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民國第一寫手”的交往

張恨水一生創作了120多部小說和大量散文、詩詞、游記等，共近4000萬字，現代作家中無出其右者。其代表作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緣》《八十一夢》等。他不僅是當時最多產的作家，而且是作品最暢銷的作家，有“民國第一寫手”之稱。有人譽他是中國的大仲馬加半個巴爾扎克，也有人將他和魯迅相提并論，稱他倆“代表著中國20世紀純文學和通俗文學的兩峰尖”。

張恨水的讀者上有鴻儒，下至白丁。被尊為“教授之教授”的大學者陳寅恪也是張恨水的粉絲。早在西南聯大之時，陳寅恪身染重疾，雙目失明，他請好友吳宓去學校圖書館，借來張恨水的小說《水滸新傳》，每日讀給他聽，這便成了他每日病床上的唯一消遣。

魯迅的母親是張恨水的“小說迷”，魯迅是個孝子，每逢有張恨水的新書出版，是一定要買回去送給老母親看的。《魯迅全集》中直接提到張恨水的地方只有一處，是1934年在上海時寫給母親的一封信：“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三日前曾買《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張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書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過，不知內容如何也……”

毛澤東也非常喜歡看張恨水的作品，對其評價很高，他在重慶談判期間與張恨水長談時曾這樣評價張恨水：“……先生以筆為利器，揭露國民黨達官顯貴之腐敗和社會之黑暗，呼吁團結，對鼓勵民眾起來抗戰起了積極作用。對此，深表敬意。”

張恨水，安徽潛山人，原名張心遠，筆名“恨水”，取自李煜詞“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1924年，張恨水因90萬言的章回小說《春明外史》一舉成名，長篇小說《金粉世家》《啼笑因緣》更將其聲望推到最高峰。其作品上承章回小說，下啟通俗小說，雅俗共賞，成功地對舊章回小說進行革新，促進了新文學與通俗文學的交融。茅盾贊曰：“運用章回體而善為揚棄，使章回體延續了新生命的，應當首推張恨水先生。”老舍則稱他“是國內唯一的婦孺皆知的老作家”。

◎張恨水

20世紀30年代的北平，有五六家報紙同時連載張恨水的數篇長篇小說。其小說懸念叢生，人物命運跌宕起伏。每天下午兩三點，就有很多讀者在報館門前排隊，欲先睹為快。小說中一女主人公積勞成疾，命在旦夕，讀者來信竟如雪片般飛涌報館，異口同聲地為其請命。

張恨水的代表作《啼笑因緣》，再版20多次，先后6次拍成電影，創下了一個紀錄。還有不法書商盜用張恨水的名字，攢出了100多部偽書，在市面上銷售，倒也賣得不錯。

1928年是張恨水寫作最忙的時期。這一年，他竟同時有《春明外史》《春明新史》《金粉世家》《青春之花》《天上人間》《劍膽琴心》6部長篇小說在不同的報刊上連載，6部小說的人物、情節、進程各不相同，如此超群的寫作才能，確非常人所能想象。那時，文友中風傳：每天晚上九點，報館來索稿的編輯便排隊等在張家門口，張恨水低頭在稿紙上奮筆疾書，數千字一氣呵成，各交來人。甚至有一日，他坐在麻將桌上上了癮，報館來人催稿子，他左手打麻將，右手寫，照樣按時交稿。

張恨水曾自比“推磨的驢子”，“除了生病或旅行，沒有工作，比不吃飯都難受”。在張恨水的女兒張政的記憶中，父親“大約每日九點鐘開始寫作，直到下午六七點鐘，才放下筆吃晚飯，飯后稍事休息，然后寫到夜里十二點鐘，日復一日”。“父親的寫作很辛苦，在書桌前，他俯伏了一生。”

張恨水“稿德”之佳在報館編輯中也有公論。向他約稿，幾乎有求必應，也從不拖稿，《金粉世家》連載五年零四個月，只是因為女兒患猩紅熱夭亡，過于悲痛，停登過一天。而24小時之后，又將后稿補上。

當時，高官政要紛紛以結交張恨水為榮。蔣介石、宋美齡前往看望，張恨水客氣接待，卻讓傭人送其出門；張學良派副官赴京，邀張做文化顧問，掛個虛職，月薪100大洋，張恨水卻以“君子不黨”婉拒。這個帶著皖南口音的“鄉下人”一生未入任何黨派，也不任公職，奉行“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的人生守則，姿態低到極致。他曾自言道：“寫字就是營生罷了，如同擺攤之類的小本生意，平淡如斯，實在如斯。”

