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說一些有關我的作家生涯的話。我不愿把我的生活正正經經地重復一下，這里所談的就只是短短的回憶錄了。

綻苗很緩慢，也許尚不能算是綻苗。有的綻苗有成為開端的希望，而正式開端尚要努力好幾年。在第一個字寫在紙上，或第一個念頭出現之前，先有打破緘默的復雜過程。有的人在能呼吸之前就嘔吐。不是人人都在聽到敲門聲——如果他聽到的話——之時就能奔向門口。不是人人都能了解開竅的意義。簡單一句話： 寫作的才能并不是自由清晰地從天而降。有些對寫作非常熱情的人也許要花半生來學習寫對他們恰當的題材。

我在幼年就開始寫東西，但是好幾年以后才實實在在地開始寫作。我的興趣眾多。孩童時期我用講故事來博人歡心。我到電影院中去找靈感。我記得一個大雨的星期天，母親違心地把我送到電影院去看查利·卓別林——他的諧劇纏迷住了我的靈魂。看了電影以后，我向學校朋友們重述影片情節，他們會耐心地久久聽我的講述。在開初，重復那種不可思議的故事，其樂無窮。

把情節過分渲染了或是搞糟了之時，我會用自撰的故事來代替。有時，我如覺得講真話困難，便會撒些小謊。某次父親把我戳穿，令我惱羞成怒，因我只不過要告訴他一個簡單的故事，并無意把它渲染成為一串謊言。

在小學時代，我不時發現自己敏感的提高，常將學校課業化為寫故事。有一次，我將一個印第安少女下嫁于羅得島的勞吉·威廉姆斯，主要乃因我自幼即喜愛浪漫的故事。到了十歲時，我寫了一個在馬尾藻海沉船的故事。那條船在夢中出現，正準備入海航行。這類東西，說起來就是我在孩童時期某天醒覺后所發現的所謂“天資”；它與我共處了好多年后，我才開始好好地利用它。我一生都在努力確認它，努力想用獨創力來寫作。不過，它指點了我的道路以后，我即使不在寫作，仍依靠它。多年以來，它好似傷痕一樣能流血，真是天賜之福。

這樣地開始了一個長期等待的時代。

經濟大蕭條時我在市立學院畢業，就希望開始寫作短篇小說，但是它們來得很慢。我有了念頭后就以為已臨能夠出產的邊緣。不過那時我沒有賺錢謀生的經常工作。而我是一個窮人，一個窮苦雜貨商的兒子。我不能想象依靠慷慨吃苦的父親為生。我以為一找到穩定的工作，寫作就會自然進行。我需要像樣些的衣服，我就在夢中穿了新西裝。我以為任何工作都會改良我的生活，然后我便可以日夜寫作。由于自尊心強，我竟頑固地不去考慮向WPA申請工作。多年以后，我才認為我的頑固乃是愚蠢。

近來我讀了恩尼斯特·派威爾的卡夫卡傳記。作者提到卡夫卡的“全面目標，在那里作家去尋找他自己的真理”。且不管真理不真理，我覺得時間流逝而毫無成就。偶然我寫一篇沒有人要的短篇小說。我自稱是作家，而沒有真正的主題。但是我還是坐在桌邊不時寫作，雖然，要待多年之后我才對自己的作品重視起來。

到那時，我已向政府貸款，在哥倫比亞大學注冊，進修英文系碩士學位。功課并不艱難。我告訴自己，我所做的很有用，因為任何熱心于寫作、要當作家的人絕不會以為日夜攻讀文學巨作乃是浪費時間。

可是我應在何時開始寫作呢。

我的答復未變： 待我尋到一個足以維持生活的職業之時。我登了記去參加教師考試，然后我在布魯克林一家中學校的教師訓練規劃中度過一年，每日薪資四元五角。我也去申請參加了幾個公務員職務的考試，包括郵局職員或郵遞員的工作。我想，我簡直是發了瘋。但是我又安慰自己，能夠有時間寫作，干什么也無妨。在那些不能使我滿意的年頭里，寫作仍是我的天賦與信仰。

