的是迫害。拷打的目的是拷打。權力的目的是權力。現在你開始懂得我的意思了吧？”

奧勃良的疲倦的臉像以往一樣使溫斯頓感到很觸目。這張臉堅強、肥厚、殘忍，充滿智慧，既有激情，又有節制，使他感到毫無辦法，但是這張臉是疲倦的臉。眼眶下面有皺紋，雙頰的皮肉松弛。奧勃良俯在他的頭上，有意讓他久經滄桑的臉移得更近一些。

“你在想，”他說，“我的臉又老又疲倦。你在想，我在侈談權力，卻沒有辦法防止我自己身體的衰老。溫斯頓，難道你不明白，個人只是一個細胞？一個細胞的衰變正是機體的活力。你把指甲剪掉的時候難道你就死了嗎？”

他從床邊走開，又開始來回踱步，一只手放在口袋里。

“我們是權力的祭師，”他說，“上帝是權力。不過在目前，對你來說，權力不過是個字眼。現在你應該對權力的含義有所了解。你必須明白的第一件事情是，權力是集體的。個人只是在停止作為個人的時候才有權力。你知道黨的口號‘自由即奴役’。你有沒有想到過這句口號是可以顛倒過來的？奴役即自由。一個人在單獨和自由的時候總是要被打敗的。所以必然如此，是因為人都必死，這是最大的失敗。但是如果他能完全絕對服從，如果他能擺脫個人存在，如果他能與黨打成一片而做到他就是黨，黨就是他，那么他就是全能的、永遠不朽。你要明白的第二件事情是，所謂權力乃是對人的權力，是對身體，尤其是對思想的權力，對物質——你們所說的外部現實——的權力并不重要。我們對物質的控制現在已經做到了絕對的程度。”

溫斯頓一時沒有去注意儀表。他猛地想坐了起來，結果只是徒然感到一陣痛而已。

“但是你怎么能夠控制物質呢？”他叫出聲來道。“你們連氣候或者地心吸力都還沒法控制。而且還有疾病、痛苦、死亡——”

奧勃良擺一擺手，叫他別說話。“我們所以能夠控制物質，是因為我們控制了思想。現實存在于腦袋里。溫斯頓，你會慢慢明白的。我們沒有做不到的事情。隱身、升空——什么都行。只要我愿意，我可以像肥皂泡一樣，在這間屋子里飄浮起來。我不愿意這么做是因為黨不愿意我這么做。這種十九世紀式的自然規律觀念，你必須把它們丟掉。自然規律是由我們來規定的。”

“但是你們并沒有！你們甚至還沒有成為地球的主人！不是還有歐亞國和東亞國嗎？你們還沒有征服它們？”

“這無關重要。到了合適的時候都要征服。即使不征服，又有什么不同？我們可以否定它們的存在。大洋國就是世界。”

“但是世界本身只是一粒塵埃。而人是渺小的——毫無作為。人類存在多久了？有好幾百萬年地球上是沒有人跡的。”

“胡說八道。地球的年代同人類一樣長久，一點也不比人類更久。怎么可能比人類更久呢？除了通過人的意識，什么都不存在。”

“但是巖石里盡是已經絕跡的動物的骨骼化石——在人類出現以前很久在地球上生活過猛犸、柱牙象和龐大的爬行動物。”

“你自己看到過這種骨骼化石嗎，溫斯頓？當然沒有。這是十九世紀生物學家捏造出來的。在人類出現以前什么都不存在。在人類絕跡后——如果人類有一天會絕跡的話——也沒有什么會再存在。在人類之外沒有別的東西存在。”

“但是整個宇宙是在我們之外。看那星星！有些是在一百萬光年之外。它們在我們永遠及不到的地方。”

“星星是什么？”奧勃良冷淡地說。“它們不過是幾公里以外的光點。我們只要愿意就可以到那里。我們也可以把它們抹掉。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陽和星星繞地球而轉。”

