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國民黨心在共產黨的秘密人物

1945年11月初的一個早上，黃苗子去位于重慶下坡處的棗子嵐埡的一家產科醫院，看望他即將臨產的夫人郁風。途中遇到了老朋友王昆侖，王昆侖一把將黃苗子拉到路旁，悄悄地從口袋里拿出在柳亞子那里抄來的《沁園春·雪》，黃苗子早就聽說了被傳得沸沸揚揚的這首詞，見之大喜，問王昆侖：“是否可以發表？”

王昆侖果斷地說：“當然可以發表，我們正好借此來紀念一下毛澤東先生的重慶之行，不然怎么會給你看呢？只是報紙上不要寫明詞的來源。”

王昆侖是何許人呢？

王昆侖原名王汝虞，字魯瞻，祖上住在無錫城中的姚寶巷。1902年8月7日出生于河北保定，后來先后在北京新開路小學、第四中學和北京大學讀書。在北大讀書期間，正趕上五四運動爆發，他積極參加愛國宣傳和示威游行活動。1922年初，北洋政府委派彭允彝出任教育總長，激起北京愛國學生的義憤。王昆侖作為學生代表之一，南下上海尋求各界的支持，其間拜見了革命先驅孫中山。在孫中山的啟發和鼓勵下，他參加了中國國民黨。回到北京后，他根據孫中山關于宣傳革命、組織起來的教導，在北京學生中團結進步青年，進行革命活動。

1922年7月，王昆侖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同年8月，應聘為天津南開中學國文教員。老舍、范文瀾等都是他當時的同事，曹禺、馮至和王瑞驤等都是他當時的學生。

1926年初，王昆侖從北京到廣東，任黃埔軍校潮州分校政治教官。同年7月，隨軍北伐。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后，他在南京擔任了以陳銘樞為首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的秘書長。但因不滿蔣介石對外勾結帝國主義、對內實行獨裁統治，不久便憤而辭職，南走桂粵，投奔孫科、李濟深。后又返回江蘇，奔走于南京、無錫、上海之間，開始在國民黨內部從事反蔣民主斗爭。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為尋覓拯救中華的正確道路，王昆侖在無錫姚寶巷17號家中黿頭渚太湖別墅內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列主義著作，聯絡進步青年，進行革命活動。第二年他同孫翔風、華方增等人，在無錫創辦了《人報》。2月26日，《人報》正式出版發行。王昆侖用“大魚”、“戡天”等筆名，為該報撰寫了《問無錫青年》、《對外抗日到底，對內爭取自由》、《朝鮮的光榮與中國的恥辱》等許多文章。

1933年，王昆侖同孫曉村、曹孟君、錢俊瑞、張錫昌等，組織了革命團體南京讀書會。這時候，他的思想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開始從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轉變。不久由中共南京市委負責人盧志英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利用國民黨老黨員的合法身份，長期從事愛國民主運動和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工作。1935年8月，王昆侖同錢俊瑞、曹亮、孫曉村等，在無錫黿頭渚太湖別墅內的萬方樓召開秘密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有上海、無錫、南京讀書會的部分骨干狄超白、華應中、陳佩珊、薛葆寧、秦柳方、鐘潛加、汪季琦等人。會上，曹亮傳達了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精神，錢俊瑞做了分析世界革命形勢和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報告，王昆侖陳述了國民黨左派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于右任、經享頤等堅持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情況。會上大家共商抗日救國的大計，并決定在讀書會的基礎上建立救國會，以推動國共合作，一致抗日。同年秋天，王昆侖隨孫科重回南京國民政府，任立法院立法委員，又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1936年11月，王昆侖和孫曉村在張繼的支持下，幫助南京救國會在中央飯店公開舉行南京各界援助馮玉祥、方振武領導的綏遠前線抗日將士大會。何香凝、柳亞子等都到會簽了名。之后，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葉劍英、秦邦憲、潘漢年等還曾到成貿街無錫同鄉會駐地看望過王昆侖。1937年春，在國民黨的一次中央全會上，王昆侖把陜北傳來的中共中央批評國民黨長期對內反共、對外投降的長篇電文公開宣讀，借以促成國共合作、共同抗日。馮玉祥在會上給予支持。盧溝橋事變發生后，形勢急轉直下，國民黨當局在公眾輿論的壓力下，釋放了遭受非法逮捕的上海救國會七君子。9月，王昆侖和潘漢年陪同出獄不久的沈鈞儒，由上海專程到南京，參加南京各界救國會聯合會成立大會。會后，他們又陪沈鈞儒從南京到無錫，住在王昆侖家中多日，共商國是。這期間，他們在無錫師范大禮堂和錫師附小大禮堂，舉辦無錫暑期學術講座，先后請孫曉村、曹孟君、李公樸、沙千里、薛暮橋等做報告和講演，掀起無錫抗日救亡熱潮。

