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琫準(1854——1895)，朝鮮近代杰出的農民革命領袖。他領導的甲午農民戰爭，是朝鮮近代史上第一個革命高潮。

全氏，字明淑，號海夢，出生在朝鮮南方全羅道高敞郡(另說古阜郡)一個鄉村塾師家庭。他生活的時代，正是李氏朝鮮封建社會走向沒落、崩潰的時代。外國侵略者用武力打開朝鮮大門，蜂擁而入，強迫李朝政府簽訂一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而封建統治者“不念國家之危殆……驕侈淫眠，無所畏意，八路魚肉，萬民涂炭”。朝鮮全羅、慶尚、忠清南三道是當時主要產糧區，也是皇糧和地稅的主要來源。圍繞土地問題表現出來的階級矛盾和對立十分尖銳。

自從1876年朝鮮近代第一個喪權辱國的《朝日江華條約》締結后，釜山、仁川等地又被辟為通商口岸。在封建與外國資本主義的壓榨下，農民要活命，不斷起來進行斗爭。全氏的父親全彰爀，就是在1892年古阜郡一次農民暴動中被捕，死于亂杖之下。內憂外患的社會生活環境，使全氏從小就對社會現實不滿。他為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1890年加入了盛行南方的東學教，并當上古阜地區東學教接主(即東學教的地方首領)。

東學教，為1860年慶尚道慶州府人崔濟愚所創。它是朝鮮民間的秘密結社，雖稱東學(東方之學)，與西學(天主教)相抗。它假借宣傳宗教發展組織，提出“懲辦貪官污吏”、“斥倭斥洋”的口號，在貧苦農民中間引起強烈反響。因此，朝鮮十九世紀末的農民起義便自然同東學教聯系在一起。

1893年，古阜郡一帶適逢歉收，郡守趙秉甲依然巧取豪奪，強征萬石堰水稅，規定每下一斗種子，好田要交稅二斗糧食，次田交一斗。農民多次要求減免，他非但不允，反而拘捕遞送呈文的農民代表，并把這筆共計700石的重稅納入私囊。全氏挺身而出，兩次到官衙為民陳情都被趕了出來。現實使他切身感到對付貪官污吏光憑請愿不行，唯有奮起反抗。他聯絡當地宋大和等東學教人密議起兵，計劃打古阜，占全州，搗京城，滅權貴。

1894年(農歷甲午年)2月15日(陰歷1月10日)，全氏率領東學教徒與非教徒農民數千人，乘夜攻破古阜邑三門，襲擊郡衙，奪取武器，占領該邑。郡守趙秉甲倉皇而逃。起義農民在全氏指揮下，燒毀地契、賣身契，懲辦或趕跑殘暴的官吏、地主和土豪，砸開牢門釋放無辜的百姓，打開倉庫把強征去的稅米重新發還農民。全氏領導農民起義達到初步目的后，將主力轉移到離古阜不遠的馬項市場待機。一面觀察政府動向，一面呼吁鄰近地方的東學教接主發動民眾，舉旗響應。

封建政府得悉古阜起義后，馬上派長興府使李容泰為古阜郡按核使，前往鎮壓和招撫。李容泰來到古阜，對東學教徒和參加古阜起義的農民大肆捕殺，甚至株連家屬。因此，全氏率領農民群眾再度攻占古阜，趕跑按核使。接著，攻克泰仁縣，活捉了縣監。后又占領軍事要地和政府糧庫所在地——古阜郡白山。5月2日(陰歷3月27日)，發布了有名的白山檄文，闡明斗爭宗旨：“吾輩舉義至此，決非他故。所望拯百姓于涂炭，奠國家于磐石。當內斬貪虐之官吏，外逐橫暴之強敵。舉凡苦于兩班(即封建貴族)、富豪之民眾，與夫受辱于方伯(即道觀察使)守令(即郡守)之小吏，皆與吾輩同其怨恨，勿少躊躇，勿失良機，其速奮起。”云云。

