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舅爺是著名文史學家任中敏先生（1897—1991）。我曾在四川師范大學父母家中讀到一本書《從二北到半塘》一書，是由任先生的學術助手龍晦教授委托兒子龍達瑞（也是我的好友，現為美國西萊大學教授）送來的“當代江蘇學人叢書”之一。讀后才算是對我認識、交往多年的舅爺的人品、治學及學術成就有了較為深入的了解。2010年盛夏偶遇舅爺的博士弟子王小盾教授。小盾兄告訴我，任先生的全集很可能這一二年內要出版齊。我作為孫輩，深感欣慰。欣慰之余，多年前與舅爺交往的情景，一幕幕浮現腦海，揮之不去。這些記憶雖為零星的、片斷的，卻是生動的、鮮活的，且為上述書中所未記載的。我覺得有必要將它們付諸筆墨，以表對舅爺的憶念之情。

一、 初識舅爺

舅爺任中敏先生在家中排行第六，但在男性里排行第二，是我奶奶任華（排行第五）的胞弟，是我父親許建的親舅舅。父親稱他“二舅”，我就應當稱為“二舅爺”，大家后來背地里稱他“二老太爺”，言即他輩分高又在任家男性里排行第二。第一次見到舅爺是1965年11月。那時我們三弟兄剛隨在重慶市工作的母親遷居到成都四川師范學院（簡稱“川師”）與父親團聚。一天父親對我說，要帶我去見一位親戚長輩。當時我10歲多一點，現在已記不清舅爺居住的具體地址。只隱隱約約記得大概是現在九眼橋往西磨子橋方向，那時沒有現在的一環路，公交車到九眼橋就是終點站停車場。所以我們從川師到九眼橋后，還沿著相當于現在的一環路向西走了好長一段路，才到舅爺家。近來才從達瑞兄處獲知，那里是壁環村民主路3號。

走上木樓梯到二樓后，眼前完全是一副“書香門第”的景象：書架上的各種我不認識的線裝書，琳瑯滿目，可以兩人對坐的大書桌上面有文房四寶和我看不懂的研究手稿，昭示著主人是位學富五車的文人。墻上懸掛著古色古香的國畫和一些不知屬于什么體的書法作品。窗臺上擺放著像古董一般的類似宋代青花瓷的花盆，里面種著造型各異的盆景花卉。窗外是一個很小但十分安靜的小院落，院中扶疏的竹叢旁有一口井。這對于當時還住在川師“貧民窟”（筒子樓）里成天與蚊子蒼蠅打交道的我來說，仿佛進入了另外一個別有洞天的世界。

初見二舅爺，覺得他顯得有些“另類”。只見他身穿與當時流行的中山裝格格不入的對襟大褂外套，頭頂散亂的白發稀疏，臉上蓄著兩撇當時社會上很少見的“八字胡”，在我這個小孩兒眼中看去，有點像“解放前”的老頭兒。對于這種似乎“不修邊幅”的裝束，當時不要說我這個孩子，就連社會上大多數普通百姓可能也難以理解和認同。現在想來，這一方面充分顯示出舅爺那種不媚俗套、不合“潮流”、獨立不羈的性格，另一方面也說明他一心鉆研學問，很少顧及儀表打扮等“俗事”。

當時一見舅爺這副似乎不容親近的模樣，我不由得產生出些許畏懼感。但當父親向他介紹我后，他立即走過來與姐姐的親孫子握手，十分親熱地噓寒問暖。原來他竟是位可親可近且可愛的老爺爺！我按照父親的囑咐怯生生地叫了聲“二舅爺爺”。父親說這種稱呼太冗長，叫起來不方便。反正我也沒有見過親爺爺，舅爺也無孫子，以后就簡明扼要地稱呼他“爺爺”即可。于是我以后就直接稱呼舅爺為“爺爺”，順理成章，也就稱呼舅奶奶王志淵為“奶奶”了。這樣稱呼既方便，也顯得十分親近。舅奶奶也是位慈祥可親的老人，趕忙抓了些糖果招待我們。記得那天下午坐了一陣，父親與舅爺聊了一些我們小孩子聽不懂的話之后，便離開了。

