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和現存著作很少，據學者考證，僅有《玄真子》三卷，詩詞九首，詩詞均見載《全唐詩》卷三百零八。^①使他獲得崇高文學史地位的則是五首《漁歌子》詞，尤其是首闋，已成文學史和詞史上的名篇。

還是讓我們先來細讀張志和的五首詞作吧。詞曰：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釣臺漁父褐為裘，兩兩三三蚱蜢舟。能縱棹，慣乘流，長江白浪不曾憂。
霅溪灣里釣魚翁，蚱蜢為家西復東。江上雪，浦邊風，反著荷衣不嘆窮。
松江蟹舍主人歡，菰飯莼羹亦共飡。楓葉落，荻花干，醉泊漁舟不覺寒。
青草湖中月正圓，巴陵漁父棹歌還。釣車子，掘頭船，樂在風波不用仙。^②

首闋首句中的“山前”，本作“山邊”，今依吳本《尊前集》、《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唐詩紀事》、《詩話總龜》、《詩人玉屑》，改作“山前”。

《漁歌子》，唐教坊曲，《金奩集》入黃鐘宮。其調式為單片“七七三三七”，二十七字，四平韻。現存最早作品即為唐張志和所撰《漁歌子》五首。這組《漁歌子》在流傳和接受的過程中，積淀了豐富的文化內涵，甚至成為封建文人的心靈慰藉和精神家園。但是，這組詞中的地名，特別是“西塞山”、“長江”、“青草湖”、“巴陵”等所指究竟為何處，長期以來一直有分歧，迄今未有定論。筆者在查閱大量文獻資料的基礎上，仔細辨析，多方求證，終于弄清楚詞中地名的確切所指。

先來看第一首。此闋中的“西塞山”，并非劉禹錫《西塞山懷古》詩中所言大冶(今湖北黃石)“西塞山”，而是皮日休《西塞山泊漁家》詩中所言之“西塞山”，即地處今浙江湖州西郊弁南鄉樊漾湖村境內的西塞山。南宋山水畫家李結曾卜居于此，作《西塞漁社圖卷》，并請好友范成大、周必大等人題跋，范跋云李結“經營苕、霅間”，“不勝健羨”，冀“候桃花水生，扁舟西塞，煩主人買魚沽酒，倚棹謳之，調賦沿溪，詞使漁童樵青輩，歌而和之。清飚一席，興盡而返。松陵具區，水碧浮天，蓬窗雨鳴，醉眠正佳”。其人其事其情，儼然張志和再世。按：唐肅宗嘗賜張志和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妻，名夫曰“漁僮”，妻曰“樵青”，事見顏真卿《顏魯公集》卷九《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一文。而倪思《經鉏堂雜志》卷一“張志和”條則徑云：“吳興人指南門二十余里下菰、菁山之間一帶遠山為西塞山也，山水明秀，真是絕境。”此外，明栗祁《萬歷湖州府志》卷四記載：“尚書嚴震直墓在西塞山。”按：嚴震直為明初烏程即今湖州人，官至工部尚書，號西塞山翁。因此，當地村民又稱西塞山為尚書墳山。陳子龍《吳興》詩云：“更聞西塞下，漁唱落輕舟。”清官修《大清一統志》卷二百二十二云：“西塞山，在烏程縣西南二十五里，有桃花塢，下有凡常湖。唐張志和游釣于此，作《漁父詞》曰：(略)。”陸心源、周學浚等纂《湖州府志》卷十九亦云：“西塞山，在城西二十五里。唐張志和詞：‘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下有桃花塢、凡常湖，張志和游釣于此。”此類記載，尚有不少。

歷代文獻記載足以證明，浙江湖州也有一西塞山，唐張志和《漁歌子》詞所言西塞在湖州。然直至俞陛云先生撰《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仍以為“詞言‘西塞’、‘巴陵’、‘松江’、‘霅溪’、‘釣臺’，地兼楚越，非一舟能達，則此詞亦托想之語，初非躬歷”，將張志和筆下的“西塞”、“巴陵”，視為“楚地”。其實，宋人王楙《野客叢書》卷二十九即已辨明：“有兩西塞，一在霅川，一在武昌。案《唐書·張志和傳》，謂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蔽漏請更之。志和曰：‘愿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又志和詞中有‘霅溪灣里釣魚翁’之句。明此，知志和之‘西塞’正在霅川。而在武昌乃曹武成王用師之城。洪內翰作《西塞漁社圖》，亦嘗辨此。而《漫錄》乃謂志和‘西塞’在武昌，所見亦誤矣。”可惜未能引起后世學者足夠的重視。

