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倫(Solon，約公元前630—560)，古代雅典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詩人。

梭倫出身于貴族家庭。由于他的父親埃克塞凱斯提德斯樂善好施，梭倫年青的時候，家庭經濟已不寬裕。他一面經商，一面游歷，曾到過希臘和小亞細亞的許多地方，漫游各地的名勝古跡，考察各地的社會制度、風土人情，結交了古希臘著名的哲學家、科學家泰勒斯等人。梭倫與泰勒斯等人一起，獲得了古希臘“七賢”的美名。梭倫的游歷經商生涯，對他一生的事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揚棄了貴族派的驕矜，獲得了豐富的知識和經驗，對下層平民的疾苦也有所了解。這對他肩負起改革社會的重任是大有裨益的。

在旅途中，梭倫吟誦了許多詩篇。這些詩篇雖然大都是為了排遣旅途的愁悶而作，但也流露出了作者的品德與情操：“作惡的人每每致富，而好人往往受窮;但是，我們不愿把我們的道德和他們的財富交換，因為道德是永遠存在的，而財富每天都在更換主人。”這些詩句表明，詩人雖然以經商為業，但不失詩人的氣質，珍視道德遠勝于財富。在另外一些詩篇中，對貴族的貪婪、專橫，也有所譴責。這些詩篇，使梭倫日后贏得了“雅典第一個詩人”的桂冠。

但是，梭倫嶄露頭角，倒不是因為他的詩才，而是因為他的軍功。當時的雅典正在與鄰近的城邦墨加拉爭奪薩拉米斯島。薩拉米斯島瀕臨雅典西海岸，是雅典的門戶。梭倫曾從文獻資料、歷史傳統、風俗習慣等考證薩拉米斯島本應屬雅典所有。但薩拉米斯島卻在墨加拉的控制之下，雅典幾次派兵進攻，都以失利而告終。在雅典人中蔓延著一股厭戰的情緒，因此制定了一條法律：任何人都不得以書面或口頭方式提議去爭奪薩拉米斯島，違者處死。梭倫對這種屈辱的懦弱行為深表不滿。他想了一個巧妙的方法，既能規避不公正的法律，又能煽起雅典人的熱情。他經常佯作瘋癲，到市場上去，對著人群朗誦他的詩篇，在一首詩中他號召：“起來，到薩拉米斯去，奪取那美麗的島嶼，洗雪我們的恥辱。”這激越的詩篇重新燃起了雅典人的愛國熱忱和民族尊嚴。在廣大公民的支持下，那條喪權辱國的法律被取消了。梭倫被任命為指揮官。公元前600年左右，年僅30歲的梭倫，展現了卓越的軍事才能，他不是用強攻而是用智取，一舉占領了薩拉米斯島。

薩拉米斯戰爭的勝利，使梭倫的聲望大增。在平民的心目中，梭倫不僅是一位英雄、將才，更重要的他是一位反對貴族、同情人民的革新人物。公元前594年，梭倫在平民群眾的支持下，當選為執政官，得以實現其改革弊政的宿愿。

梭倫生活的時代是社會激烈變動的時代。當時雅典奴隸制國家已經建立，但還保留著許多氏族制度的殘余，是一個氏族貴族專政的國家。氏族貴族是占統治地位的階級，他們的財富來自土地，地位來自出身，權力來自氏族。他們占有全國最肥沃的土地，一部分利用奴隸耕種，一部分出租給貧民。租種貴族土地的貧民稱為六一農①，因為他們被迫把收成的六分之五交給貴族，自己僅留六分之一。貧民還經常陷入高利貸的羅網之中，還不起債就淪為奴隸，許多人被戴上鐐銬，賣到國外，許多人為貧窮所迫，漂落異鄉。在政治上，貴族依仗在氏族部落中的傳統勢力，身居要津，控制了各級政府機關，廣大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被剝奪了政治權利。廣大平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正如梭倫在詩中描繪的：“災禍降臨到了每個家庭，院門無法把它阻擋，越過高高的圍墻，在房間的一角翩翔。”在一首哀歌中，梭倫又寫道：“我注目凝視，而悲哀充溢于吾心，這伊奧尼亞最古老的地方竟至陷于絕境。”廣大平民不堪忍受這種處于絕境的悲慘地位，正在醞釀武裝起義。正是在階級關系極度緊張的形勢下，梭倫當選為執政官，任期屆滿之后，按照慣例，又成為戰神山議事會①的成員。

