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打過這樣一場戰爭，但由于年深月久，比起別的戰爭和另外一種戰爭來它又那么不起眼。以致親身經歷過這場戰爭的人也不免將它遺忘。我說的那場戰爭，發生在使用銑甲強弩的“克萊西之戰”和“阿讓庫爾之戰”之后，而在扔到廣島、長崎的試驗性原子彈略施小技以前不久。

我也曾經歷了一下那場戰爭，可以說只是去參觀了一下吧。因為我身穿戰地記者服裝，當然不會去打仗。饒有興味的是，我對那場戰爭已記不太分明了。重讀這些當年懷著激情發出的通訊，蕩然無存的影像和情感忽又聯翩而至。

也許把災難遺忘掉是正確的甚至是必須的。看來戰爭的確是人類容易忘卻的災難。如果我們能從災難中學到什么，那么讓記憶長存才有益，但我們偏不去學。據說古希臘每隔20年至少要打一次戰爭，因為每一代人都得了解戰爭是什么樣子。在我們看來，必須忘記或千萬別再耽迷于那種殘忍的胡鬧。

不過，我說的那場戰爭也許值得記住，因為這是最后一次那樣的戰爭。美國內戰曾被稱為最后一次“君子之戰”，而所謂二次大戰則無疑是最后一次歷時長久的全球戰爭。下一場戰爭，如果我們愚蠢得聽任其爆發，那就是最后一次另一種形式的戰爭。到那時將無人幸存來回憶了。如果我們真是如此愚蠢，那么從生物學的意義上來說就不配生存。物競天擇，許多別的生物已從地球上消失。沒有理由認為我們能逃脫這萬古不易的自然規律；過度的軍備、過度的驕奢，特別是過度的一體化預示著行將滅亡。馬克·吐溫在《亞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克州的美國人》里用了“勝者被敗者的累累尸骨壓死”這樣一個反論，這真是可怕而又可能。

然而，無論多么可能，也只是猜想而已。說來也怪，在我模糊記憶里的戰爭，已像猜想一樣朦朦朧朧。我的朋友杰克·瓦格納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他的弟弟馬克斯則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杰克偏愛自己了解的戰爭，言必稱“了不起的戰爭”，但他的弟弟聽了卻很討厭。自然，“了不起的戰爭”只是你所了解的戰爭。

但是，你現在了解它嗎？你還記得它嗎？戰爭的規模、人的觀念、恐怖，對了，也還有歡樂嘍，你都記得嗎？我不知道經歷過戰爭的人還有多少能記憶猶新。

自從這些通訊倉促脫稿，用電話隔海傳遞，作為紐約《先驅論壇報》和其他許多報紙的特快消息發表之后，我就和它們暌別了。那個年月是戰地記者寫書的黃金時代，但我忍住了沖動，我認為，或者說曾經認為，這些通訊除非在未來20年內還有真實性，否則也只配留在泛黃的舊報合訂本里。現在我拿出來發表，完全不是我的初衷。過了這么多年，再把它們披覽一過，我不僅看到我遺忘了多少，還認識到它們是時代的產物，態度是傳統的，情感沖動是浪漫的，從在它們之后發生的一切來看，也許還是不準確、歪曲和褊狹的。

這些通訊所記述的都實有其事。但重讀之余，我的記憶又復活了起來，浮現出另一些也確實發生過卻未予報道的事。這些事沒有報道，部分是制度問題，部分是傳統原因，而主要是因為有一種被稱為“一切為戰”的大而空的東西。妨礙或違反“一切為戰”的自然是壞的了。其實在很大程度上這也由記者自己去判斷。他們一旦忘情，破壞了任何一條規矩，那么新聞檢查官、司令部、報紙以及最有約束力的，也就是有戰爭觀念的老百姓、“鸛鳥俱樂部”、《時代》周刊和《紐約人》這些不打仗的“兵團”，就會迫使記者就范，不然就以危及“一切為戰”為理由建議記者離開這塊地盤。公眾團體協助研討戰術和后勤，母親組織去監督品行，我說的品行不只是性道德，還有要錢、鬼混這樣的一般問題。保密是個特別領域。也許20年來我們在保密方面十足有害的歇斯底里就萌生于那個時期，當時我們過分注重保密，起初是怕走漏運兵船航行消息會引來成群敵潛艇，倒也合乎情理。誰知從那時起便難以控制，結果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圖書館里都能查閱的資料也成了嚴守的機密，最嚴守的機密說穿了是眾所周知的。