不久以后，父母領我們全家去拜訪了爺爺奶奶，還在他家共進了午餐。當我們下午準備動身返回川師時，突然發現當時只有6歲的二弟曉明不見了！舅爺馬上起身尋找，甚至還到樓下院中的水井探視，怕孩子不慎掉進井中。結果發現調皮的二弟自己提前跑向了九眼橋方向。我記得這是我們幾個孩子最后一次到舅爺的“書香門第”玩耍，因為不久以后，“文革”爆發，舅爺很快被趕出了這里，搬到水津街（今九眼橋附近的水井坊靠近東門大橋）一帶。

二、 “文革”遭遇

“文革”開始后，已年屆70的舅爺遭受了眾所周知的磨難。舅爺一家被迫搬遷到水津街一個老院子里居住。進院落之前，從水津街一個拱形門洞進去，穿過約20米的巷道，便是一個天井般的過道。過道左側是公用廚房，右側是院子大門。舅爺的“新居”緊靠近大門處右側。

此時，過去的“書香門第”一去不復返，只有一間約14平方米的房間和半間潮濕的耳房。上三級臺階便進房間門。房間里進門便是我熟悉的那張可以對坐兩人的大書桌，舅爺常坐在書桌里面，面對門口接待我們。里面是老夫妻的雙人床，床腳靠墻是大衣柜，床頭有一平柜，擺放日常用品。要進房間里面，須從大書桌與平柜之間硬擠進去。好在當時人因營養不良皆比較“苗條”，擠進去還不太費事。進房門登臺階之前，右邊是小耳房。由于地勢低洼，耳房顯得潮濕不堪，所以不能住人。里面堆放了一張因潮濕而日益破舊的長沙發，以及鍋、泡菜壇、米壇等廚房用具。公用廚房大概一個院子只有一個，燒飯各家輪流來。衛生間在何處我已記不清了，反正也是公共使用的。舅爺家那張古色古香的方形餐桌房間里放不下，便放在天井里。通常老兩口用餐便在房間里書桌上進行，有客人（經常是我們幾個孩子）來，便在天井的餐桌上招待。

不少人對舅爺這種戴上了“反革命”“右派”帽子的“反動學術權威”唯恐避之不及，根本不可能主動與他往來。如有位擔任了領導職務的親戚到成都出差，為了避嫌而不敢去看望舅爺。盡管我們家也遭受磨難，抄家、關“牛棚”（“牛鬼蛇神”集中居住處）、懲罰性勞改等遭遇不斷降臨到我父親頭上，但我母親卻根本不顧忌這些。她當時在牛市口空壓機廠工作，距離舅爺家比較近，所以經常騎自行車去看望二位老人。有時在牛市口替他們買一些菜帶去，當時買任何東西都需要票證，糧、油、肉票不用說，甚至連鹽巴、白糖、粉條、豆腐、木耳、黃花等皆規定要票證。老人家有時不知把票證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媽媽就把我家的票給他們一點。有時陪舅奶奶聊聊天，看看他們二老有無需要幫忙之事。她們都是江蘇人，很有共同語言。通過聊天，深入了解到舅爺是位脾氣倔強、事業心很強的社會科學工作者。

“文革”時，作為被戴上“歷史反革命”和“右派分子”帽子的舅爺常常被迫去參加“革命造反派”組織的各式各樣的批斗會、“學習班”，或帶著小板凳去從事拔草等勞動以“改造思想”。這是十分侮辱人格的“待遇”，令人十分憤懣。所以當時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處于心情郁悶、提心吊膽、煩躁不安的狀態。但倔強的舅爺心中不服氣，在批斗會上造反派要他低頭認罪，他卻堅持昂頭不從。

此時舅爺的工資被停發，致使兩位老人生活無著。舅爺的學術助手龍晦先生便每月委托兒子龍達瑞送去10元，以聊補無米之炊。后來舅爺又被送往什邡軍墾農場“勞動改造”，至1971年才返回成都。1971年舅爺恢復工資發放后，又將這些錢裝在信封內，托達瑞兄還給龍先生。當時我父親被關在“牛棚”，家里被抄，出來后不久父親又到軍墾農場。母親帶我們3個孩子惶惶度日，包括為了躲避日益激烈的“武斗”而到鄉下“逃難”。舅爺的這種境遇我們全然不知，皆是近日才從達瑞兄處得知。

