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沙佩爾(Karl Schapper，1812—1870)，德國工人運動和早期國際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正義者同盟的領導人之一，歐洲1848年革命的參加者。

沙佩爾出生在德國南部維斯巴登的魏茵巴赫村一個鄉村牧師的家庭，中學畢業后，進入吉森大學林業系學習。

當時的德國由三十幾個王公統治的小邦和四個自由市組成，正處在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前夜。許多地方都出現了反對封建政府的運動。吉森大學也是一個非常活躍的地方。沙佩爾完全被沸騰的政治生活所吸引，積極投身運動，成為大學革命民主派學生協會的成員。

十九世紀三十和四十年代，布朗基和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馬志尼依靠少數人密謀暴動的思想，在手工工人和青年革命者當中頗為流行。沙佩爾深受這種思想的影響，迷戀密謀活動。1833年春天，他第一次參加南德的一次密謀起義。同年7月，沙佩爾由于事情敗露而被投入監獄，監禁了3個月。后來，沙佩爾流亡瑞士，在那里又參加了馬志尼組織的秘密的薩伏依遠征，企圖從瑞士攻進意大利。但是，這支小小的冒險家隊伍還在瑞士境內就被政府當局解除武裝，關進牢房。沙佩爾也被判6個月徒刑。

1836年8月，沙佩爾輾轉流亡到巴黎，在這里一直居住到1839年春天。沙佩爾在巴黎加入了德國流亡者在這里建立的民主共和主義的秘密組織“流亡者聯盟”。隨后這個組織中分出了最激進的、大部分是無產階級分子組成的新的秘密同盟——正義者同盟。沙佩爾是這個同盟的重要成員。他在這個組織里接受了新的思想，開始從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主義者轉變為社會主義者。

1839年5月12日，布朗基領導下的“四季社”舉行了一次毫無希望的密謀起義。巴黎正義者同盟的各個支部紛紛參加。結果，許多盟員由于起義失敗而被驅逐出法國。沙佩爾在度過7個月監禁生活之后也離開法國抵達倫敦，在這里整整生活了8年。

1839年起義的失敗是密謀主義的一次重大挫折。包括沙佩爾在內的許多正義者同盟盟員開始拋棄密謀策略，轉向和平斗爭。1840年2月7日，沙佩爾同莫爾等正義者同盟的領導人和活動家在倫敦創立了德國工人教育協會，實際上是正義者同盟秘密支部的合法的存在形式。

在倫敦，沙佩爾一度同歐文主義者接近，受到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影響。同時，他也同憲章派左翼建立了密切聯系，并且看到了倫敦的工業無產階級和大機器生產。他和莫爾等正義者同盟的領導人越來越感到研究理論問題的重要性。他們開始考察空想社會主義、魏特林平均共產主義和“真正的社會主義”的錯誤，公開宣布，愿意接受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

沙佩爾不僅自己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而且在改組正義者同盟的過程中，做出了重要貢獻。當時無論是他或者正義者同盟的其他領導人，都沒有能力來實現同盟的改組和制定科學共產主義的綱領和章程，但是，沙佩爾盡了最大的努力來創造條件，保證馬克思、恩格斯順利地完成這項工作。沙佩爾做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主席簽署了大會通過的章程。后來他還參加了《共產黨宣言》的校對工作。1848年革命時期，沙佩爾堅決貫徹了馬克思恩格斯制定的方針，在群眾中做了大量工作。

法國二月革命爆發后不久，沙佩爾作為“民主派兄弟協會”代表團成員到達巴黎向臨時政府遞交賀信。在巴黎，他參加了馬克思召集的5月11日成立同盟新中央委員會的會議，并成為馬克思為首的新中央委員會的成員。沙佩爾返回倫敦以后，按照新中央委員會的統一部署，積極開展協助德國工人返回德國參加革命的工作。4月中旬，沙佩爾本人也到達科倫，同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同盟活動家重新聚會。

