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今天開始看蘇東坡的詞。我曾經說過,對于一個作者,我們除了講他的作品之外,同時還要注重他在詞之演進發展中的歷史上的地位、意義和價值在什么地方。我們曾經講了柳永在詞調的形式、聲律這一方面的拓展;在敘寫手法這一方面的拓展以及在內容、情意這一方面的拓展。現在,我們還要區別兩件事情。那就是,一個詞人的拓展和特色,兩者不能夠完全混為一談。有的時候特色并不是拓展,有的時候拓展并不是特色,這兩者要分別來看待。從形式、聲律這一方面來說,柳永開始使用更多的長調。其實,在晚唐五代市井流行的通俗歌曲之中原是有很多長調的,只是《花間集》收錄的沒有長調。而在敦煌所發現的當時流行的俗曲中,原是有長調的,可是它們在當時沒有被編印成書。而一般士大夫們所繼承的則是《花間集》的傳統風格,這種風格就像《花間集序》里說的,是詩客的曲子詞。因此長調的俗曲本來雖是流行的,但文士詩人們卻不大使用這樣的曲調,只愿意使用與詩比較接近的那些曲調。可是柳永卻不只是一個詩人,他也是一個音樂家,所以能夠掌握音律上的特色。我們曾經講過他的幾首曲調,說他有的曲調流利,有的曲調頓挫,有的則把流利和頓挫結合起來,那聲律是很美的。在敘寫的手法方面,由于他使用了長調,所以很重視鋪陳,而且,他的敘寫很有層次。在內容情意方面,一般說來,像溫庭筠、韋莊他們這些人的詞,內容都是寫美女和愛情,而他們用來描寫美女和愛情的字句常常是傳統習用的。像“玉爐”、“紅燭”、“繡閣”、“畫簾”、“山枕”、“山屏”、“眉山”等,大家都習用這些語匯。柳永的詞也寫女子的愛情,可是他寫得比較現實,他往往用通俗的語言寫出一些市井女子的感情。像“悔當初不把雕鞍鎖。向雞窗只與蠻箋象管,拘束教吟課。鎮相隨,莫拋躲。針線閑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陰虛過。”這情意是很真切的。另外我還說過,柳永在內容情意方面還有一個拓展,那就是他所寫的秋士的悲感。那是以前的詞作者沒有寫過的,那些作者即或流露一些自己個人的懷抱志意的感慨,也大都是借著女子或愛情的口吻來寫的。至于我上次引用周濟的話,說柳永的詞“森秀幽淡之趣在骨”,那不是他的拓展而是他的特色,這個大家一定要分別清楚。柳永說:“佇倚危樓風細細,望極春愁、黯黯生天際。草色煙光殘照里,無言誰會憑欄意?”他寫的“憑欄”啦,“草色”啦,“斜陽”啦,都是晚唐五代和北宋的詞人們常寫的;他寫的傷離念遠,也是大家所常寫的。可是他有自己特別的感受,他在大家常寫的這種內容和常用的這些詞藻中,加入了他自己的一種風格特色。
現在我們講蘇東坡,也要先看看前人對東坡詞的批評。我們現在看鄭騫《詞選》后邊所附的宋代王灼《碧雞漫志》里的一段話,他說:“東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不顧儕輩。或曰:‘長短句中詩也。’為此論者——”你們要注意下面這句:“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詩與樂府同出,豈當分異?”對這段話我們要特別分開來看,因為這里邊包含著一段爭論。王灼說,蘇東坡以文章的余事來寫詩,他的才情很豐富,還能流溢出多余的才力來寫詞曲。宋朝人所說的詞曲就是詞,不是元明的那種曲,因為詞本來就是曲子詞。王灼說蘇東坡以寫文章的余力來寫詩,以寫詩的余力來寫詞,寫得“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不顧儕輩”。他認為這是蘇東坡的優點,這本來是不錯的。可是后邊他就跟別人爭論,先提出別人的觀點——或曰:“長短句中詩也。”我們知道,李清照就曾經批評過蘇東坡,認為蘇東坡所寫的是“句讀不葺之詩耳”。“葺”是修剪整齊,因為詩不論五字七字,都比較整齊,詞是長短句,是不整齊的。很多人認為詞應該有詞的風格和特色,與詩并不相同,而蘇東坡所寫的詞就跟詩太接近了,所以他們說這是句讀不整齊的詩,不能算是正宗的詞。于是王灼就跟他們爭論了。他說,說這種話的,就是遭了柳永的“野狐涎之毒”。古人參禪有正宗的禪宗,但有一些動物或精靈也想修成正果,野狐也要參禪,那就不是禪宗正道。“涎”是口水,說一些不合正道的話,那就叫“野狐涎”。其實不僅是宗教,哪一門學問里面都有人講野狐涎。就是說,他雖然知道一些,可是他所理會所了解的并不是真正的東西。很多人都鄙視柳永的詞,說柳永的詞是俚俗的,是淫靡的,王灼也是這樣的看法。他說,有人認為詞應該寫成柳永那種樣子,那不對,詞是可以寫成蘇東坡這種樣子的。蘇東坡那逸懷浩氣能夠使人抬眼望向半天高處,能夠使人產生更高的胸襟懷抱和理想志意。
但是過去的人有幾種不同的成見,其中一個成見是說,詞本來是歌筵酒席之間供歌伎酒女們演唱的歌曲,所以形成了一個傳統,就是在內容上寫美女和愛情。我們從晚唐五代的溫、韋一直講下來,講到蘇東坡以前的柳永,那些詞大多是寫美女和愛情,寫聽歌和看舞的。可你要是把蘇東坡所有的詞都看一遍就會發現,蘇東坡很少寫美女和愛情,很少寫聽歌和看舞,他真的是沒有用詞的傳統來限制自己,真的是用寫詩的那種表現自己胸襟懷抱的筆法來寫詞。在他看來,沒有任何一種情意或者胸襟志意不能寫到詞里邊去。這一點,就是蘇東坡對詞的拓展。豈止是拓展,這是一種魄力和眼光!天下有些人不但沒有開創的才氣,也沒有開創的眼光;也有的人有開創的眼光,卻沒有開創的才氣。而蘇東坡既有開創的眼光,也有開創的才氣——我就是要把我的胸襟懷抱也寫到詞里邊去。晚唐五代那些歌筵酒席間的詞曲內容是很淺薄、很空泛的。詩人文士們插手寫詞使詞的內容豐富和深刻起來。溫飛卿的詞所用的語匯和形象與中國傳統的美人香草的喻托有暗合之處,他給讀者的是一種美感的聯想。等到后來,馮正中、晏同叔、歐陽永叔這些人也插手來寫詞,他們表面上雖然也寫傷春悲秋、傷離怨別,卻不知不覺地把自己個人的品格和心情在詞里流露出來。像歐陽修說:“尊前擬把歸期說,未語春容先慘咽。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又說:“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他給讀者的是一種感發的力量。又如馮正中的“誰道閑情拋擲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那種纏綿往復的情懷,已經是一種感情的境界,而不再是感情的事件了。以上所說的這種聯想和感發,是使晚唐五代歌筵酒席間的詞曲豐富和深刻起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可以說,由于詩人文士插手的結果,詞已經開始脫離了歌筵酒席之艷曲的性質,有了一個更深廣的境界,這實在已經是詞的詩化了。不過,這個詩化是在內容境界上的詩化。歐陽修、馮正中他們的詞外表上所寫的情事仍然是傷春怨別、聽歌看舞、美女和愛情之美。他們所用的詞匯,他們所寫的事件,仍然在詞的傳統的范圍里邊。
可是到了蘇東坡,你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脫離了詞的傳統。東坡詞里寫美女和愛情的是極少數,大部分是寫他自己的胸襟、懷抱和志意。還不僅如此,他除了用寫詩的辦法來寫詞之外,還有大家都注意到的一點——不僅大家都注意到了,而且蘇東坡自己也有一種自覺——這就是他的《密州出獵》所表現出來的一種風格。他在給朋友鮮于子駿的信里說,我近來寫了《密州出獵》這一首小詞,我以為它別是一種風格。下面,我就把這首詞抄在黑板上,它的詞調是《江城子》: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老夫聊發少年狂”是說我現在雖然年歲老大了,可是我還有少年時的那種豪情壯志。“左牽黃,右擎蒼”是寫古人打獵時的樣子,左手牽著黃犬,右手架著蒼鷹。《梁書·張充傳》曾有這種記述。不過這個典故并不重要,在這里他不過是說他帶著獵狗和獵鷹去打獵。“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崗”,因為是冬天打獵,所以都戴著厚厚的帽子,穿著厚厚的皮裘,千百騎人馬一起跑過平原,要捕盡那些野獸。聲勢寫得多么豪壯。蘇軾這首詞是要表現他自己有心與西北方敵人作戰,想要捍衛祖國的一片壯志。在寫這詞的同時,他還寫了《祭常山回小獵》及《和梅戶曹會獵鐵溝》等詩。其中有“白羽猶能效一揮”及“誰信儒冠也捍城”等詩句,表現出同樣的志意。所以這首詞下面就接著說:“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節”是古代使臣所持的符節。據《史記》記載,馮唐是一個很有才智的人,他已經很老了,頭發都白了,可是還在郎署里面干書記的工作。蘇東坡說,我像馮唐一樣已經老了,可是卻希望著國家能給我一個施展才智的機會,我也能夠拿著符節到遠方的邊塞去出使,像漢朝的馮唐一樣為國家建立邊功。那時候,北宋國力已經漸弱,西北方的西夏和遼,已經興起。“云中”是云中郡,當時國家的外患主要就在這一帶地方。所以他說:“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天狼星主侵掠,代表叛逆的形象。他說,你看我今天打獵時射箭的本領不是很好嗎?我可以把弓拉得像滿月一樣地圓,一箭就射下西北方的天狼星!
蘇東坡以為這首詞別是一種風格。那個時候,對于這種風格還沒有一個特別的名稱來稱呼它,還沒有婉約和豪放的說法,但毫無疑問蘇東坡是豪放派的一個最值得注意的開創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開拓,因為蘇東坡不但有開創的見地,而且能配合這見地真的寫出這種豪放風格的出色好詞。
因此在詞的發展史上很多人就說,柳永的詞只是在形式方面的拓展,蘇東坡的詞才是在內容上的拓展。不錯,蘇東坡開創了豪放的風格,這一點大家都注意到了,可是柳永在內容上的開創,大家就沒有注意到。我們上次說過,柳永寫了秋士的悲感。就是說,他以一個男子的口吻,正面地寫自己在仕宦道路上不得志的悲哀。這一點,前人都沒有這樣寫過,這是他的拓展。可是為什么大家都不注意這一點呢?這是有原因的。因為柳永寫秋士的悲感都是和他的相思離別結合起來寫的。“是處紅衰翠減,苒苒物華休”是秋士的悲感,“危樓獨立,面晴空。動悲秋情緒,當時宋玉應同”也是秋士的悲感,這都是在他之前的詞人沒有寫過的。但“想佳人、妝樓颙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爭知我、倚欄干處,正恁凝愁”就是寫相思離別了,這仍然是晚唐五代的傳統。他這寫相思離別的后一方面掩遮了他寫秋士悲感的前一方面,因此使他的拓展變得不明顯了。而蘇東坡那雄壯的、豪放的風格則不同,很明顯,前人沒有那種風格。
可是我要說,一個歷史的傳統就像一條大河,有時它在地面上流動,是顯流;有時它也會在地下流動,是隱流。詞之可以向豪放發展,李后主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詞人。李后主的詞雖不能說是豪放,但卻有一種奔放之致。像“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那種滔滔滾滾的奔放之致,實在就是豪放派的一個濫觴。由此可見,詞里邊未嘗不可以表現那些比較豪壯和奔放的情調。北宋初年的范仲淹寫過“長煙落日孤城閉”,寫過“將軍白發征夫淚”,那種悲壯蒼涼的邊塞情調就與溫、韋所寫的美女愛情完全不相同。但是,李后主之所以有那種奔放的風格,范仲淹之所以有那種悲壯蒼涼的風格,那是由他們的遭遇和環境促成的。李后主如果沒有破國亡家,他只能夠寫他的“晚妝初了明肌雪”;范仲淹如果不是曾經帶兵到西北去鎮守邊疆,也不會寫“將軍白發”和“長煙落日”。也就是說,他們都是由于外在的某種因素而偶然表現了這樣一種風格。但是,李后主的詞傳下來的本來就不多,亡國以后的作品更少,范仲淹的詞傳下來的比李后主的還要少,所以就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而蘇東坡的開拓之所以引人注意,就因為他的這種風格不是出于環境和遭遇的偶然,而是出于才情和襟抱之自然。不管他在什么環境之中,不管他是得意還是失意,他天性之中才情的自然流露,就是這樣一種風格,他的大部分作品就形成這樣一種風格。這就是蘇東坡在詞的內容和情意方面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一種開拓。
在聲律上,蘇東坡的詞也有一點值得注意。我們講過,柳永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對聲律的掌握。對于句法、停頓以及文字與音樂的配合,柳永都掌握得很好。但是對蘇東坡的詞,人們就有另外的一種批評,說他的詞可以拗折歌者的嗓子,因為他不管聲律。所以,柳永對聲律是掌握;蘇東坡對聲律是突破。蘇東坡自己就說過,寫文章“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還說,文章“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答謝民師書》)。他寫文章如此,寫詞的時候便也有突破聲律的所在。蘇東坡對聲律的突破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表面的方法不合律然而仍有律讀,就是說他表面上的文法雖然不合格律,可是你卻可以把它加以變化依然按照格律來誦讀。第二種就是文法和律讀全然不合規則。
我們先說第一類詞。第一類詞最有名的一首,就是詠楊花的那首《水龍吟》。這首詞在鄭騫《詞選》的第四十一頁。我們現在不是正式講這首詞,所以對詞意不加發揮,只看他的格律。你們注意看教材上對這首詞末幾句的標點,他說:“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你們看,“細看來”是三個字的停頓;“不是楊花”是四個字的停頓;“點點是離人淚”是六個字的停頓。可是這首詞按照格律不應該這樣停頓。我們可以看一首別人的詞。辛棄疾就最喜歡寫《水龍吟》,他有一首挺有名的《水龍吟》,標題是《登建康賞心亭》。最后這幾句是“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揾英雄淚”。你看,兩首詞的牌調都是《水龍吟》,最后押的都是淚字的韻,可是蘇東坡的停頓是三—四—六;辛棄疾的停頓是五—四—四。他們所用的字總數是相等的,都是十三個字,可是停頓卻不同。按照《水龍吟》這個詞牌填寫的句法,應該是五—四—四的停頓,而且,最后一句的四個字應該是一—三的句法——“揾-英雄淚。”辛稼軒是對的,蘇東坡的詞,若按照文法標詞就不合格律。可是大家要注意,這首詞表面上雖然不合格律,其實是可以按照格律來誦讀的。可以這樣念:“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最后這句也是一—三的停頓。實際上,后代標點詞的人,他們對于詞牌調的格律不甚注意,所以就按照表面的文法來標點,而不是按照格律上的律讀來標點。應該知道,詞是可以按照格律的律讀來標點的。我現在要再舉一個例證,就是姜白石的《揚州慢》,在《詞選》的第一百十八頁,也是最后幾句:“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為誰生。”現在幾乎所有的選本都是這么標點,甚至連《詞律》這講格律的書都這么標點,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像我們上次講的柳永的那一首詞,按照格律應該是三段,而且頭兩段是雙拽頭,但萬樹的《詞律》只分兩段,這也是不對的。要知道,詞的內容和形式結合起來形成了詞的美感。哪里有一個停頓,哪里增加一個姿態,這都與詞的美感有很密切的關系。后來的人不懂,他們認為只應按文法標點,文法上都通了,卻不知道這樣一來就把詞的美感給破壞了。姜白石《揚州慢》這首詞最后這幾句的停頓應該是:“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為誰生。”我不知道你們能不能明白,有的內容是可以講解清楚的,可是像這種聲律,就要靠感覺,很難講清楚。你如果念成:“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為誰生。”就顯得比較笨,比較死板和生硬。要是你念成“念橋邊,紅藥年年”,停頓在“年年”這里,就有一種情韻的蕩漾,里面包含著滄桑的悲慨。杜甫的《哀江頭》說“細柳新蒲為誰綠”,又說“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意思是,那江水江花、細柳新蒲年年都在,可是欣賞它們的人已經不在了,現在已經國破家亡了。姜白石的《揚州慢》寫的也是這種滄桑的感慨。在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北方的金人曾經攻破了揚州城。所以姜白石說:“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后,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最后他說:“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為誰生。”這感慨,就比按一般選本的標點來讀要婉轉深刻得多。所以說,詞的念法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這樣看,文法上通順了,可是卻不能這樣念,這樣念就不合乎詞的美感。一定要念成:“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第一類詞,這一類詞不能怪蘇東坡不遵守格律,而要怪后來的讀者,他們因不懂詞的文法和律讀的關系。所以有些標點是不合格律的。
