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調賞詞的幾點卮見

詞調群落之厐大駁雜出人意料。各種不同的詞調計有千余，同調不同體者又有千余；詞調還有剛、柔之分，如《滿江紅》《水調歌頭》，以及連用三字句的《六州歌頭》，多四字句的《沁園春》等，音節都極為沉雄高亢，最宜于懷古感事。而《臨紅仙》《蝶戀花》等宛轉清脆，宜于寫景抒情；多以《憶舊游》詠春思，以《齊天樂》《霜天曉角》詠秋景。詞調更有雅、俗；尊、卑之別，詞在發展過程中，有些一度曾淪為花前月下、佐酒侑觴、淺斟低唱、惜香憐玉，甚至是眠花臥柳、狎妓嫖娼的產物。從晚唐五代到宋初，詞所描繪的少有例外的是那種“綺羅香澤之態”“綢繆宛轉之度”。這類作品中，比較典型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分別是五代后唐莊宗（李存勖）和王衍的“者（這）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杯酒。”（《醉妝詞》）以及長于“短歌艷曲”的和凝所作《天仙子》等等以詠仙為名的艷情詞。

當然，即使在主流詞壇“雌了男兒”的背景下，卻也有像王安石的懷古感今，寄意深沉，“一洗五代舊習”，在三十多家同調詞中，被贊為“絕唱”的《桂枝香》和“自是一家”“指出向上一路”的蘇軾詞中的“密州三曲”和赤壁絕唱。稍后則有致力于詞的獨立和純潔的“別是一家”“壓倒須眉”的《漱玉詞》。“南渡”后的岳飛、陸游、辛棄疾、陳亮等人的真正意義上的蒿目時艱、忠藎報國的辭章，更是遠離了“花間”“草堂”等的陰柔情調而充溢著陽剛之氣。

詞的家族的博大參差和良莠不齊，還表現在以下兩方面：一則詞調分雅、俗，比如李存勖所作調寄《憶仙姿》，蘇軾嫌其名不雅，據李詞卒章所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改為《如夢令》；二則詞調有尊、卑之分，比如陸游《釵頭鳳·紅酥手》之詞調本名《擷芳詞》，其與相關調名，如《折紅英》《清商怨》等系蜀中新詞體，有濃重的艷情色彩，甚至是章臺冶游的產物。竊以為，基于《釵頭鳳》詞調的卑俗性，所以它不可能是陸游題贈前妻唐琬，而是寫給小妾楊氏的。

鑒于詞調既有雅、俗，尊、卑之分，而又極為駁雜。不同詞調和詞體竟有兩千余個。一一掌握既無可能，亦無必要。不才經過長時間反復思考，于近幾年提出了選調賞詞（包括解詞和填詞），率先提出了以下兩點具體主張：

首選熟調。所謂熟詞是指那些常用習見的詞調，使用頻率很高，相對較易掌握。比如《浣溪沙》，此系《全宋詞》中使用最多的詞調（約775次）。晏殊和蘇軾用此調所作“一曲新詞酒一杯”和“山下蘭芽短浸溪”等均為傳世名作。當代著名女詞人沈祖棻所作約上百首《浣溪沙》大都堪稱上乘之作，其中“芳草年年記勝游，江山依舊豁吟眸。鼔鼙聲里思悠悠。三月鶯花誰作賦？一天風絮獨登樓。有斜陽處有春愁。”對于這首詞，汪東先生評曰：“后半佳絕，遂近少游。”閑堂老人程千帆箋曰：“此篇1932年春作，末句喻日寇進迫，國難日深。世人服其工妙，或遂戲稱為沈斜陽。”《水調歌頭》的使用頻率僅次于《浣溪沙》，在《全宋詞》中約使用743次。蘇軾選用此調所作“明月幾時有”，在宋詞中名列前茅。而那種僅存一詞的孤調和僻調，則鮮有可取者，可不予關注。