我不是說記者們都煞費苦心，被迫服從行動準則，他們大多頭腦里就有一本行動準則，甚至據“一切為戰”而給自己劃框框。海盜書局決定把這些通訊結集出版，并建議我： 既然現在一切限制都已取消，就應該把發稿地點的“某地”改成事件發生的明確地點，可惜這已經不可能了。我當時過分保守機密，以致現在已回憶不起來那些事究竟發生在哪里。

說起框框，有些是別人強加的，有些是我們作繭自縛。事過20年，覺得實在可笑。我只能追憶出幾條來。其一是，美軍里沒有膽小鬼，在勇敢的士兵里，步兵最勇敢、最高尚。依照“一切為戰”，這理由當然顯而易見，在整個戰爭中，步兵最臟、最累，獎賞也最低微。撇開危險和臟不說，許多他們必須去干的事還是十分愚蠢的。因此必須使他們安心，去相信他們認為愚蠢的事實際上是必要和明智的，干了這些事便是英雄。當然，誰也沒有哪怕是偶然地調查過，士兵實在無可選擇。他們若去自由選擇，那么不是被就地正法，就是被終身監禁。

第二個慣例是： 我們沒有殘暴的、功名心重和無知的指揮官。如果說有我們參與其中的這一群烏合之眾會要慘遭失敗，這不僅早就可以預見到，而且想奪取勝利的重大戰略居然有賴于此。

第三個要恪守的規矩是： 500萬正常的、年輕力壯的、性欲旺盛的士兵，在“一切為戰”時期改了好色的積習。其實，他們攜帶光屁股姑娘的照片，稱之為“墻頭美女”，但誰又想過這是自相矛盾的事。慣例即法律，軍需處訂購不知幾百萬避孕同時預防梅毒的陰莖套，只好被解釋為是用來防止機槍受潮——也許果真是防潮。既然我們的軍隊和一切軍隊一樣，都是由好人與歹徒、美的和丑的、殘忍的和善良的、野蠻的和仁慈的、身體強壯的和體弱多病的士兵構成，要維護把軍隊說得盡善盡美的慣例似乎不容易，實際上并非如此。我們都是“一切為戰”的一分子。我們追隨它，不但如此，我們還鼓動它，久而久之，它也成為我們大家的一部分，于是一切真相自然成了機密，稍有疏忽就是妨礙“一切為戰”。我不是說記者都撒謊。他們不都撒謊。這本集子里的通訊就都確有其事，倒是那些絕口不提的事情里有蹊蹺。

巴頓將軍在一所醫院里摑了傷兵一記耳光，我們在杰拉的海軍打下59架自己的運輸機，艾森豪威爾將軍親自請求戰地記者不要報道這些事，因為這會挫傷國內的士氣。于是戰地記者便沒有去報道。當然，陸軍部把這些事透露給一家地方小報的記者，結果還是見了報。可我們戰地記者決沒有背離“一切為戰”的行為。

與此同時，一些奇怪的模式故事卻應運而生，還得到及時報道。其中最奇怪的一個，是說一個陸軍上校或空軍將軍因職務所系在地面工作，條件舒適，卻悶悶不樂，常常為不能和弟兄們一起冒著高射炮火到德國上空執行任務而苦惱。是艱苦、嚴峻的任務使他離不開地面，這比飛行任務還要艱巨得多。這種故事不知始于何地，看來不像是從士兵里傳出來的。我沒見過哪個轟炸員不是爽快地接受這種“更嚴峻的任務”的。他們或許粗野一點，但決不愚鈍。