另外,蘇東坡還有一首詞也常常引起人們的爭議,以為蘇詞不合格律,那就是他最出名的一首《念奴嬌》(大江東去),這首詞下半首開始的地方說“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是六、五、四的斷句。可是一般《念奴嬌》詞在這里常是六、四、五的斷句,如辛棄疾的《念奴嬌》(野棠花落)一首,在后半首開始的地方是“聞道綺陌東頭,行人曾見,簾底纖纖月”,便是六、四、五的斷句。如此看來,蘇詞自然就顯得不合律。不過如果我們若真的對《念奴嬌》詞調一加考察,我們就會發現這里本來也是一個十五字的長句,中間句讀的標點本可以有一些變化。只是這里除去句讀標點不同外,平仄的聲律也有很大不同,蘇詞“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九個字的平仄是“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而辛詞這九個字的平仄,則是“平平平仄,平仄平平仄”,這當然是使讀者感到蘇詞不合律的又一原因。不過我們若看一看北宋與蘇軾同時的作者所寫的《念奴嬌》詞調,我們就會發現當時原是有這種平仄之格律的。即如沈唐的《念奴嬌》(杏花過雨)一詞,這里的兩句是“多情因甚,有輕離輕拆”,還有黃庭堅的《念奴嬌》(斷虹霽雨)一詞,這里的兩句是“晚涼幽徑,繞張園森木”,他們的平仄就都是“十平平仄,仄平平平仄”(“十”表示平仄通用)。可見蘇詞也并非是完全不合律的。(關于蘇詞的聲律,我在《論蘇軾詞》一篇文稿中,曾有較詳細的論析,朋友們可以參看。)
下課了,我們下次再結合蘇東坡的為人來看他的詞的幾點特色。
上次我們著重講了蘇東坡在詞的發展史上的地位,今天我們開始講東坡詞的特色。在講東坡詞的特色的時候,我還要把他和柳永做一個對比。從去年開始講詞以來,我們都是一方面講個人的特色,一方面講詞的發展。其實要是大家仔細留意的話,就會發現還不止如此,我在講個人特色和歷史發展的同時,還很注重不同詞人彼此之間的關系和比較。在不同詞人的比較之中,一般有兩種現象:一種是相反的,一種是相似的。所以我在講完李后主之后接下來就講大晏。李后主和大晏,一個是純情的詞人,一個是理性的詞人,這是兩個相反類型的比較。可是講晏殊和歐陽修的時候,我是拿南唐的馮正中和他們作比較的。我講了馮正中對晏殊和歐陽修的影響,比較了他們相似之間的那些細微的不同,這是相似類型的比較。我曾經說過,作品風格的不同是由于作者人格的不同。這樣說好像是太道德化了,因為一講人格就使人想到道德品性的好壞。其實,所謂人格者表現于作品中,就是一個人的風格。叔本華在談哲學的時候曾經說,作品的風格就是人心的心靈的相貌,是心靈感情修養的一種表現。所以,作品風格的不同與作者的心靈感情修養有很密切的關系。越是偉大的作者,他的作品與人格之間的關系就越密切,第二流的作者才因襲別人或拼命在技巧上下功夫。我們在分析馮延巳、晏同叔、歐陽永叔等人的作品風格的時候,也分析了他們在做人的性格方面的不同。那么現在,如果我們把柳永和蘇東坡作一個比較,那當然是一個強烈的對比了。這種強烈的對比并不是我個人發現的,前人在一些詞話里就常常講到蘇東坡和柳永。蘇東坡寫了前面講過的那首《江城子》,自己就覺得與柳七不同,別是一種風格。宋人筆記《吹劍續錄》記載說,蘇東坡問他的朋友:“我的詞比柳七的詞何如?”朋友回答:“柳郎中的詞要由十七八歲的妙齡女郎手執紅色檀牙拍板來唱‘曉風殘月’;你的詞要由關西大漢手拿鐵綽板唱‘大江東去’。”這就是蘇東坡的詞和柳永的詞在風格上的不同,這在宋朝人就有這種認識,而且蘇東坡也有這種自覺。可是我以為,這其實還不是柳永與蘇東坡真正的不同,因為這樣看柳永是很膚淺的。如果根據外表上的“曉風殘月”就認為柳永寫的都是這種柔靡淫艷的歌辭,那未免淺之乎視柳永了。柳永確實為歌伎酒女寫了不少歌辭,可是我以為他們兩個人內在的不同不在于此,而在于他們對人生的理解和反應的態度不同。這才是柳永和蘇東坡的一個最基本的分別。
我們上次講過柳永的生平,我說過,他的祖父、父親、兄弟都有仕宦功名,而且他的父親以孝道著稱。他的祖父是在晚唐五代時不肯出仕于閩(當地一個偏安的小國),而去隱居的。他們家有一個儒家道德的傳統。所以,柳永也有一份用世的志意。他說:“每登山臨水,惹起平生心事。一場消黯,永日無言,卻下層樓。”他還在那首《煮海歌》里說:“本朝一物不失所,愿廣皇仁到海濱。”可見,他也是關心國計民生的。可是,他用世的志意,他家庭的儒家的傳統,與他個人的浪漫的天性、音樂的才能,是互相矛盾的。他的浪漫天性和音樂才能使他從少年時代就在歌舞城中流連,為歌伎、樂工寫詞。而他的家世、教養卻和他的天性、才能之間有著矛盾,因此就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劇。他少年時的浪漫行為受到士大夫階層人們的鄙薄,致使他平生失意,所以到晚年才寫出這樣悲哀的詞:“歸云一去無蹤跡,何處是前期?狎興生疏,酒徒蕭索,不似少年時。”因此我們說,柳永的一生是矛盾和失意悲劇的,充滿了生命落空的悲哀。
可是人家蘇東坡就不然了。柳永是始終未能調和的矛盾造成了他生命的落空;而蘇東坡對自己的生命則是一個完成,蘇東坡把儒家的理想與佛道的修養貫通、調和起來,從而完成了他自己。蘇東坡的一生實在是比柳永更加不幸,他不但仕宦不得志,還曾被下在監獄里幾乎被處死。他曾經被貶到海南島,政府官吏不給他房子住,有一段時間,他帶著兒子睡臥在桄榔林葉之下。為此,蘇東坡還寫過一篇文章叫《桄榔庵銘》。桄榔是海南島的一種熱帶植物,我認識的一位朋友到海南島去參加蘇東坡的一個紀念會,曾摘了一片桄榔的葉子給我寄來,它有一點兒像棕櫚樹的葉子。蘇東坡就是摘取桄榔樹的葉子寫下的《桄榔庵銘》。他要跟他的兒子自己勞動,自己用泥土做成土磚,然后慢慢蓋起房子來。雖然蘇東坡的遭遇比柳永更不幸,可他在憂愁、患難和挫折之中有自己立身的持守,他能夠在儒家與佛道之間得到一種貫通調和。中國大陸前些年常講儒法斗爭,還有什么階級斗爭,他們總是在斗爭,所以他們就一直沒找到這種矛盾調和的集大成的美。其實,中國有一些很偉大的詩人,他們都是從各種思想的精華之中得到一個融會貫通的境界。陶淵明就是在儒家、佛家、道家的思想中都能夠得其精華而不拘于一家的一位詩人,蘇東坡也是這樣的一位詩人。有些人看問題只看它的外表,這是不對的。例如蘇東坡寫過一篇議“貢舉”的文章,討論當時的科舉制度。這篇文章如果只看表面,你會覺得他反對佛老。因為在這篇文章里他認為佛老的思想比較消極,比較頹廢,是“安于放”,就是說,比較放曠。他說,假如天下之士都真的像莊周那樣“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那么人主用來砥礪名節和鼓勵人心向上的那些手段就無所施其用,人們就什么都不在乎了。其實,“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這都是很好的修養,可是蘇東坡在立論的時候,他是針對社會上一般人而言的。對于一般的人,需要用一個目的來鼓勵他們。有了富貴和貧賤的對比,有了毀譽的對比,一個人才知道應該向上。只有修養上達到最高層次的人才不需要這些鼓勵,自己仍然能夠向上。所以,如果因為蘇東坡發了這樣的議論,就認為他反對佛老,這并不正確。蘇東坡的弟弟蘇轍寫了一本書叫《老子解》,把很多儒家的理論跟道家的思想揉合在一起了。這是不是老子的本意暫且不論,但蘇東坡是贊同蘇轍這種看法的。他為弟弟的《老子解》寫了一篇跋文,在跋文中說,假使西漢初年就有了蘇轍這本書,則“孔老可為一”;假使晉宋之間有了這本書,則“佛老不為二”。另外,蘇東坡還在《與滕達道書》中說過“平生學道,專以待外物之變”的話,又在《祭龍井辯才文》,說過“孔老異門,儒釋分宮……江河雖殊,其至則同”的話,以為儒釋道三家相反而可以相成,還以為佛老思想的一個特色就是“靜而達”。能靜就不被外物所轉移,能達就對生死、毀譽、貴賤有一個通達的看法。“靜而達”是人生的一種修養,這是蘇東坡真正的所得,以致他一生受用不盡。同樣在憂愁患難之間,為什么人家還能站住你卻跌倒了?為什么人家還能完成你卻毀滅了?要注意,這是中國古人讀書最注意的一點。我曾經提到過荀子的《勸學篇》,荀子說,古代君子的為學是“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是要你在做人的實踐里真的表現出來,才算是受用了,因為古人讀書是和做人結合在一起的。荀子又說,小人的為學是“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那些人急于速成,抄了一大堆新說,寫上就自以為什么都知道了,其實他們在做人方面什么也沒有受用到。當然,我說的只是古代,現代的知識和古代的知識并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論。中國古代讀書講究要“有得”。陶淵明好讀書而不求甚解,但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可是不少人讀了很多書也沒有會意。“會意”就是你真的在生活上有所受用,蘇東坡就做到了這一點。蘇東坡寫過一篇《超然臺記》,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他說:“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意思是,物的好壞在你的內心交戰,得失取舍的利害總是在你眼前,這樣你整個的人就被物欲壓倒了。一個人只有超然到物欲之上,才能得到自己的快樂。那么,“靜而達”的修養對一個人究竟有什么好處?蘇東坡說,它可以“專以待外物之變”。就是說,你內心之中有一種持守,或者叫一種修養。這種修養,只有在外界事物有變化的時候才能夠顯露出來。不經過霜雪,你怎么知道松柏是不凋的呢?同樣,沒有經過憂愁患難,也很難看出這個人和那個人有什么不同。蘇東坡平生經過了那么多挫折而終于能夠完成自己,在他的散文和詩詞里都表現出來一種修養,這是他和柳永的一個最基本的不同之處。柳永終身都處在矛盾之中,他的生命是落空的;而蘇東坡把所學的一切都能融會貫通,終于完成了自己。當然,蘇東坡所得的并不只是這一點而已,現在我們只是特別把這一點提出來和柳永作對比。下面我們就要正式介紹蘇東坡了。
蘇東坡是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作者,而且他的集子后邊有年譜,大家可以自己看。我現在要通過幾個小故事來介紹蘇東坡,這樣大家就更容易理解。蘇東坡是四川眉山人,他從小就跟佛道兩教有過不少接觸,曾經跟隨四川的一個道士張易簡讀過書。七歲的時候,他遇見一個眉山的老尼姑,那個老尼姑說,她年輕的時候曾經到過后蜀的孟昶宮里,聽到孟昶所作的一首詞,她還把這首詞念給蘇軾聽。后來過了幾十年之后,蘇東坡把這首詞的大半都忘記了,只記得開頭的兩句。根據韻律來尋味,他覺得這可能是《洞仙歌》,于是就把它補充完成了,就是“冰肌玉骨”那一首。蜀主孟昶寵愛花蕊夫人,而這首詞就是形容一個美麗的女子,可能就是為花蕊夫人所寫的。今天我們不講這首詞,說這個故事的目的是為了證明蘇東坡的記憶力是很不錯的,并且他從小就對詩詞有很深的印象和興趣,對文學有敏銳的感覺。他在天性上就是與文學與詩詞十分接近的,這是他天生的稟賦。
第二個故事講的還是蘇東坡小的時候。蘇東坡的父親蘇洵常常到各地去游學。游學就是尋師訪友,聽到哪里有個人學問、修養很好,就到那里去看望他,跟他學習。蘇洵常常游學四方,蘇東坡小的時候就由他的母親程氏夫人教導。要知道,歐陽修小時候就是由母親教導,岳飛小時候也是由母親教導,可見母親的教育對小孩子的影響是很大的。蘇東坡小時候跟他的母親程氏夫人讀《后漢書》,讀了《范滂傳》。那里面記載,范滂年輕時被鄉間薦舉——漢代沒有科舉考試,是推舉制度——出來做官,桓帝時冀州有盜匪,國家委任他做清詔使。清詔使是皇帝任命的特使,到冀州去案察。《后漢書》上說,范滂受命以后,他就“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慨然”是心中感動的樣子。這是說,當國家給了他一個重要職位的時候,當他要出發到地方上去做事情的時候,他有很遠大的志向,自信能夠為國為民做出一番事業來。可是大家知道,后漢時宦官專權,當時有一些士大夫和讀書人就主持清議,反對宦官,可宦官則把這些士大夫看作黨人,所以就發生了后漢黨錮之禍,許多黨人被關進監獄或者被殺。范滂也在黨人之列,官府要捉拿他。他聽到了這個消息,就向母親告辭,要去自首。他對母親說:“老母在堂,養育之恩未報,這是我唯一不能割舍的感情。”他的母親就說:“一個人能夠以這樣好的一個理由去死,死亦何憾!人怎么能夠希望既有令名又能富貴壽考呢?”這就是中國古人所說的殺身成仁,舍身取義——如果你為一件正義的事情而犧牲,你就沒有什么可遺憾的了。當程氏夫人教蘇東坡讀書,讀了這個故事,蘇東坡馬上就說了一句話,他說:“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意思是,將來做兒子的要是有一天遇到這種生死的抉擇,也采取了范滂的態度,母親也能像范滂的母親那樣割舍得下嗎?他的母親回答說:“假如你能夠如范滂,我豈不能如滂母?”這個故事是值得注意的。我常常說,很多人在一起讀書,可是每一個人吸取的多少、吸取的方面各不相同,這是因為他們的天性各不相同。如果他的天性和某種東西接近,那種東西馬上就能打動他的內心。這好像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同一個家庭的兄弟姐妹,同一個學校中的同學,所接觸的盡管一樣,所吸收的卻不一樣。一個人碰到他天性所接近的那一點,他是“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都不是他自己能夠做主張的,他自然而然就吸收了。這一點,對蘇東坡來說,就是他平生做人的志節,他在天性上就有忠義激勵的這一面。
第三個故事還是在蘇東坡小的時候。當他第一次讀到《莊子》的時候就說:“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前面的“見”不是眼睛所見,而是指一個人對人生宇宙的了解。他說,我老早就有這種想法,可是我不知道該怎么表達出來,現在看見了這部書,和我心里所想的完全一樣啊!可見,他的思想在某些方面有與莊子相通的地方。但是,《莊子》有內篇、外篇、雜篇,一共三十多篇,使蘇東坡感動的是哪一篇呢?他沒有說。我倒是想到了《莊子》里面的一個故事,就是《逍遙游》里的那一段“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如處子”。那神人像冰雪一樣潔白晶瑩,一切污穢的東西都不能沾染他,塵世歲月的消逝也不能在他身上刻劃出痕跡。后邊他又說,發大水的時候,所有的生物都被淹沒了;大旱的天氣,連金屬和石塊都被曬得融化了,可是這一切都不能使藐姑射的神人受到傷害。我曾經說過,中國和西方的一個很大的差別,就是思想和語言都偏重于直覺。西方的哲學著作都寫得很有邏輯性,可是你看中國的這些子書,寫了很多寓言故事,它是把道理用直覺的形式表現出來的。這是精華之所在,但也是缺欠之所在,缺欠就在于缺少組織上邏輯上的系統和條理。莊子的這個故事寫得很美,而且有象征意義。它不是沒有生命的,只不過我們現在離開它太遠,不能引起共鳴罷了。他說的大旱與大水是兩種對舉的損傷,這不是隨便說的。在文學里邊,如果用兩個相反的形象來對舉,那就表現了一種周遍的、包舉的意思。李后主說:“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朝”和“晚”,“雨”和“風”,都是兩兩的對舉。是說無論是“朝”還是“晚”都有雨都有風。而這里的大旱和大水則包舉了天下所有各種類型的災難和不幸,它們都不能傷害這個神人。也許這個故事你們還不熟悉,那么還有一個庖丁解牛的故事。有一個會宰牛的人,他的刀用了十九年,刀刃一點兒都沒有損傷。因為一般人解牛都是用刀和牛骨頭硬碰硬,把刃都碰壞了,而這個人知道讓刀刃從兩根骨頭之間割下去,所以他的刀刃總是像新磨好的一樣鋒利。這就叫“游刃有余”。在兩邊的壓迫之間還能活動,并且使刀刃不受損傷,這也是在患難挫折中的一種態度。我們常說一個人要受到考驗。什么叫考驗呢?就是無論什么樣的患難挫折都不能傷害我,即使在最困難的環境之中,我仍然能保持我的“游刃有余”。人們一般都很贊賞蘇東坡飄逸的一面,有人尊稱他為“坡仙”,他確實大有仙意,似乎不被塵凡的一切所限制。但是,光看到這一面并不算了解了蘇東坡。
我們知道,王維晚年學佛,他給他的朋友寫了一封信,就是《與魏居士書》,里邊提到陶淵明。陶淵明不肯為五斗米折腰,辭去縣太爺的官職不做而回去躬耕,后來遇到災荒,曾經寫過一首《乞食》詩。王維就說陶淵明“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說你不肯束帶向鄉里小兒,不肯卑躬屈節干拍馬送禮的事情,以至后來貧窮而乞食,豈不是終身慚愧了嗎?王維這是不分黑白,強詞奪理。與貪官污吏同流合污,那是出賣自己的人格,和向人家要一碗飯吃是完全不一樣的。而且,王維這封信是勸魏居士出來做官。他說,你做官與不做官,這有什么差別呢?并且說這是“見道之言”。就是說,好的跟壞的差不多;白的跟黑的差不多;與官場同流合污跟不與官場同流合污也差不多——是何言也!王維享受著國家的高官厚祿,卻不問國家大事,并以此自命清高,這難道是真正的修養嗎?蘇東坡就不是如此的。等一下我們講他的生平時就會講到,他在杭州的時候,在徐州的時候,都為老百姓做了很多事情,就是在他晚年被貶到海南島之后,還曾為那里的人修了渡水的橋。蘇東坡有自己的立身持守,有自己的政治理想。所以我的論蘇軾詞的絕句說:
攬轡登車慕范滂,神人姑射仰蒙莊。
小詞余力開新境,千古豪蘇擅勝場。
蘇東坡和他的弟弟在嘉祐二年(1057)同時考中進士,一時之間,四川的大蘇小蘇名揚天下。可是那時候他并沒有寫詞。我們知道,汴京當時是歌舞繁華,柳永就整天耽溺在聽歌看舞之中,為歌妓酒女們寫了不少歌辭。但你翻開蘇東坡的全集看一看,蘇東坡那時候寫的是什么?寫的都是策論,都是他的政治理想。現在所傳錄下來的蘇東坡最早的詞,是他被貶到杭州做通判時寫的,他早期的小詞都是山水遣興的作品。他的詞什么時候有了進一步的成就呢?那是在他經歷了九死一生來到黃州之后。孟子說:“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法國有一個作家叫法朗士的說,一個平生沒有遭遇過患難,連一次大病都沒有生過的女子是膚淺的。其實不光是女子,男子也需要患難才能使他深刻。蘇東坡雖然是以他的余力寫小詞,但是患難把他的意境提高了。他早年在杭州所寫的山水遣興的作品是近于歐陽修的,可是他后來寫出來的那種超然曠觀的哲理的境界就超越了歐陽修,從而在詞中開出了一條新的途徑。
所謂“豪蘇”是對柳永而言。柳永老是寫些女子,寫得軟綿綿的,蘇東坡則開闊博大,所以人稱“豪蘇膩柳”。其實,蘇東坡的詞里邊也不是絕對不寫女子,只不過人的修養不同,看對方的著眼點也就不同。我們講過晏幾道的一首詞,他說:“記得小蘋初見,兩重心字羅衣。琵琶弦上說相思。當時明月在,曾照彩云歸。”寫的是朋友家的侍兒,寫得真是美,不但人美,穿的衣服美,內心還很多情。蘇東坡也寫過他的朋友王定國家的一個侍兒,也是一個會唱歌的女子。他是怎么寫的呢?