溫斯頓又掙扎了一下。這次他沒有說什么。奧勃良繼續說下去，好像在回答對方說出來的反對意見。

“為了一定目的，這話當然是不確的。比如我們在大海上航行的時候，或者在預測日食月食的時候，我們常常發現，假設地球繞太陽而轉，星星遠在億萬公里之外，這樣比較方便。但這又怎樣呢？難道你以為我們不能創造一種雙重的天文學體系嗎？星星可以近，也可以遠，視我們需要而定。你以為我們的數學家做不到這一點嗎？難道你忘掉了雙重思想？”

溫斯頓在床上一縮。不論他說什么，對方迅速的回答就像給他打了一下悶棍一樣。但是他知道自己明白他是對的。認為你自己思想以外不存在任何事物，這種想法肯定是有什么辦法能夠證明是不確的。不是早已揭露過這是一種謬論嗎？甚至還有一個名稱，不過他已記不起來了。奧勃良低頭看著溫斯頓，嘴角上飄起一絲嘲意。

“我告訴過你，溫斯頓，”他說，“形而上學不是你的所長。你在想的一個名詞叫唯我論。可是你錯了。這不是唯我論。這是集體唯我論。不過這是另外一回事。完全不同的一回事，可以說是相反的一回事。不過這都是題外話。”他又換了口氣說。“真正的權力，我們日日夜夜為之奮戰的權力，不是控制事物的權力，而是控制人的權力。”他停了下來，又恢復了一種教訓聰穎兒童的教師神情：“溫斯頓，一個人是怎樣對另外一個人發揮權力的？”

溫斯頓想了一想說：“通過使另外一個人受苦。”

“說得不錯。通過使另外一個人受苦。光是服從還不夠。他不受苦，你怎么知道他在服從你的意志，不是他自己的意志？權力就在于給人帶來痛苦和恥辱。權力就在于把人類思想撕得粉碎，然后按你自己所選擇的樣子把它再黏合起來。那么，你是不是開始明白我們要創建的是怎樣一種世界？這種世界與老派改革家所設想的那種愚蠢的、享樂主義的烏托邦正好相反。這是一個恐懼、叛賣、折磨的世界，一個踐踏和被踐踏的世界，一個在臻于完善的過程中越來越無情的世界。我們這個世界里，所謂進步就是朝向越來越多痛苦的進步。以前的各種文明以建筑在博愛和正義上相標榜。我們建筑在仇恨上。在我們的世界里，除了恐懼、狂怒、得意、自貶以外，沒有別的感情。其他一切都要摧毀。我們現在已經摧毀了革命前遺留下來的思想習慣。我們割斷了子女與父母、人與人、男人與女人之間的聯系；沒有人再敢信任妻子、兒女、朋友。而且在將來，不再有妻子或朋友。子女一生下來就要脫離母親，好像蛋一生下來就從母雞身邊取走一樣。性的本能要消除掉。生殖的事要弄得像發配給證一樣成為一年一度的手續形式。我們要消滅掉性的快感。我們的神經病學家正在研究這個問題。除了對黨忠誠以外，沒有其他忠誠。除了愛老大哥以外，沒有其他的愛。除了因打敗敵人而笑以外，沒有其他的笑。不再有藝術，不再有文學，不再有科學。我們達到萬能以后就不需要科學了。美與丑不再有區別。不再有好奇心，不再有生命過程的應用。一切其他樂趣都要消滅掉。但是，溫斯頓，請你不要忘了，對于權力的沉醉，卻永遠存在，而且不斷地增長，不斷地越來越細膩。每時每刻，永遠有勝利的歡悅，踐踏束手待斃的敵人的快感。如果你要設想一幅未來的圖景，就想象一只腳踩在一張人臉上好了——永遠如此。”

