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內斯特·姆·海明威(Ernest M·Hemingway，1899—1961)，美國現代小說家。

海明威1899年7月21日生于伊利諾斯州芝加哥附近的奧克帕克村，父親是醫生，母親愛好藝術，當過教師。1917年畢業前夕，美國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海明威當時很想入伍，但因眼疾未能如愿，他又不愿意上大學，只好到堪薩斯市的《星報》當見習記者。該報在新聞報道的文體方面提出“寫短句”、“用生動活潑的語言”等要求，使他受到初步的文字訓練，對他日后形成自己獨特的文體產生了影響。

1918年5月，海明威參加紅十字會組織的志愿救護隊，當汽車司機。他在意大利前線負了重傷。1919年初回國當一家雜志的編輯，同時練習寫作。兩年后作為《星報》駐歐的流動記者，重返歐洲，以巴黎為基地，采訪在日內瓦與洛桑舉行的國際會議，兼寫關于希土戰爭的電訊，這使得他的文章更為簡練有力。

海明威擔任記者期間，努力學習寫作，先寫短篇，爾后長篇。這期間，他結識了僑居巴黎的許多名作家，包括美國女作家葛屈露德·斯泰因、詩人依茲拉·龐德、小說家司各特·菲茲杰拉德和英國現代派作家詹姆斯·喬依斯等。他們給了他不少指點。例如，斯泰因批評他“描寫很多，又寫得不十分好”，因此必須“寫得集中一些”;龐德建議他寫得“具體些”。這些幫助都使他深受教益。

二十年代，他發表的作品有《在我們的時代》(1924)、《沒有女人的男人》(1927)、《太陽照樣升起》(1926)和《永別了武器》(1929)。

《在我們的時代》和《沒有女人的男人》都是短篇小說集，其中許多篇描寫涅克·阿丹姆斯青少年時期的生活情態，包括幼時跟隨父親出診、初戀、參戰和戰后的徬徨心情，看得出作者自己的面影。《太陽照樣升起》寫戰后一群青年流落在歐洲的生活情景。他們對生活感到迷惘和失望，他們認為這個社會許多精神價值是虛妄的，反映了這一代青年的幻滅感。斯泰因曾經對海明威等人說：“你們都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把這句話作為這部小說的題辭。于是“迷惘的一代”這個名稱得以流傳，海明威也成了“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

《永別了，武器》的主題是從個人幸福的角度出發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主人公亨利是美國志愿軍，在意大利前線負傷，住院期間得到一英國護士凱瑟琳的細心護理，兩人產生了感情。傷愈之后，亨利在一次撤退的行軍中被意軍誤為德軍奸細。亨利伺機逃跑，和凱瑟琳在瑞士過了一段幸福的生活。后來凱瑟琳死于難產，把亨利一人孤零零地留在世上。這部作品揭露了帝國主義的戰爭宣傳，它通過主人公的內心獨白諷刺道：“我一聽到神圣、光榮、犧牲這些空泛的字眼就覺得害臊”，因為“我可沒有見到什么神圣的東西，光榮的事物也沒有什么光榮，至于犧牲，那就好比芝加哥的屠宰場似的，不同的是把肉拿來埋葬罷了”。海明威從批判戰爭宣傳出發，又進一步否定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精神價值，致使他筆下的人物失去任何信仰，甚至喪失了思考的能力。這部作品暴露了作者的悲觀失望情緒，在他看來，人好比“著了火的木頭上的螞蟻”，“燒得焦頭爛額，不知往哪兒逃才好”，而“多數都往火里跑”，“臨了還是燒死在火里”。從藝術表現上講，這部作品顯示出海明威的獨特風格：情景交融、電文式的對話、內心獨白、諷喻于有意無意之間，以及簡約洗練的文體，都獨具一格，構成所謂“海明威風格”。

二十年代末，海明威從歐洲返回美國，先后在佛羅里達州的基威斯特島和古巴哈瓦那郊區居住。

三十年代的海明威已經成為一位名作家，似乎不受1929——1933年經濟危機的影響，到處游歷，包括去西班牙看斗牛，非洲打獵，登上他自備的游艇出海捕魚等。因此，三十年代前半期，他的作品主要是一些報刊文字，一部關于斗牛的專著《死在午后》(1932)，一部關于狩獵的專著《非洲的青山》(1935)。《死在午后》中，作者總結自己的創作經驗，提出“冰山”論：“冰山在海里移動很是莊嚴宏偉壯觀，這是因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八分之七藏在水里”，作家寫在紙上的東西好比冰山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關鍵在水下的那八分之七。這說明作家認為應通過作品內涵中的深厚的思想感情，去打動讀者。