堪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吩咐點酥娘。自作清歌發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顏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為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他說,王定國是一個風姿很美的男子,所以上天就吩咐配給他這么溫柔美麗的一個女子。王定國是個詩人,他寫了歌詞交給這個女子來唱,而這個女子歌唱的時候,那天風海濤都隨著這歌聲而涌起,能夠把萬里之外炎熱的蠻荒之地變得清涼。王定國是曾經被貶官到嶺南的。現在他們從嶺南回來了,雖然經歷了那么多患難,但是容貌似乎沒有什么改變。那個女孩子一笑,好像臉上還帶著嶺南梅花的香氣。我問她,嶺南的生活一定很艱難吧?可是這女孩子回答說:“此心安處是吾鄉。”
蘇東坡還寫過朋友家一個會吹笛子的女子,他說:“楚山修竹如云,異材秀出千林表。”你看他,人還沒出現,先寫這個人所吹的笛子。在湖南湖北的山中,長滿了又長又高的竹子,而她的笛子所用的材料,是那些竹子里面最高、最直、最堅硬的一支。這就是蘇東坡所寫的女子,那都是有品格的,絕不同于一般人所寫的綺羅芳澤、涂脂抹粉的女子。
我們說蘇東坡是在生活上受到患難挫折之后才在詞的寫作上開拓出新的意境,那么下面我們就來看一看,蘇東坡遇到過哪些患難挫折,他對患難挫折的反應是什么。
蘇東坡在二十歲左右跟他的父親蘇洵、弟弟蘇轍從四川到北宋的都城汴京來參加考試,宋仁宗嘉祐二年,他和蘇轍兩個人同時考中了進士。蘇東坡在考進士的前后寫了很多篇策論,在那些策論中可以看到他對國家政治的關心。前幾年中國常常講儒法斗爭,總是把蘇東坡和王安石對立起來,其實并不盡然。如果朝廷任用蘇東坡在前而任用王安石在后,那么變法的就是蘇東坡了。蘇東坡和王安石兩個人根本的不同就是蘇東坡通達,王安石固執。王安石除了固執之外還有一個缺點就是不善于知人,不能夠分辨一個人品格的高低。這是宋朝的不幸。如果宋朝不先用王安石而先用了蘇東坡,說不定政治上能有一個比較好的局面。宋仁宗那個時代表面上雖然升平,可是國家許多經濟、財政、軍事上的弱點都已經逐漸彰顯出來了。蘇東坡在策論中主張“滌蕩振刷”,就是說,要洗滌掃蕩壞的,要振興新的。可見,他也主張改革。但是蘇東坡的好處在于,他能夠堅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茍且附和。他在給一個朋友的信中寫道:“昔之君子惟荊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老弟與溫相知日久,始終無間,但不隨耳。”“荊”就是荊公王安石;“溫”是司馬溫公,就是司馬光。他說當年新黨在位的時候,大家都學習王安石;現在舊黨上臺了,大家又都追隨司馬光。他說,我和司馬光也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我就不隨便追隨。因為我以為舊黨有它的好處,但是也有它的弊病;新黨有它的弊病,但是也有它的好處。由此可見,蘇東坡沒有得到一個執政的機會,這真是北宋的不幸。當然,這對他自己也是一個不幸。
蘇東坡考中進士的時候只有二十一歲,兄弟二人已經名滿天下,如果從那時起他就做官,那就會一帆風順,不但他自己的一生要改觀,北宋的政治也要改觀。可是人畢竟是有命運的,蘇東坡考中進士不久就遭遇到母親的喪事。中國古代父母之喪要守喪三年,所以他就回四川眉山去了。三年后他再回到汴京,不久,仁宗就死了,英宗即位。英宗很想重用他,要把他召到翰林院來做待詔(相當于皇帝的秘書)。當時的宰相韓琦以為蘇軾還很年輕,恐怕天下不服,需要磨煉他一下子,讓他從小官慢慢地升上來。于是就讓他做福昌縣的主簿,后來又讓他做鳳翔府的簽判,這都是很卑微的,地方政府里的屬官。但沒有幾年,他的父親又死了,他又回到家鄉去守喪。三年后他再回汴京的時候,神宗已經即位,王安石已經開始變法。而蘇東坡在赴汴京的途中就看到了剛剛推行的新法在民間造成的一些騷亂。他來到汴京之后就向朝廷提出說有些新法不合乎民情,老百姓不喜歡。他發表這樣的觀點,當然就得罪了新黨的人,于是他就請求外放,做了杭州通判,這也是地方官的一個屬官。蘇東坡曾兩次到杭州做官;第一次是做通判,是一個屬官;第二次是“知杭州”,就是做杭州太守,是一個首長。做屬官的時候自己是不能有所作為的,一切要聽從上邊的命令,可是做太守的時候就可以有所作為了。蘇東坡后來做杭州太守的時候做了幾件事情。當時,杭州西湖沒有人管理,里邊全是淤泥,魚的產量也減少了。蘇東坡用淤泥筑成了一條長堤,便利了交通,澄清了湖水。這是他的一件德政。在杭州傳染病流行的時候,蘇東坡成立了“病坊”,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公家辦理傳染病隔離醫院的最早開端。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里。
上一次,我們講到蘇東坡的性格和他的風格的關系,我們是從蘇東坡小時候的一些故事講起來的。因為,這樣就能對他有一個深刻、具體的印象。我們講到了他小的時候跟母親讀《后漢書·范滂傳》的事情。我講這個故事的意思是想說明,蘇東坡從小就有一種忠義奮發的志意。但是,他又能夠把儒家這種忠義的持守跟莊老佛道的超然曠觀結合起來。上次我提到蘇東坡給滕達道的書信和給龍井辯才和尚寫的祭文。他說,那種佛道的修養能夠使人“靜而達”,可以“待外物之變”。其實他還有兩句話,他說,有了這種修養之后就可以“遇物而應,施則無窮”。一個人不可能一生都處于順境,當你遇到挫折患難的時候,你如果有這種修養,就不至于被憂患所壓倒。蘇東坡小時候讀書讀到忠義奮發的事件馬上就受到激勵,這說明他天性上原來就有忠義奮發的這一面。他又非常喜歡《莊子》,以為這部書把他心里要說的話完全都說出來了,他小時在山中就曾跟隨道士張易簡讀書,年長后交結的朋友中也有不少僧道,這說明他性格上又有與佛老接近的一面。現在,我們就要把他性格上的這兩方面,與他生平的為人行事結合起來看一看。
我們上次已經講過,蘇東坡二十一歲就考中了進士,可是因為母親死了,所以他回到四川眉山守喪三年。等他回來以后,英宗要重要他,可是宰相說他還年輕,就讓他做鳳翔府簽判——一個很卑微的官。不久他父親又死了,他又回去守喪三年。等到他再回來,就已經是神宗任用王安石變法的時候了。大家要注意蘇東坡的這一點,就是他每次回到朝廷總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民間的疾苦、朝政的闕失,只要他看到了就一定有所進言。他曾經有上神宗皇帝的萬言書,批評當時新法的政治。這當然與時論不合,于是就外放到杭州去做通判。后來宣仁太后起用舊黨,司馬光上臺了,蘇東坡也被召回朝廷來做翰林學士。上次我就正講到這里。司馬光這個人比較固執,他一上臺,就廢免所有的新法,排擠掉所有新黨的黨人,這是造成后來激烈黨爭的一個原因。蘇東坡是比較通達的,當司馬光要廢除一切新法時,他就提出來說新法之中也有好的。當時爭執最激烈的一件事就是王安石新法中的“免役法”。北宋初年實行“差役法”,所有的老百姓都要服役,而那些地方官就常常讓貧苦的農民連年服役,中間沒有休息,不能回家來從事農田的工作,這是一個很大的弊病。王安石的“免役法”是針對這件事的一個通融的辦法,就是如果你出一部分錢,就可以不去服役。這個辦法未嘗不好,可是他落實政策的時候用人不當,那些下級官吏就逼迫農民多出錢,造成了很大的災難。那時候蘇東坡就跟王安石爭執過,他說法律的規則就像音樂里的五音六律,每個使用的人都可以用出千變萬化的不同,因此“得人”是十分重要的,新法的弊病主要就在用人不當。而現在,他又因這件事與司馬光議論不合。我們還沒有講他前一次與新黨議論不合而被貶出去所遭遇的事情,現在就簡單地說一下。蘇東坡貶到杭州做通判的時候,他看到了兩浙一帶鹽民的疾苦。柳永為鹽民寫過《煮海歌》,但那只是寫一首詩而已,蘇東坡則曾寫有《上文侍中論榷鹽書》,把鹽民的疾苦反映給朝廷。后來他又被派到密州,正趕上密州發生了旱蝗之災。旱災之后就接著鬧蝗蟲,可是地方官吏卻欺瞞不報,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經常如此的。像唐朝天寶十三載(754)鬧水災,莊稼沒有收成,宰相楊國忠就謊報玄宗說收成很好。這些官吏們貪污、腐敗,只想做官,從來不想為老百姓做事。而密州一帶鬧蝗蟲旱災,蘇東坡就又寫了《上宰相韓絳書》。據蘇東坡的描寫,在那些地方,蝗蟲來的時候像烏云一樣遮天蓋地,蝗蟲過去之后遍地蕭然。所有的莊稼都被吃光了,老百姓殺死的蝗蟲有幾萬斤,需要挖土來埋。可見那災害是很厲害的,可是官吏們卻說“蝗蟲不為災”。于是蘇東坡就說,像我這樣一個小人物,我的“腰領不足以薦斧鉞”,我不會欺騙朝廷。“腰”指腰斬的罪過;“領”是頸,指斬頭的罪過。蘇東坡建議政府趕快賑災,并免除這個地方的租稅。他說,如果等官吏行了公文,然后進行調查,再等到公文下來,老百姓早就餓死了。所以你們看,蘇東坡就是在外放之中,他也敢于上書言事,反映民間疾苦,凡是他能做的事,他一定替百姓去做。后來他又改官到徐州,徐州在黃河邊上,他到那里的時候正趕上黃河鬧水患。他有一首九月九日在徐州黃樓登高寫的詩,大家不要只看到他這是重陽節登高飲宴賦詩,你們要仔細看一看他這首詩里邊寫的是什么。他說去年重陽節的時候正趕上徐州發大水,詩中描寫了當時水勢之大和他親身率領吏民筑堤防水的情形。這件事歷史上是有記載的,蘇東坡曾經筑了木堤,就是用木材堆起來,再用泥砌上,他用這個辦法真的把徐州保全了,水到了他的堤前就停下來,徐州城里沒有被淹。他在詩中說,去年此時只顧率領吏民防水筑堤,無心過節,每天晚上工作回來的時候靴襪上都是泥,而今年黃樓已經筑好了。黃樓是什么?它是為鎮壓水患而筑的。蘇東坡一方面是用科學的辦法建了堤來防水患,另一方面他也迷信。古人講金木水火土,講青黃赤白黑,據說土是能克水的,而土的顏色是黃色。所以筑黃色的樓就代表土,就可以鎮壓水患。這是當時的歷史限制,因為大家都有這種迷信,不過總而言之他的用心是好的。蘇東坡從杭州到密州,又到徐州,在各地都有建樹,都關心人民的疾苦。后來他從徐州又被調到湖州。那時候,不管是升官是貶官,只要是皇帝給的命令,都得感謝,要寫謝表。蘇東坡在謝表里說,皇帝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意思是說,朝廷念我是個傻瓜,不懂得投機取巧,沒有辦法奉承那些在臺上的新黨,但知道我年歲大了,老不生事,也許還可以做個小小的地方官來牧養小民。這話里果然是有一點牢騷的,于是就被排擠他的那些黨人摘錄了去,說他是誹謗朝廷。更為嚴重的是他還有一首詠檜的詩,里面有兩句說:“根到九泉無曲處,此心惟有蟄龍知。”這兩句話當然很有悲慨。我們說過,蘇東坡是一個忠義奮發的人,他從二十幾歲一到汴京就寫了很多的策論,他是真的想為國家為人民做一番事情。可是他的命運不好,一直被排擠在外。檜木的根是直的,因為有人說,如果樹木的枝干是一直向上長的,他的根也就一直向下長;如果樹的枝干盤根錯節向旁邊拓展,那么它的根也是盤根錯節向外邊拓展。蘇東坡說,我從檜木外表的直立想到它的根也不會彎曲,但這種正直的根本有誰能夠認識呢?如果地下有龍的話,也許只有那地下的龍知道檜木的根是正直的。這就不得了啦!因為在古代中國,龍是天子的象喻,天子是飛龍在天,你說天上的飛龍不認識你,只有地下的蟄龍才認識你,那蟄龍是什么?于是大家就攻擊蘇東坡有叛逆之心,就到湖州來捉拿他,像捉捕盜匪那樣把他捉走了,而且搜查了他的家,把他所寫的文字全都翻出來。后來蘇東坡給他的朋友寫信說,他被捉走之后,州郡派人去搜查他的家,他的妻子和眷屬就埋怨他:“一天到晚寫書有什么用?這下子可好了,把我們嚇得要死!”要知道,叛逆的罪是死罪。蘇東坡被下在御史臺的監獄里,那是專門關押國家大臣的監獄。有一本書記載了這件事情,書名叫《烏臺詩案》。御史是為國家執法的官吏,御史臺的院子里種著很多高大直立的柏樹,象征著森嚴和正直,所以御史臺也叫柏臺。由于柏樹很多,就招來不少烏鴉在樹上做巢,因此也叫烏臺。排擠蘇東坡的黨人們在他的詩文里尋章摘句,吹毛求疵,說他影射朝廷,這就造成了文字獄。中國的文字獄在歷史上由來已久。昨天我在五一三班剛剛講過嵇康,魏晉時代的嵇康也是被人摘錄他給朋友寫的信,說他誹謗朝廷,破壞禮法,因而被冤枉地殺死了。蘇東坡這次也差一點兒被冤枉地殺死。他有兩首詩是那時候在獄中寫給他的弟弟蘇轍的,詩題中說:“予以事系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你們看嵇康,人家讓他做官,他把人家罵了一頓;蘇東坡則不然,他用字很寬厚。要知道,當一個人下臺,而他的敵人在臺上的時候,有的人為了討好掌權的人就會欺壓他。那獄吏如果不是對他虐待得很厲害,以蘇東坡這樣寬厚的性格怎么會說“自度不能堪”!他還說,恐怕旦暮之間,我就要跟你(蘇轍)永別了。在那兩首詩里有這樣的句子:“柏臺霜氣夜凄凄,風動瑯珰月向低。夢繞云山心似鹿,魂驚湯火命如雞。”又說:“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秋冬之際,滿地嚴霜,御史臺的監獄里是很寒冷的。“瑯珰”是什么?是手銬腳鐐。可見他被上了刑具。在深夜,如果犯人睡覺了,就沒有瑯珰的鐵鎖聲。要知道,有許多使用毒苦的刑罰來逼迫犯人的事情都是在半夜里進行,所以我想那一定是獄吏在夜間審問他,給他用刑。就是他所說的“獄吏見侵”。“夢繞云山”有想念家鄉的意思。蘇東坡一直非常想念他的家鄉四川眉山,他曾經三次離開他的家鄉:第一次是到汴京去考試;第二次是為母親守喪之后;第三次是為父親守喪之后。第三次離開故鄉之后他就再也沒能回去。他寫過很多詩詞懷念他的故鄉,像“我家江水初發源,宦游直送江入海”,像“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但是,一個人在被貶官的時候,是不允許辭職回家的,何況他現在被關在御史臺的監獄里,就像一只馬上要被人宰殺的雞。蘇東坡和他的弟弟蘇轍感情很好,因為他們的學問、文章都不相上下,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心思和意念。蘇轍曾經上書要放棄自己的官職,以求把哥哥放出來。宋神宗還算是一個明白的國君,當那些攻擊蘇軾的人摘取他詠檜詩中的“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的句子說他有叛逆之心時,宋神宗說:“彼自詠檜,何預朕事?”又說:“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人君也!”后來,神宗就免除了蘇東坡的死罪,把他貶到黃州去做團練副使。名義上是團練副使,可是不許他管任何政事。
蘇東坡帶著妻子老小到了黃州之后生活非常窮乏,無以為生。他的一個朋友認識黃州的地方長官,就替他想辦法要來了一片廢棄的營地,讓他自己去開墾種田。蘇東坡真的在這廢棄的營地上開出一片地來,他把這片地方取名“東坡”,自己就稱為“東坡居士”。從那個時候起,他就開始喜歡陶淵明的詩,后來他晚年寫了很多首和陶淵明的詩。這不只是因為他自己曾經親自種田從而想到陶淵明種田的生活,而且是因為他在經過很多挫折患難之后體會到陶淵明在躬耕歸隱后內心之中那一份不得志的悲哀和感慨。還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他還能體會到陶淵明在失意和不得志之中而能有一份自得之意,這才真正是了不起的地方。以前我們講的都是蘇東坡忠義奮發的這一方面和他憂苦患難的這一方面,但光了解了這些還不足以認識蘇東坡。剛才我們講到過蘇東坡的一首詞中的幾句,就是“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通過這首詞,我們就能看到蘇東坡的轉變,看到他怎樣從挫折憂患和悲哀痛苦中解脫出來。這是蘇東坡很了不起的地方。他要結合儒家和佛老并不是空談,不是在理論上說說就算了,他是通過現實生活去實踐的。這首詞的牌調叫《滿庭芳》,下面我們就介紹這首詞:
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坐見黃州再閏,兒童盡楚語吳歌。山中友,雞豚社酒,相勸老東坡。
云何?當此去,人生底事,來往如梭。待閑看秋風、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細柳,應念我、莫剪柔柯。仍傳語,江南父老,時與曬漁蓑。
你看,他開頭寫的就是他悲哀的一面。他說:“歸去來兮,吾歸何處?”當做官做得順利的時候可以歸隱,但是在被貶的時候是不能歸隱的。更何況,他的家還在萬里之外的岷山、峨眉一帶!蘇東坡被貶到黃州時是四十五歲,在黃州住了差不多有五年,這首詞是在他快離開黃州時作的,那時他已將近五十歲了。人生一世,不過百年。蘇東坡六十六歲就死了,所以現在他這一輩子已經過去了一大半。他說:“來日苦無多”——我知道將來的日子是沒有多少了。但是你們要注意下面兩句有一個微妙的轉變:“坐見黃州再閏,兒童盡楚語吳歌。”黃州是一個遙遠的地方,蘇東坡被貶官來到這里,過著窮乏、勞苦的生活,所以他前邊寫得很悲哀。中國的陰歷每隔幾年就多出一個月,一般來說是五年兩閏。蘇東坡到這里已經是第五年,經過了兩次閏年。“坐”不是真的坐著,而是說他留在黃州沒有移動已經有四五年之久了。他們家在四川,家人本來講一口四川話。而現在呢?家里的小孩子們都講了一口湖北話。“兒童盡楚語吳歌”是很妙的一句話:“楚語吳歌”說明這里不是故鄉四川,但雖然不是故鄉,我的兒童卻都是在這里長大的,他們都熟悉了這里;不但我的孩子們熟悉這里了,我自己也跟本地的人打成了一片。這一點,是蘇東坡的另外一個好處。有的人總是高自標榜,自命不凡;可蘇東坡是無論三教九流,無論什么樣的階級、職業,他都能夠跟人家打成一片。蘇東坡涉獵很廣,他可以跟很多人找到共同的興趣和共同的語言。要是實在找不到共同語言,他就叫人家說鬼,講鬼的故事,大家對這個都有共同興趣。我們一直講的都是蘇東坡的挫折痛苦和悲哀傷感,像他在新黨專政的時候被貶到杭州去做通判,這是他的不幸。可是你知道他在杭州怎么樣?他寫了很多首吟詠西湖風景的好詩。大家都知道的那一首“水光瀲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就是那時候寫下的。以蘇東坡的文學天才,來到西湖這么美麗的地方,那真是相得益彰。對大自然的美麗風景能夠盡情地欣賞。歷史上還記載說:在蘇東坡要到杭州去做通判之前,他去見了歐陽修。歐陽修對他說,杭州有個和尚叫惠勤,能寫詩,懂得文學,如果你到杭州沒有朋友的話,可以跟他交朋友。所以蘇東坡到了杭州不久就去訪惠勤和尚,然后就寫了一首長詩送給他,開頭幾句是:“天欲雪,云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這是蘇東坡的另外一首有名的詩,今天我們沒有時間講它,如果以后我們開宋代詩歌的課,那時再講好了。總之,蘇東坡無論到了哪一個地方,都能愛上那個地方的山水,也能愛上那個地方的人民。所以他說:“山中友,雞豚社酒,相勸老東坡。”“社”是祭祀土地鬼神的節日。每逢過年過節的時候,黃州山中的那些老農夫就殺了雞,宰了豬,準備了酒,請蘇東坡去作客,和他們一起過節。蘇東坡曾經帶著那么多的悲哀和感慨來到黃州。可是,一個人只要能夠以愛心對人,別人快樂,自己也是快樂的。現在,他已經愛上黃州了。
但是蘇東坡不能留在黃州,因為皇帝的命令又下來了,把他調到汝州。他說:“云何?當此去,人生底事,來往如梭!”意思是,我離開我的故鄉來到黃州,現在已經愛上了黃州,可是為什么連這個地方我也得離開呢?人生為了什么緣故要像織布機上的梭那樣來往奔波呢?但后邊他又是一轉:離開黃州固然很悲哀,但汝州那地方想必也不錯。“待閑看秋風、洛水清波。”黃州在長江流域,汝州在黃河流域。汝州是古代的中原之地,洛水就從那里流過。當秋風吹過洛水的時候,那一定別是一番景象。但現在他要離開黃州了,就對黃州的父老說:“好在堂前細柳,應念我,莫剪柔柯。”蘇東坡在黃州蓋了一所房子,叫作“雪堂”。因為務農要春耕、夏耘、秋收,只有冬天比較清閑,所以農村要搞什么建筑都是在冬天。蘇東坡在大雪之中和他的兒子蓋了一所“雪堂”,堂前種了一棵柳樹。“柔柯”是剛種上不久的小柳樹那柔嫩的枝柯。他說:“你們黃州的老百姓要是想念我,就不要砍掉這棵樹上柔嫩的枝柯。”這里,他用了一個典故。在《詩經》的《國風》里有一首贊美召伯的詩說:“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意思是,我們不要把這棵茂盛的甘棠樹砍掉,也不要把它的樹枝剪去,因為這是召伯種的樹。所以,保存這棵樹就是懷念這個人。下邊他說:“仍傳語,江南父老,時與曬漁蓑。”蘇東坡這首詞前面有一篇序,說“元豐七年四月一日余將去黃移汝,留別雪堂鄰里二三君子。會李仲覽自江東來別,遂書以遺之”。結尾幾句就是對李仲覽說的,江南也是他的舊游之地,所以“江南父老”也就是舊日江南的父老。他說,希望李仲覽告訴這些江南的老朋友:你們今后常常把我穿過的蓑衣曬一曬,保存我的蓑衣,也就是懷念我了。我將來也可能會回來與大家重聚。你們看,蘇東坡寫得多好!他有他的悲感;他有他的解脫;他有他的排遣;他有他的多情。認識蘇東坡就要這樣全面地來認識,他把儒家的忠義奮發和不變的操守與佛老達觀的思想懷抱結合起來了。我們下一次就要正式講他的詞。
我們上次講到蘇東坡被貶官到黃州,在黃州住了將近五年,還看了他的《滿庭芳》那一首詞。從這首詞里,我們可以看到蘇東坡是怎樣從他的悲感之中轉變的。有的時候,挫折和苦難也可以成全一個人或者考驗一個人,考驗你能不能把你所學的東西履踐和實行。蘇東坡把儒家的忠義傳統和佛老的曠觀懷抱結合到很完美的地步,他的很多十分有名的作品都是他經過九死一生之后貶官到黃州時的作品。他的《前赤壁賦》、《后赤壁賦》、《念奴嬌》(大江東去)、《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都是在這個時期作的。然后,他就移官到汝州。《滿庭芳》那首詞里說:“待閑看秋風、洛水清波。”“洛水清波”就是指的汝州。在他從黃州去汝州的途中經過金陵,那時候王安石已經罷相閑居在金陵。講到這里我要說明一點:過去國內講儒法斗爭的時候,總把蘇東坡和王安石對立起來,說王安石是法家,蘇東坡是儒家,蘇東坡是反對新法的,其實并不是如此。蘇東坡到開封考中進士以后所上的策論都是主張變法的。他和王安石的不同,主要在他的為人比較寬大,王安石比較固執、狹隘,所以王安石變法太急,用人也不當。蘇東坡說過,音樂的五音六律是一個規則,但演奏的時候每個人的用法都不同;法也是如此,用人是十分重要的。可見,蘇東坡并不是絕對反對新法,他只是看到了新法中的某些弊害。王安石也不是一個小人,蘇東坡被下在監獄,被貶到黃州,這都不是出于王安石的意思。王安石曾有兩次罷相,當大家搞蘇東坡的文字獄的時候,正是王安石第一次罷相期間。這一點一定要辨別清楚。所以,蘇東坡這次經過金陵,就去拜望王安石。兩個人見面談笑非常和諧,而且蘇東坡還寫詩送給王安石說:“從公已覺十年遲。”意思是:我現在才明白,我愿意追隨你,不過這已經晚了十年了。