到那時，我已大學畢業了四年，那四年在我看來猶如50年。1940年春，我終于找到一件在華盛頓人口調查局當小職員的工作。我立即接受，但不久我就發現所謂“工作”乃是笑話。整個早晨，我謹慎地核對美國各地區排水溝統計數字的估計。工作雖然并不令我興致勃勃，但我仍勤勉從事，三個月后升了級，年薪大洋1800元。在那個時期，這是一項不小的數目。最妙的是我竟可以在工作期間寫作。只要辦公記錄上表明我已完成當天的工作，我另外干什么就沒有人來過問。因此，在午餐后，我就坐在寫字臺前埋頭寫短篇小說。

有一晚，我寫不出一篇生動的短篇小說來，苦惱萬分，就坐在床上向窗外呆看雨后的星星。忽然間我經受一陣感情沖動，那一陣對生活與藝術竟有如此的深情，使我淚滿眼眶。這好像是第一百次我對自己許愿，終有一天我必成為名作家。這樣的多次許愿，才使我能在未獲成就前在藝術之中多年活下去。我那時大概是25歲吧，仍在等待真正的寫作生涯的開始。我記得卡夫卡在他20余歲時所說的話：“上帝不要我寫作，但我必得寫作。”

還有其他事件必須考慮。婚姻怎么樣——我要不要結婚？我有時覺得我所認識的青年作家都要避免結婚，其實他們也應像利用其他事件一樣，利用婚姻來走上生活的正軌，然后可以專心寫作。我懷疑我自己恐不能把婚姻作為寫作的輔助。不過婚姻并不容易： 如果我強迫自己走上一條我沒有把握的生活之途，婚姻不是會損害我的寫作生涯嗎？人有他的天賦才能，所以他應好好保護它，而不受那些好像沒有生活目標的人們的愚弄。我所遇到的許多青年婦女都不解她們的生活意義。這樣的女人如果嫁給作家為妻，會不會知道他在睡眠中寫作時在想些什么？她會不會做她家庭生活的本分？我常在詢問自己這些和其他有關的問題——雖然，不一定有人能作答復。我在戀愛方面花了太多時間——戀愛是我于不在寫作時找尋快感的不大自在之一道。我雖需要有人來談戀愛、同居，我并不特別努力去找尋她。

1940年九月，我又有了一件夜校工作。于是我完成碩士學位，又開始想寫小說了。那時，我已完成了十余個短篇，有的已逐漸在大學季刊上發表。其中之一叫做《這地方今非昔比》，乃是小說《伙計》的先聲。同時，我在布魯克林一個夜校教書時已開始了一部名叫《不易入睡者》的小說。那篇小說寫成后賣不出去。后來，我在俄勒岡州時某晚上把它燒了，因我覺得寫得太壞。我的兒子那時才四歲，瞧著我燒書稿。趁我們瞧著火花向天而飛，我向他解釋死亡的意義，但他完全不接受那概念。

在那幾年之前，珍珠港事件后不久，當我一面教夜校一面寫小說之間，我在一個聚會中遇見一位溫柔、標致的青年女子。人家告訴我她是意大利裔，她與她的母親和當樂師的繼父住在旅館中。我在與我未來的妻子交談之前，先在一旁觀察她。

不久我們就開始約會。有些晚上，她會前來弗拉布修旁觀我教書。我們在西爾斯或歐特根小館吃飯，有時穿過游行廣場到我的住房去。我們也在工作日通信。她的信顯示出她對政治與文學的興趣，寫得又認真又機智；有時也論及愛與婚姻。我的母親逝世以后，來了一個繼母，家庭生活就淡了下來。我的妻子的母親在青年時期即離了婚。我的妻子所經驗的文化生活較我的豐富。我們既都要生兒育女，便不免奇怪這種宗教混合婚姻有什么后果。她是天主教徒我自認是屬猶太教的。

第二次大戰期間，紐約市內的生活并不容易，也不適意。我們的朋友、畫家詹姆斯·李卻仍與他妻子羅絲在格林威治村的皇街租了一個沒有電梯的小樓房。他們搬到愛荷華州去后，我們就接了過來。詹姆斯到愛荷華大學是去繼任格蘭·吳德的印刷學教授職位。我們結婚之后，兩人繼續工作，直到我妻懷孕。我日夜教課，簡直沒有時間寫作。數年后，我辭離夜校，到哈萊姆區去又教了一年書，隨時撿來一些猶如《黑色是我喜歡的顏色》那類短篇小說材料。后來我們決定去西部。我已收到一封在俄勒岡州州立學院教書的邀請書——雖然我沒有博士學位。1944年，我的兒子兩歲，我們搬遷到俄勒岡州的考伐立斯鎮。在那里我每星期教書三天，寫作四天。在我自己眼中，我已成為一個可以正經謀生的作家了，雖然，我的進益并不是稿費。