按：樊漾湖，位于西塞山北側，面積今約百畝，西塞山水流入該湖，經七里玄通江北走，匯入西苕溪。不過，當地村民則呼其為“青草湖”。訪諸耆老，言樊漾湖本名青草湖，因雨季經常山洪泛濫，水勢湍急，霅然有聲，故又被當地人形象地稱為“泛霅湖”。漢代名將樊噲駐軍西塞山時，適逢洪水暴發，便率領軍民抗洪搶險，制服水患。當地居民為紀念樊噲，遂諧“泛霅湖”之音，稱為“樊常湖”，意謂樊將軍永在。又將湖邊的便民庵改為樊噲廟，供奉樊噲神像，香火不斷。后來，“樊常湖”又被諧音為“凡常湖”、“樊漾湖”、“凡洋湖”。自張志和《漁歌子》詞出，樊漾湖與西塞山便緊密相連，成為湖州重要的文化景觀和旅游資源，成為歷代高人勝士的留連之地。

在了解西塞山、樊漾湖地理位置的基礎上，再來看第一首詞的一、二兩句，詞人垂釣的地點已大致可定。白鷺生息之地，必有大片水域以供覓食，有茂密樹林以供棲息，可知詞人當背山面湖垂釣，山乃西塞山，湖則樊漾湖。湖水之流動極為緩慢，釣者既觀“桃花流水”，則所在多半臨江;釣者又見“鱖魚肥”，則所在多半臨湖，蓋江、湖交匯處，水中氧氣充足，營養豐富，為游魚溯洄產卵、生息之所，當然也是漁人、釣者盤桓之地。“桃花流水”、“鱖魚肥”這兩個條件兼而有之，則所處多半是江、湖即玄通江與樊漾湖的接合部，亦即第三闋所言“霅溪灣”。

接著看第二首。此闋中的“釣臺”，并非富春江上的嚴子陵釣臺，而是湖州城西二十里許西苕溪上被稱作“石堂子”的大礁石。此石與西塞山相望，僅三里之遙。據了解，石上原有釣臺遺址。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湖州航運管理部門為了疏通西苕溪航道，多次轟炸此石，沒能成功，只得在石上安裝航標燈塔。與“釣臺”相應，“長江白浪不曾憂”之“長江”便是指西苕溪。洪水泛濫時節，西苕溪急流直下，白浪翻滾，威勢與兇險不減長江。按：中原慣呼水為“河”，江南則慣稱水為“江”。這里的“長江”，固然是用泛稱為特稱，指代西苕溪;但也不排除是作者自矜胸襟闊大，借長江以自豪，用的是雙關的修辭手法。

釣臺既距西塞山不遠，桃樹又是南方極尋常之果木，而鱖魚亦太湖流域習見之物種，故西苕溪釣臺也能像第三首中的霅溪灣一樣，可以同時滿足“西塞山前白鷺飛”與“桃花流水鱖魚肥”兩個條件。如此說來，第一首詞竟有些像概述，是這五首詞的總領、統轄，所言垂釣地點可以兼指西苕溪釣臺和霅溪灣。不過，筆者以為，在西苕溪釣臺垂釣的隱喻、象征意味，要遠大于它的實際意思。因為當流而釣，其安全、便捷、舒坦和成效都不及岸邊，但那份孤迥絕塵、臨清瞰遠、擅奇含秀的心靈體驗，卻是居岸垂釣難以擁有的。或許，這就是詞人先釣臺而后霅灣的緣故吧。兩相權衡，將首闋所言釣捕地點定在霅溪灣，似更合乎情理。

那么，第三首中的“霅溪灣”，又在何處呢?先說“霅溪”。霅溪，亦稱霅川，指苕溪自湖州至太湖段。按：苕溪有二，出天目山之南者為東苕溪，流經臨安、余杭、德清諸縣;出天目山之北者為西苕溪，流經孝豐、安吉、長興等縣。兩溪在湖州城西杭長橋合流后，亦因水流湍急，霅然有聲，遂稱霅溪。霅溪北流三十里，歧分為眾多港汊，分別經由環城河、小梅、新塘、長兜、大錢諸道口注入太湖。