就在這個時候,主張變法的神宗皇帝去世了。哲宗皇帝即位,年號改為元祐。哲宗年幼,由他的祖母宣仁太后聽政,于是,宣仁太后就起用了很多舊黨的人,把反對新法反對得最厲害的司馬光召回來做了宰相。蘇東坡也被召回中央政府來做翰林學士。有一天,宣仁太后和哲宗在皇宮里召見蘇東坡,問他:“你原先被貶出去那么遠,怎么忽然間就把你召回中央政府的翰林院來做事了呢?”蘇東坡說:“想必是太后和皇帝的恩典把我叫回來的。”太后說:“不是。”蘇東坡說:“那一定是大臣的推薦了。”太后說:“也不是。”蘇東坡嚇了一跳,說:“小臣雖然無狀,我不敢用其他的方法進身。”太后說:“不是我們的意思,也不是大臣的意思,是先帝的意思。先帝曾多少次對我說,蘇軾是個有才干的人,可惜沒有重用他。所以我們推想先帝的意思把你召回來了。”可見,宋神宗其實也很欣賞蘇東坡,只是由于他反對新法才沒有用他。可是你們知道蘇東坡這次回來怎么樣?回來不久他就跟司馬光論事不合。這個蘇東坡真是沒有辦法了,可這也正是他的骨氣。司馬光把新法一概否定,把人一概貶出,蘇東坡不同意,他認為新法里的某些部分是可以實行的,爭論得最厲害的就是我們上次提到過的差役的兵制和免役的兵制。由于和司馬光論事不合,蘇東坡就請求外放,于是就被派到杭州去做知州。其后雖一度被召還,不久就又出官潁州,從潁州到揚州,又到定州。
后來宣仁太后死了,哲宗皇帝親政,就又起用新黨的人。他用了章惇做宰相,凡是元祐時被召回來的舊黨通通又被貶出去。蘇東坡雖然反對過司馬光,但他是元祐時被召回來做翰林的,所以也在被打擊之列。清朝的王夫之寫了一本書叫《宋論》,其中談到宋朝新舊黨爭時說,以正為爭本來不是一件壞事,如果你有一個正當的道理,你怎么能不爭呢?可是爭的結果變成以爭為正,那就錯了。其實,歷代的政黨之爭都應該注意到這一點。蘇東坡由于被看作舊黨的人,就被貶到廣東的惠州,后來又被貶到海南島的瓊州。當他被貶到惠州時,是他自己帶著他的小兒子去的,后來他的大兒子把他的家眷送到了惠州。可是他的家眷剛到惠州,另一個貶徙的命令又下來了,他一個人帶著小兒子又到了瓊州,被安置在澹耳,這時候,他已經六十多歲了。我們且看他在一生經歷了這么多挫折苦難之后,晚年在海南島所寫的詩篇。他的眼睛已經開始花了,看不清楚東西,他就說:“浮空眼纈散云霞,無數心花發桃李。”“纈”在這里是昏花的樣子。空中好像都是云霞,什么東西也看不清楚,可是,他說,有無數像桃李一樣美麗的花在我的內心之中開放了。這是多么高的一種修養!蘇東坡六十五歲時從海南島被召回,走到真州就得了病,最后死在常州。
蘇東坡從海南島被召回去,當他渡海的時候,寫了一首詩。這是我常常引用的一首七言律詩,標題是《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全詩是這樣的:
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
云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馀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
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這首詩寫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是他經過一生的苦難挫折之后得到的修養。“參”是參星,“斗”是北斗星。參星斜下去了,北斗星的斗柄也轉動了,這代表著時間的轉移。當風雨停了之后,天上的星星出現了,時間已經是后半夜。“苦雨”者,是下得很長很久的雨;“終風”見于《詩經》,是很狂暴的大風。他說,經過這么長久的雨和狂暴的風,上天終于也知道給你一個天晴的時候了。蘇東坡這時候已經六十多歲,他是經過了那么多的挫折苦難才完成了自己。在蘇東坡的天性之中有幾點值得注意的:一個是他的曠觀,一個是他的史觀,一個是他的忠義奮發的思想。他能夠把儒家的修養、佛道的曠觀和歷史家的史觀結合起來,對事情能夠“通古今而觀之”。其實,儒家一方面講究忠義奮發,另一方面也講求自己的持守。儒家講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就是一種不變的持守。各種哲學和宗教其實都是為了使人對人生有一個認識,都是告訴你在面對苦難的時候怎樣才能保持住自己。蘇東坡被貶到黃州的時候,有的朋友寫信表示同情他并為他悲哀。他回信說,我們學道的人應該是道理貫于心肝,忠義填于骨髓。如果你看到我現在受到挫折就為我而悲哀,那與不學道的人有什么分別?可見,在中國,學道的人就要跟一般人不同,在遇到挫折患難的時候,學道的人要能夠戰勝它們。那么曠觀是什么呢?曠觀就是一種曠達的看法,就是把得失、榮辱、利害置于度外,不會因這些東西而每天煩惱不堪。最能表現蘇東坡這種曠達的人生觀的,就是他在密州所寫的《超然臺記》。他說,“凡物皆有可觀。茍有可觀,皆有可樂”。可是現在一般人的生命是什么樣子呢?他說是“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所謂“美惡之辨”和“去取之擇”,就是個人的得失、榮辱和利害。但是,這里面有一點要注意:有的人他自以為是達觀了,真的是不在乎得失,也不在乎榮辱了,可他有時候就變得黑白不分,痛癢不關,麻木不仁了。古人說,哀莫大于心死,所以那樣做是不對的。蘇東坡之所以了不起,是因為他把他的達觀和他的忠義奮發的操守結合起來了。在他失意的時候,他曾說過要學佛老,學佛老的哲學“以應外物之變”。學了佛老,在遭到挫折的時候就能夠有一種曠達的懷抱,能夠從人生的得失榮辱利害挫折之中超脫出去。除了曠達的人生觀之外,蘇東坡還有一種修養就是史觀。他能夠看到歷史上盛衰興亡的變化,通古今而觀之。當你把個人的悲哀放到整個歷史之中的時候,那就不是你一個人在負擔這種悲哀了,這確實有很大的不同。所謂“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就是看到了人世間那些盛衰的變化。陶淵明也寫過這樣的詩,他說:“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衰榮本來就沒有一定的所在,你每天看到苦雨終風就感到很煩惱,可是你要知道這苦雨終風終究有它停止的日子。現在,風終于停了,雨也止了,星星都出來了。現在是“云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當年的陰云都消散了,月亮的光明并沒有改變,在那青天碧海之中,一輪圓月懸掛在高天之上,它不需要什么東西來點綴,因為烏云是一時的變化,陰雨也是一時的變化,而天和海的本色永遠是澄清的。這在表面上是寫雨停止以后的風景。實際上寫的是他對整個人生的體驗。他被下獄,被貶逐,在各地流轉,這是“苦雨終風”。當月亮被遮蔽的時候,大家都看不到月亮了,可是月亮的光明并沒有改變;當天空布滿陰云的時候,藍天不見了,可是藍天依然還在。當陰云散開之后,月亮還是那樣光明,藍天還是那樣澄清。這就是蘇東坡!他六十五歲被召還,平生經過那么多憂患,但任憑外界如何變化,他本身總有不變的一點。
“空馀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魯叟”指孔子,因為孔子是魯國人。孔子說過這樣一句話,他說,假如“道不行”——假如我的理想不能實行,我就“乘桴浮于海”。蘇東坡少年時有那么多理想和志意,寫了那么多的策論,希望報效國家,可是后來卻終身流貶在外,平生的志意沒有能夠實現,所以是“空馀魯叟乘桴意”。可是他說,我雖然被貶到海南島的海上,但在這種憂患的生活中,我大概體會到了一種東西。“粗”是大約,“識”是體會了解。了解什么?了解了軒轅所演奏的音樂的聲音。“軒轅”是中華民族的祖先軒轅黃帝。《莊子》上面有一段寓言故事說,黃帝有一次曾“張《咸池》之樂于洞庭之野”。黃帝所演奏的音樂是什么樣子呢?《莊子》上說,那種音樂能短能長,能柔能剛,是與天地造化變化合一的音樂。蘇東坡說,我現在就體會到了這樣一種哲理,所以我雖然被貶到這么遠的地方,幾乎死在這南荒之地,但我沒有什么遺憾,因為我“茲游奇絕冠平生”——如果不是到了這里,我就不知道大自然中還有這樣一種與中原風景不同的山水。這是蘇東坡的一種修養,就像他在《超然臺記》開頭所寫的“凡物皆有可觀。茍有可觀,皆有可樂”。他說,凡是宇宙萬物,都有它值得觀賞的地方:高大雄偉的山川值得觀賞,幽花細草也值得觀賞;圣賢偉人有值得你尊仰的地方,田夫野老、稚子兒童也有值得你愛賞的地方。如果有了這種眼光,你就能夠在你的憂患之中得到超脫和排解。所以,要了解蘇東坡,就必須了解他的各種方面:他的史觀,他的曠觀,他的超脫榮辱,他對大自然和人生的一種賞愛的心情,還有就是他的持守。他無論在什么地方,總是想為當地的老百姓做些事情,就是在海南島的時候也是如此。
現在我們已經了解了蘇東坡。那么我們就來看他的《念奴嬌》(大江東去)這一首詞: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云,驚濤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處,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念奴嬌》是詞的牌調的名字。以前我們講大晏的詞《山亭柳》里邊有一句“偶學念奴聲調,有時高遏行云”,不知你們是不是還記得?在這一句的注解里曾經說明,念奴是唐朝天寶年間一個有名的歌伎,她的歌聲很美。所以,《念奴嬌》這個牌調最早可能是一支曲子,是被念奴歌唱過的或者是描寫念奴之美麗的,不過原來這支曲子的詞并沒有傳下來,蘇東坡的這首詞開頭四個字是“大江東去”,這首詞非常有名,所以后來就有人把《念奴嬌》這個牌調也叫作《大江東去》。在牌調的下面還有一個小的題目,叫“赤壁懷古”。我們以前講的詞都是只有牌調沒有標題,因為詞在早期只是歌筵酒席間流行的歌曲,并不是作者有了某個主題或某種思想和情意然后才寫出來有心要抒情言志的作品。它的思想情意是不重要的,所以就沒有標題。蘇東坡在詞的內容方面有拓展,把詞“詩化”了,所以他的有些詞是有題的,這一首的標題就叫《赤壁懷古》。蘇東坡在密州時寫過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獵》。寫了這首詞之后,他在給一個朋友的信里說,他寫的詞跟柳永的詞不同,他是自成一家,別有一種風格。此外,后來也有很多人批評過蘇東坡的詞,像胡寅在《酒邊詞·序》里就曾說:“眉山蘇氏,一洗綺羅薌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大江東去”這首詞就可以做蘇東坡“一洗綺羅薌澤之態”的這一類詞的代表。晚唐五代的詞,像溫庭筠所寫的“小山重疊金明滅,鬢云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那真是綺羅薌澤,寫的都是閨房兒女。可是你看人家蘇東坡,開口便自不凡:“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我們以前曾經說過,晚唐五代的時候也有一個作者在風格方面有所開拓,那就是李后主。溫飛卿、韋莊他們所寫的都是閨閣兒女,可是李后主在亡國以后所寫的是人生的長恨,是對無常的哀感。而且李后主的用情是一往無回——他把感情投注進去就不出來。蘇東坡則不然,他進去以后還能夠再跳出來。現在我就把他們兩個做個比較。蘇東坡說是“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李后主說是“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大家都寫了江水的東流,這不同在哪里?李后主的“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是從他個人的哀感體會到整個人類人生的哀感,盡管是所有人的人生,但那是所有的人之中每一個個體生命的無常哀感。“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也是寫無常的哀感,那“往事”,也是每一個人的往事。蘇東坡不是,蘇東坡的“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有一種超然的旁觀的味道,有一種史感。他站在江邊,看著那江水向東流去,就想到,古往今來有多少風流人物,有多少盛衰興亡,都在這江水的滔滔滾滾之中消失了。蘇東坡是透過歷史來看這些盛衰興亡,所以他的氣魄顯得更大。我還要說一說“風流”兩個字。現在有很多人把這兩個字用得很狹隘,很卑下,當作一種很不好的意思。可是古人所說的“風流”不是這樣的意思,那是“如風之行,如水之流”。你看,風行水流,那是多么自然多么浪漫的一種表現!那是一種動態。所謂“風流人物”,是指那些有才氣的、富于感發之意興的人。“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表現了蘇東坡的曠觀和史觀,而他是經過挫辱之后,被貶官到黃州之后,才說出這樣的話來。所以我們說,李后主是一直進去不出來的,而蘇東坡是進去之后再出來的。蘇東坡回顧了當年發生在赤壁的那一場戰爭,所以他的題目就叫《赤壁懷古》。赤壁在哪兒呢?赤壁是山名,有四個地方都叫這個名字,而且都是在湖北省。第一個在嘉魚縣,就是當年周瑜破曹的地方;第二個在黃岡縣,就是宋朝的黃州——蘇東坡被貶去做團練副使的地方;第三個在武昌縣;第四個在漢陽縣。當年,曹操帶領號稱八十萬的大軍跟孫權、劉備的聯軍作戰,孫權這邊帶兵的人是周瑜(周公瑾),劉備那邊派來的是諸葛亮。當時曹操是五十四歲,周瑜是三十四歲,諸葛亮只有二十八歲。蘇軾說“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那么,曹操、孫權、劉備、周瑜、諸葛亮就都在他的筆下了。當時,火燒戰船,赤壁鏖兵,那是多么大的戰爭場面,那是一場多么慘烈的爭奪!蘇東坡在《前赤壁賦》里說,曹孟德“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現在剩下的只有“江上之清風”和“山間之明月”了。當時曾經為那些得失成敗競爭得那么厲害,可是現在依然存在的就只有大江中那洶涌的波濤,因此,你又何必把你個人的得失、榮辱、利害看得那么重要呢?“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寫得是那樣超然,其實里邊卻有相當的悲感,那是透過悲感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曠觀和史觀。我們剛才比較了蘇東坡和李后主,說他們兩個人對感情處理的態度不一樣。李后主是入而不返;蘇東坡是能入能出。現在,我們還要比較他們兩個人的寫作方法。李后主那首“春花秋月何時了”是怎么寫的呢?“春花秋月何時了”是永恒;“往事知多少”是無常。“小樓昨夜又東風”是永恒;“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是無常。“雕欄玉砌應猶在”是永恒;“只是朱顏改”是無常。通過這三對永恒和無常的對比,最后他歸結到“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我們再看他的“林花謝了春紅”那一首,他是從“林花”寫起的: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這首詞的寫法是從小到大,由微而著,也是對于無常的悲慨。那蘇東坡的“大江東去”是怎么寫的呢?現在我們來看他這首詞。“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是一個大場面;“故壘西邊”是地點;“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是由大鏡頭拉到特寫。這幾句是從大場面到地點到點出人物。然后,他把大場面再加以特寫:“亂石崩云,驚濤裂岸,卷起千堆雪”是對景物分鏡頭的細寫。下面“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一時多少豪杰”——又回到了人,而這人又是泛寫。下邊“遙想公瑾當年”又集中到一個人的小的特寫。所以,這首詞的寫法是從大到小,從地到人,從大鏡頭的泛寫到特寫,從特寫到泛寫,再從泛寫到特寫。可見,蘇東坡的詞變化更多,而李后主由于寫的是小詞,所以比較緊湊,比較單純。蘇東坡的詞變化很多的不僅是這一首,他在很多首詞里都能夠把大小的、歷史的、個人的情事,以及入的悲感、出的超曠,多方面地結合起來寫。我們上次看的他在黃州寫的那首《滿庭芳》轉折變化就很多。在那首詞里,他從悲感到曠達,然后再悲感,再到曠達,把個人的悲感和歷史的、哲學的曠觀結合到一起了。這是他的一種修養。好,我們就講到這里。
上一節我們把蘇東坡和李后主作了一個對比。李后主寫了“林花謝了春紅”,寫了“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王國維說他“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我們以前也曾經講過,說中國的抒情詩歌里邊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種感發的生命,而這種感發的生命有大小、深淺、厚薄的不同。一個作家能否把這種感發的生命寫得深厚博大,有兩種不同的因素。一個是看你對人生體認的深淺;一個是看你能否與大自然融會,與大自然合而為一。在晚唐五代的作者里邊,李后主的詞在境界上是有所開拓的,因為他從自己破國亡家的悲苦之中寫出了眾生無常的哀感,這就是王國維說他“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的原因。李后主是以他個人深情銳感的內心負擔了所有眾生的無常的悲苦,是把所有的苦難加在他自己一個人的心上,所以他入而不出,往而不返,顯得非常沉重。蘇東坡則不然了,他能夠通古今而觀之。我以前講詩的時候說過,中國的詩人里面,還有一個人有這種史觀和曠觀的人,那就是唐朝的劉禹錫。劉禹錫喜歡寫詠史懷古的詩篇,他能夠對盛衰、得失、成敗有一種超然的、通達的看法。凡是有這種看法的人,都能夠把個人的得失、成敗和榮辱放開,能夠讓歷史上的人物跟他分擔他的這種感慨和悲苦。因為在歷史上,經歷過盛衰、成敗、榮辱這種種變化的并不只是我一個人,誰沒有經歷過這些事情呢?其實,歷史上很多有持守、有修養的人都有這種達觀的看法。像陶淵明所寫的“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就是對榮辱的一種達觀的看法。“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也是如此:當初的那些得失、成敗或榮辱,現在不是完全被這江水沖洗過去了嗎?那么,像這樣的看法會不會引起人們的誤會,以為這樣豈不就消極了?豈不就萎靡頹廢了?不是的,所以我才特別提出過一點要大家分辨清楚。那就是,這種通達的曠觀與那種黑白不分、麻木不仁的情緒是不一樣的。蘇東坡說學佛老就可以“應萬物之變”,就是說,無論在什么挫折苦難之中,他都能夠有一個應對的方法和態度,有自己的一個持守,從而能夠站住腳,不被挫折和苦難所打倒。而那通達的看法,正是完成這種修養建立這種持守所必不可少的一個因素。所以天下有很多事情看起來相反,其實是相成的。我的老師顧隨先生寫過這樣幾句詩,他說:“無生法忍眾生渡。”又說:“知足更勵前,知止以不止。”所謂“無生法忍眾生渡”就是說,那堅忍的佛法本來是讓你把一切生的欲念都消除,可是你學習它的目的卻是要達到一個普渡眾生的愿望。“知足更勵前,知止以不止”是說,能夠知足,然后才能努力向前;有所不為,然后才能夠有所為。如果你在物欲方面知足,你就能在精神上,在思想品格方面有所進取;你自己找一個立足之處,你才能夠不隨波逐流,不望風披靡。蘇東坡就是有這種修養的一個人,不過他和陶淵明有一點點不同。陶淵明是把他的悲苦溶解了,但那悲苦仍然在。而蘇東坡呢?有的時候他把悲苦的重擔一下子擺脫,跳了出去。所以,超曠雖然是蘇東坡的好處,可是有時候他擺脫得太容易了,就不免有一點兒率意的地方。
蘇東坡的這首《念奴嬌》有很大的開闔變化。他從大的景物寫到特寫景物的鏡頭,從人寫到景,而且不只是一次的變化,是從人到景,從景到人,從泛寫到特寫,又從特寫到泛寫,有一種住復的騰擲和呼應。這就跟柳永的章法不同。我曾經說過,寫長調就需要鋪陳。鋪陳當然要有一個鋪陳的辦法,可是每個人鋪陳的辦法都不一樣。像柳永的“扁舟一葉,乘興離江渚。渡萬壑千巖,越溪深處”,那是平鋪直敘,一步一步向前進的。蘇東坡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他在章法上的開闔變化。“大江東去”這個形象表現了一種空間的廣遠。所謂“黃河之水天上來”,長江之水也是如此。你看不到它有一個起源的地方,只看到它從天地的盡頭滾滾而來,又向那東方的地平線上滔滔而去。這本來表現了空間上的一種高遠和博大,但當他接下來寫“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時候,這滔滔滾滾的長江水,就不只是空間地理位置上的流水,同時也是時間上的流水了。“浪淘盡”,這好像是說都已經沖洗完了,可是你看,他接著馬上又把它提了起來:“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就是說,縱然三國時代那些風流人物都不在了,但是他們當年建立豐功偉業的那些往事,卻常常存留在我們后人的心頭,何況,他們還留下了這些能夠使我們的情懷激勵奮發的古跡。這種寫法也是蘇東坡的一種開闔變化。還有一點很值得注意,就是蘇東坡這個人有一種很強烈的自我意味,他常常借古人的酒杯來澆自己的塊壘。像這首《念奴嬌》里就有“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我”出現了;還有他的一首《永遇樂》里有“異時對,黃樓夜景,為余浩嘆”,“余”,也是“我”。這看起來好像是一個矛盾:你既然把一切都看開了,把得失榮辱都超越了,你怎么還有這么強烈的自我意識?其實,這二者正好是相反相成的。歷史上那些能夠超然于世俗的得失榮辱、成敗利害之外的人物,他們必然對自己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有一種真切的認識。陶淵明如此,蘇東坡也如此。所以這也是我們欣賞東坡詞時應該認識的一點。