其中有件事尤其令人氣憤。舅爺曾有一部著作，中華書局準備出版，并預先支付了千元稿酬，這在“文革”前算是巨額收入了。“文革”開始后，四川大學中文系造反派抄家時，領頭的青年教師抄走了舅爺的這部手稿和預付稿費，事后又否認有此事，活生生地將這筆巨款私吞。中華書局沒有得到書稿，理所當然地要舅爺退還稿費。舅爺既拿不出書稿，又無法退出稿費，急得走投無路。因為這不但自己利益受損，而且作為一位老知識分子的尊嚴也受到極大傷害。但舅爺考慮到我家的困難——家里3個小孩，父母工資也不高，還要接濟揚州的爺爺和姑姑（爺爺作為一位剛直不阿的知識分子，被錯誤地打成“反革命”和“右派”并開除公職，直到1979年才平反）——所以沒有當即對我們說，而是向北京的幾位侄子求援。我的這幾位表伯均為高級知識分子，大家湊了一些錢，才算幫舅爺渡過了難關。后來舅爺又用自己的工資逐漸還清了。

三、 恒心、愛心與童心

盡管處于非常悶悶不樂的年代，時常遭受各種侮辱性待遇，大大干擾了自己的正常生活，但舅爺對唐藝學、敦煌學的研究卻從未停止。他常常在學習班結束或勞動完結后，背著背篼到圖書館借書，回到家吃過晚飯便開始整理資料。到10點鐘就上床睡覺。凌晨4點，悄悄起床開始研究。早晨8點過再休息一會兒。然后又開始一天的工作。一年四季幾乎不斷。哪怕是嚴冬“不耐五更寒”之時，仍披著棉襖伏案工作。有一次我去水津街，正好遇見他背著背篼，埋著頭、兩只袖子一甩一甩大步往家走。我叫了一聲“爺爺”，他才如夢方醒般看到我，簡單寒暄幾句，就趕快回家搞研究去了。真是抓緊時間、爭分奪秒！

當時沒有計算機和打印機，一切科研的資料搜集、分類整理、研究的階段性成果和最終成果全憑人用筆一個個字寫。舅爺常常用毛筆書寫草稿，然后花錢請人用16開或8開的格子稿簽紙謄抄。現在看來，依當時那種條件，沒有經年累月地皓首窮經、“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和耐心，是無法完成500萬字的科研成果的。因此，伏案寫作成了舅爺“永遠不變的身影”，幾乎我每次去都會看到這種身影。

舅爺有時也會讓我欣賞一下謄抄完畢的書稿，上面的字大部分我都認識，但不知何意。只覺得字寫得很好，一格一字，像我們小學時臨摹的字帖。記得我高中畢業時已18歲，在家等待上山下鄉，舅爺說干脆讓我幫他抄寫書稿。他先拿了一份有些像字帖的稿件給我看，問我的字書寫得是否有這種水平？我已被漂亮的字體震懾住了，連忙搖頭。舅爺又拿出另一份字跡稍微差一些的，我一看似乎比我寫的還差。猶豫了一下，還是沒允諾。一來我貪玩，二來看不懂不感興趣，三來怕抄錯承擔責任。盡管舅爺承諾，抄16開小紙每頁給2角5分，8開大紙每頁給5角的報酬，最終仍然沒有能達成協議。1985年我在西南師范大學攻讀世界史碩士學位，聽我的導師孫培良教授（中國著名西亞史專家）談起舅爺在學術界如何如何權威時，我心底里還真有些懊悔。早知如此，說不定我幫舅爺抄書，還能成為他的弟子呢。當我自己成為大學教師，親身從事學術研究時，我才真正理解舅爺在當時那么艱苦的物質條件下，那么險惡的社會環境中堅持不懈地從事學術研究，需要對學術有多么執著的熱心、對事業有多么堅韌的恒心！