我想，我幾乎是在同時發現了美國的西部與我初期小說的題材。在我的想象中，俄勒岡與紐約的街道是有趣的結合。我幻想一個人出去散步，回來時帶來一個新娘。

在俄勒岡州立學院的第一年，我寫了《天生者》，原是在離開紐約前即開筆的。我對棒球戲很感興趣，特別是喜劇的一面。但是我不能寫作有關棒球戲的小說，除非我把它轉為神奇化。杰西·韋斯頓的帕西瓦爾傳奇與T。S。艾略特的《荒原》以及我所讀過的幾個棒球名將的傳記，特別是貝勃·路思與鮑比·弗勒，都對這部小說的寫作有助。神化的魔法更加深了棒球戲民間傳說的魅力。

不久我們就計劃出國去。我們早就想出國，可是沒有錢。現在俄勒岡州立學院給了我休假年，而恰好《黨派評論》雜志與洛克菲勒基金會聯合批準給我一筆補助金。

我們于1956年八月底離開俄勒岡赴意大利。臨行之前，我已完成《伙計》一書，并已開始轉念頭來寫故事。這些短篇小說后來集在《魔桶》中，若干是在羅馬所寫。

意大利好像一部外國影片的演出，我眼前所見的幾乎近于幻象，好像一座古城市突然在眼前出現。它成為我們新的夸張性的生活。我感到有必要住在比我自己的世界更大的世界里。我在城內到處散步。我遇到曾受過納粹苦難的意大利籍猶太人。有一人舉手給我看砍去了手指的拳頭。我覺得我真是一個太天真單純的美國人。我在羅馬街頭漫步，觀察羅馬人的臉龐，希望看到他們所看的東西。我要更深切地了解他們所知道的。在天主教的萬靈節那天，我在梵蘭納營基地躑躅。我去了納粹曾經屠殺意大利人與猶太人的亞蒂汀穴洞。羅馬自有它分擔猶太經驗的黯哀遭遇。

在外國逗留了一年回俄勒岡后，我的情形有所改善。本來是教大學一年級英文文法與如何寫技術報告的，現在我成為了文學教師，這就好像驚奇地發現了自己的新天才。實際情形是，那兩位主持英文系行政工作的先生聽到了我已有一些寫嚴肅小說的小名氣，因此我可以不必只教作文。雖然沒有博士學位，他們也讓我教大學二年級一些詩歌，在夜課里甚至講到莎士比亞。我深深地感謝這樣的解脫。

我曾在他處談過創作的教導，授課者須知，他所教導的不是寫作的藝術想象力，而是鼓勵有天資的人如何進行作家工作。創作課程的價值是有限的，有時創作課程可以鼓勵青年作家認真研讀好的小說。但是，我認為任何認真的學生，上一年這類課程已經足夠。從此以后，寫作必須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我已開始接受到文學獎的榮譽了。在我看來，我好像沒有干過什么，只不過坐在寫桌臺前，但文學獎已神秘地出現。有一天，我接到一個紐約打來的電話。我的出版商勞吉·史屈勞斯問我是不是坐著。他告訴我《魔桶》剛獲得全國圖書獎。

我吃了一驚，對自己說，那我一定懂得寫作藝術了吧。

當我開始寫第四部書《新生活》時，我的情緒很好。有一次，在耶陀寫此書時，有人敲門，我剛寫了一段令我感動的章節，他看見我的眼睛濕潤，我告訴他我寫得很得意。后來，傳言夸張說我寫這本書時哭泣不止。

我們自意大利回到考伐立斯鎮不久，我接到霍華德·尼密洛夫自賓寧頓學院打來的電話，邀我到那里去教一年書，我很高興去。在國外一年，受了我所見到的生活與藝術的刺激，我已沒有耐心在一個小鄉鎮呆下去。雖然我妻開初覺得難受，現在卻已開始喜愛了西部的生活。我抓住這個回返東部的機會。去佛蒙特州之前，我們先在哈佛暑期學校停留，我替亞爾勃·吉拉德代課。課班里學生滿額以后，哈佛乃另請在布朗大學教書的小說家約翰·霍克斯另開一班。在很短時期內，我們兩人就一同在劍橋的街上散步，談論小說藝術。霍克斯是位豪放的人，是個富有想象力的作家。