我們接著看下面:“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蘇東坡在《東坡雜記》中說:“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相傳云曹公敗所,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山麓”就是山腳,“斗”是忽然間。他說,在黃州西邊一點的地方,山崖一下子就插到江水里邊去,那里的山石都是紅色的,人們傳說這里就是周瑜破曹操的地方——赤壁,但也有人說不是。因為據考證,周瑜破曹操是在嘉魚縣的赤壁。可是下面他接著說:“時曹公敗歸華容路……今赤壁少西對岸即華容鎮,庶幾是也。”你看,這又是蘇東坡的另外一種口吻。“庶幾”就是大概、也許。當初曹操失敗時是從華容道逃走的,那么,現在這個赤壁西邊一點兒的對岸就叫華容鎮,也許就是當年那個地方吧?但接著他又說了:“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可見,蘇東坡自己并沒有肯定這個赤壁就是當年破曹的地方,所以才用了“人道是”這三個字。如果你根據這首詞說蘇東坡這個人搞錯了,不符合歷史考證的科學,那就是你不了解蘇東坡的科學。有一個很有名的故事我還沒有講。蘇東坡當年到汴京參加考試的時候,歐陽修出了一個題目叫《刑賞忠厚之至論》,意思是,無論你懲罰還是獎賞一個人,都要存心忠厚才可以。于是蘇東坡就寫道:“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皋陶”的“陶”字念yáo,不念táo,他是堯舜那個時代的一個執法官員。蘇東坡說,在堯的時候,有人犯法了。皋陶執法很嚴,一定要把這個人殺死,他堅持了好幾次說應該殺;而堯是一個仁慈的君主,他想把這個人赦免,所以也堅持了好幾次說應該宥。蘇東坡用這樣一個典故的意思是:不要隨便殺人,只要有可以原諒的地方就應該盡量地原諒。當你要殺一個人的時候,也應該想到這個人是不是可以赦,如果這個人實在是萬惡不可赦,那時候再殺,則你雖然施了刑,也不失為忠厚。蘇東坡的議論是對的。由于這篇文章寫得很好,歐陽修把他取中了第二名。可是,“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的事情不見于古書經典的記錄,歐陽修也不知道出處。歐陽修想,這個年輕人文章寫得這么好,讀書一定很多,想必是他知道我不知道。后來蘇東坡去見歐陽修的時候,歐陽修就問他說,你的文章寫得很好,只是這兩句話不知出于何處?蘇東坡回答得很妙,他說:“想當然耳。”這又是蘇東坡的一個特色——不拘執。這不拘執之中既有他的長處,也有他的缺點。因為這固然使他超曠、灑脫,但有的時候就未免率意。就是說,隨隨便便一馬虎就過去了。那么,我們就要注意蘇東坡在這里所用的口氣,他是說,“人道是”。他在黃州還寫了《赤壁賦》,他說:“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用的都不是確定的口氣。所以,蘇東坡自己是有一個分寸的,他并沒有弄錯。他也知道這可能并不是當年的赤壁,可是他要用。為什么要用?這就是古人所說的,找個好題目來做詩呀!你要是把這地方認作當年的赤壁,你就可以大大地發揮一番,可以借古人的酒杯來澆自己的塊壘。你們看,這就是蘇東坡。
黃州的赤壁雖然不是當年曹操兵敗之處,可也有一些古代用兵時堆筑戰壘的遺跡,就是所謂“故壘”。“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這里就有他的重點了,他特別提出來的是周郎,是三國周郎的赤壁。這很妙。他這首詞是飛揚騰擲,開闔變化,用了很多的對比。剛才他說“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好像是什么都不存在了;可他現在又說“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這故壘還存在。那就是說,雖然周郎已經死去了,雖然浪淘盡了千古風流人物,可是當年的往事、周郎的豐功偉業,到今天還在感動著一些人。當“浪淘盡”以后,這里還有“故壘”猶存,這是一個對比。其實,三國時代的風流人物很多,孫權、劉備、曹操、諸葛亮、周瑜、關羽、張飛,哪一個不是風流人物?為什么只突出一個周瑜?因為,在赤壁之戰中,勝利一方主要的帶兵人物就是周瑜,赤壁也就被歸屬于周瑜,成了“三國周郎赤壁”。如果你到中國去旅游就會知道,很多地方的山水都結合有歷史人物的故事。一個人要是對國家和民族有某種成就和建樹,就能夠千古流傳。孟浩然有一首詩說:“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羊公指晉朝的羊祜,他鎮守襄陽的時候很有政績,死后人們在峴山為他建碑立廟,那碑就叫“墮淚碑”。在這兩句的前邊,孟浩然還說:“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所以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因為在你行萬里路的時候,你處處都可以看到那“江山留勝跡”,而那些“勝跡”對后世的人起著一種激勵的作用。周郎在赤壁立過功,那么這赤壁就屬于周郎了。王安石被罷相之后回到金陵閑居,他的門前有個土墩叫“謝公墩”,因為相傳東晉的謝安在這里住過。謝安字安石,是東晉的宰相。前秦苻堅來侵略東晉,謝安運籌帷幄,派他自己家族的晚輩去帶兵,淝水一戰打敗了苻堅,保全了東晉。謝安在歷史上是受到贊美的,所以大家就紀念他。一個土墩,僅僅因為謝安在這里住過,就被稱為謝公墩——這個墩就屬于謝安了。可是現在王安石到這里來住了,他就寫了一首詩說:“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名字尚隨公。”他說,我的名和你的字偶然相同,在我的屋子窗前就能看見你的這個墩,可是你現在已經不在了,那么這個墩的名字為什么還叫謝公墩呢?不是應該叫王公墩了嗎?古人在讀書之中自有一種樂趣,他們可以跟千古以上的人來往、開玩笑,就像是當面說笑一樣。
“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是從泛寫到特寫,從景物大江到人物;下邊“亂石崩云,驚濤裂岸,卷起千堆雪”就從人又到了景。但這個景不是剛才“大江東去”那種遠的大鏡頭,而是逼近來的鏡頭了。這兩句,各版本不同。有的是“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你要是比較一下,就會發現它們各有長短。“崩云”寫得更有美感,更有變化;而“穿空”則顯示了一種直接的、強勁的力量。“拍岸”的“拍”是個比較常見的字眼;“裂岸”的“裂”寫得十分有力。所以如果是“亂石穿空”,就要“驚濤拍岸”;如果是“亂石崩云”,就要“驚濤裂岸”。因為如果一個力量很大了,那么另一個就要緩和一點兒。鄭騫先生所選擇的是“亂石崩云,驚濤裂岸”,他選擇得很好。“崩云”比“穿空”更曲折、更形象化:“穿空”只是說山石很尖,穿入空中;“崩云”是說,亂石打到空中,震得天上的云彩都散開了。“驚濤裂岸”是說那大的波濤好像把山石的岸都要打得裂了開來。“千堆雪”三個字寫得也很好,那澎湃的怒濤打在山石上邊,真的是一團團、一堆堆的,像白雪一樣。蘇東坡這首詞在敘述上很有開闔變化,在寫了這些之后,他就用“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收住,這是前片的一個總結。“江山如畫”,是把小鏡頭推遠,又成了一個大鏡頭。古人形容美的東西有時候把真的說成是假的,這是中國的一個習慣。宋徽宗有一首詞描寫杏花說,“裁剪冰綃,輕疊數重”,他把真花說成是透明的絲綢做的假花,說它和假花一樣地美。修辭上所謂“逼真”,所謂“如畫”,都是這個意思,所以他說“江山如畫”。要是你問“江山如畫”到底像哪幅畫,那就是癡人面前說不得夢了也。他既然說如畫,你對中國山水畫的概念就會出現在腦子里邊。在你的印象之中最美麗的那一幅畫,那就是“江山如畫”。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這是對前片人和景的一個總的結束。
我們已經講完了《念奴嬌》的上半闋。在講下半闋之前,我先要講我們應該取怎樣的欣賞角度來看這下半闋詞。我上次已經談到過這首詞的章法,它有景物,也有人物;有泛寫,也有特寫,這些內容交互錯綜地結合得很好。“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這兩句的景物和人物都是泛寫;“故壘西邊”,這景物就縮小了;“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就把景物跟一個特定的人物慢慢地結合起來。既然已經點出主題,那么下面就來描寫這赤壁。我上次已經講了“亂石崩云,驚濤裂岸,卷起千堆雪”,但也許講得還不夠仔細。因為“亂石崩云”這句話可能會引起另外一種解釋的聯想。“崩”當然是裂開的意思,有人就認為,這是說那一堆堆紊亂的石塊就像是裂開的云。如果只看這一句,這樣解釋也不錯,但這一句不是獨立的,它的下邊是“驚濤裂岸”。其中,“驚濤”是主詞,“裂”是動詞,“岸”是受事的賓語。“亂石崩云”和“驚濤裂岸”是對句,所以也是同樣的句法:“亂石”是主詞,“崩”是動詞,“云”是受事的賓語。這句的意思是說那些雜亂的山石很高,很尖銳,好像要把天上的云彩都穿裂了。這幾句景物寫得十分真切,使用的形容詞和動詞如“亂”、“驚”、“崩”、“裂”都非常有力量。下面“江山如畫”是歸納起來的一個總寫。從“千古風流人物”到“一時多少豪杰”,這時間就從千古來到一時,而這“一時”就指的是赤壁當年了。你們看,蘇東坡在豪放之中有多么細膩的章法層次!集中到一時之后,他就突出了一個人物,那就是:“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處,檣櫓灰飛煙滅。”大家可以看到他的上片與下片之間章法上的呼應。他從千古寫到一時,然而那一時之間的豪杰也不只一個,劉備、孫權、諸葛亮、周瑜、曹操都稱得上是一時豪杰。在這些豪杰之中,他又突出了一個周瑜。
我曾經屢次地說,我們欣賞不同詞人的不同風格,要選取不同的角度。不然的話,你用欣賞柳永的角度來看蘇東坡,你怎么樣也看他不對;你用欣賞蘇東坡的眼光去看柳永,你也覺得他怎么樣都不對。不僅如此。即使是同一個作者的不同作品,你也要用不同的欣賞角度和眼光來看才可以。上個禮拜我在五一三的班上講了嵇康的《贈秀才入軍》那幾首詩,我曾經提到嵇康的特色就在他的氣勢和口吻。比如他說,“仰落驚鴻,俯引淵魚”——我抬頭就抓住一只高飛的鴻鳥,我俯身就捉來一條水里的游魚。說得多么輕易!有一類作者——差不多都是有才氣的作者——在寫作時常常有這樣的氣勢和口吻。曹子建說:“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左思說:“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我們還沒有講到李太白,李太白也是如此。他說“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凈胡沙。”謝安石就是東晉的宰相謝安,李白說,你只要能夠起用在東山隱居過的像謝安石那樣有才干的人——李白指的是自己——他不用費力氣,在談笑之間就能把北方的胡虜都給你平定了。你看,這就是有才氣之人的口吻,他說什么事情都是這樣容易,這樣有氣勢,這樣自負不凡。但是我在講馮正中的詞和阮嗣宗的詩時,則曾經盡量地發揮。因為他們都是用很少的字句寫了非常深微幽隱的情意。他們的兩句詞或兩句詩可以講上半天,那是因為確實有很多情意蘊藏在里邊。所以在欣賞那一類詩詞的時候,就需要細心地吟誦體味。比較豪放的這一類詞人則不同,他往往用一排或者一組字句來造成某一種氣勢,這就需要選取不同的角度來欣賞。像“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處,檣櫓灰飛煙滅”,這幾句詞沒有什么好講的,一念就明白了。周瑜二十多歲就在東吳仕宦,有了很高的地位。他才華過人,而且很年輕,大家都以“周郎”呼之,由此你可以想見他的風采。東吳喬玄有兩個女兒——大喬和小喬,大喬嫁給孫策,小喬就嫁給了周瑜。孫策和周瑜都是一時的英雄人物,而大喬小喬則是東吳最有名的兩個美女,英雄美人相得益彰。你想,天下難道還有比這更美好的事情嗎?這就是他所要寫的那種氣勢和那種感受。我記得以前講韋莊的“滿樓紅袖招”時,曾經引過王國維的幾句詞。他說“六郡良家最少年,戎裝駿馬照山川,閑拋金彈落飛鳶”。他寫了有這樣好身手的一個青年,而且還得到了美人的欣賞。“何處高樓無可醉,誰家紅袖不相憐”,人生最幸福美好、最風流浪漫的事情,莫過于此了,“人間爭信有華顛”。“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蘇東坡遙想周瑜新婚燕爾,少年得意的時候。那時周瑜是什么樣子?是“雄姿英發”,“羽扇綸巾”。你看,這樣的詞與那種深微幽隱的詞是不一樣的,你一看就覺得這真是好,這真是人世間最美好的事情。“英發”兩個字用得很好,而且這兩個字不是泛指。《三國志》里邊講,東吳的人稱贊周瑜,就是用“英發”兩個字來形容他的。“英”本來是草木的花,是最有光彩的那一部分。凡是有光彩的、杰出的,在眾人之中你一眼就能看見的那就是“英”。“英發”就是一種生命的勃發。“姿”不光是指容貌,它是指一種風姿儀態。一座木雕泥塑,盡管五官塑得很好看,但那不是風姿。風姿里還包括眉目表情和行動言談。那么周公瑾當年是怎樣地“雄姿英發”呢?下邊他又給你一個更切實一些的形容,是“羽扇綸巾”。“羽扇綸巾”是什么?大家往往以為“羽扇綸巾”指的就是諸葛亮,這成了一個習慣。因為我們看了不少中國的京戲,周瑜出場是不拿羽扇的,他是雉尾小生,頭上有兩根長長的雉尾;諸葛亮上場則總是穿著道袍,拿著一把羽毛扇子。而且“一時多少豪杰”里邊就既有周瑜也有諸葛亮,詩詞是可以多義的,那么這里怎么就不可以是諸葛亮呢?這種說法聽起來也很有道理,其實完全是一種錯誤。因為蘇東坡在這首詞的前半首就說了:“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我以前也曾經講過,如果你想要給人一種感發的力量,那么,盡管你的詩詞里用了很多形象,但所有這些形象都要引向同一個方向,要有一個重點,這樣才能增強你那感發的力量。“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是從泛寫到集中,他這首詞是要集中來寫周郎的,這是他的中心。我這只是從詩詞的感受來講的,如果“羽扇綸巾”是寫諸葛亮,那么在章法上就顯得雜亂破碎。鄭騫先生則更用歷史的典故來加以證明。他說,《晉書·顧榮傳》有“榮討陳敏,麾以羽扇,敏眾潰散”,《晉書·謝萬傳》上則說謝萬“著白綸巾”。“綸”字在這里念ɡuān不念lún。“綸巾”是古代男子頭上所戴的絲巾,是一種便服,一般是青色的,也有紫色的,有時也有上面間雜著白紋的,叫白綸巾。謝萬就戴白綸巾。那是三國兩晉時名士們常用的服飾,不但文士如此,武將也是如此。后來,“羽扇綸巾”就用以形容人的輕便灑脫。你要是寫一個武將,習慣上老是把他想象得像張飛一樣,臉黑得像鍋底,其實不盡如此的。像周郎這樣年少風流的人物,就有一種文士跟武將結合起來的儒將風度。我們在其他人詞中也可以找到一些證明,證明“羽扇綸巾”是可以用來形容周瑜的。南宋有一個詞人叫張孝祥,他填的一首《水調歌頭》里就有這樣一句:“一吊周郎羽扇,尚想曹公橫槊,興廢兩悠悠。”“吊”就是憑吊遺跡。這里,他說的是周郎羽扇,而不是諸葛亮羽扇。此外,有一本寫地理方志的書叫《輿地紀勝》,那上邊也有一句:“揮扇岸巾,想公瑾當年之銳。”也是說戴著便服的帽子,手揮羽扇來指揮軍隊。可見,“羽扇綸巾”說的一定是周瑜而不是諸葛亮。否則,在“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之后出來個諸葛亮,那像什么話呢?沒有那種章法。“談笑處,檣櫓灰飛煙滅”寫的是什么?寫的是那種瀟灑——在兩軍決定生死勝負的時候一點兒也不緊張,所謂“綽有馀裕”。一個人只能提起三十斤重的東西,給他一把四十斤重的刀他是舞不動的,因為他的力量不夠;但如果給他一把二十斤重的刀,他就可以揮舞如風,這就叫綽有馀裕。就是說,無論做什么事情,你要做到十分,就需要有十二分的才學和能力,做的時候才能夠顯得瀟灑自如,綽有馀裕。古人寫打仗有不同的寫法,有的寫得很悲慘。像杜甫的《悲青坂》說“青是烽煙白是骨”;《悲陳陶》說“孟冬十郡良家子,血做陳陶澤中水”,又說“群胡歸來血洗箭”。戰爭鮮血淋淋,是多么悲慘的事情!蘇東坡寫東西很少用杜甫那種艱難的、困苦的、鮮血淋漓的字樣,他總是瀟酒的、超曠的、自然的。這是兩個人風格的不同。談笑之間,敵人的戰船檣櫓就已經灰飛煙滅了。這里的版本有不同,有的是“強虜”,古人泛稱敵人為敵虜,強虜者,強敵也。在談笑之間就使得強敵灰飛煙滅這也不錯,可是我覺得用“檣櫓”更好,因為當時是用火攻燒毀了曹軍的戰船,所以是“檣櫓灰飛煙滅”。赤壁一場大戰,只用“檣櫓灰飛煙滅”六個字就寫完了,這真是蘇東坡的風格!他才華過人,所以舉重若輕,天下的事情到了他的眼中手中都變得很容易。
蘇東坡寫赤壁懷古,憑吊周公瑾當年建立的這一番功業,可是他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寫周公瑾嗎?我們已經講過了蘇東坡的生平,你一定要了解蘇東坡是在什么樣的心情和環境下寫的這首詞,你才真正能夠知道他這首詞感發力量的重點是在哪里。以蘇東坡的才氣和志意,二十一歲就考中了進士的第二名,他給朝廷上了很多篇策論,提了很多建議,那真是有非常遠大的抱負和理想。可是,他經過了好幾次挫折,在九死一生之后被貶官來到了黃州。人家周公瑾娶到美麗的妻子,建立了這么一番功業,人生美好的事情已經莫過于此。可他蘇東坡呢?已經快要五十歲了,“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大半輩子都消磨了,他完成了什么事業呢?所以他下面接下來一轉,才轉到這首詞真正的悲慨處。讀蘇東坡的詞,不懂他豪放的一面不對,只看他豪放的一面也不對,要看他是怎樣把悲慨和豪放結合起來的。“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這里鄭騫先生有個注解我不同意。鄭先生說,“多情”是蘇東坡自謂其亡妻。蘇東坡的原配王氏很早就死了,他后來的續弦還是王氏,就是他第一個夫人的堂妹。蘇東坡時常懷念他的第一個夫人,他有一首悼亡的詞“十年生死兩茫茫”,就是懷念這位王氏的作品。王氏死后就埋葬在蘇東坡的故鄉四川眉山。所以鄭騫先生認為,“故國”就是指眉山,“多情”是妻子王氏的代名詞。蘇東坡說,人家周公瑾那么年少就建立了這一番功業,我的妻子要是死而有知就會笑我,說我什么都沒有完成就長了這一頭的白頭發。我認為這樣解釋是不對的。一首詞總要有一個主題,有它的感發生命進行的一條線索。蘇東坡從“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到“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處,檣櫓灰飛煙滅”一直都是寫的周瑜,而且他這首詞的題目清清楚楚寫的是“赤壁懷古”,這個“故國”怎么會跑到眉山?這明明是周公瑾的故國,指的是赤壁呀!“故國神游”完全是接著周瑜寫下來的。這樣,這首詞才有一個主線的脈絡,它的感發的力量才是集中的、一致的。還有一種解釋是:周公瑾的英魂如果死而有知,來到赤壁,看到我蘇子瞻,一定會笑我徒然多情——有這么多的志意和這么多的理想卻什么都沒有完成,現在已經是滿頭白發了。“多情應笑我”是倒裝的句法,應該是“應笑我多情”。這是大家都用的一種解釋,《宋詞賞析》用的也是這個解釋。可是現在就有一個問題了。一般的版本都是把標點點在“多情應笑我”這里,然后才是“早生華發”。那么,“多情應笑我”講成“應笑我多情”就是非常可能的。但如果你仔細地看一看《念奴嬌》這個牌調的格律,這里的句讀不應是這樣點的,而應是“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這個停頓不是在“我”字的后邊,而是在“笑”字的后邊。
我個人以為,“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這個講法并不是很好。我以為蘇東坡還是承接著周瑜說下來的,是周瑜故國神游,是“他”多情應笑,是“我”早生華發。“多情”這個詞在這里對蘇東坡來說并不是很切合的。因此我以為“多情”應是指周瑜,據說周瑜對音樂的感受十分敏銳,別人彈起曲子,如果有一個音節彈得不對,周瑜就會看他一眼,所以人們傳說:“曲有誤,周郎顧。”那么,以周瑜這樣敏銳善感的人如果死而有知,必也仍然是多情的,他大概不會把蘇東坡看成一個陌生人。所以他“多情應笑”,笑什么?——“我早生華發”。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
