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證詩

詩歌不同于紀(jì)實，故嚴(yán)格地說，“以史證詩”作為方法來說常常是行不通的，如清人往往征引史實說明阮籍《詠懷》詩的內(nèi)容，以求確切，有時不免牽強。但是，我國古代畢竟有很多詩歌，的確是緣事而發(fā)，在表現(xiàn)上卻言在此而意在彼。如讀者誤以為“作詩必此詩”，也就不能得其本意，所謂“郢書燕說”，便是同類毛病。可見“以史證詩”，也不失為論世說詩之一法。著名的《七步詩》，就有一個歷史故事;而詠史、懷古類專題，更是與史實相關(guān)，都無煩費辭。只是有一些詩與相關(guān)史實的聯(lián)系，在字面上并不那么明顯，今天的讀者看來，何異作者自家腳指頭動。然而前人在這方面做了不少箋證的工作，是很可利用的參考資料。如陳沆《詩比興箋》便是這種性質(zhì)的專著.古代作家別集的編年箋注本，也是極可留意的。下面是一個學(xué)人的經(jīng)驗之談：

我們平常讀古代詩人的集子，最希望得到編年的本子，因為容易了解詩人的行跡、交游，處處易于與當(dāng)時的社會政治形勢聯(lián)系思考，因而也更便于知人論世。我們讀古人書，更重視好的“箋注本”。而重“箋”尤甚于“注”。“注”的是古典，能解決識字問題，卻不能知人論世。至于今典，即作者同時代的人和事，有的見于記載，有的就不見，甚至只藏在作者的心底，旁人和后人是無法知道的。“箋”即就記載中的旁證加以推論，工作做得好，是可以揭露部分真相的。但這到底不如作者自己的說明來得珍貴，這就是我們更加重視作者自注的原因。(黃裳《珠還記幸》，有刪節(jié))

作者自注的確寶貴，如宋梅堯臣《汝墳貧女》等敘事詩，往往有小序說明作詩緣起，姜夔的詞也多有長序，對讀者賞析大有裨益。不過肯做這種有心人的作者并不多，所以到頭來讀者還得借助專家的箋證，才能有所發(fā)明。如陳子昂《感遇》有一首寫得很樸拙的詩：

樂羊為魏將，食子殉軍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孤獸猶不忍，況以奉君忠。

詩中只說了兩個歷史人物的故事，即“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國)，中山烹其子面遺之，樂羊食盡一杯。魏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中山君)孟孫獵重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之，孟孫以為太子傅”。然而此詩并非為詠史而詠史。陳沆箋曰：“刺武后寵用酷吏淫刑以逞也。……武后天性殘忍，自殺太子寵、太子賢及皇孫重潤等。《舊唐書·酷吏傳》十八人，武后朝居其十一，皆希旨?xì)⑷艘垣I媚，宗室大臣無得免者。武后嘗欲赦崔宣禮，其甥霍獻可急之曰：‘陛下不殺崔宣禮，臣請隕命于前。’頭觸殿階流血，示不私其親。是皆有食子之忠，無放麑之情矣。孰不可妨乎!子昂嘗上疏極諫酷刑，又請撫慰宗室子弟，無復(fù)緣坐，俾得更生，毋致疑懼，即此詩旨。”以史證詩，可謂得其情實。好的箋注，有益于解詩，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