舅爺表面看來脾氣倔強，但內心卻情感豐富，尤其對孩子充滿愛心。當年因舅爺愛國，促使他唯一的兒子任有愈（我父親稱他為“小愈”）從戎國民黨空軍，參加抗日戰爭，不幸從飛機上摔下身亡。舅爺每每懷念起兒子，心里還隱隱作痛。記得我1973年到北京玩，住在伯父許梅家。舅爺寫信來要我替他在京購買一本任繼愈先生的《漢唐佛教思想論集》。當我回成都將伯父買的書遞給他時，他指著作者的名字對我說：“曉光，看到這我就想起我的兒子，他名字叫任有愈，和作者只差一個字。”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正因為舅爺自己沒有后代，所以對我們幾個他姐姐的孫子很疼愛。盡管他工作十分繁忙，但只要我們去，他總是擠出時間來接待我們。常常是笑嘻嘻地與我們寒暄，突然說一些令我們捧腹大笑的妙語，使我們深切感受到揚州人的幽默風趣。例如有一次舅爺要在家招待我們幾個孩子吃午飯，但條件很差，只能在秋風蕭瑟的過道天井里的餐桌上請我們。盡管如此，舅爺還是很幽默地說：“咱們就著西波（北）風下飯吧！”奶奶總是給我們倒一點他們老年人喜愛喝的沱茶，然后做一些味道精美的飯菜招待我們。她燒的菜是江蘇味道，與我們母親燒菜味道非常接近。加之當時“文革”期間，物資短缺，正在身體發育旺盛期的我們三弟兄似乎永遠對葷菜沒有滿足之時。因此我們常常在奶奶盛情招待下，大快朵頤，盡享佳肴。殊不知這樣一來，又要用掉兩位老人的多少生活費和票證了。

我們幾個小孩不大懂事，每次去所關注的只是大書桌上那些信封表面的漂亮郵票。這些郵票有來自法國的、日本的……和咱們中國的郵票截然不同，當時社會上幾乎見不到，使人很有新奇感。于是我們就向舅爺討要這些郵票。舅爺不僅慷慨允諾，而且還將抽屜里其他類似的信封拿出來，讓我們盡情地撕下上面的郵票。我們當時并不知道，這些信件、稿件都是世界各地的敦煌學家正在與舅爺進行學術交流的方式。待我懂事后，我想在“文革”那樣險惡的社會環境中，舅爺居然沒有被再加上一個“里通外國”的罪名，真是奇跡！

當然，我們也不是每次僅去玩。待我們年齡逐漸長大后，父母讓我們去幫助年事已高的爺爺奶奶做些家務事。當時不像現在，可以請“小時工”幫忙，一切家務均得自己做。我們去最主要的事是擦窗戶。那時老四合院的窗戶很高，而且與現在的大玻璃完全不同，是古色古香的、由拐彎抹角的窗欞和分隔成若干小塊的玻璃構成，擦起來很費事，老年人更無法承擔此項家務。我當然義不容辭，站在舅爺的大書桌上，認真地將每格窗欞、玻璃擦干凈。發現有玻璃松動、可能有掉落的危險時，就向舅爺要來錘子、釘子把它釘牢。擦完窗戶，又將天花板上的灰塵撣凈。兩個弟弟就負責掃地、拖地板、擦家具之類。

當然，兩位老人不會白白“剝削”我們的勞動，總會給些獎賞。例如一次干完活后，舅爺決定去東門大橋附近請我們吃北方水餃。只有過年才能吃到水餃的我們一聽，都樂壞了！舅爺手牽我二弟在前面走，我帶著三弟小強跟在后面，奶奶還帶上個鋁飯盒，準備把吃不完的水餃帶回家。走了一陣，渴望美食的二弟按捺不住，指著東門大橋旁一建筑問：“是不是那里？”舅爺做出一本正經的模樣逗他說：“那是骨科醫院，咱們不去！”把我們全逗樂了。到了餃子店，奶奶一下要了二斤（200個）餃子。其實現在看來，那餃子質量很差，包的餡兒主要是韭菜，肉極少。但我們三只“饞貓”卻感覺如“滿漢全席”，待爺爺奶奶停下筷子、表示吃飽了以后，我們便風卷殘云一般將剩余的餃子一掃而光。最終奶奶只得將空飯盒原樣帶回。一年后，舅爺給北京的伯父寫信還不忘提及：“曉光真厲害！一頓要食七十個餃子！”

