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戲曲與文學：

戲曲是中國最自然之文學

王國維以嚴謹的科學方法梳理、考證了中國戲曲誕生、發展的歷程。在《宋元戲曲考》的尾聲，王國維探討了中國戲劇與外來因素的關系，認為在中國戲曲的形成過程中，的確有一些外來的戲劇現象，但主要還是本土的影響。譬如在講到元代戲劇的結構時，他說：“至元劇之結構，誠為創見；然創之者，實為漢人；而亦大用古劇之材料，與古典之形式，不能謂之自外國輸入也。”

王國維把戲曲形成過程，看成是多種藝術門類的綜合過程，認為綜合度越高就越成熟。王國維指出，藝術形式愈自由便愈進步，但事實上戲劇史乃至整部文化史并非始終朝著自由、進步的方向發展，時常會有曲折和倒退，在他看來，明代劇作家就沒有元曲作家水平高，作品過于拘謹。

另外，戲劇的形成、發展和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也是緊密聯系的。“元初之廢科目，卻為雜劇發達之因。蓋自唐宋以來，士之競于科目者，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旦廢之，彼其才力無所用，而一于詞曲發之。……此種人士，一旦失所業，固不能為學術上之事。而高文典冊，又非其所素習也。適雜劇之新體出，遂多從事于此；而又有一二天才出于其間，充其才力，而元劇之作，遂為千古獨絕之文字”。元雜劇的創作者，大多是不得志的讀書人，失去了科舉的上升途徑，又沒有養家糊口的技術，只好投身戲劇創作。這便解釋了元代戲曲文學水平之高的原因。

戲曲文學的地位和價值

王國維不同于觀點偏仄狹隘的封建士大夫，他公正地給了戲曲文學以應有的歷史地位。以前代的文學樣式來擠壓后代的文學樣式，這是沒有道理的。古希臘的悲劇可以照亮西方文學的發展之路，而莎士比亞的戲劇同樣是偉大的，但在中國封建正統文化史家看來卻并非如此。

以元曲為例，“兩朝史志與《四庫》集部，均不著于錄；后世儒碩，皆鄙棄不復道”，結果，“遂使一代文獻，郁堙沈晦者，且數百年”。在這樣的背景下，王國維奮力為戲曲修史，并盛贊元曲在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理論意義就非同一般了。

王國維不僅將元曲擺在了與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平等的地位，而且還進一步說明，以這些文學樣式在它們各自最盛的時代里的地位論，戲曲在元，比詩之在唐和詞之在宋，更加一枝獨秀；若按照它們互相間美學價值的高低論，戲曲也大有勝過前世各種文學樣式的地方。王國維認為，戲曲文學超越其他文學樣式的最重要一項，就是“自然”。

劇本的文學性

王國維此處的“自然”，與“真”“不隔”等概念近義，主要是指不重修飾的直觀自然狀態。戲劇創作者是不入流的，所以不必承擔名教的責任，于是也就從虛文浮彩中解脫出來，可以憑著意興說真話、繪真容。如此一來，寫出的劇本不僅感情真摯，對于時代、社會的現實反映也十分真實，甚至可為史家論世之用。

依照王國維的觀點，戲曲追求自然，看似不避粗鄙，實際上卻能導向更高一層的藝術境地。真摯自然的作品會流露出秀杰之氣，其藝術表達就可以創造出意境來。自然是王國維對戲曲的整體要求，與自然相聯系的意境則是著重于藝術表達的方面。所謂意境，王國維是這樣解釋的，即：情要真，景要實，人物塑造要性格化，歸根結底仍然是真切和自然。然而對戲劇作品來說，單是主觀真實情感的迸發并不夠，還必須符合藝術的形象和環境。當然，僅僅對環境和人物形象進行刻畫也不夠，還要注入豐富的情感，否則藝術形象便會失去靈魂，也無法打動觀眾。戲劇的藝術真實，只有在情景、意境相互交融的情況下才能成立。借用王國維在《人間詞話》里“隔”與“不隔”的說法，交融契合則是“不隔”，否則則是“隔”，而“隔”正是真實和自然在審美效果上的大敵。

對于戲曲文學在藝術表達上的自然和意境問題，王國維列舉了元劇中不少文詞段落來支持自己的說法，對關漢卿的作品尤其推崇。王國維對關漢卿的贊譽，主要針對其戲曲的文字語言方面。不過也正如王國維自己所說，比起創作初衷和作品內容，“若其文字之自然，則又為其必然之結果，抑其次也”，所以他對劇作內容的實質性價值也是十分看重的。他認為，關漢卿的《竇娥冤》、紀君祥的《趙氏孤兒》“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這是中國學者第一次以全球視野，對本民族的傳統劇目作出恰當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