精選壓調。壓調與壓卷之概念大同小異。壓卷是對能壓倒別的同類作品的、最好的詩文或書畫的美稱；壓調則是同一詞調中的一枝獨秀者，或與其他一篇或數篇并列為同一詞調中的最佳篇目。比如蘇軾的《念奴嬌·大江東去》、岳飛的《滿江紅·怒發沖冠》、李清照的《聲聲慢·尋尋覓覓》、柳永的《雨霖鈴·寒蟬凄切》、姜夔的《揚州慢·淮左名都》、辛棄疾的《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及其《菩薩蠻·郁孤臺下清江水》、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秦觀的《踏莎行·霧失樓臺》及其《鵲橋仙·纖云弄巧》、王安石的《桂枝香·登臨送目》、陳與義的《臨江仙·憶昔午橋橋上飲》、賀鑄和辛度疾的《青玉案》（“凌波不過橫塘路”“東風夜放花千樹”）、蘇軾的兩首《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老夫聊發少年狂”）、辛棄疾的《水龍吟·楚天千里清秋》《太常引·一輪秋影轉金波》《水調歌頭·落日塞塵起》《破陣子·醉里挑燈看劍》《西江月·明月別枝驚鵲》《賀新郎·甚矣吾衰矣》《鷓鴣天·壯歲旌旗擁萬夫》《永遇樂·千古江山》《南鄉子·何處望神州》、柳永的《望海潮·東南形勝》《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張孝祥的《念奴嬌·洞庭青草》、張元干的《賀新郎·夢繞神州路》、晏幾道的《鷓鴣天·彩袖殷勤捧玉鐘》《臨江仙·夢后樓臺高鎖》、晁補之的《摸魚兒·買陂塘》、蔣捷的《一剪梅·一片春愁待酒澆》《虞美人·少年聽雨歌樓上》；還有不太為人關注的吳潛的兩首《滿江紅》（“萬里西風”“紅玉階前”）。以上三十余首詞，不僅在宋詞中，就是在汗牛充棟的古今全部詞作中，亦均堪稱無出其右者。

當心誤讀。與歷代詩文相比，唐宋詞被誤讀的情況極為嚴重，且愈是名篇愈加嚴重，這里僅舉數例：

李煜《烏夜啼》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銷清秋。

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后主詞，由于在其被俘前所寫多是宮廷享樂生活，被俘后則主要抒寫故國之思，所以前后期還是容易區分的，但是這兩首《烏夜啼》有所例外。首句作“林花謝了春紅”一首的編年，筆者至今有所舉棋不定。而“無言”云云這一首，歷代，哪怕有的還是名家，在肯定其寫離愁的同時，多數定為后期所作，這是一種莫大的誤解。竊以為，問題主要是出在對黃升一句話的錯解上。黃曰：“此詞最凄婉，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一）這里所謂的“亡國之音”，并不是指已經滅亡了的國家的音樂，而是特指“將欲滅亡之國”（見《史記·樂書·張守節正義》）的哀樂。一個極具說服力的例子是，李璟的《攤破浣溪沙》和馮延巳的《謁金門》，也被稱為“亡國之音哀以思”（李清照《詞論》），無疑此二詞絕不是亡國之后所作。同樣，李煜的這首《烏夜啼》并不是作于亡國之后，而是屬于“泉路”相隔的悼亡詞。

此詞調曰《烏夜啼》，除又名《相見歡》外，還有一別名曰《憶真妃》，所以這當是一首本意詞，其中寄托著作者對其妻、子的悼念之情。李煜十八歲納周憲（后謂大周后），二十三歲被封為吳王，周憲被聘為吳王妃。她多才多藝，尤擅琵琶，曾將《霓裳羽衣曲》的殘譜填補成完整的樂曲，自己用琵琶演奏。她與后主共同生活了十年，于干德二年十一月二日病卒。在此之前一個月，后主幼子仲宣四歲夭折。仲宣是周憲所生最小的兒子，他聰明早慧，深受父母鐘愛。在短短一個月之內，接連夭子喪妻，這對多情善感的李煜來說，實在是一種難以承受的打擊。他痛不欲生，甚至想投井自盡。此詞當是在這種心情下寫成的，詞中所表現的極度孤寂和悲哀，不是破國之恨，而是亡家之痛。