他停了下來等溫斯頓說話。溫斯頓又想鉆到床底下去。他說不出話來。他的心臟似乎冰凍住了。奧勃良繼續說：

“請記住，這是永遠如此。那張臉永遠在那里給你踐踏。異端分子、社會公敵永遠在那里，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敗他們，羞辱他們。你落到我們手中以后所經歷的一切，會永遠繼續下去，而且只有更厲害。間諜活動、叛黨賣國、逮捕拷打、處決滅跡，這種事情永遠不會完。這個世界不僅是個勝利的世界，也同樣是個恐怖的世界。黨越有力量，就越不能容忍；反對力量越弱，專制暴政就越嚴。果爾德施坦因及其異端邪說將永遠存在。他們無時無刻不受到攻擊、取笑、辱罵、唾棄，但是他們總是仍舊存在。我在這七年中同你演出的這出戲將一代又一代永遠一而再再而三地演下去，不過形式更加巧妙而已。我們總是要把異端分子提到這里來聽我們的擺布，叫痛求饒，意氣消沉，可卑可恥，最后痛悔前非，自動地爬到我們腳下來。這就是我們在制造的一個世界，溫斯頓。一個勝利接著一個勝利的世界，沒完沒了地壓迫著權力的神經。我可以看出，你已經開始明白這個世界將是什么樣子。但是到最后，你會不止明白而已。你還會接受它，歡迎它，成為它的一部分。”

溫斯頓從震驚中恢復過來一些，有氣無力地說：“你們不能這樣！”

“溫斯頓，你這話是什么意思？”

“你們不可能創造一個像你剛才介紹的那樣的世界，這是夢想，不可能實現。”

“為什么？”

“因為不可能把文明建筑在恐懼、仇恨和殘酷上。這種文明永遠不能持久。”

“為什么不能？”

“它不會有生命力。它會分崩離析。它會自找毀滅。”

“胡說八道。你以為仇恨比愛更消耗人的精力。為什么會是這樣？即使如此，又有什么關系？假定我們就是要使自己衰亡得更快。假定我們就是要加速人生的速度，使得人滿三十就衰老。那又有什么關系呢？你難道不明白，個人的死不是死？黨是永生不朽的？”

像剛才一樣，一番話把溫斯頓說得啞口無言。此外，他也擔心，如果他堅持己見，奧勃良會開動儀表。但是他又不能沉默不語。于是他有氣無力地又采取了攻勢，只是沒有什么強有力的論據，除了對奧勃良剛才的一番話感到說不出來的驚恐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后盾。

“我不知道——我也不管。反正你們會失敗的。你們會遭到打敗的。生活會打敗你們。”

“我們控制著生活的一切方面，溫斯頓。你在幻想，有什么叫做人性的東西，會因為我們的所作所為而感到憤慨，起來反對我們。但是人性是我們創造的。人的伸縮性無限大。你也許又想到無產階級或者奴隸會起來推翻我們。快別作此想。他們像牲口一樣一點也沒有辦法。黨就是人性。其他都是外在的——無足輕重。”

“我不管。他們最后會打敗你們。他們遲早會看清你們的面目，那時他們會把你們打得粉碎。”

“你看到什么跡象能說明這樣的事情快要發生了嗎？或者有什么理由嗎？”

“沒有。但是我相信。我知道你們會失敗。宇宙之中反正有什么東西——我不知道是精神，還是原則——是你們所無法勝過的。”

“你相信上帝嗎，溫斯頓？”

“不相信。”

“那么那個會打敗我們的原則又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人的精神。”

“你認為自己是個人嗎？”

“是的。”

“如果你是人，溫斯頓，那你就是最后一個人了。你那種人已經絕跡；我們是后來的新人。你不明白你是孤家寡人？你處在歷史之外，你不存在。”他的態度改變了，口氣更加嚴厲了：“你以為我們撒謊，我們殘酷，因此你在精神上比我們優越？”

“是的，我認為我優越。”

