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蔡琰《悲憤詩》

相傳屬于蔡琰的三首詩，除《胡笳十八拍》后人多指為假托，已成定論外，其余被稱作《悲憤詩》的兩首，雖然載在正史，讀者也并不全信。不過引起問題的只是其中五言的首，對于騷體的篇似乎向少疑問。蘇軾《仇池筆記》“擬作”條云：

《列女傳》蔡琰二詩明白感慨，頗類《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蓄不盡發見，況伯喈女乎？琰之流離必在父歿之后，董卓既誅，伯喈乃遇禍，此詩乃云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非真也。蓋范曄荒陋，遂載之本傳。

蘇氏雖同時提到這兩首詩，其懷疑論實在只對五言首而發。其后胡應麟《詩藪》但稱文姬騷體，不及五言，似以五言首為偽作。許學夷《詩源辨體》也獨信騷體章。鄭振鐸先生《中國文學史》道：

細讀二詩，楚歌體的文字最渾樸，最簡單，最著意于煉句造語，……沒有句空言廢話。確是最適合于琰的悲憤的口吻。琰如果有詩的話，則這首當然是她寫的無疑。琰在學者的家門，古典的氣習極重；當然極有采用了這個詩體的可能。至于五言體的首，在字句上便大增形容的了。……且琰父邕原在董卓門下，終以卓黨之故被殺；琰為了父故，似未便那末痛斥卓吧？

兩首《悲憤詩》敘寫頗不致，其中如有首可信，另首就很可疑。關于兩詩的真偽是本文所要討論的，但在討論之前有件重要的工作要做，就是弄明白它的本事。否則，討論起來沒有較切實的依據，也就不能有可靠的結論了。

蔡琰被擄的經過，范曄《后漢書》敘述不詳。《董祀妻傳》云：

夫亡無子，歸寧于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于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于祀。……后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

關于蔡琰被什么軍隊所擄，以及如何流落到南匈奴，本傳都沒有交代，因此后人紛作揣測。沈欽韓云：

《南匈奴傳》：“靈帝崩，天下大亂，於扶羅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寇河內諸郡。”《魏志》：“初平三年，太祖擊匈奴於夫羅于內黃，大破之。……四年春，袁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余賊及於夫羅等佐之。”據史則匈奴曾寇陳留，文姬所以沒也。玩文姬詩詞，則其被掠在山東牧守興兵討卓，卓劫帝入長安，遣將徐榮、李蒙四出侵掠。文姬為羌胡所得，后乃流落至南匈奴也。……此當為初平年事，傳云興平非也。

何焯云：

《董卓傳》：“卓以牛輔子婿，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陜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擊破河南尹朱儁于中牟，因略陳留、潁川諸縣，殺掠男女，所過無復遺類。”文姬流離當在此時。

王先謙《后漢書集解》并引沈、何兩說，不置可否。但沈說和蔡詩、范史顯有不合的地方，詩中明說“卓眾來東下”，而於夫羅和董卓并無關系；傳文明說“興平中沒于南匈奴”，而於夫羅到陳留不在興平。如以本傳“興平”兩字是“初平”之誤，那就太武斷了。何焯的假定就合理得多。李、郭等本是董卓的部屬，而董卓所部本多羌氐。《后漢書·董卓傳》云：

六年，征卓為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廩賜斷絕，妻子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臣不能禁止。”

李傕軍中雜有羌胡，也見于記載，袁宏《后漢紀·獻帝紀》云：

于是李傕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繪采與之，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

蔡琰必是被擄于李、郭等軍中的羌胡，所以詩中說“卓眾來東下”，又說“來兵皆胡羌”。董卓所部抄掠陳留，于史可稽的也只有李、郭等東下這回。《后漢紀·獻帝紀》載其事云：

（初平）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牛輔遣李傕、郭汜、張倕、賈詡出兵擊關東，先向孫堅。堅移屯梁東，大為傕等所破。堅率千騎潰圍而去。復相合，戰于陽人，大破催軍。傕遂掠至陳留、潁川。

據此，李、郭等劫掠陳留在初平三年，和蔡琰本傳所云“興平中”仍然不合，而且和南匈奴也沒有關系，這是何說啟人疑竇的地方。其實何氏并未說錯，不過只道著半罷了。蔡琰從李、郭軍到南匈奴部是經過次轉手的，關鍵是李傕等和南匈奴左賢王的次戰爭。《后漢書·獻帝紀》云：