重讀舊稿，我看出這些通訊已被新聞檢查官刪得體無完膚。我已不知道刪去的是什么了。記者們不和檢查官理論短長。他們的工作很棘手。不知道什么內容會觸犯檢查官，對他們的刪改誰也奈何不得。為了明哲保身，他們刪得十分巧妙。海軍檢查官對地名特別敏感，也不管這些地方是不是軍事要地。這可是個萬全之策。我在受了檢查官的留難之后，寫過一篇有關希羅多德記述公元前480年希波戰爭中薩拉米斯之戰的文章。但既然其中有地名，盡管是古典地名，自然就不能幸免于海軍檢查官的刀筆。

我們確實想遵守新聞檢查的準則，即使明知其中有不少是胡鬧，但要弄明白這些準則是什么卻又難上加難。它們隨長官意志而改變。你剛覺得已經明白什么可以發，命令一變，就得作罷。

記者們好奇、狂熱，但很可靠。由于兵種、規模、復雜的情況和指揮等等原因，軍隊注定要出差錯。在官方的報道中，這些差錯都能被隨意解釋和改頭換面。因此，指揮官對記者就不免發怵。那些糾纏不放的采訪者，尤其是此中老手，纏得他們坐臥不安。說真的，許多職業戰地記者目睹的戰爭和戰爭的種類，比軍隊里任何人都多。比如說凱帕，經歷過西班牙內戰、埃塞俄比亞戰爭、太平洋戰爭；又如克拉克·李，曾在科雷吉多爾島待過，在此以前他又在日本。正規部隊雖然很不喜歡戰地記者，卻又拿他們沒辦法。因為這些記者是與公眾聯系的紐帶，況且其中有許多人已經名揚全國，擁有廣大讀者，他們在全美國已經聯合起來。許多人創立了自己的方式和風格。有些成了個人英雄主義者，但不多。厄尼·派爾深受國內讀者的歡迎和器重，以重要性言，大大超過多數將軍。

在這班倔強的職業記者眼里，我來到他們中間猶如一個陌生人、一頭圣牛或一名游客。我想他們曾以為我是闖入他們辛苦得來的地盤。但是，當他們看出我不是重復他們的工作，不去報道純新聞，就對我竭誠相待了，還格外幫我的忙，看我不懂就指點我。就說那個凱帕吧，他就指點過我碰到開火怎么辦。他說“站穩腳跟別動，要是沒打中你，那是他們還沒發現你”。誰料想，后來凱帕正打算從這種可怕而徒勞的工作引退時，卻不得不出去采訪而終于在越南踩上了地雷。厄尼·派爾也在他計劃作為最后一次疲乏的采訪的旅途中，被狙擊手打中眉心身亡。

我們都學會在新聞稿上玩些小花樣。重讀舊稿，我認出自己玩的一種花樣。這就是我從不承認我目擊過什么。描述一件事，總是借他人之口。記不得為什么要這么做，也許我當時覺得這樣會更令人信服。也可能自感是一個闖進別人地盤的人，一個戰爭里的竊聽者，有點羞于待在那里吧。我感到內疚也許還因為我想回國就能回國而士兵不能。其實，當一名記者既不安全也不舒適。軍務大部分是供應、運輸和事務工作，即使是作戰部隊，任務完成后也有休整期，然而戰地記者懂得如果他們不接近現場，報紙便會面有難色，因此記者的死亡率很高。記者當久了，又常到現場去，惡運便會臨頭。我邊讀舊稿邊為那么多記者已經作古而感到毛骨悚然。現在只有幾個那時夜里談可怕的經歷、白天怨聲不絕的樂天派還活在世上。