奧勃良沒有說話。有另外兩個聲音在說話。過了一會兒，溫斯頓聽出其中一個聲音就是他自己的聲音。那是他參加兄弟會那個晚上同奧勃良談話的錄音帶。他聽到他自己答應要說謊、盜竊、偽造、殺人、鼓勵吸毒和賣淫、散布梅毒、向孩子臉上澆鏹水。奧勃良做了一個小手勢，似乎是說不值得放這錄音。他于是關上電門，說話聲音就中斷了。

“起床吧，”他說。

綁帶自動松開，溫斯頓下了地，不穩地站起來。

“你是最后一個人，”奧勃良說。“你是人類精神的監護人。你看看自己是什么樣子。把衣服脫掉。”

溫斯頓把扎住工作服的一根繩子解開。拉鏈早已取走了。他記不得被捕以后有沒有脫光過衣服。工作服下面，他的身上是些骯臟發黃的破片，勉強可以看出來原來是內衣。他把它們脫下來扔到地上時，看到屋子那頭有一個三面鏡。他走過去，半路上就停住了。嘴里不禁驚叫出聲。

“過去，”奧勃良說，“站在兩面鏡子中間，你就也可以看到側面。”

他停下來是因為他嚇壞了。他看到一個死灰色的骷髏一樣的人體彎著腰向他走近來。樣子非常怕人，這不僅僅是因為他知道這人就是他自己。他走得距鏡子更近一些。那人的腦袋似乎向前突出，那是因為身子佝僂的緣故。他的臉是個絕望無援的死囚的臉，額角高突，頭頂光禿，尖尖的鼻子，沉陷的雙頰，上面兩只眼睛卻灼灼發亮，凝視著對方。滿臉都是皺紋，嘴巴塌陷。這毫無疑問是他自己的臉，但是他覺得變化好像比他內心的變化更大。它所表現的感情不是他內心感到的感情。他的頭發已有一半禿光了，他起先以為自己頭發也發白了，但是發白的是他的頭皮。除了他的雙手和臉上一圈以外，他全身發灰，污穢不堪。污垢的下面到處還有紅色的瘡疤，腳踝上的靜脈曲張已潰瘍成一片，皮膚一層一層掉下來。但是最嚇人的還是身體羸弱的程度。胸口肋骨突出，與骷髏一樣，大腿瘦得還不如膝蓋粗。他現在明白了為什么奧勃良叫他看一看側面。他的脊梁彎曲得怕人。瘦骨嶙嶙的雙肩向前彎著。胸口深陷，皮包骨的脖子似乎吃不消腦袋的重壓。如果叫他猜，他一定估計這是一個患有慢性痼疾的六十老翁的軀體。

“你有時想，”奧勃良說，“我的臉——核心黨黨員的臉——老而疲憊。你對自己的臉有什么想法？”

他抓住溫斯頓，把他轉過身來正對著自己。

“你瞧瞧自己成了什么樣子！”他說。“你瞧瞧自己身上的這些污垢！你腳趾縫中的污垢。你腳上的爛瘡。你知道自己臭得像頭豬嗎？也許你已經不再注意到了。瞧你這副消瘦的樣子。你看到嗎？你的胳膊還不如我的大拇指和食指合攏來的圈兒那么粗。我可以把你的脖子掐斷，同折斷一根胡蘿卜一樣，不費吹灰之力。你知道嗎，你落到我們手中以后已經掉了二十五公斤？甚至你的頭發也一把一把地掉。瞧！”他一揪溫斯頓的頭發，就掉下一把來。“張開嘴。還剩九顆、十顆、十一顆牙齒。你來的時候有幾顆？剩下的幾顆隨時可掉。瞧！”

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有力地扳住溫斯頓剩下的一顆門牙。溫斯頓上腭一陣痛。奧勃良已把那顆門牙扳了下來，扔在地上。