前文已言，西塞山下的青草湖或曰樊漾湖，有一條約七里長的水流與西苕溪相連，名曰玄通江，玄通江與青草湖的交接處，就是霅溪灣。如首闋所描繪，霅溪灣確是垂釣的好去處，后人干脆叫做釣魚灣。宋末元初湖州人韋居安《梅?詩話》卷下有云：“鄉人錢牧叔謙別墅在西門外，地名張釣魚灣，即唐人元真子張志和釣游處。水亭三間，扁曰‘魚灣風月’，諸公多有賦詠。”可見，垂釣霅溪灣的優游、閑逸甚至風雅，是西苕溪釣臺所不及的。再往后，連“張”字也省去。《萬歷湖州府志》卷四云：“釣魚灣，(烏程)縣治北三里，張志和釣魚處。”董斯張《崇禎吳興備志》卷十五云：“釣魚灣，在烏程縣西三里，古稱張志和釣魚處。”

緊接著的“江上雪”，所言又為何處何物?答：這里的“江”即苕溪，“雪”指蘆花，當地俗呼為“苕”。唐人楊倞注《荀子·勸學》即云：“苕，葦之秀也。”宋人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三十六“苕溪”條引《耆老傳》云：“夾岸多苕花，每秋風飄散，水上如飛雪然，因名。”

還有“浦邊風”之“浦”。《說文解字》：“浦，瀕也。”《玉篇》：“水源枝注江海邊曰浦。”晉周處《風土記》：“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故此“浦”不是泛指，而是定向指“霅溪灣”。另外，還可以從詞意獲得佐證。此闋首句言垂釣，乃靜處溪灣;次句言舟行，是漂泊水上。第三句緊承第二句，言舟行所見情景;第四句則照應首句，言垂釣時的感受。唯其風中斂志靜思，末句之出才顯得十分自然。按：“荷衣”一語，因屈原《離騷》之“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從而具有高蹈避世的隱逸內涵。《文選六臣注》呂延濟注孔稚珪《北山移文》云：“芰制、荷衣，隱者之服。”

事實上，這一首是張志和自道其生計和行蹤。據顏真卿《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一文記載：“真卿以舴艋既敝，請命更之。(志和)答曰：‘儻惠漁舟，愿以為浮家泛宅，沿泝江湖之上，往來苕、霅之間，野夫之幸矣!’”

再來看第四首。首句“松江蟹舍”之“松江”實指松陵鎮，“蟹舍”則指以蟹饗客的人家。按：松江，在蘇州吳江境內，上接太湖，為吳淞江源頭，盛產大閘蟹;在松江與太湖交接處，松陵鎮宅焉，為吳江縣治所在。宋人范成大《吳郡志》卷十八：“松江，在郡南四十五里，《禹貢》‘三江’之一也。……今按：松江南與太湖接，吳江縣在江濆。垂虹跨其上，天下絕景也。”清人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松江”條云：“唐人詩文稱松江者，即今吳江縣地，非今松江府也。松江首受太湖，經吳江、昆山、嘉定、青浦，至上海縣合黃浦入海，亦名吳松江。”松陵在太湖東南，湖州在太湖正南，以小舟出湖州小梅口，一個時辰即可到達，往來非常便捷。

最后看第五首。此詞中的地名，其歧解有過于首闋者。事實上，首句中的“青草湖”，與岳陽洞庭湖無關;上文已經說明，青草湖是西塞山旁樊漾湖的本稱、俗稱。方志中則多稱凡常湖。宋人談鑰《嘉泰吳興志》卷三：“凡常湖，在(烏程)縣西二十七里。”清徐鳳銜《烏程縣志》卷三云：“凡常湖在縣西二十七里，受西塞山之水而入龍溪。西塞山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按：東、西二苕溪，當地統稱為龍溪。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第二句中的“巴陵漁父”，在這里是一個具有象征意味的比喻，是作者借《楚辭·漁父》中的漁父以自況，手法與第三首末句之“荷衣”相類，起到前后呼應和卒章示意的作用。按：巴陵(今湖南岳陽)與洞庭是屈原被流放時的歷經之地，屈原曾臨湖寫下《湘君》、《湘夫人》等著名詩篇;屈原一直都處于進退、用藏的矛盾之中，曾因此受到巴陵漁父的嘲笑和勸導。張志和于此乃借言漁父，表示要選擇一種與屈原不同的、避世遠害的生活態度和人生道路。