還是言歸那些慣例吧。報道的模式之一是表現出你老是怕打仗。我想我是真怕，這也正合模式。設計出這種模式我想是借此襯托出士兵的驍勇吧。然而士兵和任何人一樣，有勇敢的，自然也有膽小的。

我們自己刪改比被人刪改多得多。我們認為對所謂國內戰線負有責任。一種普遍的情緒是： 如果不對國內戰線掩蓋戰爭真相，就會引起恐慌。我們還認為必須避免使我們的武裝部隊遭到譏評，不然他們會像阿契里斯那樣躲進帳篷，繃著臉去生悶氣的。

戰地記者自我約束，自我檢查，確實是講道德，有愛國心，從明哲保身的意義上說也頗見實效。有些題材是禁區，某些人批評不得，連發生疑問也不成。一個不乖巧的記者如破了此例，文章發表不了且不說，一道命令下來還會要他離開戰場，戰地記者離開戰地等于失業。

譬如，我們知道一個英名冠世的將軍頻頻更換新聞發布人員，因為他沒有得到足夠的頭條新聞的報道；我們知道一個海軍中校因照壞一張他的側面像而撤了給他拍照的通信兵中士的職；有幾個善戰的軍官被嫉賢的上司調離，因為他們使部下的士氣太高漲，受到記者們交口贊譽。軍隊里不斷有宿醉不醒的老酒鬼泡病假，軍官們和陸軍婦女輔助隊之間的關系很惹眼，病殘退伍的實際上是因為愚蠢、殘暴、膽怯，甚至在性關系上越軌。不知道有誰采用這樣的新聞。采用這種新聞，有悖于戰時道德不說，還會砸了飯碗。一個搶先登出有關停戰的獨家新聞的記者就砸了飯碗，前程也斷送了。

不錯，我們寫的戰爭只是管中窺豹，不過當時我們相信、熱切地相信也只有這么嘛。也許這就是為什么當過兵的人寫的小說，如《赤裸的和死去的》，在戰后會使一向被謹防跟歇斯底里狂亂接觸的公眾感到十分恐怖。

反正我們有豐滿的新聞材料。可寫的英雄行為、忘我精神、聰明才智和仁慈厚道，實在太多太多了，說不定刪去那些真實的場景是對的。的確，如果我們把目睹的一切披露無遺，又用戰場上的語言來寫，那么國內戰線甚至會比我們寫的人更慌亂。何況，在可笑的利己主義里也有一個布雷德利；在愛出風頭的軍人里也有如特利·艾倫和羅斯福將軍這樣的了不起的人物；而在渾身臭氣、行騙、滿嘴臟話的兵油子的行伍中，有真正的英雄、厚道人、有識之士，他們懂得或自以為懂得為什么而戰，因此能輕易地克服一切困難。

我以為，從職業上說，戰地記者有道德、嚴守職責，其中有許多人非常勇敢，有些真有獻身精神，但新聞稿一發出，我想就跟那些官兵難分彼此，我們只是比他們有更多的便利罷了。我們帶著假軍階，從上尉到中校一應俱全，這使我們能在下士不能進去的軍官餐廳吃飯，但我們也去接近軍官不去接近的下士。我記得在北非時的一次軍官舞會，沉悶、冷清，青年軍官們和護士們跟著發條留聲機放出的舊曲子機械地跳舞，而在鄰近的兵營里，一個我以為最出色的爵士小樂隊正演奏得令人心醉神迷。當然，我們記者就合著這更加銷魂的樂曲快活地跳起來。軍階確實有特權，但在我們看來，有時就等于執照。任務一完成，新聞稿一發，我們就去找尋黑市酒肉和眠花宿柳的地方，還相互交換地址。我們認得出哪些是非法出租車。我們欺騙、做賊、裝病、偷懶，總之讓自己快活個夠。我早就知道只消給運輸兵下士一品脫威士忌，上飛機就能坐在攜帶司令部緊急命令的將軍前面，我們偷軍隊的東西不多。我們不必去偷，東西會發給我們的。再說，還有軍隊里的老手跟我們作對。我記得一個軍需部的將軍滿臉愁云地讀著軍需倉庫失竊和爆炸的報告，說：“美國兵是世界上最壞的賊。你知道以后會出什么事？等他們把我們自己的偷光了，就該去偷德國人了，上帝保佑希特勒。”我記得一艘驅逐艦正在海上，軍官們的隨身武器、四五手槍和卡賓槍忽然都失蹤了。盡管從船首查到船尾，連油艙和水艙也查遍了，也還是找不到一支槍。士兵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偷東西的沖動。他們以熟練的技巧搜去俘虜們身上的手表、照相機和隨身武器(士兵們能出賣的貨物)。不過記者偷得不多——我已說過，他們不必去偷。再說，我們走南闖北，不便帶東西。天曉得我們領過多少鋼盔、睡袋和防毒面罩。我很少把它們帶到我去的地方，就是帶去了也不再帶回來。在倫敦幾個飯店的地窖里，一定還有許多箱15年前記者留下的戰利品，決無人去認領，我知道就有一兩處這樣的地窖。