壬申，幸曹陽，露次田中。楊奉、董承引白波帥胡才、李樂、韓暹及匈奴左賢王去卑率師奉迎，與李傕等戰，破之。

《董卓傳》和《南匈奴傳》也記載這件事，不過稱去卑為右賢王。《后漢紀·獻帝紀》云：

董承、楊奉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匈奴右賢王去卑，率其眾來，與傕等戰，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也稱右賢王，去卑的稱號該是“右賢”或“左賢”且不去管它，可注意的是南匈奴軍和李傕、郭汜打了這么回仗，獲得不小的勝利。李、郭軍中的子女玉帛在這時轉移到勝利者手中是當然的。這件事范曄和袁宏都敘在興平二年十月，和《董祀妻傳》記琰沒入南匈奴之年正相符合。蔡琰就在這次戰爭中由李、郭軍轉入南匈奴軍，最為可能。所以蔡琰被擄的事實，原分兩段：初平三年在陳留被李傕等軍中的羌胡驅掠入關，到興平二年冬脫離，是第段；從興平二年冬流入南匈奴，到十二年后被贖，是第二段。明白了全部事實，從前的種種紛紜都可以理清了。

從上引《后漢紀·獻帝紀》文，又知道南匈奴左（或右）賢王去卑本居河東。這支匈奴人是漢靈帝時從於夫羅單于流亡到內地來的，其居留地是河東平陽（今山西臨汾附近）。《南匈奴傳》云：

建安元年，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侍衛天子……及車駕還洛陽，又遷都許，然后歸國。二十年，單于來朝，曹操因留于鄴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

李賢于“歸國”下注云：“謂歸河東平陽也。”又于“留于鄴”下注云：“留呼廚泉于鄴而遣去卑歸平阻監其五部國。”可知這部分的匈奴后來仍住平陽，未嘗遷移。蔡琰本傳說她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然后被曹操贖還，所謂“胡中”就是平陽，并非塞外。從興平二年起歷十二年，是建安十年。這年春天曹操征高幹，取道河內的羊腸坂，北上太行，攻圍壺關。行軍所到的地方離平陽不遠。高幹曾投奔南匈奴求助，被拒絕。曹操或在這時和南匈奴通信使，得知蔡琰下落，因而贖還。

蔡琰在胡中十二年，和她同居生子的是何等人，已無法知道。但從文姬可以用金璧贖取這點推測，她不像是單于或胡王的妃妾。從詩中“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等句想象她的生活，也不像是深居高供的人。以常情論，蔡琰在胡中如果身份高貴，享奉優裕，她自己也未必肯回鄉改嫁了。

關于蔡琰被擄入胡到被贖，可以考知和可以揣測的情形，大略如上，較之前人所知道的事實稍稍有所增加，這時來辨證兩首《悲憤詩》的真偽便可以有些新依據了。我以為蔡琰如曾作詩來寫她的悲憤，可信的倒是五言這首，而騷體首斷然非真，因為五言《悲憤詩》所敘事實和史籍相合，而騷體首的描寫不切于實際的情景。且看下列詩句：

惟彼方兮遠陽精，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

這樣寫來，直以蔡琰所居的胡中為窮北荒漠之地。那里是南匈奴的景象？更何嘗是去卑支所住的河東平陽的景象？五言《悲憤詩》只說“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便覺毫無夸張。再看：

歲聿暮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胡殿兮臨廣庭。

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

從這些詩句見出作者想象蔡琰在胡中的生活是居宮廷，娛絲竹，簡直似烏孫公主、王昭君的身份了，又豈合于事實？又如：

身執略兮西入關，歷險阻兮之羌蠻。

二句，稱匈奴為“羌蠻”。且似謂蔡琰被虜于羌，直至其國，顯然是錯誤。如這詩出蔡琰手筆，怎么會有這許多不真實的敘寫呢？五言篇就沒有這些破綻，其寫情的部分又深切感人，遠過騷體，確有如陳祚明所謂“他人所不能言”者。范曄稱為琰作，自屬可信。

現在不妨將懷疑的意見拿來研究了。蘇氏以為蔡琰被虜必在父死之后，上文所考事實已經證明其不確。他只根據本傳“興平中”云云來揣想事實，絕不曾想到蔡琰的流離還有興平以前的段。后來閻百詩卻相信蘇說，《尚書古文疏證》卷五十下云：

予嘗謂事有實證，有虛會，……如東坡謂蔡琰二詩東京無此格，此虛會也；謂琰流落在董卓既誅之后，今詩乃云為董卓所驅掠入胡，尤知非真，此實證也。傳本云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于胡中者十二年，始贖歸。興平凡二年，甲戌、乙亥，距卓誅于初平三年壬申已后兩三載，坡說是也。