1849年冬天，沙佩爾、莫爾受倫敦新中央委員會的委托，準備在德國進行改組同盟的工作，恢復同盟過去秘密活動的組織形式。但當時還沒有具備進行這種嘗試的條件。1849年初，沙佩爾改組同盟的努力遭到失敗。

沙佩爾進行的第二項工作，也是對他影響最大的工作，是為《新萊茵報》撰稿和校對。參加《新萊茵報》的工作使他對馬克思、恩格斯所制定的策略路線得到了進一步了解。在馬克思、恩格斯的領導下，他作為民主運動的最左翼分子，在許多重要問題上，堅決捍衛無產階級的利益。

沙佩爾在科倫工人聯合會中進行了大量工作。這個聯合會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安得列阿斯·哥特沙克(1825—1849)創立的。但是，哥特沙克背離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同盟中央所采取的正確路線。他喊著極左的口號，企圖使科倫工人聯合會脫離民主運動和政治斗爭。哥特沙克號召工人拒絕參加國民議會的選舉，硬說工人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是直接實現社會主義，建立不允許不勞而食的“工人共和國”。在沙佩爾和莫爾兩人的共同努力下，深受哥特沙克影響的科倫工人聯合會于1848年6月底7月初，逐漸拋棄了哥特沙克的錯誤立場，轉向馬克思、恩格斯一邊，開始在工人和農民中展開大規模的宣傳鼓動工作，在科倫郊區建立了一些工人聯合會和民主團體。9月初，沙佩爾被選為科倫工人聯合會委員會的成員，并同莫爾一起負責聯合會機關報《科倫工人聯合會會刊》的編輯工作。

1849年初，哥特沙克及其同伙在工人聯合會大多數會員日益覺醒的形勢下，不得不退出聯合會。聯合會根據沙佩爾的提議制訂了新章程。新章程規定：“科倫工人聯合會的宗旨是對會員進行政治、社會和科學方面的教育。”2月28日，沙佩爾當選為聯合會主席。在他的努力下，科倫工人聯合會，日益成為具有戰斗性的工人政治組織。

1849年5月28日，沙佩爾離開科倫回到故鄉。當時在德國南部正掀起一場維護帝國憲法的激烈斗爭。6月10日，在伊特斯坦舉行了支持帝國憲法的省的民眾代表大會。有來自各區的代表300余人。沙佩爾出席了這次大會，并且盡可能促使大會通過民主的革命的決議。大會根據沙佩爾的提議選出了7人組成的省委員會。

伊特斯坦民眾大會的活動引起了拿騷政府當局的驚恐。會后不久，沙佩爾被捕，在監獄中度過了半年多的苦難生活。由于缺乏罪證，陪審法庭不得不宣告他無罪。1850年2月15日，沙佩爾重新獲得自由。7月初，沙佩爾到達倫敦，并且參加了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的工作。

1850年，正好是歐洲1848年革命剛剛失敗，共產主義者同盟在歐洲大陸的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后開始恢復的時期，工人運動領導核心的團結比任何時候都顯得重要。但是，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沙佩爾和維利希卻結合在一起，形成了維利希——沙佩爾分裂集團，造成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分裂。

分歧是由于對形勢估計不同而產生的。1850年夏天以前，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新的危機和新的革命將會很快到來。1850年4月，他們在為《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所寫的第二篇《國際述評》中指出美國市場的收縮狀態是促使危機逼近的有決定意義的因素。直到1850年6月，馬克思、恩格斯還在第二篇《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中號召盟員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革命高潮。秋天，馬克思、恩格斯對形勢估計發生了轉變，認為：由于歐洲經濟發展中的繁榮時代已經到來，革命不會迅速發生。而后馬克思、恩格斯果斷地改變了革命策略，要求同盟盟員由直接準備起義轉變為長期積蓄力量等待時機。