由于還有價值可言，或者還能舊夢重溫，才有了這本集子。這些時代的產物，這些海外奇譚，這些對一個時代和不復再有的態度的乏味的回憶，這些對一場我雖目睹卻又不信的戰爭的一部分所作的悲哀而滑稽的記錄。它們因捏造的壯觀而不真實，令人讀后感到像克萊西之戰和邦克山之戰、葛底斯堡之戰的戰爭畫一樣。盡管一切戰爭都是作為思維動物的人類的失敗的征兆，但在這些記憶中的戰爭里，總還有一點豪俠氣概，一點勇敢和一點仁慈。死了自不必說，一個人殘廢而活著，他該不會把致殘的原因當禮物帶給他的孩子們的。

多少年來，我們一直受恐懼的煎熬，然而也只是恐懼而已，沒有從恐懼中產生出好的結果。恐懼的產物是在我們的蒙昧中滋生的殘忍、欺騙和懷疑。我們用試驗的炸彈毒化空氣，恰如用恐懼，莫可名狀的、愚蠢的、毒瘤似的恐怖，毒化我們自己的靈魂。

這個集子里的短文是在壓力和緊張中寫成的。重讀之后，我最初的沖動就是要去更正、修改、潤飾，刪去冗繁，但我又想，它們的粗糙正是新聞稿直接性的一部分。它們像邪惡的巫婆和善良的仙子一樣真實，像任何神話一樣，經過剪裁，逼真、耐看。

打過這樣一場戰爭，很久以前——從前。

(朱雍　譯)

注釋：

克萊西之戰： 克萊西是法國一村名，1346年，英王愛德華三世率四萬英軍在此擊敗十萬法軍。

阿讓庫爾之戰： 阿讓庫爾是法國地名，英法“百年戰爭”中亨利五世率英軍在阿讓庫爾附近一村中與法軍激戰，萬余法軍戰死。這是英軍繼克萊西之戰后又一次勝利。

希羅多德： 公元前五世紀的希臘史學家，希波戰爭史作者。

薩拉米斯之戰： 薩拉米斯是希臘愛琴海中一島，希波戰爭中希臘于此獲勝，波斯200余戰船覆滅。

科雷吉多爾島： 菲律賓馬尼拉門戶的石島，因二次大戰中美菲守軍對抗人數眾多的日軍聞名。

阿契里斯： 希臘神話中阿加門農軍隊里最勇敢、美貌和敏捷的人。他出生后被母親倒提在冥河中浸過，因而刀槍不入，唯腳踵未浸入故此處是致命弱點。

美國名作家諾曼·梅勒的小說，描寫太平洋戰爭中的美軍。

布雷德利： 前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二次大戰初期在后方訓練步兵，1943年任歐洲美軍地面部隊司令。