故五首詞中，唯“巴陵”不是實指。這是創作的需要。從題旨看，“巴陵漁父”不但是本首的“詞眼”，也是五首詞共同的“詞眼”，是作者借《楚辭·漁父》彰顯自己對高潔、自由人格精神的追慕和矜守。俞陛云先生所謂“托想之語”，僅此一“巴陵漁父”耳。

有學者認為，志和曾貶“南浦尉”，應該到過楚地，“巴陵”為確指。其實，顏真卿《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一文已經說得很清楚：“尋復貶南浦尉，經量移，不愿之任，得還本貫。”可見志和并沒有去南浦(今重慶萬州)就任。此其一。其二，詞中既言“釣車子”，可見目的在于垂釣，又言所乘乃“掘頭船”，是一種頭尾不顯著的簡陋小船。以一葉小舟而能橫泛太湖、長江、洞庭，恐怕不太現實;縱能，也艱險無比，恐怕很難會有邊劃船邊唱曲的輕松悠閑。而且，說詞人從太湖一路釣捕到洞庭，然后才回來，也不通情理。故“巴陵”絕非確指，而是借用。

順便說一說“釣車子”。釣車子，又叫釣車，就是輪竿，亦即在魚竿上裝一個線輪以放線收線。唐人韓愈、元結、張籍、李商隱、陸龜蒙、徐寅等人的詩中，均曾寫到釣車，陸龜蒙詩中更是多次吟詠。宋代著名畫家馬遠所作《寒江獨釣圖》中，魚竿上也裝有輪子。

仔細玩味，末章第二句內涵豐富，頗有深意。既自稱“巴陵漁父”，又言“還”，而客觀上不可能乘一舟往來于洞庭、太湖，故此“巴陵漁父”必為“托想之語”無疑，而由一“還”字則曲折可知詞人經過一番思想斗爭，終于選定掙脫名韁利鎖，回到夙愿中的世外桃源，去過清苦艱難卻自由自在的潔凈生活。一路“棹歌”，充分體現出詞人在找回真淳自我后的輕快和愉悅。末尾三句，更是進一步具體表現這種在物質和精神上都無待于外的、自給自足的欣慰和滿足。

據顏真卿《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大歷九年(774)秋八月，在顏真卿湖州刺史任所，有一場六十余人參加的盛大雅集。席間，張志和揮毫潑墨，進行與《漁歌子》同類題材的繪畫創作，“或揮灑橫抪而纖纊霏拂，亂槍而攢毫雷馳。須臾之間，千變萬化，蓬壺仿佛而隱見，天水微茫而昭合”，引得“觀者如堵，轟然愕貽”。又，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十云：“(志和)自為《漁歌子》，便畫之。”沈汾《續仙傳》卷上亦記載：“真卿為湖州刺史日，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為《漁父詞》。”《全唐詩》卷八百二十一皎然《奉應顏尚書真卿觀玄真子置酒張樂舞破陣畫洞庭三山歌》一詩，亦佐證志和所繪確系太湖景觀。此外，志和之兄松齡(即鶴齡)，恐其弟浪跡江湖不返，遂于越州會稽(今浙江紹興)城東買地結茅齋以居之。志和于大歷九年(774)作《漁歌子》詞五闋，松齡隨即“和答弟志和”一闋以勸其歸。詞云：

樂在風波釣是閑，草堂松徑已勝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風浪起且須還。

詞中明言“太湖水，洞庭山”，又是一證。按：太湖中有洞庭山，分東、西二山。東山古稱胥母山，又名莫厘山，原系湖中小島，元明以后始與陸地相連成半島;西山為太湖中最大島嶼，古稱包山，一作苞山，又名夫椒山。東、西洞庭山，皆為太湖名勝之地。

綜上所述，筆者以為，張志和五首《漁歌子》詞所描述的，都是以湖州為活動中心的太湖地區的風土景物，作者借分詠西塞山、釣臺、霅溪灣、松江和青草湖的漁釣生活，從不同角度表達隱逸的志操與樂趣。這組詞與其繪畫相互配合，彼此映照，形成一個文化整體。本書所要討論的則是單純的詞體創作。