記得1972年的一天，舅爺在成都著名景點武侯祠旁南郊公園請客，介紹我認識了長我兩歲的龍達瑞兄，那是我們初次見面。舅爺稱他為“小龍”，是為了給即將下鄉插隊的小龍餞行才策劃了這次聚會。舅爺很慷慨地拿出10元錢讓我和母親去點菜，這在當時是兩位老人一周的生活費了。舅爺自己生活儉樸，但對晚輩卻充滿愛心。諸如此類，可見一斑。同時我也感到，盡管蒙受不少冤屈，但除了對事業的執著恒心外，舅爺始終具有面對困難卻樂觀豁達的“童心”。其突發妙語不僅常常逗得我們捧腹大笑，奶奶也時常忍俊不禁。這種精神狀態，支撐著兩位老人度過了令人壓抑萬分的年代。

1974年我下鄉到“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的四川劍閣縣，度過了四年艱難困苦、令人刻骨銘心、終生難忘的蹉跎歲月。其間偶然返回成都探親，仍要去探望爺爺、奶奶。向他們訴說一些鄉下境遇，或聽舅爺風趣的妙語，郁悶的心緒常可暫時舒緩。1977年，正當我們全家為兩個知青的前途感到絕望之時，鄧小平復出工作，首先恢復了高考制度。我們家里兩名知青同時參加了1977年底的首次恢復后的高考。由于當時有12屆中學生同時考試，所以錄取率很低。全國平均為二十七分之一，四川人口多，僅為八十八分之一！考上本科很難。但我們兩弟兄憑借努力加運氣，皆從鄉下考上了中央部屬院校。二弟先被中南礦冶學院錄取，去舅爺家報告時，他像對同輩人那樣緊緊握住二弟的手說道：“祝賀你被錄取！”當我也拿到西南師范學院錄取通知書并去報告時，雖然天色已晚，但二老仍在院子里逢人便說：“兩個知青都考上了大學！”表現出老一代知識分子對孫輩前途的深切關懷和熱切冀望。

四、 如煙往事成追憶

我上大學后，舅爺很快調動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當時父母前去他家里幫忙收拾了很久，最后一直將二老送到火車站，送上軟臥車廂。到北京后，舅爺為了紀念他這么多年來在成都的坎坷歲月，特意書寫匾額一幅贈送給父母，上書“人心思法”四個篆書大字，并附題記道：“健、偉甥于1979年助我出蜀，任勞任怨，卒底于成，心實感之。時國內思潮，上下均求法治甚切。每有爭執，輒以權大法小為憾事。后書此四字，遠寄為謝，并志所懷。”表達_{了對扭曲年代知識分子不幸遭遇的義憤和對祖國即將走上法治社會的渴望。同時給母親寄來一件衣服，感謝她多年來對自己的照顧。從此以后，我再也沒有見到這位祖輩。只是從他給父母的信件和他人的述說、信件中繼續加深對舅爺的了解。其中很多信件述說之事與他在成都的遭遇密切相關。}

1979年父母連續接到舅爺從北京來的多封信。信是用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豎排稿簽紙寫成，讀起來有些費力。內容是要求父母替他向四川大學黨委轉交信件。信件內容主要是兩方面，一是要求四川大學“落政辦”（“落實政策辦公室”的簡稱）為自己這么多年來的冤屈落實政策，二是要求退還那筆被私吞的稿費及其利息。但兩件事均遭到相關人員拖延推諉，辦起來異常艱難，使舅爺感到焦頭爛額。他在給父母的信中一方面感嘆“幸而社會主義優越性大！中央一切新政策頒布及時，比那不如我的早已變做骨灰的，我總算是大幸的人”；另一方面又對相關辦事機構和人員不負責任的“拖拉掛泡、不辦不理”的辦事風氣和效率十分氣憤。其實照現在的人看來，舅爺只要讓他的學生——中宣部長胡喬木或教育部長蔣南翔給四川大學打個招呼，此事便可很快辦成。但當時舅爺只知道通過正常渠道去辦理，結果父母也為此事跑動數趟，收效甚微。直到后來舅爺調動回揚州師范學院，四川大學才算給他徹底平反。結論是舅爺毫無問題，純屬冤案錯案。舅爺在給父母來信中十分憤慨地寫道：“折騰了我這數十年，原來只是為了拿我尋開心！”