維利希——沙佩爾分裂集團反對馬克思、恩格斯的新結論，在小資產階級狂熱情緒的支配下，同小資產階級分子同流合污，支持他們發行革命公債，準備迎接歐洲革命的計劃。公開的分裂終于在9月15日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非常會議上發生了。當時出席會議的多數人贊成馬克思、恩格斯的立場。馬克思、恩格斯也盡了最大努力來防止同盟的分裂。馬克思說：“盡管這些人目前所發表的觀點是反共產主義的，至多不過是社會民主主義的，但就其信仰來說他們還是共產主義者。”①為此，馬克思提出一個挽救分裂的方案，建議將中央委員會從倫敦遷往科倫，在倫敦建立兩派各自的區部。這樣，兩派既可分道揚鑣，又同時服從一個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不致造成分裂。但是，沙佩爾拒絕了馬克思的建議。他說：“在倫敦這里有兩個區部，兩個協會，兩個流亡者委員會，那還不如組織兩個同盟，完全決裂。”②維利希、沙佩爾不服從同盟中央的決定，拒絕承認新的科倫中央委員會，自立中央，這樣，便一手造成了組織上的分裂。

維利希——沙佩爾集團濫收會員，吸收了一批小資產階級狂熱分子，而且有的支部還混進了警探和間諜，組織上嚴重不純。這個集團在科倫審判案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受到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嚴厲批判。1851年5月10日，共產主義者同盟特使諾特容克的被捕也是同維利希、沙佩爾的活動有直接關系的。馬克思指出：“警察對特使等等采取這些措施，我們認為完全是由于倫敦的蠢驢們的哀叫所造成的。這些風箱們知道，他們既沒有陰謀造反，也沒有追求任何現實的目標，在德國也沒有一個組織支持自己。他們只愿作出危險的樣子，給報紙的磨車供料。因此，這些無賴是在阻礙和危害現實運動，并使警察找到蹤跡。什么時候有過這樣一種供認自己的目標純粹是吹牛的黨呢?”①

科倫審判案是普魯士警察當局一手策劃的迫害共產黨人的大陰謀。警探們所采取的種種卑鄙無恥的手段，教育了誤入歧途的沙佩爾。他痛切悔恨自己所鑄成的大錯，并以最大的勇氣加以改正。還在科倫審判案開庭以前，沙佩爾就通過伊曼特向馬克思悔過。在當時的條件下，馬克思認為沙佩爾必須先同維利希公開決裂，才能言歸于好。馬克思對沙佩爾作了認真的考察，發現他的態度是誠懇的。1856年4月，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寫道，“我又和朋友沙佩爾見了幾次面，我發現他是一個正在痛心懺悔的罪人。”②沙佩爾一經認識錯誤以后，能夠正確對待曾經受到的嚴厲批評和種種懷疑，沒有表示絲毫不滿。

1860年5月，沙佩爾為了向群眾說明同盟分裂的真正原因，并承擔分裂的責任，專門寫了一個書面聲明交給馬克思，請馬克思酌情處理。聲明說：“當我在1850年7月來到倫敦的時候，我看到在馬克思和維利希之間存在著某些分歧。不久我就懂得，這些分歧的原因是觀點的不同，但這種不同不是由私人的關系而引起的。”

“由于當時我還不大了解流亡者的情況和糾紛，便認為大聯合是可以實現的，并且認為這種聯合對德國的運動是重要的，因此我支持了維利希。

這種觀點上的分歧，而且只有這種分歧才是我們當時的分裂和后來的決裂的原因。”

沙佩爾回到馬克思、恩格斯陣營以后，于1859年開始在倫敦工人教育協會開展活動，1865年5月被選為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委員，同年9月參加了倫敦代表會議的工作。1870年4月，沙佩爾患肺結核病危。他要求會見馬克思，并對馬克思說：“請告訴我們所有的人，我是忠于我們的原則的。我不是理論家。在反動年代里，為了養家糊口，我不得不拚命干。我生是一個普通的勞動者，死是一個無產者”。

4月29日，這位忠誠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共產主義老戰士與世長辭了。他的一生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犯過嚴重錯誤，但又敢于承認和改正錯誤。他對國際工人運動的功績是永遠不會磨滅的。恩格斯曾經評價說：“他是個純粹的人，他在建立德國工人運動方面所做的一切是永遠不會被遺忘的。”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