他引以為榮的，是“自家在北平的大宅子，是用稿費換來的”，“全家三十多口人，靠一支筆，日子倒過得不錯”。宅院里有他親手種的棗樹、槐樹、櫻桃樹、桑樹、丁香，“隔著大玻璃，觀賞著院子里的雪和月，真夠人玩味”。

1944年5月，重慶《新民報》記者趙超構隨中外記者團訪問延安。因為張恨水那時也在《新民報》，趙超構與他時相過從，比較熟悉。一天晚上與毛澤東坐在一起看戲時，趙超構談起張恨水寫的《水滸新傳》，毛澤東一聽便說：“這本《水滸新傳》寫得很好，等于在鼓舞大家抗日。”

1945年秋，毛澤東率中共代表團飛抵重慶同國民黨當局舉行和平談判，談判期間，毛澤東抓緊一切時間同各界知名人士會見。9月13日，毛澤東認識了張恨水，對他在抗戰時期以小說、詩文為武器，為抗戰所起的積極作用很欣賞。

時隔不久，毛澤東在重慶單獨會見張恨水先生。一見面毛澤東就對他說：“張先生的《水滸新傳》我們延安印過。”“哦！我還是第一次聽說呢！”張恨水感到很驚奇。

“我拜讀過，很好，有意思。我還讀過先生的一些詩文、部分抗戰題材的小說。很欣賞先生嬉笑怒罵、痛快淋漓之文筆，先生以筆為利器，揭露國民黨達官顯貴之腐敗和社會之黑暗，呼吁團結，對鼓勵民眾起來抗戰起了積極作用。對此，深表敬意。”

“毛先生過獎了。我是一個正直的中國報人，我的良心不允許我寫偽作品。”他仍然有些拘謹，“我只是憑良心為文。我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字，讓毛先生見笑了。”

毛澤東接著問張恨水：“張先生生活一向可好？”先生答道：“還可以，謝謝！主席大智大勇，以民族大業為重，不計前嫌，置個人安危于不顧，親臨重慶，國人無不感佩。和平有望，國家有望啊！”

毛澤東說：“不敢當，我們共產黨一向是主張和平的。正如先生小說所描寫的那樣，現實的中國社會魑魅太多了。多少年來，華夏大地，戰火頻仍，彈痕累累，哀鴻遍野，黎民菜色。盡罹倒懸之苦的人民無有一日不期望和平哇！”

說到此，毛澤東使勁將手中的煙蒂摁滅。“過去，我們和蔣先生打了幾年仗，蔣先生把我們從江西送到了陜西。后來，日本人的槍炮，又幫我們握了手，所謂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嘛。現在日本投降了，不能再打下去了，這是大家的意愿，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意愿，孔夫子說，和為貴，我們就是為了和平而來。我們愿以自己誠心誠意的行動，為實現和平建國的光明前程，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張恨水頻頻點頭。

在談到小說創作時，毛澤東風趣地說：“在湖南一師讀書時，有位綽號叫‘袁大胡子’（即國文教員袁吉六）的先生，曾嘲笑我的作文，是新聞記者的手筆，今天遇到了張先生，我可是小巫見大巫了喲。”張恨水謙遜地說：“毛先生雄才大略，大筆如椽，我輩小說家，豈敢相比，真是慚愧，正如一些同道所批語的那樣，自己的小說脂粉氣太濃了些。”毛澤東道：“脂粉氣也未必有什么不好，我看曹雪芹的脂粉氣比先生要濃得多，但《紅樓夢》不也一樣令我們嘆為觀止嘛！我以為，文藝作品的好與壞，不能在題材上統而言之，關鍵在于我們的作品，是否真實地反映了社會，刻畫了社會的人和事，反映出社會的矛盾斗爭。”張恨水若有所思地點點頭。

毛澤東一向關注人的姓名，問道：“張先生‘恨水’一名，想是筆名吧！很有味道，愿聞其詳。”先生答：“確是筆名。我原名‘心遠’，‘恨水’一名還是17歲那年，在蘇州第一次投稿時起的。那時我想人生有限，絕不能讓光陰如流水一樣白白流逝。所以取南唐李后主詞“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中二字作為筆名，也好隨時聽人稱呼，隨時看到‘恨水’兩字，時刻自勉，珍惜時光，可50年來，仍是蹉跎歲月。”

毛澤東笑說：“先生著作等身，望可欣慰。后主詞哀怨凄涼之作，竟被先生悟出如此深意，可敬可佩！我也用過許多筆名，卻無先生之名寓意雋永……”

就這樣，兩人一氣談了兩個多小時。臨別時，毛澤東將延安生產的呢料、小米和紅棗送給了張恨水。張恨水十分感動，回到家便對夫人說：“這是延安來的小米和紅棗。”