全氏在白山扎營不到幾天，就有8，000多人在東學教接主孫和中、金開南、金德明等人帶領下，從四面八方云集而來。其中，不僅有東學教徒和普通農民，還有奴婢和城市貧民，甚至還有一部分失勢沒落的兩班、儒生、鄉班(即地方上的兩班)和地方胥吏。起義農民一致推戴全氏為總大將，孫和中、金開南為總領管，金德明、吳時泳為總參謀，崔景善為領率將，正式編成農民軍，隊伍達一萬幾千人。斗爭綱領是：一，不殺人，不傷物;二，忠孝雙全，濟世安民;三，逐滅倭夷，澄清圣道;四，驅兵入京，盡滅權貴。農民軍頭纏白巾，手持竹槍，士氣昂揚，高高揭起“輔國安民”的大旗，乘勝前進，連取扶安和金溝兩縣。

全氏在白山起兵的消息，震動了全羅道53個郡縣。全羅道監司(即觀察使)率官兵和臨時招募的壯丁千余人來打古阜。全氏以伏擊戰術，于5月11日(陰歷4月7日)晨，在離古阜20朝里的黃土峴全殲官兵。當夜又攻克井邑，直逼全羅道首府全州。封建政府匆忙派全羅兵使兼壯衛營正領官洪啟薰為兩湖(即全羅、忠清兩道)招討使。洪率京師乘清朝軍艦由水陸兩路南下，搶先進駐全州。壯衛營是京師精稅部隊，由外國教官訓練，使用洋槍洋炮。全氏考慮到農民軍火力不足，尚需奪取地方官衙武器裝備自己。決定暫不攻全州，而先打全羅道西海岸各郡縣，連破興德、高敞、茂長，農民軍愈戰愈強。

全氏在茂長，偕同孫和中、金開南等人再次聯名發表文告，進一步闡明他們“以輔國安民為死生之誓”。在他們號召之下，各地紛紛爆發了農民起義。洪啟薰京師懼于農民軍的聲威，不敢出討。后得知京城又派出援兵才從全州南下，沿途燒殺掠奪。全氏立即揮師北上迎戰，在長城黃龍村伏擊敵軍，重創京師主力。

隨著革命形勢發展，全氏領導農民軍開始在各郡縣建立農民自治機關“執綱所”。這是農民革命政權的萌芽形態。它由農民軍選出執綱一人和議事員若干名組成，專事處理民間庶政，由各郡邑官吏協助工作。全氏還為農民軍制定了“降者受待”、“貧者賑恤”、“貪者追之”、“奸者除之”等12條紀律，“若違反者囚之獄”。農民軍紀律嚴明，深受人民擁護。一位日本記者在當年5月26日東京《日日新聞》上報道說：“東學黨有不耽酒色，不吸煙等規定。人人遵守。……嚴禁踐踏農田，妨害農作。……所到之處，都以現金交易。商業照常進行，無危害之患。在人民中聲譽很好。”

在勝利的形勢下，全氏不失時機地率農民軍主力繼續向全州進發。全州判官閔泳升第一個逃走，守城軍放了幾炮也四散逃竄。農民軍當天5月31日(陰歷4月27日)就打下全州城。全州既是朝鮮南部一個重要戰略要地，又是李氏王朝發祥地。攻克全州的消息給各地人民莫大鼓舞。除全羅道外，忠清、慶尚、京畿、江原和黃海各道，也接連爆發了不同規模的農民起義。古阜農民起義終于發展成為全國性的農民戰爭。

全州失守，各地農民起義，全國交通斷絕，京城糧源切斷，使李朝封建統治者大為震動。他們不惜賣國，暗地里敦請清朝政府“遣兵代剿”。為了贏得時間，一方面增派京師阻止農民軍北上;一方面向農民軍提出媾和。他們勸誘說，若兩軍繼續交戰，不僅王朝圣地全州將變成一片廢墟，而且外國軍隊還會趁機出兵干涉。他們假惺惺地提出雙方同時撤出全州，許愿設法使外國軍隊撤走，表面接受農民軍關于實行各項政治改革的要求。