邦克山之戰： 邦克山是美國查爾斯頓一座山，在獨立戰爭中頗有名。

葛底斯堡之戰： 美國內戰期間，1863年在此發生30天著名激戰。

【賞析】

對于我們這些生活于和平時代的人來說，“戰爭”這個詞匯只能通過閱讀一些文學作品和新聞來領略個大概，關于戰爭的任何感悟都可以被評價為“隔靴搔癢”。對于一部分出生于20世紀50年代之后的人來說，戰爭(特別是那些規模宏大的國家性、世界性戰爭)也許是令人神往的，如果他們“有幸”生于戰爭年代，必定會建功立業，成為傳奇式的人物；戰爭或許也是令人振奮的，可以快速、有效地解決很多令人頭痛的分歧和爭端；戰爭更可能是令人激動的，正因為戰爭才會造就出那么多曲折離奇的傳奇故事和纏綿悱惻的浪漫愛情，成就了諸多的文學巨著……但是，對于那些真正親身經過戰爭的人來說，用“災難”二字來形容它，無疑是再恰當不過了。

美國著名作家斯坦貝克，就曾經以戰地記者的身份親身經歷了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規模最大、死傷最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并且，他于戰后50年代將自己在戰爭期間所寫的歐洲戰場通訊進行整理，出版了著名的散文集《戰地隨筆》。

《戰地隨筆》的《序言》與它的正文同樣精彩而美妙，作者斯坦貝克一開始就告訴他的讀者們，“也許把災難遺忘掉是正確的甚至是必須的。看來戰爭的確是人類容易忘卻的災難”。但是，對于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他堅持并努力不去忘掉，也希望大家不要忘掉，這樣做就只有一個原因，就是人類必須“從災難中學到什么”。討論如此嚴肅的一個話題，會有許多種抒寫表達的方式，而斯坦貝克卻選擇了表面看上去最不“般配”的一種敘述方式——幽默的文筆。比如，文章甫一開篇，他就用了“我說的那場戰爭，發生在使用鐵甲強弩的‘克萊西之戰’和‘阿讓庫爾之戰’之后，而在扔到廣島、長崎的試驗性原子彈略施小技以前不久”這樣一句話來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始時間；當談到自己那被無數人崇拜、尊敬的戰地記者這一光榮的身份時，他只是客觀、甚至有些慵懶地寫道：“我也曾經歷了一下那場戰爭，可以說只是去參觀了一下吧。因為我身穿戰地記者服裝，當然不會去打仗。”而當提及那場曠日持久、規模宏大的戰爭時，斯坦貝克就不僅僅只是表現出他慣有的幽默來了，他還將自己敢于說真話、敢于批判現實的本性(或者稱之為“記者”的職業精神)表露無遺。他先從自己在戰時所從事的職業開刀，把包括自己在內的記者們的報道原則大致歸納出三條： 一是“美軍里沒有膽小鬼，在勇敢的士兵里，步兵最勇敢、最高尚” ；二是美軍“沒有殘暴的、功名心重和無知的指揮官” ；三是“500萬正常的、年輕力壯的、性欲旺盛的士兵，在‘一切為戰’時期改了好色的積習”。在緊隨其后的文字中，讀者很快就會見識到斯坦貝克先生的坦率和大膽——“我們知道一個英名冠世的將軍頻頻更換新聞發布人員，因為他沒有得到足夠的頭條新聞的報道；我們知道一個海軍中校因照壞一張他的側面像而撤了給他拍照的通信兵中士的職；有幾個善戰的軍官被嫉賢的上司調離，因為他們使部下的士氣太高漲，受到記者們交口贊譽……”

當然，聰明的讀者在認真閱讀之后就會感覺到那種幽默是被稱作“反諷”的一種寫法。恰是這樣一種獨特的反思重大問題的視角，使他獲得了1962年諾貝爾文學獎，而瑞典皇家科學院對于他的評價是“通過現實主義的、寓于想象的創作，表現出富于同情的幽默和對社會的敏感觀察”。

(石麗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