同年12月，南京淪陷。王昆侖隨國民黨政府的遷移，來到了武漢。第二年年初，他同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等聯名發起創辦《全民抗戰》三日刊，特別是為徐州突圍和武漢保衛戰編寫了不少宣傳鼓動的文章。8月，他同抗戰中從事婦女兒童工作的曹孟君女士結婚。10月，武漢三鎮淪陷，他又從武漢到了重慶，在重慶王昆侖除繼續擔任原職外，還兼任了中山文化教育館總干事，中蘇文化協會常務理事等職，并同侯外廬、翦伯贊等主編了《中蘇文化》雜志。他以自己的合法身份、社會交往和歷史關系，為爭取和團結國民黨上層人士和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為掩護和營救被捕的中共地下黨員以及進步青年做了大量工作。1941年“皖南事變”后，王昆侖在中共代表周恩來的支持下，與王炳南、屈武等在重慶發起組織“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簡稱“小民革”），在國民黨內部堅決主張抗戰到底，反對倒退，反對分裂。1943年，他又與譚平山等發起組織“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積極進行抗日民主活動。

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重慶復興關（現名浮圖關）舉行，會上，王昆侖揭露了國民黨頑固派勾結日偽，制造分裂，策劃內戰的陰謀，引起了很大的震動，蔣介石很惱火，立即把他的名字從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候選人的名單中勾去。

同年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秦邦憲等代表中共中央赴重慶同國民黨談判，8月30日，王昆侖等人積極組織中蘇文化協會成員熱烈歡迎毛澤東的到來。那天上午，毛澤東從林園返回桂園，然后分別和宋慶齡、赫爾利交換了意見。下午，柳亞子、沈鈞儒、陳銘樞、王昆侖、黃炎培、左舜生、章伯鈞、冷遹、傅斯年、王云五等便以最快的速度前往桂園拜訪。當時，柳亞子、陳銘樞是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負責人；沈鈞儒、黃炎培、左舜生、章伯鈞是中國民主同盟的領導人；王昆侖是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的領導人之一；冷遹、傅斯年、王云五是國民參政員。可以說這些人代表了重慶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大家在一起暢談抗戰勝利之后的革命形勢，表示了對毛澤東的歡迎和關心。

8月31日，毛澤東在桂園與王昆侖等人又暢談了三個小時。

那是下午3時左右，王昆侖與許寶駒、屈武、侯外廬、曹孟君、譚惕吾等六人剛剛來到張公館桂園的門外，毛澤東老遠地就從里面迎到了外面。這時，王炳南在中共內部負責統戰工作，因為他曾經和屈武共同組織民主革命同盟，和王昆侖一行人都特別熟悉，因此王炳南作為引見人，對來人進行了一一介紹。

毛澤東與王昆侖一行人握手之后幽默地說：“你們都是些著名的英雄啊！”王昆侖等人都愉快地笑了起來。

當時，王昆侖就坐在毛澤東的身邊。王昆侖問毛澤東，這次談判能否成功，還說蔣介石邀請毛澤東來重慶談判是不懷好意。接著還說：“依我看，這次和談是談不成的；即使談成了，國民黨當權派也不會給共產黨實權的。”

毛澤東對王昆侖的話做了回答：“明知這次和談困難很大，還是要談，因為人民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團結。所以，中共應該盡力地爭取和平，為人民利益必須這樣做。”

隨后，王昆侖又問到毛澤東的安全問題，毛澤東笑了，非常輕松地說：“這一點大家可以放心，至于蔣介石要違反人民意志而可能進行加害，我料想蔣還不敢。”

大家就當前形勢交換意見，暢談未來，不知不覺就到了下午5點多鐘，這才起身向毛澤東告別。

新中國成立之后，王昆侖曾任政務院政務委員、北京市副市長。可見，王昆侖并不是等閑之人，這是一位一身兼兩黨的秘密人物。

可以說，王昆侖也是《沁園春·雪》在重慶發表過程中的一位關鍵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