妻死子殤固然很不幸，對李煜來說更難以承受的是巨大的感情落差。因為失去的不是別的什么人，而是他極為寵幸的嬌妻愛子。周憲病中，相傳李煜與周憲之妹（后謂小周后），有過某種荒唐的舉動，但總的說他不同那些把女人完全當玩物的帝王，他是一個頗富人情味的丈夫和父親。妻子死后他曾自稱鰥夫。這一切正是首句“無言獨上西樓”的心理背景。“月如鉤”，又契合于周憲病卒于十一月之初的彎曲的缺月之形，也是一種具有象征意義的悼亡語。上片結句的“寂寞梧桐深院”，則可能與周憲生前的住處有關。《全唐詩》卷八收有李煜為周憲母子寫的悼詩數首，其中《感懷》一首有“又見桐花發舊枝”云云，詩中的“月樓”“桐枝”等均系似曾相識之物。不同的是，悼亡詩可能寫于周憲謝世的第二年春天，而此詞則可能寫于她逝世一周年的“清秋”時節，痛定思痛，雖然已看不到作者在悼詩中的“潸然淚眼”，但濃縮之后的情思，卻更為深沉感人。

秦觀《滿庭芳》

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征棹，聊共引離尊。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

銷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謾嬴得青樓、薄幸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惹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

《淮海詞》中，調寄《滿庭芳》者有數闋之多，而最為出色的就是上述這一首。此詞不僅堪稱《淮海詞》的壓卷之作，說它是整個詞史上的“壓調”之作恐亦不為過。在筆者看來，此闋比之周邦彥同調詞中的名篇“風老鶯雛”更勝一籌。少游此詞問世不久，即產生了轟動效應，僅與其同時和稍后的兩宋人物便有多位對之稱賞不絕。豈料，稱賞歸稱賞，而對其寫作背景、思想題旨等等，不僅罕有準確到位或恰如其分的導讀，甚至出現了不少錯注、錯解，以下擬就仍舊混淆視聽的幾個問題試加辯駁。

乍讀此詞，文字、意蘊等方面均可能有些障礙，從而影響到對詞旨的理解。逐一注釋的話，不僅要占去不少寶貴的版面，還可能給人以將原詞支離之感。所以，不妨試著將全詞譯成通俗易懂的文、白結合之辭以供參考：“微云綴山像涂抹上一般，枯草銜天如膠膝緊相粘，城門號角聲已斷。暫停征帆，共把離酒飲干。蓬萊席間情繾綣，今日回首似云煙。夕陽西下，寒鴉萬點，流水環繞孤村轉。魂去魄散，臨別之時人何堪。我暗解香袋送給她，她以羅帶作交換。二人情深意纏綿，空落得薄情名聲在妓院。此一去無緣再相見，襟袖上白白淚痕斑斑。此處最傷感，回轉身高城望不見，只有燈火昏黃又暗淡。”

只讀文本的話，一眼難以看出它寫于何時，再加陳廷焯在《白雨齋詞話》中說過：“少游《滿庭芳》諸闋，大半被放后作。”陳氏之言并不錯，問題是解析者沒有分清每一首的具體寫作時間，便貿然為之編年，曾導致了對于詞旨理解的大錯；在影響頗大的注釋本中，則有將“多少蓬萊舊事”中的“蓬萊”注釋為“傳說中的海上仙山”等等。這一切雖然是不應有的硬傷，但尚屬情有可原，而不可原諒的是黃升有關此詞的一段讕言：