從孕育環境、激發因緣和創作時間來看，這組寫于逝世前不久的《漁歌子》，無疑是張志和一生文學創作的最高成就。

法國史學家兼批評家丹納在其名著《藝術哲學》一書中，將種族、環境、時代列為影響人類文明的三大因素;其中，環境，首先是指自然環境。^①事實上，人作為生物進化的產物，始終在接受自然環境的包圍、陶冶和熔鑄;即使在今天，人類的生命和生活仍必須主要依賴自然，審美的資源和標準仍主要是自然。就中華民族而言，自然審美始于魏晉六朝，催生出山水詩;到唐代則開始取得輝煌成就，孕育出山水田園詩派。張志和的《漁歌子》便是從這樣的環境中孕育出來的一株奇葩。

從自然環境看，《漁歌子》所描寫的是太湖沿岸的生活情景。太湖流域瀕臨江湖河海，氣溫水柔，草木茂盛，山川秀麗，水網密布，物產豐富，漁獵樵采種植皆宜。水有柔滑的一面，又有兇險的一面，雖“望之多煙云之思”，而“涉之或風波之懼”^②。層疊的山巒，縱橫的河道，茂密的草木，繽紛的色彩，這樣復雜多變的環境，固然倍增探索、駕馭的艱險，但也使人們變得機警靈活，適應性強。所以，在江南水鄉澤國、丘陵山地生長的人們，既具柔慧之資，又有悍勇之質，柔中寓剛，剛柔并濟。六朝以來，江南文化更多表現柔的一面，但剛的一面繼續存留，唐宋時代的江南文化仍體現出柔中寓剛的特征。李紳《過吳門二十四韻》詩有云：“里吟傳綺唱，鄉語認歈謳。……舊風猶越鼓，余俗尚吳鉤。”元稹《春分投簡陽明洞天作》詩亦云：“郡邑移仙界，山川展畫圖。……似木吳兒勁，如花越女姝。牛儂驚力直，蠶妾笑睢盱。……閭閻隨地勝，風俗與華殊。”白居易《和微之春日投簡陽明洞天五十韻》和曰：“勾踐遺風霸，西施舊俗姝。”^①直到晚唐，詩人仍感嘆：“噫嘻爾風師，吳中多豪士。”^②隨著南北交融的深入，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江南逐漸成為全國最發達的地區，江南士大夫往往多才多藝，且集風流與儒雅、柔慧與剛勇、豪邁與隱忍、精致與務實、開放與包容等多種南北文人的不同特征于一身。駱賓王、賀知章、張旭、顧況、貫休，當然還有張志和，皆杰出其間。在《漁歌子》詞中，實際上也隱含了兩種價值取向和精神品質，即樂觀豪放、拼搏進取與委運任化、閑適曠邁，顯露出南北融會、儒道合一的特征。也許正是這種品質和特征，使《漁歌子》成為后來同類作品企慕的典范。

從創作時間看，張志和寫這組《漁歌子》時，已度過十多年隱居生活，處世態度、思想性格都非常成熟和穩定。當然，這是就作者的立場和毅力而言;在超曠閑適的外表之下，其實也包扎著悲涼和沖突。一個像“巴陵漁父”那樣“西復東”四處漂泊的人，卻口口聲聲說自己“不須歸”、“不曾憂”、“不嘆窮”、“不覺寒”、“不用仙”，潛臺詞是否正好相反?一個人如果對自己的選擇和現實處境甘之如飴，早已習與性成，渾然不覺，是不會產生這么清醒而強烈的自我警戒意識的。當然，這絲毫不影響我們對張志和的評價;相反，我們對他能以堅定的隱逸姿態對抗塵世，放射出高潔的人格光輝，奉獻誠摯的敬意。如果把五首《漁歌子》進行一番比較，不難發現，后四首都在念念不忘自己迥異世俗的生存姿態，只有第一首最多自然描寫，最少自我意識。五首之中，只有這一首成為膾炙人口的名篇，自有道理。