由于史料的缺乏，對于梭倫改革的詳情，學術界一直存在著不同意見。關于梭倫改革的時間也有不同看法。說及這次改革的歷史意義，解釋也不盡相同。不過，對于他的幾項主要改革的基本內容，各家的說法分歧不大。我們認為，梭倫的改革無疑是促進歷史發展的重大措施，它的基本點是從經濟上和政治上沉重打擊了氏族貴族的統治，廢除了雅典公民內部的債務奴役，促進了作為城邦經濟基礎的、自身從事勞動的農民和手工業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個人私有財產的發展，促進了與異邦人和奴隸相對立的雅典公民集體的形成，為雅典經濟的迅速發展和民主政體的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首先，梭倫頒布了“解負令”，即解除債務和由于負債而遭受的奴役。根據這個法令，平民所欠的公私債務一律廢除，禁止在放債時以債戶的人身作抵押，廢除了債務奴隸制，由國家贖回因負債而被賣到外邦為奴的人。梭倫在詩中自豪地寫道，他拔掉了豎立在被抵押的土地上的“債權碑”，使許多被出賣的人們到神所建立的雅典①。為了防止土地的過分集中，梭倫頒布法律，規定了個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額。這些措施打擊了貴族的力量，使廣大平民擺脫了淪為奴隸的厄運，使小農的經濟地位趨于穩定。

梭倫采取了許多鼓勵手工業和商業發展的措施。為了保證有足夠的農產品供應居民需要，他規定除自給有余的橄欖油以外，禁止任何農產品出口。這個措施不僅降低了糧價，使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還為工商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因為糧價的降低，意味著生產成本的下降和工商業奴隸主贏利的增加。他制定法律，規定雅典公民必須讓兒子學會一種手藝。他還獎勵有技術的手工業者移居雅典，并且授予他們公民權。他對雅典的幣制進行了改革，以優卑亞制代替了埃基那制。新的較輕一些的鑄幣的流行，促進了雅典貨幣交換的發展，也有利于對外貿易的擴大。梭倫還確認了私有財產繼承自由的原則，規定個人有立遺囑自由遺贈財產的權利。

梭倫實行了一些有利于農業生產發展的措施，例如頒布有關種植林木、開鑿水井的法令。這些措施促進了橄欖、葡萄等經濟作物的栽培，從而也為榨油、釀酒等手工業生產提供了充足的來源。

梭倫實行了按財產資格劃分公民等級并規定相應的政治權利的制度，根據這個制度，把全體公民按照全年農產品的總收入(其它收入折合農產品計算)數量劃分為四個等級。 每年田產收入總計(包括谷物、油、酒)達500斗①者為第一等級，稱為“五百斗者”。第二等級是收入達300斗者，稱為“騎士”。第三等級是收入達200斗者，稱為“牛軛級”。第四等級是收入在200斗以下者，稱為“日傭”。第一、二兩個等級的公民可擔任包括執政官在內的最高官職。第三等級只能擔任低級官職。第四等級不能擔任任何官職。軍隊的組成以氏族和財產原則為基礎，第一、二等級的公民充當騎兵，第三等級的公民充當重裝步兵，第四等級的公民當輕裝步兵。所有軍隊按氏族的劃分進行征集。這個制度雖然沒有實現公民之間的真正平等，但是它使選任國家公職的資格從“門第和財富”的雙重資格，變成了單一的財產資格。這就打破了貴族依據世襲特權壟斷官職的局面，為非貴族出身的奴隸主開辟了取得政治權力的途徑。恩格斯在評價這種改革的意義時指出：“這樣，在制度中便加入了一個全新的因素——私有財產。國家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是按照他們的地產的多寡來規定的，于是，隨著有產階級日益獲得勢力，舊的血緣親屬團體也就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遭到了新的失敗。”②