后秦少游自會稽入京，見東坡。坡云：“久別當作文甚勝，都下盛唱公‘山抹微云’之詞。”秦遜謝。坡遽云：“不意別后，公卻學柳七作詞。”秦答曰：“某雖無識，亦不至是。先生之言，無乃過乎？”坡云：“‘銷魂當此際’，非柳詞句法乎？”秦慚服。然已流傳，不復可改矣。又問別作何詞，秦舉“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坡云：“十三個字，只說得一個人騎馬樓前過。”秦問先生近著，坡云：“亦有一詞，說樓上事。”乃舉“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晁無咎在座，云：“三句說盡張建封燕子樓一段事。奇哉！”

至此編者可能要責問筆者：為何引文不寫出處？答曰：此出處一言難盡——原來，南宋人黃升，又號花庵詞客。其所編《花庵詞選》全書二十卷，收詞千余首。前十卷為《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后十卷為《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一收唐五代詞人26家；其余九卷是宋詞，收詞人108家。在卷二蘇子瞻《永遇樂·夜登燕子樓，夢盼盼，因作此詞》之后，即是上述引文之出處，這顯然是黃升所作的一段評語。對于其他詞作黃升亦偶有所評。這些評語中，有的頗被后世所稱重，比如評溫庭筠曰：“詞極流麗，宜為《花間集》之冠”等等。而關于秦少游的上述評語，筆者也曾一度信以為真。日后越想越覺得不對味兒，整個口吻都像是東坡在作弄少游，豈有此理！因為蘇軾不會不知道，這首詞是少游煞費苦心，將對他的極度牽掛“打并人艷情”（下詳），他反倒把個晚輩弄得無地自容。再說當時凡有井水飲處，都能歌柳詞，學柳詞有何不可！

關于這首詞的“本事”和編年，胡仔征引《藝苑雌黃》所云：“程公辟守會稽，少游客焉，館之蓬萊閣。一日，席上有所悅，自爾眷眷不能忘情，因賦長短句，所謂‘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是也。”因而將此詞系于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赴會稽省親后之所作。但是這還不夠到位。試想，省親本是一件高興的事，那么少游為何寫出這么一首傷感的詞呢？這就得較為詳細地說一說，填寫此詞之前后，少游內心深處最為“牽掛”的是一件什么事？

元豐二年春夏，蘇軾由徐州移知湖州，途經高郵。適逢秦觀的祖父，隨叔父秦定居會稽已經多年。祖父年事已高，秦觀早有如越省親的打算，遂與蘇軾結伴南行。同行的還有參寥等共五人。他們經揚州，到潤州（今江蘇鎮江），在金山遇風留信宿。至無錫同游惠山后，蘇軾到達任所湖州。遇梅雨，又共同泛舟城南。秦觀告別蘇軾，去往會稽叔父的任所省親。叔父時任會稽尉，郡守程公辟極為賞識秦觀，便在會稽臥龍山下的一處著名的游宴之所——蓬萊閣設宴款待。正在秦觀留戀于會稽的人情、風物之際，“烏臺詩案”發生，蘇軾被捕入獄。秦觀聞訊，在他人避之尚且不及的風口上，多情多義的秦淮海，遽返湖州探詢實情。證實后卻無能為力，又經杭州返回會稽。至歲暮，由會稽返高郵，除夕抵家。這是筆者所繹出的“山抹微云”一詞的實實在在的寫作背景。不會不知道這些實情的蘇軾，他怎么會忍心去譏諷自己所一貫所賞識的淮海居士呢？

再從一些細節上看：秦少游是“蘇門四學士”之一，也是蘇軾所鐘愛的“門墻桃李”，他們是師生關系，老師口口聲聲稱學生為“公”，這叫對方怎么承受得了？再看，黃升一上來就說什么“秦少游自會稽入京”云云，筆者可以斷言，少游壓根兒就沒有自會稽入京，他是帶著十分沉重的心情由會稽返回老家高郵的。因此，我們說這段評語是黃升隨心所欲的編造！