張恨水家里的人也都感到很興奮。當小米紅棗粥熬成，全家圍桌喝粥時，張恨水有所感觸地說：“毛先生知識淵博，是了不起的人物。”

1945年11月14日，張恨水先生親自安排將后來引起巨大轟動的毛澤東詞《沁園春·雪》，比《新華日報》早一天刊登在重慶《新民報》副刊《西方夜譚》上，即署名毛潤之。

有人非議張恨水的小說盡是“風花雪月，鴛鴦蝴蝶”，他從不辯駁。有友人當面問起，他只是溫和地反問：“鴛鴦與蝴蝶……和人的關系、感情都處得不壞，幾曾見過人要捕殺鴛鴦蝴蝶？又聽說過鴛鴦蝴蝶傷害了人？”1948年底，張恨水突患中風，喪失寫作能力。

女兒張政回憶說，此時的張恨水，已經是步履蹣跚，口齒不清，“爸爸伏案而作，夜深人靜，只有窗前一叢茅竹的影子，和他默默相對”。

此時，盡管政府對張恨水的生活有所安排，每月可以得到一定的生活費用，但他畢竟是在病中，無法寫作，沒有直接的經濟來源。而家里人口又多，開支還是很大的。他便賣掉了原先的大院子，換了磚塔胡同43號的一處小四合院（也就是如今的95號）。這個院子不大，但還算規整。三間北房，中間是客廳兼飯廳，西屋是臥室，東屋是張恨水的書房兼臥室。院里還有南房三間、東西廂房各兩間，是家里其他人住的地方。張恨水的身體在慢慢恢復，他又恢復了寫作，陸續發表了十幾部中、長篇小說。

1954年，張恨水病情剛好轉，便辭去職務，又專事寫作，以此謀生。

1955年春節，在全國政協團拜會上，毛澤東見到了張恨水，問他：“為什么不見你的新作？”張恨水說：“一來生病多年，二來對工農兵生活不熟悉，恐怕難以勝任。”

此后不久，周揚便向張恨水轉達了毛澤東的意見：為工農兵服務，不能從字面上理解，老作家還是要寫自己熟悉的題材。

1956年1月，張恨水應邀列席全國政協第二次全會。去報到那天，他特地穿上了那件用毛主席送給他的延安產粗呢做的中山裝，以示莊嚴。這件衣服雖然褪了色又加了染，他仍然很珍愛，除了重要場合，他很少舍得穿。會議期間，茅盾把他介紹給毛澤東，毛澤東主席說：“還記得，還記得。”茅盾說：“《××》那本書就是他寫的。”張恨水連忙更正：“那是偽書，我寫的是《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哈……”毛澤東樂了，他詼諧地說：“可見張恨水這三個字很值錢啊！”由此可見冒名“張恨水”的偽書泛濫到了什么程度，竟連茅盾也真假難辨。

張恨水的小說發行量之大，可謂空前絕后，當今的暢銷書作家們根本無法和其相比，只能望洋興嘆。僅他的《啼笑因緣》至少出過20余版。這還僅僅是指正式出版的數量。如今書籍市場上最流行、也最讓人頭痛的“盜版”問題并非現代人的發明，在張恨水的那個時代就早已存在了。在抗戰時期，僅在淪陷區便出現過100多種冒名“張恨水”的偽書。

1966年，“文革”爆發，胡同里有很多人家被抄家，紅衛兵也曾闖進過張恨水家的院子。張恨水從書柜里拿出文史館的聘書，很認真地告訴紅衛兵，是周總理讓他到文史館去的，紅衛兵信了他的話，退了出去。然而他的書實在太多，難免有屬于“四舊”的東西，為了免得招災惹禍，本想挑些破書燒了，也算做個樣子。但是挑來揀去，哪一本也舍不得。孩子想藏在床底下，張恨水說怕潮；塞進米缸里，他又怕臟。搞得筋疲力盡，也沒找到一個合適的地方。最后，終于決定，還是放回書柜里，在玻璃柜門上糊上白紙，就算是藏好了。所幸后來并沒有人來抄家。

1967年2月15日，農歷正月初七，早晨，張恨水正準備下床時，突然仰身倒下，告別了這個他曾無數次描繪過的冷暖人間，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張恨水生前很少向人談起他在重慶與毛澤東單獨談話的內容。他只在《我的創作和生活》一文中簡單地寫道：“1945年毛主席到重慶，還蒙召見，對我的工作給予了肯定和鼓勵，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還牢記在心。”當他的女兒張明明多年以后問起這次談話的內容時，他也只是簡單地答道：“主席說的是關于寫愛情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