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時代科舉考文，賦先作為“雜文”之一被列入考試文體，后漸演為“詩賦取士”制
度，這其間有關考賦的故事甚多，有的牽涉到對賦體創作的考量。如魏泰《東軒筆錄》卷十
記載了宋初太宗朝淳化三年的一場殿試情形：
孫何榜，太宗皇帝自定試題《卮言日出賦》，顧謂侍臣曰：“比來舉子浮薄，不求義理，務以敏速
相尚，今此題淵奧，故使研窮意義，庶澆薄之風可漸革也。”語未已，錢易進卷子。太宗大怒，叱出
之。自是科場不開者十年。
說的是因舉子錢易率然成賦被黜殿廷且罷科的事件，其中宋太宗趙光義一“怒”而罷科場十
年，可見其嚴重程度。為說明問題，先對上引文字作些解讀：第一，所謂“孫何榜”指的是
該榜的狀元為孫何。據史載，孫何十歲識音韻，十五歲撰文已引經典博，以經史與文學馳名，
與學者丁謂齊名，稱“孫丁”，兩人同榜，孫為狀元，丁列第四，丁心中不服，宋太宗幽默
地說：甲乙丙丁，既然姓丁，中第四名也不冤，何怨之有？第二，宋代初年實行“殿試”制
度，懲糾唐代禮部試座師與門生結黨營私之患，所謂“自唐以來，進士皆為知舉門生，恩出
私門，不復知有人主”
（王栐《宋朝燕翼詒謀錄》）
，而今統歸“天子門生”，以致皇帝親自擬
定賦題，可見其重視程度。第三，太宗一“怒”，所述“科場不開者十年”略有失實，因為
自太宗淳化三年（992）殿試進士到真宗咸平三年（1000）內出《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賦》，
其間不足十年，然算來整八年，也誤了多少舉子前程，又可見其嚴重程度。第四，也是最要
緊的，即宋太宗對侍臣說的反對“敏速”而“求義理”，意在革除闈場“澆薄之風”。
皇帝臨軒御試，何等莊肅？而當場“叱出”，又何等嚴厲？既有被“叱”，如錢易之難堪，
就有承“幸”，如孫何中狀元，前者在于悖離圣意，后者在于意會圣心。因此，多少年后孫
何撰述《論詩賦取士》大加倡言：
惟詩賦之制，非學優才高，不能當也。破巨題期于百中，壓強韻示有余地。驅駕典故，混然無
跡；引用經籍，若已有之。詠輕近之物，則托意雅重，命詞峻整；述樸素之事，則立言遒麗，析理明
白。其或氣焰飛動，而語無孟浪，藻繪交錯，而體不卑弱。頌國政則金石之奏間發，歌物瑞則云日之
華相照。觀其命句，可以見學植之深淺；賾其構思，可以見器業之小大。窮體物之妙，極緣情之旨，
識春秋之富艷，洞詩人之麗則。能從事于斯者，始可以言賦家流也。
所述“學優才高”“驅駕典故”“引用經籍”“語無孟浪”“體不卑弱”“學殖”“器業”
等等，均可對應前引宋太宗臨軒之言，或可謂對宋太宗圣意的推揚與演繹。南宋學者沈作喆
《寓簡》引述孫何的論點以后補述“本朝以詞賦取士，雖雕蟲篆刻，而賦有極工者，往往寓
意深遠，遣詞超詣”，雖視闈場賦為“雕蟲篆刻”，但以“寓意深遠，遣詞超詣”贊述“本朝”，
卻遙契宋初太宗闈場一“怒”而導引闈場賦風之“變”。
宋太宗立足宋初而謂“比來舉子浮薄”，既是針對當時的實況，也可聯想到晚唐五代以
來之纖佻靡弱的文詞，甚或能上溯于有唐以來闈場之賦風。由此我們對照唐、宋闈場賦的創
作風氣，仍以《東軒筆錄》載太宗所言及事為著眼點，略述其變化。
首先是“敏速相尚”，此乃太宗所極力反對者，然卻為唐人闈場賦之得意處。試舉胡仔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王禹玉》引《復齋漫錄》的一段趣事：“《廣記》云：‘唐制，舉人試
日，既暮，許燒燭三條……’而舊亦言舉人試日，已晚，試官權德輿于簾下戲云：‘三條燭
盡，燒殘舉子之心。’而舉子遂答曰：‘八韻既成，驚破侍郎之膽。’”此雖諧謔語，然其“驚
破”二字所形容的舉子闈場走筆與時間
（燭盡）
賽跑，非“敏速”何以得成，非超級“敏速”
又安能令考官“破膽”？古人論賦，有“賦兼才學”之說，然“敏速”騁才，“淹遲”見學，
這早在漢賦創作中已有印證，最典型是流傳后世的成語“枚速馬遲”。據《漢書·賈鄒枚路