值得警惕的是，這類編造絕不止黃氏一人所為，也不像是出于惡意，所以也就更容易被誑上當。被誑過之后，筆者得出了一種教訓——越是說得煞有介事，越要小心；越是膾炙人口的名篇，越容易被這種“編造”所誤導。

李清照在唐宋以來的全部詞作中，《漱玉詞》被誤讀的數量和程度，大致埒同于《放翁詞》。在第一講中，已就《聲聲慢》等三首詞作出了本人的解讀，茲不復贅。

陸游《釵頭鳳》

紅酥手，黃縢酒。滿城春色宮墻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

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閑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

以往人們或為尊者所諱，或未曾得知陸游在其原配唐氏、繼室王氏之外，還有一位曾令其神魂顛倒、愛之欲狂的小妾楊氏。陸、楊之間的那段婚外情，當是深藏在《釵頭鳳》詞后面的真實背景；換言之，《釵頭鳳》是陸游書贈楊氏而非唐氏者。鑒于陸、王之婚配是由雙方家長包辦的，其間難免存有不如意之事。王氏自蜀州東來山陰與陸游結合，后又攜其五子一女，跟隨陸游入其故鄉蜀州，并一度滯留于此。離開王氏游宦于成都、嘉州等地的陸游，與楊氏邂逅鐘情。陸游最疼愛的最小的女兒，就是他與楊氏所生：“淳熙丙午秋七月，予來牧新定。八月丁酉，得一女，名閏娘，又更名定娘。予以其在諸兒中最稚，愛憐之，謂之女女而不名。女女所生母楊氏，蜀郡華陽人。”（《渭南文集》卷33之《山陰陸氏女女墓銘》）為一個夭折的襁褓嬰兒撰寫“墓志銘”本已少見，況且其中尚有“姿狀瑰異凝重者”“不妄啼笑”“與常兒絕異”云云，這種極度夸贊的話，以及她死后，陸游為之“痛甚，灑淚棺衾間曰：‘以是送吾女。’”不難發現，在這種強烈的感情色彩背后，顯然另有隱衷。這是以往人們未曾想得到的、正確解讀《釵頭鳳》一詞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陸游親筆所寫的這一“墓志銘”，已是后話。在此之前，他與楊氏還生過兩個孩子。

陸游從南鄭鑫抗金前線，十分無奈地到達成都，曾下榻于城西的一個驛站里。在這里，他與一位人稱“驛卒女”（其實當是驛站中的藝妓楊氏）兩情相悅。自此，陸游凡至成都，均下榻于這一“驛社”。《放翁詞》中至少有十來首以往或被稱為狎妓艷情，或被看做夢游仙境的蜀中之作，實際是跟陸游與楊氏的那段婚外情緣有關。比如，首句作“風卷征塵”的《雙頭蓮》中的“佇想艷態幽情，壓江南佳麗”，指的當是楊氏。在陸游看來，這位楊氏壓倒了原籍江南的原配唐氏。陸游的第六個兒子子布，當是他與楊氏生的第一個孩子，而不是年近半百、徐娘已老的王氏所生。正因為子布系非婚所生，在陸游一家東歸原籍山陰時，才將子布像棄嬰一樣地寄養蜀中，直到王氏去世后，子布才得以回到陸、楊身邊，這又是后話。當初從子布的坐胎到出生以后，大約兩三年之久，因家庭和其他世俗所造成的種種阻礙，楊氏獨自撫養子布，而陸游不但沒有給予應有的關照，竟有數年壓根未與楊氏照面。直到淳照五年（公元1178年）二月，陸游去成都城東后蜀燕王宮故址張園觀賞海棠，與楊氏意外重逢，愧疚交加之中，寫下了這首懺悔錄似的《釵頭鳳》。不僅是這首《釵頭鳳》，就是以往無確切編年的《卜算子·詠梅》，也不像是作者的詠物抒懷或孤芳自賞之作，而更像是《釵頭鳳》的姊妹篇，當是陸游寓蜀期間，專為“驛外”“無主”“一念墮塵中”（《秋波媚》）、“才見便論心素”（《真珠簾》）的別有“風調”、令其“時時偷顧”“最動人”的楊氏所作。