1961年九月，我們夫妻與孩子們到達了佛蒙特州的賓寧頓。這個學校是個不平常的工作與學習的地方，不久就成為我繼續受教育的源泉。我的老師是我的新同事： 詩人兼好友霍華德·尼密洛夫；獨特的學者兼評論家史丹萊·埃德加·海門；賓·畢立特，一位大膽的、有獨創風格的詩人與卓越的教師。我跟他們學習。我的其他教師是我的學生。我教導他們來教我。

史丹萊·海門有許多地方令我想起李思里·菲德勒。他們都很熟悉文學，都不怕直言。海門精于神話與文學理論。他的幽默使他顯得年輕；他的胃口也一樣。有次我妻和我請他與他的妻子秀莉·杰克孫到一家餐館一齊慶祝我們的婚姻紀念。史丹萊叫了香檳酒。他與秀莉在生活上力求其好而舒適——我想他們自以為生活不錯，幾乎毫不遺憾于青年時期的早逝。他們到喬治亞州密勒吉維爾去探訪弗蘭納里·奧康諾時，她把他們形容為一輛小汽車內兩個巨人。她讓他們觀看她所養的孔雀。

當我想到海門的文學評論家身份時，他的突出點是他的自我正直與標準。“標準”是他最喜用的一詞。你如不懂他的意義，你就不屬于他的同類。他下定義，作闡釋。他對自己的學識很自豪。不過我記得他在談到自己時曾說過：“學識不是智慧。”他喜愛機智，開玩笑，歡樂，打撲克牌，胡鬧，不斷的笑聲。他死時很年輕。

在我結束這篇非正式的回憶錄之前，也許我應該提及我當過美國筆會會長——自1979年到1981年。筆會原是英國小說家、劇作家約翰·高爾斯華綏于1921年在倫敦首創的國際組織。從基本上說，筆會將世界各地作家集合起來，作友好的聚會，扶育文學，并替任何地方受到威脅的作品做衛護。

當我是筆會會長時，我開始與出版商作更頻繁的接觸，那時恰是出版業大量合并后的困難時期。出版社的合并對作家們無助，而作家們的處境又必須改善： 他們應竭盡其力與出版家交涉。

雖然我的出版商是不錯的，我怕多半的出版商所關心的是賺錢，而不是出版可以嚴肅地影響未來作家的好書。史丹萊·海門鼓吹了標準，出版界今日的傾向則是把標準遺忘。這些日子，有些書編得這么壞，簡直令人難以相信。借口是“我們不能在一部書上花太多工夫。我們必須盈利”。我也主張從作家的作品中盈利，但是簡單的事實是我們已在開始因出版界的低劣素質，而在文化上受到不能負擔的損失。幸而有許多好意的人，不滿今日出版界的現象，正在想法改良出版業。有幾家新出版社出版的書很不錯，有的甚至很大膽。

談到這里，我要力勸青年作家們不要太去顧慮市場上的變化莫測。并不是人人都可靠寫作來過優等生活的。不過一個對自己作品與生活抱嚴肅、負責態度的作家，如果寫得不錯，很可以靠寫作為生。在我們文化又遭忽視之時，一個優良的作家會因他的優良著作而成長。我想我曾說過，在一個被認為自由的世界中，做作家的絕不可拿他的最強處來作妥協讓步。

我一生幾乎都是寫作。從一個勉強的心靈，我的寫作產生出一些對生活大自然的驚訝發現。我越是寫得好，越是感到更要寫作。

我在寫作中所談的是我的生活經驗。在表達時它好似魔術一樣地揭露出來。當我能夠學會嚴格控制自己之時，即是開始認真寫作之時，字句會自動地出現。我并不遺憾將一生獻給寫作，只是有時我不免遺憾有的地方可以寫得更好一些。我要我的作品盡可能地優良；就整體來說我想還不錯吧。我寫書或寫短篇小說至少三遍——第一遍是了解故事，第二遍是修改文句，第三遍是促使那篇作品說出它所應該說的。

在別的地方我曾這么說明： 初稿是要記住一個作家的虛構說些什么。修改時就要以這個知識來擴大、加強、改善一個概念。修改是寫作的最精妙的樂趣之一。亨利·梭羅說過：“今日的人與物必在明日的草地上更美更真。”