傳》載：枚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于皋”。
葛洪《西京雜記》卷二也有記述：“枚皋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一時之譽。而長卿首
尾溫麗，枚皋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跡矣。”為什么“淹遲”反邀“一時之譽”，“敏疾”
則“無善跡”，抑或如劉勰《文心雕龍·神思》評說的“枚皋應詔而成賦”與“相如含筆而
腐毫”，前者銷聲匿跡，沒有作品傳世，后者卻以《子虛》《上林》諸作被奉為“辭宗”“賦
圣”，關鍵在作為一代文學的漢大賦需要宏大的書寫，非耗時積學不能成，于是相如“百日
成賦”與張衡“煉京十年”也成了賦家偉大的寫作傳統。
到了東漢魏晉以后，大量的詠物、抒情小賦創作出現，情況就大不相同了，禮儀大篇
要“體國經野”，內容豐盛，而即興小賦是“隨物賦形”，所成自然敏速。唐人將賦體引入闈
場，專用律體，且文本規制誠如蘇軾《復改科賦》所言“鋪陳八韻之旨”“字應周天之日”，
即約360（周天）
字的八韻賦，如此小篇，焉能作“百日”“十年”的期待，“敏速相尚”
成闈場風氣。如此，為何宋太宗要“怒”斥呢？除了防止舉子“浮薄”，還有點制度化的變
遷需要說明。唐代闈場考卷不糊名，因為錄取還需看舉子“素學”，故考前要“納省卷”與
“投行卷”，宋代已廢卷糊名，取舍一決于闈場，這使舉子的“素學”僅見于試卷，所考之
賦更多地承負學問，也是順理成章的。落實到考試文本，唐宋闈場賦也就有了明顯不同。
因對“敏速”態度的差異，唐人闈場賦多“觀才”，而宋人則多“觀學”，這也是宋太宗
自負出題“淵奧”，需要舉子“研窮意義”的道理。劉克莊《李耘子詩卷》比較唐宋考文曾
說：“唐世以賦詩設科，然去取予奪一決于詩，故唐人詩工而賦拙。……本朝亦以詩賦設科，
然去取予奪一決于賦，故本朝賦工而詩拙。”所言“本朝賦工”，正與闈場賦“研窮意義”有
關。由于唐人“觀才”，才又在“露”，所以唐代闈場賦才華顯露首在“破題”，最典型的是
王定保《唐摭言》卷八所載李程闈場試《日五色賦》破題“德動天鑒，祥開日華”獲得“狀
頭”之事，以致后世反復言說，成為經典。同樣，賦中佳句，亦可觀其“捷才”，例如清人
湯稼堂《律賦衡裁·余論》引白行簡《澹臺滅明斬龍毀璧賦》“紛然電散，謂齊后之碎連環；
爾星分，同亞父之撞玉斗”、張隨《上將辭第賦》“王翦請貽乎子孫，與茲難并；晏嬰敢煩
乎里旅，相去不遐”等警句，雖為“事對”，卻意在取“巧”。如果說前人贊美“唐賦每篇必
有名句”，多舉如莊防《雪影透書帷賦》之“澄碧海之波瀾，皆為練色；耀書林之杞梓，盡
作瓊枝”、李君防《海人獻文錦賦》之“臨風始起，全含琪樹之芳：向闕爰開，遙寫蜃樓之
色”類的清詞麗句
（孫奎《春暉園賦苑卮言》卷下）
，那么，宋人賦中警句則又如程杲《四
六叢話序》所述“四六中以言對者，惟宋人采用經傳子史成句為最上乘”，其“語典”的大
量運用，已成為宋人賦
（尤其是闈場律賦）
以“言對”助力議論的風氣。因為宋人作賦，不
及唐人才情，卻更重學養、器識，經史之學與圣賢之言，成為裝點門面的要素，其警句如“性
以誠著，德由明發”
（范仲淹《自誠明而謂之性賦》）
、“見圣師而由圣，當明四重以四輕；猶
弓人之為弓，要在百發而百中”
（樓鑰《修身以為弓賦》）
等，也被后人反復言說，成新的創
作經典。李調元《雨村賦話》卷五評范仲淹《用天下心為心賦》中“審民之好惡，察政之臧
否”一節謂“此中大有經濟，不知費幾許學問，才得此境界”，“幾許學問”，正是“觀學”，
其關鍵在賦家“器識”，誠與唐人好騁“才華”不侔。
這種對器識的重視也成為宋代場屋程文的共通要求，如歐陽修《歸田錄》記述：“真宗
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于是“觀學”的器識也自然變成衡量闈場賦的一條