“你已經在爛掉了，”他說，“你已經在崩潰了。你是什么？一堆垃圾。現在再轉過去瞧瞧鏡子里面。你見到你面前的東西嗎？那就是最后的一個人。如果你是人，那就是人性。把衣服穿上吧。”

溫斯頓手足遲鈍地慢慢把衣服穿上。他到現在為止都從來沒有想到過自己這么瘦弱。他的心中只有一個想法： 他落在這個虎穴里一定比他所想象的時間還要久。他把這些破爛衣服穿上身后，對于自己被糟蹋的身體不禁感到一陣悲痛。他突然坐在床邊的一把小板凳上放聲哭了起來。他明知自己極不雅觀，破布包扎的一把骨頭坐在刺眼的燈光中哭泣，但是他無法自制。奧勃良一手按在他肩頭，幾乎是很同情似的。

“這不會永遠如此的，”他說，“你只要愿意，隨時隨地可以改變這種情況。一切取決于你自己。”

“全是你們造成的！”溫斯頓嗚咽地說，“是你們把我搞得這般狀態的。”

“不，溫斯頓，是你自己把你搞到這般狀態的。你一決心反黨就準備接受這個結果了。一切都包含在那第一步中間。沒有什么事情不是你所沒有預見到的。”

他停了一下，又繼續說：

“我們打垮了你，溫斯頓。我們打垮了你。你已經見到了你的身子是什么樣子。你的精神也處在同樣狀態。我想不會剩下多少自尊心了。你給拳打足踢、鞭棍交加、百般辱罵，你大聲叫過痛，求過饒，在地上自己的血泊和嘔吐的臟物中間打過滾。你哀聲地求饒乞憐，出賣過別人。你能想出一件自己沒有干過的墮落事情嗎？”

溫斯頓停止了哭泣，但是眼睛里仍滿盈淚水。他抬頭看奧勃良。

“我沒有出賣裘莉亞，”他說。

奧勃良低頭沉思地看著他。“沒有，”他說，“沒有；這完全正確。你沒有出賣裘莉亞。”

溫斯頓心中一陣溫暖，對奧勃良感到說不出的敬重，似乎沒有任何東西能夠破壞這種奇特的感情。他想，這個人是多么地明白事理啊。奧勃良總是從來都不會不了解對他說的話的。要是換了旁人，誰都會馬上回答說，他已出賣了裘莉亞。他有什么東西在拷打之下沒有說出來呢？他把他所知道的有關她的情況告訴了他們： 她的習慣、她的性格、她過去的生活；他極其詳細地交代了他們幽會時所發生的一切、相互之間所說的話、黑市買賣、通奸、反黨的密謀——一切的一切！然而，按照他的本意所用的詞來說，他沒有出賣她。他沒有停止愛她；他對她的感情依然如舊。奧勃良明白他的意思，不需要任何解釋。

“告訴我，”他問道，“他們什么時候槍斃我？”

“可能要過很久，”奧勃良說，“你是個老大難問題。不過不要放棄希望。遲早一切總會治愈的。最后我們就會槍斃你。”

(董樂山　譯)

【賞析】

20世紀是一個將在歷史上留下濃重印記的時期，在這百年內出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奇特政治制度和種種政治恐怖，其后果迄今仍未能徹底消除。也許將來有一天，當人們坐在綠陰下露天咖啡館里偶然聊起“大清洗”、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時候，會以一種優雅而又輕松的口吻說： 哦，真是搞不懂，那個年代人們準是瘋了。這時只需要讀一下英國作家奧威爾1948年寫下的政治寓言小說《一九八四》，就會懂得已經過去的這個世紀的苦難與瘋狂。

不過，小說畢竟還是小說，《一九八四》里展示的是藝術世界，是一個遠遠超越任何存在過的政治恐怖的虛構性的極權主義世界。在這個世界中，除了所有的無產者——因為他們其實就是畜牲一般的奴隸，唯一的生活內容就是無休無止地干活，其他的人一生幾乎所有的時刻都處于“電幕”的監控之下，也即這個極權社會的最高統治者“老大哥”的目光之下。這就是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分析過的“全景敞視”，高度發達的工業技術使它滲透到每一個角落，也讓最高權力變成了一種無處不在和無所不及的隱形威懾。