我不遺憾獻身于寫作的那些年頭。也許我所遺憾的是我不能一分為二： 其中之一是不必寫作而可過完全的生活；另一個只為藝術而生活，探索所有經驗所獲，而知道如何寫得準確。一個人不會遺憾將一生獻給使他作品完美的藝術。

(董鼎山　譯)

注釋：

WPA： 羅斯福總統時代的政府雇用失業者的工作機構的簡稱。

耶陀： 鼓勵作家專心寫作的“夏令營”。

霍華德·尼密洛夫(1920—　)： 美國詩人、小說家和批評家。

亞爾勃·吉拉德(1914—　)： 美國文學批評家。

約翰·霍克斯(1925—　)： 美國小說家。

史丹萊·埃德加·海門(1914—　)： 美國批評家。

賓·畢立特(1911—　)： 美國詩人。

秀莉·杰克孫(1919—1965)： 美國小說家。

海門夫婦在文壇以能食善飲而肥胖聞名。

亨利·梭羅(1817—1862)： 美國作家。

【賞析】

“我一生幾乎都是寫作。”這是馬拉默德在《我的寫作生涯》一文中要告訴讀者的。這位自幼年就開始寫東西的美國作家，似乎就是為寫作而生的，寫作已融入了他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融入了他的靈魂與血液中，而他對寫作的執著更令人動容。

馬拉默德首先用了一個生動的比喻概括他的寫作生涯：“綻苗很緩慢，也許尚不能算是綻苗。有的綻苗有成為開端的希望，而正式開端尚要努力好幾年。”的確，從幼年時熱衷于編寫故事開始，馬拉默德便開始了漫長的對于寫作的期待。雖然歷經坎坷，但寫作信念始終伴隨著他。大學畢業后，馬拉默德希望開始寫作短篇小說，但理想總是被現實絆住步伐。家庭的貧苦令他無法專心寫作而不去考慮生存問題。他說，“我是一個窮人，一個窮苦雜貨商的兒子。我不能想象依靠慷慨吃苦的父親為生”。很顯然，寫作不能保證馬拉默德的生活。于是，他參加教師資格考試、各種公務員考試、應聘郵局職員或郵遞員的工作等。而這一切，只為找到穩定工作后可以進行自己鐘愛的寫作。可以說，寫作已成為馬拉默德生命的支撐與信仰，甚至連婚姻這件事都是建立在對寫作的利弊上來考慮的。然而，當工作穩定下來后，每天的瑣碎卻讓馬拉默德寫不出生動的作品。對于此，馬拉默德在文中毫不回避，反而由這種苦惱上升到一種對生活與藝術的感動，對自己必將成為名作家的信念也越來越強烈。這樣的心理敘述令讀者與作者產生了共鳴，從而更能理解他對寫作的熱愛之情。隨后，馬拉默德又過了幾年忙碌的日子，令他幾乎沒有時間寫作。直到在俄勒岡州生活時，馬拉默德發現了他自己初期小說的題材，之后他的小說創作才開始進入豐產期。馬拉默德為讀者回憶自己的寫作生涯的同時，也就是在呈現了自己的人生歷程。寫作生涯與人生歷程的交互敘述，正呼應了“我一生幾乎都是寫作”這一主旨。

除了回憶自己的寫作生涯，馬拉默德還在文中對青年作家提出了忠告，奉勸他們不要在市場的變幻莫測中隨波逐流，而要對自己的作品與生活抱嚴肅、負責的態度。同時，馬拉默德還將自己的寫作習慣公之于眾：“我寫書或寫短篇小說至少三遍——第一遍是了解故事，第二遍是修改文句，第三遍是促使那篇作品說出它所應該說的。”這對于現在的青年作家們也具有借鑒意義。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馬拉默德的文稿中，包括許多一遍一遍修改過的稿子，有的作品從初稿到清樣竟有18稿。這樣一種對待寫作的認真態度更值得青年作家學習。

雖然歷經曲折，但馬拉默德終于實現了成為名作家的理想。雖然失去了許多體驗別樣生活的樂趣，但馬拉默德從沒有后悔選擇寫作這條路。因為對他來說，“一個人不會遺憾將一生獻給使他作品完美的藝術”。

(張　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