在自號“放翁”的陸務觀被“恩準”東返山陰之前后，子聿又在楊氏腹中坐胎。為了求得與陸游同行而不為王氏所阻，楊氏喬裝打扮成行腳尼姑尾隨而行，只有四五歲的子布卻被舍棄在西蜀。這或許就是人們一向認為不足置信的“野史”“軼史”中所說的，陸游“挾蜀尼以歸”和“攜成都妓剃為尼而與歸”的真相。而當初與子布訣別的凄慘情形，則有陸游的詩句為證：“憶昔初登下峽船，一回望汝一凄然。夢魂南北略萬里，人世短長無百年。”（《劍南詩稿》卷五四《計子布歸程已過新安入畿縣界》）

這位至少在中年以前有點缺乏自律性，往往為酒和女人而頹放和癲狂的陸游，應該說欠下了楊氏母子一筆沉重的孽債，為此他深自懺悔過，也為后來得以重逢喜不自勝，這一切，不僅有陸游的多首詩為證，其晚年一直將楊氏所生的子布、子聿留在身邊，倍加疼愛，更是陸游欠債心情的一種旁證。唯因陸游對楊氏的愧疚和愛憐，較之對唐氏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釵頭鳳》一詞才能寫得那樣痛切感人。況且，在《放翁詞》中，還有多首以往被視為“贈妓”和“代妓而作”者，也寫得相當深摯多情，這恐怕大都與陸、楊那段不平常的情緣有關。平心而論，楊氏為陸游付出的比唐氏更多，也更能打動陸游，從而寫出了這首令古今多少讀者“情愿為之悲喜”的《釵頭鳳》！

筆者在對陸游的詞學觀念加以繹的過程中發現，他不僅恪守“詩莊詞媚”的老傳統，有時甚至將詞視為下賤。根據筆者的賞詞所見，解讀《釵頭鳳》時，尤其不能忘記，在陸游的觀念中，并未完全消除對于詞的鄙薄心理，再加家長制和其他封建倫理觀念對其強制性的約束，在他身上仍然保留著一些令人難以思議的理念。比如，他時而惟父母之命是聽而休棄唐琬，時而又把正妻和妾媵藝妓的地位視為有天壤之別，他把對于前妻和繼室的情意寫在莊重的詩里，比如“沈園”詩、“菊枕”詩和其他多首詩歌，大都是為懷念唐琬的刻骨銘心之作；就是對其明明有所“審美疲勞”的、她本人又不無刻薄之嫌的王氏，陸游也以《離家示妻子》為題，作詩敘說她的好處。而對于楊氏，哪怕私下里“愛”得發狂，甚至覺得她的“倩笑”“道骨仙風”，比唐琬更值得懷念，到頭來也只配寫到“等而下之”的長短句里。（陸游這一關于詩詞題材的保守觀念，至其晚年大有改變）何況，《釵頭鳳》這一詞調及其淵源所自《擷芳詞》，多系帶有濃重艷情色彩的章臺冶游的產物。如果用心讀一讀陸游于宋孝宗干道中后期至淳熙中前期的詞作，不難發現，包括《釵頭鳳》在內的若干首寫于蜀中的長短句，竟在不同程度上，與楊氏的身世、“做派”，乃至長相、身段有關，而與唐琬則風馬牛不相及。依照陸游在某種意義上偏于落后的詞學觀念，說不定他認為，將自己與唐氏的那段情事，用《釵頭鳳》這種詞調歌之、題之，會有損于陸、唐兩族及其本人之清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