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毛永嘉 徐陵
愿子厲風規，歸來振羽儀。
嗟余今老病，此別空長離。
白馬君來哭，黃泉我詎知。
徒勞脫寶劍，空掛隴頭枝。

詩題中的“毛永嘉”，指毛喜(516—587)。毛喜，字伯武，滎陽陽武(今河南原陽)人。陳宣帝時執掌軍國機密，官至吏部尚書，封東昌縣侯。他為人正直，言無回避(《陳書·毛喜傳》)，因得罪后主，于至德元年(583)被外放為永嘉內史。至德元年，也是徐陵去世的一年。可知此詩的作年即在至德元年。此前，徐陵在宣帝太建(共十四年)末，以年老曾多次上表請求致仕(退休)，宣帝一再挽留，并下詔專為他蓋起大齋，讓在家中處理公務。此詩當是毛喜離京城建康(今江蘇南京)赴永嘉(今屬浙江)前夕到徐陵家中辭行時，徐陵的送別之作。其時，徐陵已十分衰邁，他自知在世已時日無多，便對這位可以信賴的朝中同僚寫下了這首猶如臨終遺言式的送別詩。此詩反映了詩人希望重振朝綱的積極入世的思想，也表現了他對友誼的珍重與對人世的眷戀。

全詩八句，明顯地分為前后兩個部分。前二句勉勵，后六句惜別。一別將成永訣，于是情見乎辭，談人說己，婉曲備至，吐露衷曲，極盡纏綿。

一二句以“愿”字喚起，從對方想入。“厲”有振興、發揚之意，“風規”指風氣與規范；“羽儀”，羽飾，用羽毛修飾旌纛的飾物，此以“振羽儀”指振興朝廷的法度綱紀。詩人鼓勵毛喜在永嘉任上作出成績，刷新吏治，推行政令法紀，改變當地的風氣，并期待他有朝一日重返朝廷，為整頓綱紀、振奮人心做出新的貢獻。從《陳書·毛喜傳》的記載來看，毛喜確也沒有辜負徐陵的信賴。他先后任永嘉內史與南安內史，由于“在郡有惠政”，于禎明元年(587)“征為光祿大夫，領左驍騎將軍”，離郡入朝時，“道路追送者數百里”。不幸的是，在入朝途中染病去世。否則，以毛喜的正直秉性與杰出的政治才能，是可望在“振羽儀”上再有所作為的。

抒寫離情別緒的后六句，從自身一面想入，以“嗟”字領起，長聲唱嘆，若不勝情。詩人為什么會動情至深呢？一曰“老”，二曰“病”，而且“今”已老而且病，等于在說大限在即，人生的道路已經走到了盡頭，從而自然轉出“一別空長離”之意。“空”字一作“恐”，又作“畏”，度之詞情與意象，似都不如“空”字。“空”字既有空間感，見出“長離”以后的渺不可接，又有時間感，流露出自己將不久于人世的感傷情懷。以下四句即由此“空”字引發，通過兩個典故，將“空長離”之意寫深寫透。前一典故見于《后漢書·范式傳》。范式與張劭為至交，張劭去世，范式夢見張劭前來訣別，告知葬期。范式素車白馬前往奔喪，未及抵達而已出殯。靈車到墓地忽然不能動，直到范式趕到，執紼引柩，靈車才被引動。詩人以張劭自比，而以范式比毛喜。這兩句意謂：您即使如當年范式為張劭那樣素車白馬前來奔喪，而其時我已入土，在黃泉之下，我又怎能感覺到呢？后一典故見于劉向《新序·節士》。春秋時吳國的大臣季札，在余祭四年(公元前544年)出使晉國，路過徐國，徐國國君見季札所佩寶劍，雖未明言但已在表情上流露出想要的意思。季札因有使命在身，來便將劍獻出，但已在心中默許。當他出使歸來經過徐國時，不料徐君已經去世，便將寶劍掛在徐君的墓樹上而去。徐人稱贊季札掛劍的行為，編了一首《徐人歌》來歌頌他：“延陵(今常州，為季札的封地)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在這末兩句中，詩人又自比徐君，以季札比毛喜。他說，即使您重然諾，講信義，言必信，行必果，有如古時季札之于徐君，對我說來，也是“死去元知萬事空”，已是毫不相干的了。以上兩個典故，在抒寫生離死別的傷感情緒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在高度評價彼此之間的友誼這一點上也是互相統一的。但前一典故只局限于別離引起的傷感，后一典故則還隱含有毛喜不致有負所望、終將勝利歸來之意，暗中遙應篇首“愿子厲風規，歸來振羽儀”的祝愿。友人終將勝利歸來，而到那時，自己墓木拱矣，這就不僅僅是感傷了，且見出無限沉痛。

全詩出語平淺，感情深摯，似話家長，卻又入人至深。沈德潛在《古詩源》中評此詩為：“似達而悲，孝穆(徐陵的字)集中不易多得。”余冠英在《漢魏六朝詩選》中說：“這詩四十字像是一筆寫下，貌似俳偶實則單行。”所論都能深中肯綮。此詩的用典也自有特色。詩人并不滿足于襲用成典，并不只是借以歌頌友朋間的情誼，而是根據抒情的需要驅遣典故，為我所用，將自己對人生的眷戀之情以及對毛喜的信賴之意，連同離情別緒一起織入典故之中，使“空長離”之情反反復復、曲曲折折流泄不止，顯出無比的感傷、凄楚以至沉痛。詩人用典的成功還得力于其高超的語言藝術。“詎”、“徒”、“空”三個虛字婉轉于字句之間，使舊典搖曳多姿，平添情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