然而，真正的恐怖還不止于此，更在于極權主義對人們思想無孔不入的改造。所有的信息來源都處在牢牢控制下，不用說檔案記錄了，人的記憶、過去也被任意抹殺、改換。而這還不夠，還有更為根本的項目在進行： 改造整個語言系統。當人們負載思維的工具在預期的未來也被徹底地拆卸和改裝之后，世界將永遠沉入權力任意涂抹的黑暗。

從這個角度看，小說主人公溫斯頓·施密斯看似漫不經心的過失，就具有了別樣的意義。說到底，他還保有一些從前的記憶，還殘留著人性對自由的渴念和對愛的希冀。他還沒有完全被集權主義的體制所吞噬，徹底異化為這個體制中毫無思想感情的一顆馴服的螺絲釘。就像小說中千方百計折磨他的友愛部(實為迫害部)頭頭奧勃良指出的，他是“最后一個人”，是“人類精神的監護人”。碩果僅存的他不自量力，從直覺和本能出發，對以“老大哥”為首的集權主義體制發出了挑戰，依舊相信通過秘密積累知識，逐漸擴大啟蒙，最后能夠發生無產者的革命，推翻極權主義的統治。而奧勃良的使命，就是從精神上和肉體上打垮這最后的一個“人”，消滅這最后一個“人”，使其守護的“人類精神”一道歸于毀滅。

由此可見，《一九八四》雖然通常和《美妙的新世界》、《我們》一起被稱為20世紀的三大反烏托邦小說，但它的主題不在一般地反烏托邦，而在于反極權主義。構建“老大哥”一統天下的這個大洋國的最根本原則并非全社會人群的幸福，相反是基于對權力的追求。權力不再是實現人間天國的手段，而成為目的本身。這一點，我們看到節選部分中，奧勃良明確地對施密斯作了澄清。一定程度上，奧勃良也站在反烏托邦的立場上。他如此闡明“老大哥”和他要創建的世界的藍圖：“這種世界與老派改革家所設想的那種愚蠢的、享樂主義的烏托邦正好相反。這是一個恐懼、叛賣、折磨的世界，一個踐踏和被踐踏的世界，一個在臻于完善的過程中越來越無情的世界。我們這個世界里，所謂進步就是朝向越來越多痛苦的進步。以前的各種文明以建筑在博愛和正義上相標榜。我們建筑在仇恨上。在我們的世界里，除了恐懼、狂怒、得意、自貶以外，沒有別的感情。其他一切都要摧毀。……除了愛老大哥以外，沒有其他的愛。”在這個世界中，“一切其他樂趣都要消滅掉。但是……對于權力的沉醉，卻永遠存在，而且不斷地增長，不斷地越來越細膩。”

但與此同時，如果揚棄掉烏托邦中美好理想的這一層意思，只就烏托邦是設想中的政治藍圖這一點來講，假想中將在未來的一九八四年構建的這個大洋國，雖和老派的、樂觀的、幸福的烏托邦截然相反，卻同樣屬于烏托邦，只不過是極權的、暴力的、罪惡的烏托邦。所以，施密斯的反抗，同樣具有反烏托邦的性質和意義，只不過矛頭所指是極權主義的現代烏托邦，那是一種連快樂的偽裝都被盡數撕去的、只剩下恐怖與苦難的黑色烏托邦。

節選部分就是溫斯頓·施密斯遭到“思想警察”逮捕后，被關押在101號牢房里，接受奧勃良的刑訊時的對話。看似對話，實質乃是奧勃良及其上峰“老大哥”所推行與維護的極權主義和施密斯代表的人類精神的較量，是黑色烏托邦和反烏托邦主義的較量。

