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江西詩派為宋詩典范的鼓吹者方回，在《灜奎律髓》中倡導“一祖三宗”之說，所謂“一祖”為杜甫，“三宗”是黃庭堅、陳師道和陳與義。陳師道作詩憑學力專精，看似拙樸，但字句的錘煉功夫遠過于黃庭堅，其“后山體”詩與黃庭堅的“山谷體”詩并稱，是典型的宋詩。陳與義才情頗高，能參透各家而融會貫通，他作詩并不株守江西詩派的成規，能以簡潔去繁縟，以渾厚代尖新，創造出“簡齋體”詩的新風格。宋詩的趨于老境美，除了瘦硬通神外，還在于能以拙樸取勝和意境風格的渾厚。

陳師道（1053—1101），字履常，一字無己，號后山居士，徐州彭城（今江蘇徐州）人。他一生以清貧自守，絕意科舉，早年受知于曾鞏，后入蘇軾之門，為“蘇門六君子”之一。元祐初，他由蘇軾等人舉薦為徐州教授，后官秘書省正字，但其《答東坡》詩說：“平生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他文師曾鞏而詩學黃庭堅，其《贈魯直》詩云：“陳詩傳筆意，愿列弟子行。”他在《答秦觀書》中說：“仆于詩初無詩法，然少好之，老而不厭，數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可見他對黃庭堅山谷體詩的崇拜。

關于陳師道，黃庭堅在《病起荊江亭即事十首》里說：“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未，西風吹淚古藤州。”形象地道出了陳師道作詩的專心苦吟和生活窘困。陳師道在《絕句》詩中也說：“此生精力盡于詩，末歲心存力已疲。不共盧、王爭出手，卻思陶、謝與同時。”他論詩標舉“寧拙勿巧，寧樸勿華”，力求簡省字句，屏卻華辭麗藻。他的情感和心思都比黃庭堅深刻，因學山谷體的瘦硬，作詩非常辛苦。如《春懷示鄰里》：

斷墻著雨蝸成字，老屋無僧燕作家。剩欲出門追語笑，卻嫌歸鬢著塵沙。風翻蛛網開三面，雷動蜂窠趁兩衙。屢失南鄰春事約，只今容有未開花。

《夏日書事》：

花絮隨風盡，歡娛過眼空。窮多詩有債，愁極酒無功。家在斜陽下，人歸滿月中。肝腸渾欲破，魂夢更無窮。

不僅人窮苦，作詩亦很辛苦，詩成后的去取也極嚴峻。史稱陳師道作詩稍不中意輒焚去，用功一生，僅保留下來七百六十五篇詩，都是費盡心血的產物。陳師道作詩既無意于華采，又不能馳騁才氣，只能以拙樸取勝了，剝落浮華色相，平平淡淡才是真。

追求瘦硬通神是宋人造平淡的一種方式，可同是追求“瘦硬”風格，黃、陳卻有些不一樣。如果說山谷體是疏影橫斜，尚有暗香浮動；那么后山體則是枯枝槎枒，只見瘦骨崚嶒了。不過，陳師道只要不是一味地以簡縮字句為工，較為放松些，就可以寫出極樸摯的詩來，如《絕句四首》其四：

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違每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

好書很快就讀完，好友不常來，人生難得幾開懷，詩中所講的道理為作者的親身感受，故說得無絲毫枯澀處。再如《示三子》：

去遠即相忘，歸近不可忍。兒女已在眼，眉目略不省。喜極不得語，淚盡方一哂。了知不是夢，忽忽心未穩。

用最質樸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真情實感，句簡語拙而味永，有一種樸拙之美。陳師道后山體的五言之佳者，往往以拙為工，樸素自然，故瘦而有骨，學老杜而得其神髓。這是刻苦掌握寫詩技巧后，返璞歸真所呈現出來的化巧為拙的詩歌境界。情真意切，不矯揉造作，不故作文飾，達到了“至情無文”的境地，這樣的詩歌就非黃庭堅的山谷體詩可比了。