“我早生華發”這五個字之中有很深的悲慨。但蘇東坡的詞總是把超曠和悲慨結合在一起的,所以他在說了“我早生華發”之后馬上就從悲慨中跳出來說:“人間如夢——”這就是蘇東坡!他說我現在已經看破了,人生的得失成敗和榮辱算得了什么?當年的周公瑾現在不是也“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了嗎?這一句“人間如夢”表現了蘇東坡的曠觀和史觀,并且打回到這首詞的開端:“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不是嗎,當年的赤壁之戰,不也像一場夢一樣地過去了嗎?所以“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樽”是盛酒的酒杯。“酹”是以酒酹地。古時候是要祭祀鬼神的,鬼神不能夠飲酒,祭祀的時候得拿起酒杯把酒灑在地上,這就叫“酹”。但蘇東坡現在不是把酒灑到地上,他是“一樽還酹江月”——灑給那江上的明月。這說得很好,悲慨和超曠都結合起來了。蘇東坡在黃州還寫過《前赤壁賦》,那里邊說,他和他的朋友泛舟游于赤壁之下,他的朋友說,這里不是當年曹孟德被周郎打敗的地方嗎?曹孟德固一世之雄也,但是現在在哪里呢?這話說得真是很悲慨。于是蘇東坡就安慰他的朋友說:“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又說:“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大自然供給人們欣賞的景物是無窮的,它給人們的啟發也是無窮的。我的老師以前就講過,說要使詩歌的生命擴大有兩個途徑。一個是人事的擴大,就是說,你的關懷面越廣,你的作品之生命就越豐富,越博大,越深厚。杜甫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為他把整個時代的血淚,把整個國家民族的悲哀都寫到他的詩里邊去了。另一個途徑是對大自然的融入,你融入自然,你和宇宙同樣廣大,你的作品的生命自然也就大了。就如蘇東坡所說的,我們都可以安然地享受這江上之清風和山間之明月,你又何必拘執于曹孟德之“而今安在”呢?這是蘇東坡在《前赤壁賦》里所表達的一種思想,在這里是可以互相印證的。我們還可以用李太白的一首詩來做一個參考,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首詩——《花間獨酌》。李太白說:“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你看,這是多么灑脫!如果你老是想著獨酌無相親,那你就越想越悲哀,越想越孤寂。可人家李太白舉杯邀明月,對影就成三人。最后他說:“永結無情游,相期邈云漢。”“游”不光是游山玩水的游,也是交游的游。李太白說得多么好:我不是沒有人間的真正的朋友嗎,那么我就和天上那無情的明月永遠結成最好的朋友。李太白在另一首詩里說:“相看兩不厭,唯有敬亭山。”——我喜歡看它,它也喜歡看我,我們兩個相互之間永遠也不厭倦,那是誰呢?唯有那敬亭山。這是一種感情的投注。所以蘇東坡在“人間如夢”之后,就“一樽還酹江月”——我就把一杯酒灑在那波心的明月之中。寫到這里,悲慨和超曠就完全都結合到一起了。
這是蘇東坡很有名的一首詞,大家常常把它當作蘇東坡豪放詞的代表。宋人的筆記記載有這樣一個故事,說是有一次蘇東坡問他的朋友:“我的詞比柳七郎的如何?”七郎就是柳永,他的大排行行七。他的朋友回答說:“柳七郎的詞應該由十七八的妙齡少女手拿紅色象牙拍板打著拍子唱他的‘曉風殘月’;東坡居士你的詞應該由關西大漢手拿鐵綽板唱你那‘大江東去’。”你看,這首詞就是這樣豪放雄偉。這首詞的牌調本來叫作《念奴嬌》,但是自從蘇東坡寫了這首詞,它的第一句是“大江東去”,這《念奴嬌》的牌調從此就有了一個別名,有人再填這個牌調就不叫《念奴嬌》而叫《大江東去》了。由此也可以看到蘇東坡這首詞當年曾經盛傳一時。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里。
人們常常把詞分為婉約的一派和豪放的一派。蘇東坡詞里所用的形象和敘述的口吻都有開闊博大的氣象,所以他的大部分詞屬于豪放派的風格。可是清代的詞學批評家周濟在他的《介存齋論詞雜著》里卻說:“人賞東坡粗豪,吾賞東坡韶秀。韶秀是東坡佳處,粗豪則病也。”豪放是好的,可是豪放得太粗率、太隨便,那就是缺點了。如果你看一看蘇東坡的全集就會發現,蘇東坡偶爾有一些詞寫得就比較粗率。那是因為,蘇東坡這個人才氣太大了,不用怎么想就一下子脫口而出,有時就難免有率意的地方。蘇東坡偶爾是有這種缺點的。所以周濟說他“粗豪”。但蘇東坡還有一類詞是“韶秀”的。“韶”本來是一種音樂,在這里的意思是非常清麗而秀美。周濟說這才是蘇東坡的好處。現在我們就來看他的一首《永遇樂》,這首詞表現了蘇東坡細膩婉轉的這一面,一般人不太注意這首詞。
《永遇樂》的“樂”字有兩個讀音:lè和yuè。應該讀哪個音呢?當然,最好我們能夠知道調名的緣起,但是有的調名我們已經很難考察到它的來由,這時候我們就要查一本書。清朝有一個詞人名叫萬樹,字紅友。他編了一本書叫《詞律》,專講詞的格律。《詞律》里邊詞調的順序是取詞調名的最后一個字按照韻目來編排的。去年我們講過詩的押韻。比如說,東、中、風、紅,這些字的韻母聲音念起來都差不多,它們是同一個韻目里邊的,這些字里邊的第一個字就成了這個韻的名字,例如這個韻的韻目就叫作“一東”的韻。又比如,陽、香、堂、長就是“七陽”的韻。每一個韻有一個韻目,每一個韻目里邊都有很多很多的字。在《詞律》中,《永遇樂》是被編在lè的韻里,所以它就念lè。還有一個詞牌叫《清平樂》,它被編到yuè的韻里,所以那個“樂”就念yuè。這是一種常識,我順便談談,也許你們將來會用得到。
《永遇樂》的下邊還有一個題目:“彭城夜宿燕子樓,夢盼盼,因作此詞。”彭城是現在的江蘇省銅山縣,古代屬于徐州的區劃之內。蘇東坡不是被貶官到過很多地方嗎?他曾經有一段時間被貶到徐州,來到彭城,有一天晚上就住在燕子樓里邊。燕子樓是什么地方呢?傅榦的東坡詞注解上說,唐朝有一個將軍名叫張建封,帶兵鎮守在徐州。關盼盼是徐州最美麗的一個女子,張建封娶了關盼盼做他的姬妾,讓她住在燕子樓里邊。張建封死后,關盼盼感念張建封對她的恩寵,立誓不再嫁給別人,后來她就絕食死去了。中國古代有很多這一類的故事,講姬妾感激主人對她們的恩愛,從而為主人殉節。像綠珠跳樓就也是這樣一個故事。這首詞的題目說蘇東坡有一天晚上也住在燕子樓,夢見了關盼盼,于是就寫了這首詞。但是蘇東坡的詞流傳的版本很多,有的版本上則說是夢后登燕子樓所作。版本不同,題目也不同。那么蘇東坡究竟是在燕子樓里邊做的夢呢?還是夢醒以后才登燕子樓呢?現在已不可考證,我們知道有這么兩種不同的說法就是了。好,那么他這首詞和這個夢究竟有什么關系呢?或者說,燕子樓與關盼盼有什么關系呢?我們就要看一看詞的本身是怎樣說的。我來念一下,大家要注意他所表現的細膩婉轉的風格。
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曲港跳魚(這個“跳”字一般都念去聲,可是在古代韻文里它讀平聲,念tiāo),圓荷瀉露,寂寞無人見。如鼓,錚然一葉,黯黯夢云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處,覺來小園行遍。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異時對,黃樓夜景,為余浩嘆。
這首詞從一開始,它的格律的本身就與《念奴嬌》不同。《念奴嬌》的一開始是:“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你一定要注意,開頭的這幾句都是單行的句子。這單行的句子和我們過去所講的單式和雙式的句法意思不同。單式和雙式是反映一個句子里邊的結構。比如五個字一句,它是二三的結構呢?還是三二的結構呢?如果最后一個音節是三個字,那么就是單式;如果最后一個音節是兩個字,那么就是雙式。現在我們要講的單行,是指句子在進行之間的變化。不是一句里邊結構的變化,而是句子跟句子之間怎樣連接。如果中間有對偶,那就不叫單行了,我們就把它叫駢行。駢的意思是兩馬并列。雙馬拉車,是一對的,所以是對偶。如果一直都沒有對句,而且字數的長短都不整齊,那就是單行。“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這就是單行。它里邊沒有任何兩句是對句,它是一口氣說下來的,氣勢奔騰,滔滔不已,造成了一種聲勢。可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永遇樂》就不同了。“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是對句。所謂對偶,要名詞和名詞相對,動詞和動詞相對,形容詞和形容詞相對。“明”和“好”是形容詞,“月”和“風”是名詞。“霜”是大自然的一個現象,“水”也是大自然中的一種東西。所以這兩句是對句,是兩個對偶的形容。“清景無限”是一個總結,是單句。“曲”和“圓”都是形容詞,“港”和“荷”都是名詞;“跳”和“瀉”是動詞,“魚”和“露”是名詞。“曲港跳魚,圓荷瀉露”,這又是兩個對句。“寂寞無人見”又是一個總結,是單句。“如”是寫敲鼓的聲音,“錚然”是寫干樹葉子發出的聲音;“三”和“一”都是數目字;“鼓”和“葉”都是名詞。“如三鼓,錚然一葉”又是兩個對句。“黯黯夢云驚斷”又是一個單句。所以你看,他這開頭的幾個句子,都是一駢一散、一駢一散這么形式整齊地寫下來的,而不是一口氣奔騰直下的。從聲音和口吻上,這就已經形成了細膩婉轉的風格。
當然了,寫詞實際上是填詞。這格律并不是蘇東坡自己造出來的,《念奴嬌》不管誰寫,開端都是單行的句子,《永遇樂》不管誰寫,開端都是駢偶的句子。可是你要知道,真正偉大的有天才的詞人,他可以打破形式,形式要聽他的話。我們在講《念奴嬌》的時候,曾經拿辛棄疾的詞來做比較。有的句子,蘇東坡的詞打破了格律,辛棄疾的詞卻符合格律。可是有的時候呢?情況恰好相反:辛棄疾的詞打破了格律,蘇東坡的詞卻符合格律。現在我們看辛棄疾的《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我們以后再仔細地講辛棄疾,現在只是拿這首詞作個參考。辛棄疾是個英雄,也是個詞人。他生在山東省,那時候山東省被敵人占領了,是淪陷區。辛棄疾是很忠義的,他逃出淪陷區,來到南方朝廷。他希望收復北方,光復家鄉,但一直沒有成功。當他老年的時候,有一次來到長江岸邊的京口北固亭。當年他從淪陷區逃出來就曾經過這個地方。現在他已經衰老了,他登上北固亭,借吟詠古代的歷史,來慨嘆他這一生英雄失意的悲哀。他寫的也是《永遇樂》,和蘇東坡這一首的詞調是一樣的。你看他開頭幾句是怎么寫的:“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這和蘇東坡那幾句在形式上是一樣的,都是四、四、四、四、四、五。但蘇東坡前后兩對四字句都是對偶的,辛棄疾則不是。所以在念的時候,你就不能像剛才念那首時那樣停頓。“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要一口氣念到底。這說明,英雄詞人他的精神氣魄之所在,不是形式可以完全限制住的。辛棄疾打破了駢行的句法,變成了散行的句法,詞的整體氣氛也就改變了。
以上是對形式的簡單介紹,下面我們接著講蘇東坡的《永遇樂》這首詞。對于寫景,究竟應該怎樣寫才算好,有不同的說法。有人認為,別人說過的話,你就不要再說,要弄一些比較新奇的字樣,寫得越不平凡越好。果真是如此嗎?并不完全如此。你看蘇東坡這首詞的開頭“明月如霜,好風如水”就并不新奇而是平凡的。所謂“化腐朽為新奇”,別人用得很頻繁,已經成了濫調的東西,你在用的時候只要把你的生命和感情加進去,它馬上也就有了生命,不再是一個死去的濫調了。所以,文學創作實在并沒有一個絕對的規律可以遵守。寫作并沒有一個絕對的、死板的規矩。你不能說,寫景都要不平凡才是好;但你也不能說,寫景平凡就是好。為寫作訂出一個教條來,這是最笨的辦法。創作在乎作者,你可以用新奇,也可以用腐朽,問題在于你創作時有沒有真正屬于你自己的一份感受。其實,古往今來的作家,很多人都是在平凡之中表現了不平凡。陶淵明的詩表面上看起來很平凡。像“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像“有風自南,翼彼新苗”,這都是非常平凡的話,可是他寫的時候,有他自己很清新的感受。別的事情可以自欺或者欺人,可是文學這東西,古人說過,要“修辭立其誠”——你自己本身的那種感受的生命一定要很真誠。我的一個朋友曾經說,臺灣的小說家白先勇的小說寫得非常好。為什么好呢?他說你看白先勇的小說里邊所寫的背景的景物,比如他寫陰天了,刮風了,下雨了,寫日本式的房子、古老的松樹、血紅的杜鵑花什么的,每一個景物都有一種象征的作用,與小說的主題是配合在一起的。他說大陸上的小說家,比如浩然的《艷陽天》里所寫的那些東西,就沒有這一份象征的作用,所以當然就不好了。可是我覺得這是屬于兩種不同的成就。白先勇所受的教育是西洋文學的教育,他走的就是這一條路子。浩然和白先勇的傳統是不同的,他的小說結合了中國舊小說和民間說唱文學的傳統。另外,白先勇是書院里邊長大的;而浩然只念過三年小學,他是在農村長大的。所以你們看浩然所寫的農村的景物,那不是象征,是他自己的生命和農村結合起來的那一份體驗和感受。最近,我還看到了另外一位小說家孫犁所寫的短篇小說集《白洋淀紀事》。白洋淀是河北省的一個地名,他所寫的是抗戰時期白洋淀里游擊隊的故事。他寫那些淳樸的農村青年,尤其是那些女孩子們,實在是有他自己真切的感受,他那些短小的景物描寫,不是學院派的人能夠寫出來的。他沒有文字上的雕琢,也不用象征的技巧,他寫景寫的是生命,是風景之中跟他自己的感情結合起來的那一部分生命。我承認白先勇的技巧是好的,可是我認為浩然的《艷陽天》和孫犁的《白洋淀紀事》同樣是好的。一定要說這個就是好,那個就是壞,那就太狹隘了。在詞里邊也是如此,那些新奇的描寫是好的;蘇東坡的“明月如霜,好風如水”看起來很平凡,但也是好的。為什么好?就因為他把他經驗中的一個感受寫出來了。夏天在屋里睡覺是比較悶熱的。當你半夜醒來到外邊散步,一陣涼風吹來,你的身上就像被清涼的水沖過,有一種涼爽的感覺,這就是“好風如水”。李太白說:“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月亮是潔白的、光明的。當夜深人靜之后你到外邊散步的時候,你就能看到從天上到地上的那一片光明,那就是“明月如霜”。所謂“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那種潔白光明的月色,在睡里夢里,在狹窄悶熱的房間里是看不到的。所以他說“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這里邊有一種突然之間發現了一片可愛的境界的欣喜的感覺。你突然之間就覺悟到,外邊的世界原來是這樣廣闊無邊,這樣清新美麗。“明月如霜,好風如水”,這是他夢醒之后來到室外的第一個感受,寫得很好。
但是,這頭兩句只是整體之中的一個最初的感受,是屬于最明白、最清晰、最簡單的那種感受。下邊他就要仔細地寫他在小園里散步所看到的一些東西。如果說“明月如霜,好風如水”兩句是平凡之中見新奇,那么“曲港跳魚,圓荷瀉露”兩句就真的是比較新奇了。我們上次講蘇東坡的“大江東去”,說他用字用得很好。像“亂石崩云,驚濤裂岸,卷起千堆雪”里邊的“崩云”、“裂岸”,用的字都非常有力量。而現在這曲港的“跳魚”,圓荷的“瀉露”,又寫得如此纖細,如此安靜。由此可見蘇東坡的描寫是無往而不自如的,無論是驚天動地的、開闊博大的,還是纖細幽微的,他同樣寫得非常好。法國的小說家莫泊桑年輕的時候和福樓拜通信,把他的小說給福樓拜看,福樓拜就給他回信說,你在敘述描寫的時候應該選擇最切當的那一個字,而不要用很多不相干的字。西方把福樓拜的這句話叫作“一語說”。“曲港跳魚,圓荷瀉露”就寫得非常好,那真是蘇東坡觀察體會之所得,把那靜夜之美真的寫出來了。他說在那彎曲的池岸邊,有小魚在跳,引起了水的微微波動;荷葉上的露珠越聚越大,骨碌一下子就從荷葉上落下去了。這時他醒來已久,看到這些美麗的景色,就恍然有了一種更深的覺悟。原來天地之間并不是沒有美好的東西,只是大家都在睡里夢里,沒有人能感受得到而已。所以這蘇東坡的詞就很妙,不但他的“人生如夢”之類是寫哲理,就是在他的景物感受之中,都有著一份哲理的體會。這是蘇東坡的一個特色。“寂寞無人見”,這里邊有很多的慨嘆。你要知道,他寫的并不是大自然的景物,里面還有一種幽微的體會,整個人生也有多少人是在昏天暗地的睡夢之中!
這首詞,蘇東坡用的是倒敘的筆法。他是什么時候看到的這“曲港跳魚,圓荷瀉露”的景色呢?這時候他才倒敘:“如三鼓,錚然一葉,黯黯夢云驚斷。”“如”兩個字特指夜晚敲的更鼓的聲音,出于《晉書·鄧攸傳》。那里面說:“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三鼓”就是三更天,是十一點到一點之間,這是夜正深的時候。更鼓的聲音把他從睡夢之中驚醒過來。醒來之后怎樣呢?他又聽到“錚然一葉”。“錚然”,有的版本是“鏗然”。鄭騫先生的《詞選》用的是“錚然”,他認為“錚然”是對的,因為它有出處。韓愈的詩說:“空階一葉下,錚若摧瑯玕。”“若”和“然”是一樣的,都是形容詞的語尾助詞。“摧”是折斷的意思,“瑯玕”是一種玉石。秋天剛到,在那寂寞空曠的臺階上,剛剛有一片落葉飛下來,發出了很輕的一個聲音。為什么有出處的“錚然”就比較好呢?因為這里是對句,“如”是有出處的,所以“錚然”也可能是有出處的。“鏗然”也可以,但比較泛,凡是金屬的響聲都可以叫“鏗然”。而“錚然”是和“一葉”有聯系的,出于韓愈的詩。所以我也以為“錚”字比較好。“黯黯”是很迷茫很模糊的樣子。“夢云”是說夢就像云一樣,那樣飄忽渺茫,那樣不可把捉。像“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秋云無覓處”,像“春夢秋云,聚散真容易”,都是說夢就像云一樣不可把握而且變幻易失。更鼓的聲音、落葉的聲音,把他的夢驚醒了,所以就:“夜茫茫,重尋無處,覺來小園行遍。”“茫茫”是廣大而長遠的樣子。在這茫茫的黑夜,你要想把這個夢再找回來,那是沒有一點兒辦法了。就像云彩在天空消失了,你到什么地方找它回來呢?所以,醒來以后,他就在這小小的園子里徘徊行走,看到了“曲港跳魚”,看到了“圓荷瀉露”。我以前講過大晏的詞。大晏說:“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大家可以體會到,在徘徊的時候,他的心里有多少思索,有多少感受,有多少追尋。讀到這里你才恍然大悟,才明白他用的是倒插筆的寫法。正是由于他“小園行遍”,所以才看到了大家都在睡夢之中不能夠看見的那些美麗的景色。那景物、那哲理,是他在“小園行遍”之中體會到的。
清末民初有一位夏敬觀先生,他說,東坡詞“正如天風海濤之曲,中多幽咽怨斷之音”,這話說得很不錯。在開始講蘇東坡的時候我曾經提到,對蘇東坡要從兩方面來看。一般人所欣賞的是蘇東坡的豪放和超越,是他跳出去的那一面。但蘇東坡不光是豪放和超越的,蘇東坡也有他對人生的很多悲慨,只不過他能夠不被悲慨所拘限,在悲慨之中有他豪放超越的氣概。在天風海濤之曲里雜有幽咽怨斷的聲音,這首《永遇樂》就可以做代表。這首詞的下半闋就開始寫他自己的悲慨了:“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我們曾經講過,蘇東坡雖然二十歲左右就考上了進士,但他在仕宦上一直不得意。他有用世的志意,上過不少策論,想要改良國家的政治,可是一直沒有機會,一直被貶逐在外邊,而且受到很多人的誹謗,后來還被關進監獄。古代做官就沒有自由,就得到各個地方奔波,所以他說自己是“天涯倦客”——流落到天涯的一個疲倦的旅客。蘇東坡是四川眉山人,那里有很美麗的山。他說,我的心是常常向著故鄉的,我的眼也是常常望著故鄉的,我什么時候能夠回到我的故鄉呢?杜甫有兩句話說:“天畔登樓眼,隨春入故園。”杜甫的故鄉是河南鞏縣,在洛陽附近。安祿山起兵叛亂的時候,洛陽先于長安陷落了,杜甫就多少年也沒能回到故鄉去。后來杜甫到了四川,春天向來是由南往北走的;南方的草木先綠,北方的草木后綠。杜甫說,我身在天涯,登到這么高的樓上,我的眼睛隨著春天的草色一直望到我的故鄉。現在蘇東坡也說是“望斷故園心眼”。這個“望”字很微妙。眼睛的望叫望,內心的希望不是也可以叫望嗎?他說,我不但是眼望斷了,心也望斷了。
但是你再看下邊,蘇東坡就慢慢地在轉了。我講過他的一首《滿庭芳》,其中講到他怎樣從悲哀之中轉變過來。現在他也是這樣,他說:“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你看,他慢慢地就有了一個通古今而觀之的看法。這才是蘇東坡!我曾經說過,人能夠超越自己,有幾種不同的情況。在這方面,蘇東坡有時候表現為一種哲理的覺悟的曠觀;有時候表現為一種史觀,也就是通觀。什么叫作通觀?通觀就是:有盛就有衰,有來就有去。就像“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那就是宇宙之間一種無盡循環的歷史。杜甫有一首夢李白的詩說:“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一個人,就算你一生沒有遭遇到任何不如意的事,就算你富貴壽考,但生死離別你是一定要經過的。蘇東坡有一首《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就是哀悼他死去的妻子的。何況他現在“望斷故園心眼”,卻不能回到故鄉去!舊的已經失去了,新來的還有許多不如意,如果老是想你一個人的不幸,老是想你一個人所遭遇到的挫折、哀傷和苦難,那么恐怕你就永遠也跳不出去了。但是,在宇宙之間,不管什么人不是都要過去的嗎?蘇東坡今天晚上住在燕子樓中,夢到了關盼盼,但是“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當年在燕子樓里住過的人,不管是張建封也好還是張建封的兒子張愔也好,他們都到哪里去了?美麗的關盼盼到哪里去了?他們都不會回來了,只有樓中的燕子每年還回來。不管是多么深重的感情,都要像夢一樣地成為過去。蘇東坡也會跟關盼盼一樣成為過去的,但是充滿了這一生的難道就只是那些舊歡新怨嗎?因為人家踩了你的腳就跟人家罵起來沒完,有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事情呢?有幾個人能在尚未經歷完自己的人生的時候,就突然從夢中驚醒呢?有幾個人能夠從自己的悲歡得失之中跳出來而體會到大自然之中那一份真正的永恒不變的美呢?