奧勃良自以為權力在握，就等于真理在握。他大言不慚，管自己的那一套叫“寡頭政治”，赤裸裸地宣揚極權思想，鼓吹為一己的私利而奪權、掌權，公然把權力當成最高的目的。他還信奉唯我論和唯意志論，認定外在的物質世界只不過是精神想象的產物，只要控制了思想就等于控制了整個世界。他粗暴地踐踏人格，無視人性和個性的存在。由于深信所掌握的權力強大無比、不可戰勝，還故意保留了異端的存在，目的只是為著一次次地把屬于反對派的異端勢力踩在腳下，品嘗勝利的喜悅，和任意戲耍束手待斃的敵人的快感。而他對待施密斯，審問也好，洗腦也好，就是他這套理論的親自實踐。

相比之下，施密斯無疑處在弱勢。他是階下囚，還被捆綁在作為特殊刑具的床上，根本沒有還手之力，連招架也十分勉強。同時他也很清楚，自己以后的命運業已注定，遲早會在某個夜晚從人世間突然消失。但在那之前，他仍然堅持著用微薄的力量，竭盡所能地進行反抗。他依舊相信他周圍的世界，相信生活終將戰勝一切，相信極權主義終有一天要失敗。盡管他的肉體已經被折磨得面目全非，瘦弱憔悴得沒個人樣，用奧勃良的話來說已經被“打垮”了，但他仍堅持認為自己在精神上比奧勃良優越，絲毫沒有萎縮和屈服的跡象。這就相當了不起了。雖然他最終的下場極其凄慘，但他在目前階段的表現，毫無愧色地體現了人格的尊嚴和精神的力量，閃耀著金子一般的光芒。

評論界將《一九八四》仍歸于反烏托邦小說，并非偶然。這部同類型中出現時間最晚的小說，恰好體現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反烏托邦主義思潮的深化。它超出前兩部反烏托邦小說的地方，是在分析了烏托邦的不同表現形式的同時，指出了它們本質的一致，即均是以假想的藍圖來扭曲真正的生活。20世紀的若干重大政治事件中，如希特勒納粹主義建立“第三帝國”的狂妄罪行，這類事件肯定對反烏托邦思潮的繼續發展與深入產生影響，也肯定對小說的構思與寫作產生影響。

奧威爾的寫作本來就側重政治性的題材，他本人也不諱言這一點。這導致他的小說創作更多成了概念的圖解，毋寧說更接近寓言，而缺乏生活的豐富性與具體性。他早先的一部小說、1945年發表的《動物莊園》也是這樣的情況。如果從小說的藝術審美出發，顯然無法使人滿意。小說家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遺囑》中就曾對《一九八四》提出過批評：“其小說的惡劣影響在于把一個現實無情地縮減為它的純政治方面，在于這一方面被縮減到它的典型的消極之中。”甚至他還認定，這部小說由于“把生活縮減為政治，把政治縮減為宣傳”，“本身也是專制精神、宣傳精神之一種”。這樣說有一定道理，因為小說之所以無法用論文和新聞報道等來取代，其理由只有一個，那就是小說能夠通過個別事物的具體性說出具有普遍性的東西。在所有的小說大師那里，表面的描寫、抒情與敘事之后都隱隱傳來一種超越可見世界之上的永恒聲音，這種聲音在《一九八四》里相對顯得微弱。不過不該忘記的是，小說除了具有其藝術形而上學的功能之外，它的社會功能也是不可忽略的，在特定的情況下，后者甚至更為重要。從這個角度看，昆德拉的觀點又顯得偏激了。其實如果不苛刻要求，《一九八四》自有它自己的價值，尤其當還有人繼續生活在極權政治的陰影籠罩下，人類很有必要把這種并未完全成為歷史的境況當成一面鏡子。奧威爾本人也說，他的小說是個警告，而不是預言。

(張弘、田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