全氏打下全州后，準備同忠清道農民軍會合，直取京城。可是，以東學教第二教主崔時亨(海月)為首的一派上層領導，卻極力反對農民起義擴大發展。甚至向各地發出通告：“借道釀亂，不義也。湖南(即全羅道)全琫準和湖西(即忠清道)徐璋玉，皆為國家之罪人、師門之逆賊。吾輩當聚力而攻之。”農民軍在全州攻防戰中傷亡較大。農忙季節來臨，多數農民軍戰士歸鄉心切。另外，還畏懼清、日兩國軍隊借口出兵。在這種情況下，全氏不得不暫時放棄北上，6月10日(陰歷5月7日)，同官方締結了“全州和約”。農民軍于次日即占領全州第12天后撤出該城。這是全氏在政治和軍事上犯的嚴重錯誤。

在和約中，農民軍提出12條改革弊政的方案。從內容上看，它反映了農民反封建反侵略的要求。在朝鮮歷史上，第一次提出“平分土地”和民眾參與國家管理。全氏為推進改革，除整頓和加強各地的執綱所外，還用武力在羅州、南原和云峰三邑也建立起執綱所。全羅道53個郡縣的實權一時都掌握在農民軍手里。但是，地方官吏暗地里阻撓改革方案付諸實施。執綱所里不少投機分子熱衷搞個人私利，致使執綱所始終未能起到農民革命政權的作用。

清兵應朝鮮政府要求，于當年6月8至10日在忠清道牙山登陸。在南下全州時，由于“全州媾和”已達成，因此止兵。可是，日本卻借口天津條約(中日有共同派兵權)、濟物浦條約①，大舉出兵，使中日兩國關系頓時惡化。蓄謀已久的日本終于在7月25日，發動了侵略中國與朝鮮的戰爭。

9月，清軍撤出朝鮮后，日本與朝鮮官軍勾結在一起，把矛頭轉向農民軍，對全羅道、忠清道一帶農民軍主力進行圍剿。全氏決心再次起兵，趕走日軍，盡滅權貴。10月中旬，崔時亨一伙迫于形勢，不得不同意聯合抗戰。各路農民軍陸續開往論山，與全氏會合。全氏在大多數東學教徒和農民軍的支持下，11月中旬率10萬大軍北上，在公州與日軍和官兵展開激戰。由于日軍武器精良，農民軍慘遭失敗。年底，三南一帶幾乎全被官兵和日軍所控制。各地兩班、土豪也卷土重來，組織“民包軍”、“守城軍”，協助官兵與日軍夾擊農民軍。那伙一度參加東學教、農民軍或執綱所的兩班、鄉吏，這時也都紛紛叛變，告密，捕殺農民軍。

全氏失敗后，毫不動搖。是年12月，輾轉至全羅道淳昌一帶堅持斗爭，積蓄力量，準備東山再起。不幸被叛徒金敬天出賣被捕。全氏被關押在日本公使館。敵人軟硬兼施，時而嚴刑拷打，時而誘以高官厚祿。全氏堅貞不屈，怒斥道：“你們是我的敵人。我是你們的敵人。我一心要除盡你們，整治國家。如今落入你們手中，要殺就殺，何須多言!我可死于敵人之手，但決不伏敵人之法!”1895年4月23日(陰歷3月29日)，全氏壯烈犧牲在敵人的絞刑架下，年僅41歲。

全氏為朝鮮農民階級的革命事業英勇戰斗了一生。他所領導的甲午農民戰爭堅持了一年之久，是朝鮮人民從十九世紀末展開的反帝反封建民族解放斗爭的序幕。它對封建統治者和外國侵略者的沖擊，可以說是后來反日義兵斗爭和愛國文化啟蒙運動的先聲。

由于歷史與階級的限制，甲午農民戰爭失敗了。全氏反帝堅決，而反封建卻不徹底。他提出“驅兵入京，盡滅權貴”，僅僅是為“澄清吏治”，并不想推翻李朝封建統治。在軍事上沒有建立鞏固的根據地進行持久的斗爭。在斗爭中缺乏嚴密組織，也沒有提出足以代替封建專制制度的政治綱領。

時來天地皆同力，

遠去英雄不自謀。

愛民正義我無失，

愛國丹心誰有知?

這是全氏一首遺詩。相傳是他臨刑前吟誦過的，表達了他為國為民奮斗終身、死而后已的精神。同時，也流露出一位農民革命領袖無力扭轉乾坤的慨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