盡管舅爺對自己的遭遇憤憤不平，但學術研究卻從未懈怠。在來信中可以看到，他一方面無可奈何地抱怨“在這種情況下，哪里還有多少精力去搞科研工作”；另一方面又決心“在京兩年，將《優語集》《敦煌歌辭集》兩稿交了”。當時舅爺還在通過教育部辦理調動回老家揚州之事，因此還需要揚州方面落實政策，將原有住房收回。又遭到各種人員的拖延推諉。面對這些令人煩心的現實，舅爺對于學術研究的決心絲毫不顯動搖。他在信中表示：“我的目力腦力日退一日。到揚州后，拼死拼活，也得把所余的三種科研成果弄完成，然后休息。”當時舅爺已82歲高齡。以耄耋之高壽，發如此之雄心，用當年曹孟德的“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來形容，一點不為過。難怪小盾兄告訴我，他自從到任先生那里攻讀博士學位，就每年只能大年初一休息一天，其余時間全部用來讀書學習科研。因為舅爺知道自己來日無多，力圖爭分奪秒，在有生之年，把所有學問傳給弟子。

1982年1月，我大學畢業分配到父母所在單位四川師范學院任教。3月，著名文史學家卞孝萱教授到學校來講學，順便來父母家里看望揚州老鄉。卞教授操著一口濃厚的揚州普通話，眉飛色舞地談起舅爺的一些趣事。如揚州師院要申報一個古代文學碩士點，但報到國務院學科組時，卻因舅爺的學術成就，被主動批準成了博士點。當學校告訴舅爺這一特大喜訊時，舅爺毫無感覺地回答：“我才不要你那個什么博士學位！”把學位點誤認為學位，反映出他一心做學問、超脫“塵世”的心態。此為學術界一趣談。

1984年，我重回西南師范大學攻讀世界史碩士學位。接父母來信，說舅爺的手稿被一名叫傅曉宇（音）的女子騙走，以致下落不明。父母準備通過法律手段起訴，但咨詢了律師，因起訴主體不明，只能作罷。不知這部手稿如今漂泊何方？

1986年，在西南師范大學中文系學習的汪俊兄即將碩士畢業。我聽說他將回到老家揚州師院工作，便托他給舅爺捎信，順便買了不少他們兩位老人特別喜歡的沱茶帶去。不久接到汪兄回信，說任先生雖已雙手拄杖，但仍聲如洪鐘。他目睹我的信，回憶起在成都那些不堪回首的歲月，不禁感慨萬分……

我當時本打算借查閱畢業論文所需資料之機，親自前往揚州拜見舅爺，但因經費所限而未能如愿。沒想到以后卻再也沒有機會。1991年12月，正在西南師范大學任教的我在《人民日報》上看到舅爺逝世的訃告和大照片，這反映出國家和社會對他的學術貢獻的充分認可和褒揚。2010年7月2日，我回到老家揚州。在原揚州師院側門拜謁了舅爺的銅像，瞻仰了“半塘”石碑，并與之合影留念。當天，我找到住在校外的汪俊兄，他與我聊起當年與任老見面的情形。他回憶說，當時任老已有些間歇性糊涂，常在聊天過程中將汪俊誤當作曉光。我還得知汪俊已在小盾兄門下獲得博士學位，算是舅爺的“再傳弟子”了，感到由衷欣慰。7月3日，我和揚州的姑姑、叔叔們一起，到揚州小茅山公墓為我那含冤去世的祖父燒紙錢表示哀悼，同時也為在同一公墓安葬的舅爺燒了紙錢以示懷念之情。此時此刻，與舅爺交往的如煙往事浮現腦海。一切皆已成追憶，愿這位學術泰斗冥福。

（作者單位：四川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