重要的標準，北宋后期的“熙寧罷賦”“元祐復賦”與“紹圣再罷”，在對賦體創作的認識
上均與此有關。換言之，主張罷賦者批評闈場賦拘“聲病”而事“巧靡”，相反，主張考賦
者又在強調賦見學問與器識。我們看看蘇軾在元祐復賦期間感奮而作《復改科賦》的說法：
字應周天之日兮，運而無積；茍合一歲之月兮，終而復始。過之者成疣贅之患，不及者貽缺折
之毀。曲盡古人之意，乃全天下之美。遭逢日月，忻歡者諸子百家；抖擻歷圖，快活者九經三史。議
夫賦曷可已，義何足非？彼文辭泛濫也，無所統紀；此聲律切當也，有所指歸。巧拙由一字之可見，
美惡混千人而莫違。正方圓者必藉于繩墨，定括者心在于樞機。
此贊美賦兼才學以明進士賦之妙道，而作為元祐權知貢舉者，蘇軾以賦體贊美科場進士賦，
所述內涵及要求，自然也是對元祐復賦的期許與指導。為了強化闈場賦中的學問與器識，不
僅影響了宋代考官多以經史命題，而且決定了當朝舉子引經據典的習慣，所以葉夢得說北宋
舉子考賦前“無不遍讀《五經》”
（《石林燕語》卷八）
，才能走筆從容。
賦重學理，而義理需要闡發始明，于是宋人闈場賦又形成好議論之風，這正與宋太宗怒
斥舉子“浮薄”而提倡“求義理”桴鼓相應，李調元論宋代律賦說：“宋初人律賦最夥者，
田、王、文、范、歐陽五公。……論宋朝律賦，當以表圣、寬夫為正則，元之、希文次之，
永叔而降，皆橫騖別趨，而偭唐人之規矩者矣。”
（《雨村賦話》卷五）
所言“偭唐人之規矩”，
勘究其義，當如方岳《深雪偶談》所述“本朝諸公喜為議論，往往不深諭唐人主于性情，使
雋永有味，然后為勝”。這里不妨列舉兩則有關唐、宋試賦的記錄：第一則是晚唐李玫《纂
異記》中題名《韋鮑生妓》的趣聞，文載酒徒鮑生，家畜樂妓，開成初行歷陽道中，遇下第
東歸的外弟韋生，韋有良馬，鮑多畜妓，故酒間起“以妾換馬”之興，忽有兩紫衣鬼乘月色
來此，并論試賦之事。如一長須鬼云：
數年來在長安，蒙樂游王引至南宮，入都堂，與劉公幹、鮑明遠看試秀才，予竊入司文之室，
于燭下窺能者制作。見屬對頗切，而賦有蜂腰、鶴膝之病，詩有重頭、重尾之犯。若如足下“洞庭”
“木葉”之對，為紕謬矣。小子拙賦云“紫臺稍遠，燕山無極。涼風忽起，白日西匿”，則“稍遠”
“忽起”之聲，俱遭黜退矣。
此借謝莊《月賦》與江淹《恨賦》中對句為說，以嚴其聲病。雖然另一鬼有“皇王帝霸之道，
興亡理亂之體”的期待，然其中敘寫的“訴皓月長歌”之才情與對“聲病”的刻忌，無疑反
映了當時闈場的風習。另一則是周密《癸辛雜識·后集》“私取林竹溪”條所載：
林竹溪希逸……凡三試，皆第四。是歲真西山知舉，莆田王邁實之亦預考校。西山欲出《堯仁如
天賦》立說，堯為五帝之盛，仁為四德之元，天出庶物之首，西山以此題為極大。實之云：“題目自
好，但矮些個。”西山默然。林居與王隔一嶺，素相厚善，省試前，林衣弊衣邀王車，密叩題意。王
告以必用“圣人以天下為一家”，要以《西銘》主意，自第一韻以后皆與議定，首韻用三極一家，次
韻云“大圣人之立極，合天下為一家”，四韻堯宅禹宮，大鋪敘《西銘》。至是，西山局于無題可擬，
乃謂實之曰：“日逼，無題奈何？”王以位下辭避，西山再四叩之不已，王久之若不得已，乃以前題
進，并題韻之意大略，西山擊節。
雖述“私取”，然其中有關試賦題目及立說的思考與議論，卻蘊涵了棘闈賦的題、韻及義理
趣味。也正因為宋人闈場賦重議論而求義理，推敲過多，加上以策論法入賦，反而傷害了賦
體，楊萬里嘲弄闈場賦題“自‘日五色’之題一變而為‘天地為爐’，再變而為‘堯舜性仁’，
于是始無賦矣”
（《周子益訓蒙省題詩序》）
，則是由宋而溯唐的反思。
由此再看宋太宗那闈場一“怒”，以及引起的賦風之“變”，是匡正賦旨，還是壞了賦體，
又耐人尋味。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
上一篇：圓月上寒山
下一篇：小樣：中國古籍刻印中的局部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