我們還可以從這組《漁歌子》的激發因素，來燭照張志和的心靈地圖，探索他的心路歷程，加深對作品本身的理解。顏真卿守湖州，志和即往見之，以《漁歌子》與真卿等人唱和;又在當年的湖州集會上現場潑墨，技驚全場;而去世又那么奇特，且極可能是有意為之的水解。這一系列看似偶然的事件，是否有一條貫穿其間的線索?筆者的回答是肯定的。這條線索就是張志和似乎急于向世人宣布什么，演示什么，證明什么。那么，宣布什么呢?從他答謝顏真卿贈舟時所言“愿以為浮家泛宅”諸語，可推斷他是在強調隱逸心志;當眾揮毫，且技驚全場，則演示高人乃在世外;以詞調相唱和，則進一步演示“野夫”以“民調”吟唱隱逸生活的旨趣;戲水自沉，則是以看似獨特、實則效仿屈原的死亡方式向世人證明方外高人寧赴清流而死的迥異凡俗的決絕與英勇。這么分析，或許有求之過深的嫌疑，但公元774年張志和一連串驚世駭俗的舉措，又令人不能不這么思考。

如此看來，《漁歌子》從誕生之日起就已擁有豐邃的文化學意義，而非一般的詞體創作了。一言以蔽之，即隱逸文化。它既是張志和本人隱逸思想、理想的表白，也是一般企慕、嘗試隱逸的人們所追求的高境，更是廣大失意赍恨者可以用來抵抗俗世、逍遙游方的精神樂園。丹納說：“無論什么時代，理想的作品必然是現實生活的縮影。”^①同樣，張志和的《漁歌子》也是時代投影于其心靈的產物。

張志和十六歲即蒙德宗賞識，擢明經，賜美名，任職內廷，誠可謂少年得志，恩榮備至。但也許正因為過于順利，少不更事，對可能到來的人生打擊缺乏最基本的心理預警和承受能力。果然，受寵愛不久，便坐事遠貶，既而丁憂，雪上加霜，終于一蹶不振，乃至看破紅塵，從此浪跡江湖，一去不返，借老莊哲學作遁世的甲胄。當然，這些都是按常理推論所得。因為追求功名事業是人類自我實現的本能，是天賦人權，沒有不得已的傷心事，絕望至極，有誰愿意退隱水濱林下，與草木蟲魚鳥獸為伍?事實也證明，年輕的張志和是積極入世的，而進退用藏的轉折點又出現在遭受打擊之后。這就使我們有理由認為，是年輕的張志和承受不了現實的撞擊而遁世作“逍遙游”的。

但自我實現、祈求永生是世間一切事物的本能要求，即使最脆弱的生命，也會竭力進行光合作用，開花結果。“博學，工辭章，事親孝”，“嚴奉家廟，恤諸孤”，“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于心”，“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②的顏真卿，就是張志和的雨露和陽光啊。顏真卿守湖州，對于本人來說，是人生的一個低谷;但對于張志和而言，也許就是企盼已久的、唯一的自我實現的機會。張志和何等聰明，當然要及時把握，緊抓不放，借以怒放自己生命的光華。筆者以為，這也許就是張志和為何一年之內急于完成那么多人生重大事件的緣由和驅動力。

如此分析，則《漁歌子》已然成為一組光風霽月的彌撒曲和安魂曲。看似超邁灑脫、閑逸俊發的逍遙游，原來竟是英勇悲壯、視死如歸的天堂之旅!

張志和的《漁歌子》在中唐時期出現，并且一出現就大受歡迎，不是一個孤立的文化現象，它昭示了中唐時期的時代精神和審美風尚已發生重大轉變，“不是對人世的征服進取，而是從人世的逃遁退避”，“心靈的安適享受占據首位”^①。沿著這個內轉繼續向心靈的縱深處蔓延，便到達晚唐五代最為敏感、細膩的神經末梢。這個時代氣運與浙江地域文化相結合，便孕育出了晚唐五代浙江詞。

①參閱陳耀東《張志和著作考》,載《浙江學刊》1982年第1期。
②曾昭岷、曹濟平等編著《全唐五代詞》(上),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5-26頁。
①[法]丹納著《藝術哲學》第四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
②(唐)韋夏卿撰《東山記》,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文苑英華》卷八百二十九。
①《全唐詩》卷四百四十九,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062頁。
②吳融《祝風三十二韻》,見《全唐詩》卷六百八十五,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7871頁。
①[法]丹納著《藝術哲學》第四編第二章,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90頁。
②(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一百五十三,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4854、4859、4861頁。
①李澤厚著《美的歷程》第八章《韻久之致》,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