三十年代后期，海明威的作品逐漸增強了時代氣氛。在最近發表的有關海明威的資料中，我們看到他一封強烈譴責美國有關當局草菅人命，致使一批退伍軍人慘死于大風暴的書信(1935);另有一封(1937)對處于法西斯鐵蹄下的西班牙人民表示人道主義的同情;1938年8月1日蘇聯《真理報》發表他的一篇文章，憤怒譴責法西斯暴亂分子“屠殺西班牙人民的野蠻行徑”，指出“法西斯主義的罪行必將遭到全世界的反對”。在創作方面，這個時期的主要作品是《有的和沒有的》(1937)這部長篇小說繼承了短篇小說集《有的和沒有的》中的“硬漢子”思想傾向，描寫孤軍作戰的主人公：哈雷·莫根生活貧苦，以海上走私為生，為了一家生活冒盡風險，最后被匪徒打傷。他臨死之前才認識到：“一個人不行”。作者接著寫道：“他費了很長時間說出這句話，可是懂得這個道理卻花了他整整的一生”。

1937年，海明威以記者身分去西班牙報道戰事。他支持年輕的共和政府，反對以希特勒法西斯勢力為后臺的叛亂軍。他為影片《西班牙大地》(1937)寫解說詞，在美國第二屆作家大會上發言，斥責法西斯主義，呼吁大家支持民主勢力，同時發表了劇本《第五縱隊》(1938)。內戰結束后回古巴創作長篇小說《喪鐘為誰而鳴》(1940)。它以西班牙內戰為背景，描寫一個美國志愿軍喬頓奉命炸橋的軍事行動。故事集中在喬頓炸橋前三天三夜的活動，包括他同一支山區游擊隊的聯系、這支游擊隊的內部矛盾、同一位西班牙姑娘戀愛、另一支游擊隊的英勇奮戰、情況有變又未能與上級聯系、被迫炸橋等等。《喪鐘為誰而鳴》的反法西斯傾向是明顯的，其出發點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也帶有和平主義的痕跡，例如小說以厭惡的筆調描寫村民在肉體上懲處法西斯分子的情景。盡管有其缺陷，《喪鐘為誰而鳴》還不失為一部反映西班牙內戰的優秀作品。

1941年，海明威偕夫人來中國報道抗日戰爭。他們先在香港逗留一個月，從各個方面了解戰爭情況，包括會見宋慶齡。入境后又到第七戰區的前線生活了一個月，同部隊一起行軍。然后游覽桂林，由桂林飛往重慶，向國民黨軍政人員了解情況，還到過成都、昆明等地。他回國所寫的報道主要是關于美蘇日之間的國際關系分析。他明確指出美日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關于國統區的抗日力量，他指出在經濟、交通、空軍方面存在問題。

1942至1944年間、他駕駛“皮拉爾”游艇(由政府資助改裝成探測潛艇的快艇)巡邏海上，因而受到表彰。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44年他被《柯里厄》雜志派往歐洲當記者。他在歐洲報道戰事的同時，曾經率領一支游擊隊參加解放巴黎的戰斗，因此被別的記者指控違反日內瓦會議關于記者不得參加戰斗的決定。海明威出庭受審，結果宣告無罪，后來還因其英勇從軍方獲得銅質獎章。

五十年代初，海明威發表了兩部作品，一部是《過河入林》(1950)，一部是《老人與海》(1952)。《過河入林》一般認為是失敗之作，人物形象蒼白，作者顧影自憐之處過多。《老人與海》獲得批評界很高的評價。這部中篇小說寫的是一個名叫桑提亞哥的漁民，84天沒有捕到魚，第85天出海捕到了一條非常大的馬林魚，卻在回歸的路上被一群群鯊魚襲擊，結果兩手空空回到岸上。但是，小說的主題并不是失敗，而是人們處于逆境中應該如何對待失敗。桑提亞哥在捕捉馬林魚時頑強地堅持，拚盡了力氣，對付一群群鯊魚襲擊時又在極端疲乏的情況下，同鯊魚拚搏。他雖然失敗了，但在對待失敗的風度上，桑提亞哥占了上風。小說有一句名言：“一個人并不是生來要給打敗的，你盡可以把他消滅掉，可就是打不敗他。”這句話概括了海明威中、短篇小說中關于“硬漢子”的一貫的主題思想，并把它升華到哲理和象征的高度。

《老人與海》獲該年度普利策獎。1954年海明威因“精通現代敘事藝術”得諾貝爾文學獎。他在授獎儀式的書面發言中提出作家的任務：“對于真正的作家來說，每一本書都應該成為他繼續探索那些尚未到達的領域的一個新起點。他應該永遠嘗試去做那些從來沒有人做過或者他人沒有做成的事。”

古巴革命后，海明威夫婦遷居美國愛達荷州。晚年患有高血壓、糖尿病、鐵質代謝紊亂等病癥，精神憂郁，醫療無效。1961年7月的一個早晨，海明威用獵槍自殺。

海明威去世后，他的妻子與出版者整理發表了他兩部遺著，一部是回憶錄《不散的筵席》或譯《流動的宴會》(1964)，一部是長篇小說《海流中的島嶼》(1970)。1981年海明威生前認定的傳記作者卡洛斯·倍克爾教授整理發表了《海明威書信選：1917—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