陳與義（1090—1138），字去非，號簡齋，洛陽（今河南洛陽）人。他一生經歷北宋末、南宋初兩個階段，早年以《墨梅》詩見賞于宋徽宗，遂登冊府掌符璽，曾任太學博士等職。南渡后，陳與義歷任吏部侍郎、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參知政事等重要職務，在詩人中最為顯達。宋高宗最愛其《懷天經智老因訪之》里的“客子光陰詩卷里，杏花消息雨聲中”一聯。陳與義的詩歌創作可以南渡為界分為前后兩期，前期多表現個人生活情趣的寫懷、詠物之作；南渡之后，因國破家亡，顛沛流離，他對學杜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寫了不少寄托遙深的渾厚詩篇。因他天分絕高，作詩又工于變化，故能獨辟蹊徑，自成一家。

在前期詩歌創作中，陳與義受黃庭堅、陳師道的影響較為明顯，如重視句法，造語凝練；但他的詩句比較流動自然，善于在閑淡處取神。他的一些流連光景之作，題材雖小，但對自然景物的觀察較細致，用白描手法寫平常的自然景物而饒有情趣。他的詩雖精警不及黃庭堅，鍛煉不及陳師道，但意境、情韻卻勝過他們，展露出善于捕捉瞬間感覺印象的作詩天分。如《春日二首》其一：

朝來庭樹有鳴禽，紅綠扶春上遠林。忽有好詩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難尋。

《中牟道中二首》其二：

楊柳招人不待媒，蜻蜓近馬忽相猜。如何得與涼風約，不共沙塵一并來。

用簡潔的白描手法描繪景物，很少用典故和比喻，常常是直接追摹觀察景物所獲得的突出印象。似乎是脫口而出，淺語入妙，故能以簡潔掃繁縟、去典澀，為當時的詩壇增添了新鮮的氣息。這對后來的楊萬里等人是有影響的。

南渡之后，經歷國破家亡的顛沛流離，陳與義對杜甫詩有了更深的領會，為杜詩的蒼涼悲壯所感染。其《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虜至》說：“但恨平生意，輕了少陵詩。”此后，他作詩由黃、陳上溯杜甫，學杜詩那種直面社會現實的感慨遙深，能“以雄渾代尖巧”。如《登岳陽樓二首》（其一）：

洞庭之東江水西，簾旌不動夕陽遲。登臨吳蜀橫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時。萬里來游還望遠，三年多難更憑危。白頭吊古風霜里，老木蒼波無限悲！

《傷春》：

廟堂無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初怪上都聞戰馬，豈知窮海看飛龍。孤臣霜發三千丈，每歲煙花一萬重。稍喜長沙向延閣，疲兵敢犯犬羊鋒。

前一首寫避亂流寓他鄉時登樓的感慨，學杜甫的沉郁風格，情思悲壯，意境宏深；后一首批評朝廷平戎無策，歌頌奮起抗敵軍民的英勇，慷慨激越而氣格雄渾。

陳與義后期詩歌創作意味極為渾厚，風格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即使是寫景詠物之作，也常寓有深沉的家國之思。如《雨中再賦海山樓詩》：

百尺闌干橫海立，一生襟抱與山開。岸邊天影隨潮入，樓上春容帶雨來。慷慨賦詩還自恨，徘徊舒嘯卻生哀。滅胡猛士今安有？非復當年單父臺。

寫登樓所見的景色及感慨，雄渾悲壯而遺恨茫茫。再如《牡丹》：

一自胡塵入漢關，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龍鐘客，獨立東風看牡丹。

雖是詠花之作，卻從十年前的國土淪陷入筆，慨嘆路途迢遙，無法回故鄉洛陽看牡丹，其感情和意境之深厚，遠非早年的流連光景之作可比。在陳與義的后期創作中，比較接近杜甫的是七言律詩，他取法杜詩“篇終接混茫”的規模宏大，詩的對仗已不完全注重字面的工穩精巧，而更著重于上下句之間氣脈的內在聯系，使全詩的意境更加圓融。這種氣格遒上、思力沉摯的簡齋體詩，已突破了黃、陳瘦硬詩風的局限，形成了渾厚自然的獨特藝術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