在梭倫改革前，戰神山議事會是國家權力結構的中樞，貴族通過這個機構操縱了立法、行政、司法等大權。在改革中，梭倫恢復了公民大會，使它成為最高權力機關，各級公民都有權參加，它決定戰爭、媾和等國家大事并進行選舉。梭倫還設立了新的政府機關——四百人會議，由四個部落各選100人組成，除第四等級外，其它各級公民都可當選。四百人會議類似公民大會的常設機構，為公民大會擬訂議程，準備和預審公民大會的提案，因此代替了戰神山議事會的一部分職能。此外，還設立了陪審法庭，凡公民都可被選為陪審員，參與案件的審理。陪審法庭成了雅典的最高司法機關。這些措施打破了貴族對政權的壟斷，為政治制度的民主化開辟了道路。

梭倫改革的另一項重要措施是制訂新的法律。在改革之前雅典行使的德拉古法以嚴酷著稱，對偷竊蔬菜水果、懶惰等過失都要判處死刑，人們指責它不是用墨水寫的，而是用血寫的。梭倫對這種嚴刑峻法進行了改革，除殺人犯外，廢除了其他罪犯的死刑。新的法律還規定，任何公民都有權為了自己或受害者的利益，對任何人提出控告。外邦移民的契約，只要不違背國家法律，具有同樣的效力。對不關心公共事務的公民剝奪選舉權。此外還制訂了禁止買賣婚姻，保障婦女孤兒的利益，禁止婚喪節慶儀式中揮霍無度，懲罰沒有職業的人等法律。這些法律條文都刻在木板或石板上，鑲在可以轉動的長方形框子里，豎立在市場附近的國事廳里，公布于眾。

但是，梭倫的貴族出身和中庸、溫和的處世哲學使他不可能完全站在廣大下層平民一邊，滿足平民特別是農民的要求。梭倫改革在摧毀貴族勢力與氏族制度的殘余方面還不是很徹底的，他制定的按財產資格確定政治權利的制度，也只是以富豪政治代替貴族政治，廣大下層公民仍被排斥在國家權力之外。在氏族貴族和廣大農民都對他表示不滿的情況下，梭倫借口到國外考察，就乘船出國旅行去了。

梭倫離開祖國之后，在埃及、塞浦路斯、小亞等地漫游達10年之久。小亞細亞一個名叫克洛伊索斯的國王曾慕名邀請梭倫前去訪問。這次會晤傳下了一段佳話，希羅多德和普魯塔克對此都有記載。這位國王穿著華貴的服裝，佩著寶石、金飾接見梭倫，并打開自己的寶庫，炫耀自己的榮華富貴，梭倫卻對此投以鄙夷的目光。國王問他，世界上是否還有比自己更幸福的人。梭倫回答說，有，那就是雅典的特洛斯，他為祖國獻身疆場，倍受哀榮。國王又問他，此外還有誰是最幸福的呢?國王以為這回該輪到自己了。但梭倫卻回答道，那是阿爾哥斯的克列奧比斯和比頓兄弟，因為他們都在運動會上得過獎，又都孝順母親，得到了巨大的光榮。接著，梭倫詳細講述了關于幸福的哲理，告誡國王不要因暫時的好境而妄自驕矜，要把一生看到最后，只有把幸福保持到最終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人。國王聽了這席話，臉有慍色。人們勸梭倫說些奉承的話。梭倫回答道：“不，決不!應該盡量少說，或者盡可能說有益的話。”這位昏瞆的國王后來果真成了波斯國王的階下囚，在受刑前才想起梭倫的箴言。這則故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梭倫的品格和情操。

梭倫結束游歷生活回到祖國的時候，雅典正發生激烈的內部斗爭。據說他對庇西特拉圖想當僭主早有覺察，對他進行過規勸和斗爭。

梭倫晚年退隱在家，從事研究和著述。他在埃及時聽到過關于已沉淪的大西洲的故事，他想用詩歌的形式把它寫出來，他也曾想寫些寓言。正如他自己所說：“我愈老愈學到了很多的東西。”但是，梭倫沒有來得及完成這些計劃之中的著作。公元前560年左右，這位對雅典的歷史發展作出過重大貢獻的人，這位古代民主政治的奠基者溘然長逝了。他的遺體被焚化，骨灰撒在他曾為之戰斗過的薩拉米斯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