在這里我還要插一句,“燕子樓空,佳人何在”這個對偶有一點變化。在詩句里邊,你們一定學過“流水對”。流水對也是對偶的句子,但它不是橫向平行而是有一點直向承接的意味。你們讀過李白的《夜泊牛渚懷古》嗎?這是李白的很好的一首詩。全詩是:
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云。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
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掛帆去,楓葉落紛紛。
當然我們今天沒有機會講李白了,但是我們要簡單說一下這首詩。李白自負他的天才,希望能有所作為,可是他終身沒能完成他這一份志意,他的一生就成了一個天才的掙扎和失落的悲劇。“牛渚”是一個地名。在一個秋天的夜晚,李白停船在西江的牛渚,天是晴的,一片浮云都沒有。他站在船上望著那高空中的明月,就想起了當年的謝將軍。“謝將軍”指謝尚。晉朝的時候有一個叫袁宏的詩人晚上坐船經過牛渚,在船上吟誦他自己寫的詠史詩,恰好謝尚出來散步聽到了,馬上就去拜訪袁宏,于是就發生了我們中國所說的“知遇”的這么一個故事。李白說,今天我也泊船在牛渚,我也能夠作詩,而且我的詩比袁宏作得更好,可是今天晚上就沒有一個謝將軍來聽我吟詩。明天我就要離開牛渚這個古人曾經在此遇合的所在,而在我以后的道路上,得到遇合的機會就更加稀少了。在這首詩里,“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兩聯,就都是流水的對偶,它們不是完全對稱、平衡的。在這里,李太白掌握的是對偶的重點而不是對偶的形式。也就是說,他掌握的是那平衡的重心。比如說,這邊是一斤鐵,那邊也是一斤鐵,它們的體積相同,看起來是對稱的;這邊是一斤鐵,那邊是一斤棉花,表面上看起來體積就相差很多,但兩邊都是一斤。這就是重點的平衡。“登舟望秋月”,“望”是動詞,“月”是望的賓語;“空憶謝將軍”,“憶”是動詞,“謝將軍”是憶的賓語。這兩句,一句主要的動作是望月;一句主要的動作是憶人。“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余”是我,“斯人”是他;我的動作是詠,是“能詠”,他的動作是聞,是“不可聞”。它們在字面上不完全平衡,但卻是對偶的句子。蘇東坡這首《永遇樂》中,“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曲港跳魚,圓荷瀉露”是平衡的對偶;“燕子樓空,佳人何在”就是流水的對偶了。“燕子樓”是個名詞,“空”是它的述語;“佳人”是個名詞,“何在”是它的述語。表面上并不平衡,但它是對稱的。所以跟上“空鎖樓中燕”,又是兩雙一單。要知道,像這樣安排句式的方法在中國古典文學里一直是非常重要的,還不止在詩詞里,散文里也如此。寫得很漂亮的散文往往把這一類句子用得很好。而且不但文言文里可以用,白話文里也可以用。它可以給你的文章造成各種氣勢和感發的力量。像蘇東坡的這一首詞,用了這么多雙式的句子,而且每三句就停了一下,它從聲音上就節制了你,使你不能跑得太快,從而造成了一種清麗舒徐的風格。
“異時對、黃樓夜景,為余浩嘆。”“黃樓”我們講過,是蘇東坡在徐州時為鎮壓水患建造的一座樓。他說,將來千百年之后,如果有人到徐州來,看到我所建造的黃樓,不是也要為我而慨嘆嗎?唐朝的詩人杜牧寫過《阿房宮賦》。阿房宮是秦始皇在關中建造的一座非常美麗的宮殿,后來秦被推翻,阿房宮被項羽放了一把火,通通燒掉了。秦好不容易統一了天下,傳世卻這么短暫,那是由于它的暴虐。所以“后人哀之”。可是如果“后人哀之而不鑒之”,那就“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鑒”是一面鏡子,從那里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影子。如果你自己維持得不好,你也會像暴秦那么快就失敗的。你已經是后代的人了,你的時代過去之后,另一個時代的人又會為你而哀悼。所以蘇東坡說,我現在哀悼張建封和關盼盼,將來到了另一個時代,也會有人面對黃樓為我哀悼。他寫的是“浩嘆”,好像里邊仍然有一種悲哀的慨嘆,可是現在并不是一個人的慨嘆了,蘇東坡現在所寫的是古今的慨嘆。在中國的舊時代,像蘇東坡這樣的讀書人不能沖破封建的制度和官僚的政治,不能實現自己的價值,只能是“后人復哀后人”。當然,現在是已經沖破了這些東西,人們不必再為蘇東坡所煩惱的這類仕隱問題而煩惱了。現在只要你努力并且有才能,那么不管是大是小你都能做出你的成績,實現你的價值。蘇東坡有他自己人生的悲慨,可是他又能超出自己,變成“古今如夢”之中通古今而觀之的一個人物。他無論是寫周瑜也好,寫關盼盼也好,事實上寫的都是他自己的悲慨,而且他能夠結合古今,有一種哲理上的覺悟。這是蘇東坡的特色。
現在我們就把《念奴嬌》和《永遇樂》這兩首長調講完了。蘇東坡的這兩首詞有不同的成就,一首是開闊豪放,一首是細膩婉轉。一般人都只看到他豪放的一面,讀了《永遇樂》我們就知道,他還有細膩婉轉的一面。
好,現在我們再看他的一首《八聲甘州》。我們在講柳永的時候說,蘇東坡曾經贊美過柳永的詞,就是那首《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個真正的天才,他能夠從他接觸的任何事物中都有所得,而且所得的必是那些事物的精華。蘇東坡不但讀《后漢書》得到了精華,讀《莊子》得到了精華;不是汴京流行柳永的詞嗎?他一接觸柳永的詞,也馬上就看到了它的長處和短處。蘇東坡不喜歡柳永那些淫靡鄙俗的詞,但是他說柳永的《八聲甘州》“不減唐人高處”。這正是蘇東坡獨具只眼的地方,而且他接受了柳永這一份高遠開闊的意境,從這一方面進行了新的開拓。蘇東坡這首《八聲甘州》開頭的景象也是非常開闊博大的。現在我們把這首詞讀一遍:
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記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處,空翠煙霏。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愿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
什么叫開拓?開拓者,就不是單純的模仿。學到別人的好處,只能保有它,這不是最高境界。前人都已經寫了,天地間還生你出來做什么!你總要做一些別人沒有做過的或者比別人做得更好的事情。柳永的“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是開闊博大的;蘇東坡的“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也是開闊博大,但和柳永所不同。柳永所表現的是秋士易感的悲秋的感傷;蘇東坡就不僅是感情的哀傷,同時還表現了一份哲理,而且是他所特有的通觀的哲理。宇宙之間有往復的循環,有離合聚散的變化:“有情風萬里卷潮來”顯示了那么強大的一種力量,那是一種生的力量、興起的力量;但是“無情送潮歸”——這一切消失得也是那樣迅速。這是一種超曠的哲理,而且不是一種理智的思索,是他透過人生所體驗到的。你看,“有情”和“無情”,“來”和“歸”,這兩個對舉包舉了人生的多少變化!“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什么地方的潮?錢塘江上的潮。“西興浦”就是錢塘江看潮的所在。就在這每一天、每一月的潮落潮生之間,有多少人間的事情都消失了,那真是“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不用去想古今的盛衰,就在你一低頭一仰頭之間,眼前的事情就已經過去了。這兩句說得很有感慨,因為在北宋的黨爭之中,宦海中的升降浮沉,真比那錢塘江潮水的變化更厲害,有幾個人能夠不被那狂濤所吞沒呢?可是蘇東坡他就超脫出來了,他說:“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這個“忘”字要讀平聲,“機”就是機詐之機。《列子》上說,有一個人經常在海上和鷗鳥在一起,鷗鳥都飛到他的身邊來和他一起游戲。有一天他的父親對他說:“你抓一只鷗鳥來給我看看。”這個人存著想抓鷗鳥的心再來到海上,那些鷗鳥就都“翔而不下”,不來跟他嬉戲了。因為鷗鳥覺察到他有機心——算計人的心。蘇東坡平生被新黨迫害,被舊黨排擠,但他是超然的。他說,我的頭發都白了,但是我已經超越了這潮落潮生,我沒有害人的心,我也不在乎別人有害我之心。蘇東坡超然曠觀與王維不同,他不是一個不分黑白、不關痛癢的人。他關心國家和人民,有自己的理想,也受到過挫傷。所以蘇東坡的詞有結合得很妙的一點,就是“天風海濤之曲,中多幽咽怨斷之音”——他并不是沒有悲哀。新黨迫害他的時候,他在杭州做過官;舊黨迫害他的時候,他又到杭州做過官,還認識了一個老和尚參寥子,成了好朋友。可是后來舊黨又把蘇東坡召回京師。如果他回去之后仍然堅持他的政治理想,就免不了再一次受到迫害。他就是懷著這樣一種憂危恐懼的心情回京去的,臨行前給參寥子寫了這首詞。上半首他寫了在黨爭的迫害之中他的超脫,下半首就寫了他跟參寥子的友誼以及他自己內心之中隱藏著的一種感情。“記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處,空翠煙霏。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他說,我們都不要忘記杭州這美好的山水,算一算歷史上的詩人,能夠成為知己好友像我和你一樣的,能有幾個呢?我現在要走了,我要跟你定一個后會的約期:“約他年、東還海道,愿謝公雅志莫相違。”這里他用了一個典故。“謝公”是東晉的謝安,他最初隱居在會稽的東山,不肯出來做官。謝安字安石,人們就說:“安石不出,如蒼生何!”——謝安石你不出來為國家工作,老百姓依靠誰呢?于是謝安就出山輔佐東晉,淝水一戰,打敗前秦苻堅,為東晉立了大功。但自古以來就是功高見嫉,就有很多人讒毀謝安。謝安在晚年就離開了東晉的首都建康,當離開建康的時候,他“造泛海之裝”,準備“東還海道”,從水路回到他當年隱居的東山去。但是他剛剛走到新城就生病了,又回到建康來治病,不久他就死在建康。蘇東坡說,我也像謝安那樣有一個愿望,希望將來有一日辭官從海道回到杭州,還跟你參寥子相見聚會,但愿這個愿望不要落空。謝安的愿望是落空了,他沒有回到東山就死在建康。而且當他從新城回建康時已經不能走路了,就“輿過西州門”——坐著一個小轎子從西州門經過。謝安有一個外甥叫羊曇,謝安死后,羊曇就“行不過西州路”——不再從西州門這里經過。因為一經過這里就會想起他的舅父。有一次羊曇喝醉了酒,不知不覺之間來到了西州門。當他發現這是西州門的時候,就痛哭流涕,哭謝安當年從這里經過之后就再也沒有回來。所以蘇東坡說:“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我希望我這一次不會死在首都,你也不會來到首都為我的死而痛哭流涕。但佛家說:“才說無便是有。”你說“不要為我的死而哭泣”,那是你心里已經想到了這個。蘇東坡不知道他這一次被召回朝廷會遭遇到什么樣的命運,才說出這樣的話來。所以我的一首論蘇軾詞的絕句說:
道是無情是有情,錢塘萬里看潮生。
可知天海風濤曲,也雜人間怨斷聲。
這首《八聲甘州》就是“天風海濤之曲”和“幽咽怨斷之音”這兩種情調的結合。
今天就講到這里,下一次我們再看他的幾首短詞。
我已經給大家抄了我的兩首論蘇軾詞的絕句,現在我把第三首也抄下來:
捋青搗麨俗偏好,曲港圓荷儷亦工。
莫道先生疏格律,行云流水見高風。
蘇東坡是一個大天才,他的風格是多方面的。我們已經講了他的《念奴嬌》、《永遇樂》和《八聲甘州》三首長調,我們看到,他的才氣真是縱橫開闔,驅使古今。可是,在長調里我們可以看他的用字,可以看他的結構,他的才氣可以有很多地方施展。那么在短詞里呢?這就好比,一個人表演騎馬的技術,最好是讓他在廣闊的草原上跑一跑,要是讓他騎著馬在我們這個教室里跑一跑,你們說他跑得開嗎?可是蘇東坡在小詞之中也同樣表現了他的成功。
東坡詞里邊有五首《浣溪沙》是他在徐州去郊外謝雨道中所作,寫的都是清新秀麗的鄉村風光。他說:“旋抹紅妝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籬門,相排踏破茜羅裙。”州官平時坐在衙門里辦公,很少下鄉,現在下鄉了,鄉下的婦女都想看看他是什么樣子,于是都匆忙地打扮一下跑出來,大家互相擁擠,把紅色的羅裙都踩破了。他還說:“麻葉層層熒葉光,誰家煮繭一村香,隔籬嬌語絡絲娘。”絡絲娘就是繅絲的女孩子,村子里飄滿了煮繭的香氣,隔著籬笆可以聽到那些繅絲的女子柔媚的講話聲。下面他說:“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搗麨軟饑腸,問言豆葉幾時黃?”謝雨的時候也飲酒的,他飲酒飲得微醺,吃了些鄉下粗糙的糧食,覺得也很舒服。豆葉黃的時候就是收獲的時候,這說明他很關心當地的收成。他還說:“日暖桑麻光似潑,風來蒿艾氣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日光照在桑麻的葉子上像是潑了一層水那么明亮,一陣風吹過來,鄉野之間的蒿草和艾草都發出了一種薰香般的香氣。他覺得,自己本來就應該是生活在這種環境里的人,因為他很喜歡這種鄉村生活。中國的田園詩很多,但田園詞就比較少。我剛才只是舉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斷句,大家課后可以自己去看。下面我們要講蘇東坡的另外一首小詞《西江月》。
長調一般都要鋪敘,要有起承轉合,但小令就施展不開了。那么短的小令,你沒有辦法用鋪敘或者用過多的轉折。所以小令常常表現一種剎那之間的靈感。蘇東坡說:
頃在黃州,春夜行蘄水中。過酒家飲酒,醉,乘月至一溪橋上,解鞍曲肱,醉臥少休。及覺已曉。亂山攢擁,流水鏗然,疑非人世也。書此語橋柱上。
我們以前曾經說過,盡管被貶到黃州是蘇東坡不幸的遭遇,但是他在黃州寫了很多好的文章和好的詩詞。他在貶到黃州之前,曾被人摘取他詩文中的句子說他有叛逆之心,曾被下在御史臺的監獄里幾乎送命。他是從死生的患難之中解脫出來來到黃州的。我們且看他在解脫之后的那一份逍遙自得的情感!他說我最近住在黃州,在一個春天的晚上騎馬走過蘄水——蘄水是黃州附近的一條河流——到一個酒店里去喝酒,喝醉了,就乘著月色走到一座橋上,忽然很想睡覺,于是就放松了馬鞍子,把手臂一彎當作枕頭,躺在地上就睡著了。你們看蘇東坡有多么瀟灑!他不是非得回到家中,回到床上,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再睡覺;他現在想睡覺,立刻就下馬睡覺。所謂“醉臥少休”,是說他本想睡一會兒就回家。沒想到他老先生喝得太醉了,這一覺就直睡到天亮。黃州在湖北,湖北是有很多山的。天亮時他睜開眼睛一看,只見“亂山攢擁”——無數山峰擁擠在一起;“流水鏗然”——橋下的流水嘩啦嘩啦的十分好聽。這寫得非常好。在夜晚是看不清那些青山的,天亮了,一睜眼看到如此美麗的風景,簡直就“疑非塵世也”。懷疑這一覺睡到天堂上去了。于是蘇東坡的腦子里馬上就跳出來這一首詞,而且馬上就把它寫在橋柱子上邊了。我們且看他寫的是什么:
照野瀰瀰淺浪,橫空隱隱層霄。障泥未解玉驄驕,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風月,莫教踏碎瓊瑤。解鞍欹枕綠楊橋,杜宇一聲春曉。
“照野瀰瀰淺浪”,這寫得真是很好。那天晚上不是有很好的月光嗎?而田野之中不是有很多的草木嗎?風一吹,月光就在草叢木葉之上閃動,整個田野上都翻動著月光,就像是一片光明的浪。你要知道,這個浪不是水中的浪,而是田野之中的浪,是月光的光浪。李義山有幾首很難懂的詩,題目叫《燕臺》,里邊有一句“月浪衡天天宇濕”。“宇”本來是屋檐。如果把天看成屋頂,天地交接之處就是屋檐了。他說月光像海浪一樣布滿天空之中。天邊都被這月光的波浪打濕了。這就是詩人的想象。“瀰瀰”是水波流動的樣子,出于《詩經·新臺》的“河水瀰瀰”。蘇東坡現在說的不是水,而是月光。“照野瀰瀰淺浪”只有六個字,就把月光下原野中的那種感受很恰當地表現出來了。那么,如果你抬頭看一看天上呢?天上是“橫空隱隱層霄”。這寫得很美。要知道,月夜的景色是不同的,有的時候是萬里無云,像李太白所說的“牛渚西江月,青天無片云”;有的時候有很多的云,月影在云海間出沒,像李太白所說的“明月出天山,蒼茫云海間”。現在蘇東坡所寫的既不是“青天無片云”,也不是“蒼茫云海間”,而是介乎這兩者之間。天上有一些很稀淡的薄云,透過云層可以看到月亮,等一下這片云飄走了,月亮就完全露出來了。“隱隱”就是月亮在那種很稀疏的云影之中隱現出沒的樣子。“層霄”寫得很形象。云彩是有高有低的,當月亮出沒的時候,你可以看到那些云彩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月光好像把云彩一層一層地都照出來了。
“障泥未解玉驄驕——”我不知你們有沒有人會騎馬?據說馬鞍兩邊垂下來兩片布,當馬跑起來的時候可以擋住腳下揚起來的泥土,不至于濺臟了衣服,這就叫“障泥”。“障”,就是遮蔽的意思。“障泥未解”,說明這時他還沒有下馬。“玉驄”是雪白的馬,西方的神話故事講到有一個女孩子在夢中思念白馬王子,可見西方也同中國一樣,人們都以為白馬是很美麗的馬。“驕”者,是說這馬非常精神,非常矯健,絕非一匹疲倦的或憔悴的馬,它此時并不需要停下來休息。但是——“我欲醉眠芳草”。他說,看到大自然之間這么美麗的景色,我就想趁著酒醉,在這草野之間、月光之下睡上一覺,豈不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小詞,也可以表現人的情趣。在這個地方,你就可以看到蘇東坡對大自然的欣賞和對生活安排的那種情趣。
其實,要在這里睡上一覺還不僅僅是因為內在的原因,他說還有外在的原因,就是:“可惜一溪風月,莫教踏碎瓊瑤。”“瓊瑤”本來是一種美麗的玉石,蘇東坡現在所說的“瓊瑤”則是溪水之中的月光。他說,你看這溪水之中有多么美麗的月光!我如果騎著馬沿水跑過去,就把這可愛的月光都踏碎了。蘇東坡是把溪水中的月光看作一個有情的生命,這里面有他自己的一份生活的情趣。于是,他就“解鞍欹枕綠楊橋”。“欹”是斜的意思,睡覺有各種各樣的姿態,他是側身而臥,如同序文上所說的那樣,頭枕著自己的手臂就睡著了。那么第二天早晨是什么聲音把他驚醒的呢?是春天里杜宇鳥的叫聲。杜宇就是杜鵑,它叫的聲音好像是說“不如歸去”。“杜宇一聲春曉”——杜鵑鳥一聲啼叫,我睜開眼睛一看,天已經亮了,周圍是這么美麗的春天。這一句不但是寫情趣,而且有一種哲思,有一種頓然覺悟的驚喜:你從睡夢中醒來,忽然看到了一個你從來也沒有看見過的世界!我在臺灣教書的時候和同學聊天,有一個同學說,他有一次到海邊去玩,覺得那里很美,就躺在沙灘上睡著了。等到第二天早晨他醒來的時候,東邊的地平線上太陽剛剛升起,海面上全都是金色的日光,海濤一陣陣地打到沙灘上,那真是他從來沒有見過的景色。這種感覺是很富于詩意的,以后你們如果有機會的話,不妨試一試看。
下面我們再看蘇東坡的另一首小詞《定風波》,這首小詞里面也表現了他的情趣和哲思。我們先看它的小序: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
“沙湖”在黃州東南三十里,又叫螺螄店,“雨具”是下雨時要用的東西,如雨傘、雨靴、雨衣等等。那一天,他們在去沙湖的路上遇到了雨。他們本來帶著雨具,但途中覺得不需要就先叫人拿走了。現在下起雨來,同行的人就顯出很狼狽的樣子。為什么狼狽呢?因為首先他們的心就被雨給打亂了。他們想:“哎呀,我的衣服要濕了,鞋子要臟了。”于是自己心里先緊張起來。其實,不管你緊張還是不緊張,雨都要打到你的身上,你又何必為這件事情而緊張狼狽呢?所以蘇東坡說:“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這就是蘇東坡之所以為蘇東坡了,他表現出一種達觀的、超然的、哲理的思想。暴雨常常是下上一陣就會過去,他說我不在乎。果然,過了不久,雨就停了。下面他說:“——故作此。”我想,通過這件事情,他是想起了他自己的遭遇,于是就寫了這一首詞。我們且看他是怎樣寫的: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這第一句就寫得好,很有哲理性。要知道,天下有很多事情,你的緊張并不能使它有所改變,你只是白白地緊張而已。所以在你自己的心理之中要有一種——從宗教來說是一種定力,從道理來說是一種持守。這是很重要的一點。下雨是一件小事情,這不過是自然界的風雨。但是,你生活在人世間,人生的遭遇不也是風雨嗎?無論是在大自然的風雨之中,還是人生的風雨之中,都需要有一份定力和持守,才能站穩腳步,不改變你自己的品格和修養。“莫聽穿林打葉聲”,寫得非常瀟灑,完全是詩人和詞人的口吻。“穿”和“打”都是力量很強烈的字眼。雨點穿過樹林,打在樹葉上,使得你以為它馬上就要打到你的身上來了,當然就很狼狽。可是蘇東坡說你不要理會它,這就體現了一個詞人的哲思。中國古代的儒家,講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淫”是放縱的意思。有些人在貧賤的時候品德很好,可是一旦富貴了,有了權柄,就濫用權柄。因為權柄這東西可以使一個人昏迷,也可以使一個人瘋狂。也有的人,在貧賤的時候為生活所逼迫,就會做出壞事情來。還有一些人,當威脅加在他身上的時候就屈服了。其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表現了一個人的定力和持守,它不僅是儒家的主張,在宗教里也有類似說法。在這第一句里,“穿”和“打”兩個字把打擊的力量寫得那么強,但是“莫聽”兩個字把它們全都否定了,這就是一種定力和持守。
陶淵明說:“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這本是儒家最起碼的修養。《三國志》上講到,管寧和華歆一起讀書,聽到門外車馬喧嘩,管寧坐在那里一動不動地繼續讀書,華歆就把書本放下跑到門外去張望。還有一次,管寧和華歆一起在園子里種菜,路旁好像有一塊黃金,管寧看也不看就鋤過去了,華歆把它拾起來看了看放在旁邊。你們看,華歆這個人,他的內心經常為外物所動。那是因為,他自己沒有一個立足的場所,所以總是跟著外邊的風氣而轉移。當然,陶淵明所說的“而無車馬喧”還只是喧嘩的聲音,而蘇東坡所說的則是馬上就要加到你身上來的強烈的打擊。這里面有象征含義,象征他一生經過的那么多的迫害。儒家講究“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這說起來好像很夸張,但人是應該有這種修養的。
好,既然不聽那“穿林打葉聲”,那么難道就站在那里挨打?盡管你“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是你在你自己所選擇的路途上就不再走下去了嗎?你說:“我不在乎挨打。”那算什么?那是魯迅所說的阿Q精神。阿Q精神和圣賢所說的修養,這差別在哪里?有許多事情看起來很相似,但只差那么一點點就完全不同。超脫是好的,麻木就是不好的。你可以不在乎外界的打擊,但是你麻木遲鈍地站在那里挨打就不對了。所以蘇東坡接著就說:“何妨吟嘯且徐行。”“何妨”寫得多么瀟灑,他說,我選擇的路我仍然要走下去,而且我過去怎么走現在還怎么走。既然你已經不能避開這一場雨,那么你何必自己先在精神上制造緊張呢?如果你匆匆忙忙亂跑的話,也許反而會在路上滑一跤,跌到泥坑里去。所謂“莫聽穿林打葉聲”不是說捂起耳朵不聽,因為耳朵捂上心還在緊張,那一點兒都不算數的。“莫聽”,是說在精神心理上首先就不能被挫敗。所以,這兩句表面上寫的是途中遇雨,實際上是寫他面對人生中的打擊與摧傷時所表現的一種境界。我們不妨比較同時代的詞人秦少游。秦少游和蘇東坡是很好的朋友,和蘇東坡同時被貶出去。盡管他所受的打擊比蘇東坡要少得多,可是他一遭到打擊,馬上就從精神上自己先把自己打敗了。蘇東坡就不是,任何打擊和摧傷加在他的身上始終沒有把他打敗。他晚年被貶到海南,還寫出了“云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這樣的句子。這就是蘇東坡。
所謂“吟嘯”是吟詩唱歌。為什么吟詩唱歌呢?那代表了一種賞玩的心情。一個人,要訓練自己在心情上留有一個空閑的馀裕。你不但不被外界的環境打倒,而且你還能夠觀察,能夠欣賞,能夠體會。蘇東坡晚年從海南島渡海回來的時候說,“九死南荒吾不恨”,因為“茲游奇絕冠平生”。人,不只是在順利的環境之中才能完成自己;在困難的環境之中,也一樣能夠完成自己。這里邊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有一種賞玩的馀裕。雖然是艱苦患難之中,但是你能保持一種賞玩的心情,那么你就能夠有所獲得。《圣經·新約》上說過這樣一句話:“萬事都互相效力,使信主的人得益處。”意思是,你只要是信主的人,你就可以在無論什么事情之中都得到益處。如果我們不提宗教,只從哲學修養這一方面來講,那就是說,假如你真的有一種對哲理的了悟,那么萬事都會互相效力,使你無論在什么環境中都能得到益處。蘇東坡就差不多達到了這樣的境界。在這首詞里,他說的只是下雨這么一件小小的事情,卻從中悟出了這么多的哲理。我們以前講過柳永的詞,柳永就喜歡寫下雨。可是柳永的下雨寫的是什么?柳永是:“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漸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是處紅衰翠減,苒苒物華休。”他是從大自然的變化之中體會到生命的短暫無常,是一種“秋士的悲慨”,并沒有一種哲理的了悟。至于李商隱就更不用說了,他是“楚天長短瀟瀟雨,宋玉無愁亦有愁”。他們從雨中得到的只是一種哀感。可是你看人家蘇東坡,他說:“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又說:“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我的老師晚年寫過和陶淵明的《飲酒》詩二十首,其中有這樣兩句:“知足更勵前,知止以不止。”很多人對物質的欲望像一個無底的深洞,叫作“欲壑難填”。如果一個人永遠處在物欲的籠罩之下,永遠被欲望所控制,那么他就永遠不會有任何的了悟。所謂“知足”,不是那種顢頇的、庸碌的、不思進取的知足;而是要你在知足之中,更加努力向前。我常常聽到有人說:“不是我不讀書,是我讀書的環境不好啊。”他們往往有很多很多的借口為自己開脫。可是,歷史上不是也有很多人是在很艱苦的環境中念的書嗎?歐陽修小的時候,家里貧窮,沒有錢買紙筆,他的母親就“畫荻教子”——拿一支荻當作筆在灰上寫字。辛棄疾有兩句詞說:“莫避春陰上馬遲,春來未有不陰時。”他說你不要逃避春天的陰雨而不肯出門,否則,整個春天經常是陰雨天氣,難道你就把整個的春天都放過去嗎?你老是說,我沒有馬騎,所以就不出去。那么如果你永遠沒有馬,難道你就永遠也不出去了?這是不成的。蘇東坡說:“我雖然沒有馬,但是我有竹杖,還有芒鞋。我覺得它們很輕快,比騎著馬還舒適。”這就是所謂“知足”。而他后邊說:“誰怕?”就是勵前,是在知足之中的勵前。就是說,不需要欲望的滿足,不必等待條件,你也依然能夠向前。蘇東坡現在沒有馬,也沒有雨具,但是他在風吹雨打之中依然吟嘯徐行,走自己的路。“蓑”是漁夫穿的那種蓑衣。漁夫常常在風雨之中駕著船到江上去捕魚,身上只穿一件蓑衣。“一蓑煙雨”是說整體蓑衣都在煙雨之中,實際上也就是說他的全身都在風吹雨打之中了。他說,我就像那漁夫一樣,在風吹雨打之中也要出去,任憑我的一生遇到多少風吹雨打,我都不怕。寫到這里,他寫的已經是人生的風雨了。
我年輕的時候曾經受到我的老師的影響——還不止是他在文學欣賞上對我的影響,我要說的是他在講詩歌時所聯系到的做人的態度對我發生的影響。我在大學念書的時候寫過兩句詩:“入世已拚愁似海,逃禪不借隱為名。”我想,我這樣寫,與我的老師當時和我們談到詩人的修養很有關系。一個人只要入世生活,一生中總會遇到挫折和打擊的。入世,不一定就被世上的物欲所引動,也不必怕世間的艱苦和患難。我的老師說過,要用出世的心情,去做入世的事業。我的一個研究生寫了一篇論文,論李白的道家思想。他的論文里談到,中國古代有一些人常常是先去隱居學道,同時又懷有一種入世求仕的心理,這兩者豈不是互相矛盾嗎?但是,從六朝一直到唐朝,統治者對那些在山中隱居的高士特別尊重,常常把這些人請出來,要他們入世做官。為什么要請他們做官呢?這些人高在哪里呢?因為,一般入世的人是為了得祿而做官的,但如果這個人去隱居了,那就說明他本來就不要利祿。這樣的人要是能出來做官,才真的是要干一番事業,真的是要在國家危亡苦難之際獻出他的一份力量。所以,這種入世和出世相反而又可以相成。懷有不追求世俗利祿的出世的心情,而能夠做出入世的事業,這樣的人才真正偉大。“入世”和“逃禪”并不矛盾。古人說:“不見可欲,則心不亂”。你關起門來去修行,就以為自己是清心寡欲了,其實,那是由于你沒有受到物欲的引誘。一旦開了門,有了物欲的引誘,你會不會變,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孔子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意思是說,鳥獸和我們不是同類,我不能與它們同群,如果我不和人類在一起,那么我和誰在一起呢?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又說:“我不渡眾生,誓不成佛!”所以佛教的最高境界也是要入世的,但應該雖入世而不受世間的物欲所籠罩和左右。我的老師在課堂上給我們講文學、講詩歌的時候,也常常講到做人的態度。這是因為我國古代的詩人,他們本身真的有這樣一種修養的境界。所以你要想了解蘇東坡,就先得了解他這種修養的境界。這首《定風波》他表面上寫的是下雨,實際上就有一種人生哲理的象征。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料峭”是形容詞,這兩個字永遠是形容春寒的。冬天的寒冷是“朔風凜冽”,春天那種乍暖還寒的寒冷就是“料峭”。我以前曾經說過,蘇東坡常常喜歡寫從夢中醒覺的這樣一種境界。像“古今如夢”啦,“人生如夢”啦,“覺來小園行遍”啦……都是如此。但現在他寫的不是夢而是酒,“酒醒”同樣也是一種醒覺。“料峭春風”有一種寒冷的感覺;《永遇樂》的開頭“明月如霜,好風如水”也有一種寒冷的感覺,就是那種寒冷才使你醒來的。可是,“料峭春風”并不是一件壞事情。“微冷”,說得很好,人在醒覺之后,會有一點兒冷的感覺。但后邊他說得更好——“山頭斜照卻相迎”,“相迎”兩個字用得非常好。當你經過了風雨,感到寒冷的時候,忽然間一抬頭,看到了山頭那西斜的太陽,心中馬上升起一種親切和溫暖的感覺。這話很難講,但在人生之中確實有這樣一種體會。在這個時候,你就知道下雨之后終究會晴,你就會對宇宙之間的循環有了一種了悟,你就不會永遠沉陷在悲苦和挫折之中。由于你對人生有了一個比較徹底的認識,所以在微冷的醒覺之中就有了親切溫暖的感受。這使我們聯想到,蘇東坡還說過:“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西方的詮釋學認為,一個作家不管寫出多少不同的作品,你都可以透過他所有的作品找出他的一個中心的感情意境之所在。那么,通過蘇東坡的這么多首詩和詞,我們也可以找到他的一個基本的修養之所在,那就是“山頭斜照卻相迎”——一種通觀。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向來”,就是我過去所來的地方。他說,我回頭看一看我過去所來的地方。穿林打葉,雨打風吹,那不是很蕭瑟很凄涼嗎?這實際上是指他平生所經受的那些打擊和苦難。他說,我現在悠然自在地走我自己的路,走向自己所追求的那個目的地,在我的心中,既然沒有風雨,也沒有晴天。就是說,他現在已經超脫于風雨陰晴之上了。“風雨”和“晴”指的是什么?“風雨”是打擊,是一種不幸;“晴”是溫暖,是幸。有的人把打擊和不幸看開了,對溫暖和幸福卻不能看開,那也不對。“也無風雨也無晴”的意思是,無論是打擊和不幸也好,無論是溫暖和幸福也好,對我的心都沒有干擾,都不能轉移和改變我。風雨是外來的,我還是我;晴朗也是外來的,我也還是我。現在,他已經不只是通觀,而且有了一種超然的曠觀。唯其如此,蘇東坡在晚年才能夠達到一種很高的修養,寫出“云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這樣的句子來。《定風波》雖然只是一首小詞,但是他寫出了很豐富的對人生的體會。
我們還要講一首蘇東坡的《木蘭花令·次歐公西湖韻》。這也是一首小詞:
霜馀已失長淮闊,空聽潺潺清潁咽。佳人猶唱醉翁詞,四十三年如電抹。草頭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還二八。與予同是識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
我們說,詞從五代到北宋到蘇東坡,它所走的道路經過了從歌筵酒席間所唱的曲子到詩人抒情言志所寫的詩篇這樣一個演進過程。蘇東坡把詞詩化,達到了最高的成就。古人用詩唱和贈答時常常要用韻,但詞是寫給歌女們唱的,本無所謂唱和贈答。可是蘇東坡現在就要唱和贈答,而且用的是歐陽修的韻。蘇東坡是在歐陽修當主考官時考中的進士,應該算是歐陽修的門生,所以歐陽修是他的前輩。蘇東坡用歐陽修的韻,可見他已經把詞的地位看得同詩一樣,不再是歌筵酒席之間寫給歌伎酒女們的歌辭了。
我以前曾經說過,中國的詞是從歌筵酒席間的歌辭逐漸演進到相當于詩的地位的。到了蘇東坡這里,已經是這個演進的最高峰。蘇東坡是這個演進的歷史過程中成就最大的一個人。我們可以從東坡詞里看到他的成就。同時,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蘇東坡在詞牌下邊常常有一個題目,或者是一個短的序文。像《念奴嬌》的題目就叫“赤壁懷古”。像《永遇樂》就有一個很短的序文:“彭城夜宿燕子樓,夢盼盼,因作此詞。”我們剛講的《定風波》那首小詞也有一個小序:“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詞向詩轉化的一個明顯的跡象。過去的詞沒有題目,因為它是歌筵酒席上唱的歌曲,只須用漂漂亮亮的詞句描寫一個女孩子的相思愛情之類,然后交給歌女去唱就是了。蘇東坡的很多詞都有題目或者有短序,這正說明他是把詞當作抒情言志的詩來寫的。詩有題目,因為詩寫的是詩人自己的懷抱志意。現在詞也有了題目,說明詞已經演進到與詩具有相同的性質了。
現在我們要講的《木蘭花令》也可以證明這一點。從前沒有人用詞來酬應或唱和。蘇東坡用詞來和他的老師歐陽修的韻,可見他已經把詞的地位看得相當于詩了。我以前說過蘇東坡的才大,能夠舉重若輕。無論多么困難的題材、多么困難的韻字,他運用起來都能夠顯得非常自然。《木蘭花令》這首詞的韻字都不是常見的韻字,但蘇東坡寫得非常好。蘇東坡不只是這一首詞用人家的韻用得好,他還有一首《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寫得比章質夫的原韻更好。我們現在沒有時間講那首詞,你們可以把章質夫的原詞和蘇東坡的和韻加以比較,你們可以看出來,章質夫的那首詞寫得真是不好。現在蘇東坡用的是歐陽修的韻,他們兩個人各有各的好處。詞的牌調有時有不同的名字。《木蘭花令》也叫《玉樓春》,就像《蝶戀花》又叫《鵲踏枝》一樣。我們先看歐陽修的原詞:
西湖南北煙波闊,風里絲簧聲韻咽。舞馀裙帶綠雙垂,酒入香腮紅一抹。杯深不覺琉璃滑,貪看六幺花十八。明朝車馬各西東,惆悵畫橋風與月。
你看,歐陽修一開口就有他的特色,他真的是一個懂得賞玩的人。歐陽修曾經在潁州做官,所以這個“西湖”是潁州的西湖而不是杭州的西湖。這個西湖據說現在已經消失了,但當年曾經是很大的一片湖泊。所以他說“西湖南北煙波闊”。一陣微風吹過,管弦的聲音在水波上流動,這就是“風里絲簧聲韻咽”。那個跳舞的女孩子,裙子上系著綠色的裙帶。她一旋轉,那帶子就飛起來;她一立定,那帶子一下子就垂下來了。當這女孩子喝過酒之后,她的臉上就像是抹上了一些胭脂。“舞馀裙帶綠雙垂,酒入香腮紅一抹”,這兩句把那女孩子描寫得很生動,里邊有一種賞玩的意興——并沒有什么淫邪的意念,完全是一種對美的欣賞。“琉璃”指的是酒。“杯深不覺琉璃滑”是說,雖然酒杯很深,可是他一下子就干了一杯,并沒有感覺到杯里有那么多的酒。為什么呢?因為“貪看六幺花十八”。這“六幺花十八”是當時歌舞曲子的名字,它是歌舞中曲拍和動作最繁雜的一段。好了,到此為止,歐陽修寫的都是繁華的歌舞。可是下邊他就說了:“明朝車馬各西東,惆悵畫橋風與月。”這就是歐陽修!他常常在賞玩之中表現出他對人生的一種體悟。歐陽修這首詞里的“抹”字、“八”字、“滑”字,用得都很恰當。尤其是“八”字,“花十八”恰好是一個舞曲的名字。但是如果現在要你填一首詞,必須押一個“抹”字,你寫什么“抹”呢?必須押一個“八”字,你寫什么“八”呢?這就很困難。可是你看人家蘇東坡的和韻寫得真是好。歐陽修這首小詞只是寫聽歌看舞的消遣,而蘇東坡這首詞從內容上說起來實在是比歐陽修更豐富。蘇東坡真是大才!他和人家的韻一點兒也不覺得拘束,而且能用人家的韻字寫出非常深遠的感情來,頭兩句就寫得極好:“霜馀已失長淮闊,空聽潺潺清潁咽。”這里邊有很多人生的感慨。歐陽修當年在潁州做過官。蘇東坡外放的時候也曾經來到潁州,這時距離歐陽修在潁州做官的時候已經是四十三年之久了;而且,歐陽修曾經是蘇東坡的主考官,是一個很欣賞蘇東坡的人,蘇東坡是很懷念他的。淮水是中國的一條很大的水,僅次于長江、黃河。流經潁州西湖的潁水則沒有淮水那么大,也沒有淮水那么出名。蘇東坡在這里有兩點寫得好。第一是秋景寫得好。蘇東坡的《后赤壁賦》寫秋冬之際他第二次去游赤壁,說是“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因為夏天一下雨,水就漲起來;而秋冬之際雨量減少,水就淺了。淮水也是如此。夏天一陣大雨之后,水漲起來,河就變得很寬;下過霜以后,天氣漸冷,很久不下雨,淮水就變得很窄了。“霜馀已失長淮闊”,寫秋天蕭瑟凄清的景色寫得很好。可是不止于此,它還有第二點好處,就是有一種象喻的意思。這象喻只有和下一句對比才更明顯,這是蘇東坡表示對歐陽修的懷念。寫對一個人的懷念有不同的寫法,有的人就寫:“我真是懷念你呀……”盡管他真的是很懷念,可是寫得太笨了,一點兒都不給人感動,一點兒都不美。你看人家蘇東坡寫對歐陽修的懷念寫得多么自然、超越,多么形象化!他說那偉大的東西慢慢地已經消失了,歐陽修已經過去了,現在只留下了潺潺的潁水。既然淮水的水少了,潁水的水當然也就少了。當水少的時候,那水流就不會波濤澎湃,而是發出一種類似嗚咽的聲音。所以,“霜馀已失長淮闊,空聽潺潺清潁咽”這兩句既是寫實——寫潁州西湖秋景;又是寫對歐陽修的懷念。寫得真是情景交融,寓托深遠。
這首詞的頭兩句寫風景是寫實的;下邊兩句“佳人猶唱醉翁詞,四十三年如電抹”,寫情事也是寫實的。大家還記得嗎?我們講歐陽修的時候,說他在潁州寫了十首《采桑子》,有“輕舟短棹西湖好”、“春深雨過西湖好”、“畫船載酒西湖好”……都是歌詠當地的潁州西湖的。后來,人們到潁州西湖來游玩的時候,都喜歡唱歐陽修的這些詞。四十三年之后,這里的歌伎舞女們唱的依然是當年歐陽修的醉翁詞,這是真實的情事。可是,這四十三年的往事消逝之快,就像天上的一抹閃電。佛經上所說的“如夢幻泡影”,也是這個意思。蘇東坡這感慨今昔寫得很好,真是一筆就把所有的繁華都抹煞了。
我剛才說了,“滑”字和“八”字很難押,我們且看蘇東坡是怎么押的——“草頭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還二八”。“流珠”就是露水珠。秋天草葉枝梢上有露水,風一吹,草葉一動,露水珠就掉下去了。人生的短促也就是這個樣子。人們寫人生的短促常常說:“人生有如朝露。”古代還有一首送葬的挽歌叫《薤露歌》歌詞說:“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薤”是草葉,說是那草葉上的露水是多么容易被曬干!但露水干了,明天早晨還可以落新的露水;人死了這一去,什么時候才能回來呢?所以,草頭上的露水就代表了生命的短暫,是說歐陽修已經死去了,四十三年已經過去了。下面,他就要押這個“八”字的韻。這蘇東坡真是才大,他說——“三五盈盈還二八”!什么是才大呢?才大有幾種情況。一種是“感受”這方面的才——你的感受比別人敏銳,你的觀察也就比別人敏銳;另一種就是“表現”這方面的才。我曾經講過,看一首詩的好壞先要看它感發生命的多少、厚薄、大小;然后就要看這感發的生命傳達得如何。這里面一個是“能感”的因素;一個是能寫的因素。在“表現”的這一方面包括語匯的豐富和想象的豐富。語匯的豐富是可以訓練的,你只要多讀書,多背誦,語匯自然也就多了。可是想象的馳騁,那是天生來每個人各有不同的。蘇東坡是大才,他在各方面都很豐富。這“三五盈盈還二八”寫得真好。他不但把“八”字的韻押得這么自然、通順,而且這一句所表現的感情和哲理都很豐富。這一句說的是什么?是月亮。因為他后邊還有呼應,他說:“與予同是識翁人,唯有西湖波底月。”“三五”是十五;“二八”是十六。每月十五的時候,月亮是圓的;到了十六依然是圓的,看起來和十五的時候差不多。可是月亮在十五和十六如果真的差不多,后來怎么會變成只剩下一半呢?它不是在一天一天地減少嗎?事實上,十六的時候月亮已經不圓了,只不過那時候你沒有看出來而已。杜甫說,“一片花飛減卻春”,可是人們總是要等到花都落下的時候才突然明白:春天已經過去了。月亮有“十五”的“盈盈”,就有“二八”的殘缺;人生也是一樣,有聚就有散,有合就有離。蘇東坡說,現在西湖的游客已不是四十三年前的游客,和我一樣當年曾經認識醉翁歐陽修的人還剩下有誰呢——只有西湖水中的明月!你看,人家蘇東坡并不寫什么“斷腸雙淚流”之類的句子,但卻表現出十分深刻的今昔懷思的悲感,而且寫得非常超越和自然。所以,前人說蘇東坡的詞“正如天風海濤之曲,中多幽咽怨斷之音”,這并不是偶然的。他的詞,不管是長調還是小令,都有很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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