閻氏這里的論證遠不如平時考經細心，他受了東坡的影響，有了“《悲憤詩》非真”的先入之見，所以見詩中敘事和本傳不合，便立刻據史駁詩，全不想傳文那樣簡單，如何能包括全部事實？詩縱使是別人所作，也不見得不據事實。讀者正該注意詩和傳的參差，參考其他資料來判明其所以然，看詩和傳的敘事是否可以互相補充。不應在事實未判明之前遽下斷語，抹煞方面。蘇、閻二氏的疏忽由于被成見蒙蔽了。

再看蘇氏“虛會”之處。他說《悲憤詩》“明白感慨，東京無此格”，亦屬武斷得很，試看同時曹操有《薤露行》、《蒿里行》，王粲有《七哀詩》，阮瑀有《駕出郭北門行》，無名氏有《孔雀東南飛》，可知敘事、寫實，五言正是當時普遍流行的詩體。如果說五言《悲憤詩》不該產生在這段時間里，那么在建安之后、范曄著史之前，放在哪段時間里才更合式呢？在漢末與劉宋之間又有什么作品比《七哀》或《孔雀東南飛》之類更和《悲憤詩》相似呢？何義門《讀書記》云：“《春渚記聞》載東坡手帖云：‘史載文姬兩詩，特為俊偉，非獨為婦人之奇，乃伯喈所不逮。’當是公晚年語耳。”蘇氏前后議論矛盾如此，《仇池筆記》或者不可靠吧？

至于鄭振鐸先生所提出的疑問，其本身似乎很可以引起疑問，他說騷體篇是渾樸簡單、字句鍛煉的詩，最適合于蔡琰的口吻，但為什么像五言篇“激昂酸楚”（沈德潛語）、“局陣恢張”（張玉穀語）的詩就不適合于她的口吻呢？如說寫悲憤的詩只可渾樸簡單，豈不和東坡認建安詩不能“明白感慨”同樣無據？他說生于學者家門的蔡琰，極有采用古典的騷體的可能，然而為什么飽經世患，“流離成鄙賤”的蔡琰就沒有采用當時流行的五言體的可能？蔡邕不也做五言詩么？他說蔡邕以卓黨被殺，蔡琰不應痛斥董卓。蔡邕應否列為“卓黨”，固然大可商酌；即可算做卓黨，蔡琰身受“卓眾”的蹂躪到那種程度，難道還能隱忍不言？難道還要看父親面上為董卓遮蓋？這豈不太出于情理之外？

總之，對五言《悲憤詩》雖有人提出疑難，其實都是容易解決的，決不能動搖蔡琰的著作權。此外關于蔡邕父女的傳記還有兩個小問題，和蔡琰詩多少有些牽連，不妨附帶討論下。

第是蔡邕有無后嗣的問題。《悲憤詩》說“既至家人盡”，本傳說蔡邕“無嗣”，恰相符合，但《世說·輕詆》篇注引《蔡充別傳》說蔡充的祖父蔡睦是蔡邕之孫。《晉書·羊祜傳》說羊祜是蔡邕的外孫，又稱蔡襲為羊祜的“舅子”。那么蔡邕至少有兩孫，名睦，名襲。范曄說他無嗣，豈非錯誤？范曄說錯了還不礙緊，蔡琰所云“家人盡”豈非同樣失真？有了這個破綻，此詩豈不也蒙贗鼎的嫌疑？這里的問題其實包括兩件事：是蔡邕有無子孫的考定；是“既至家人盡”這句詩的解釋。前者是纏訟已久的案子，時恐難判決，但范曄未必處在不利的地位。《晉書·蔡豹傳》說蔡睦是蔡邕的叔父蔡質之孫，和《蔡充別傳》不同，《別傳》不定可據。《晉書·羊祜傳》所謂“舅子”依侯康《后漢書補注續》說“非必即邕之孫，雖從孫亦得蒙此稱也”。那么，范曄錯不錯現在還不能論定。即使范曄錯了，蔡琰這首詩也不定非受連累不可，因為“家人盡”不定就是說死亡無余，也可能是說流散殆盡。何況經多年流離隔絕，蔡琰如有“家人”在遠方，當時她盡可以不知而誤以為“盡”，這并非情理所無的事啊。

第二是蔡琰是否在陳留被虜的問題。王先謙《后漢書集解校補》云：

案本傳言文姬歸寧于家，為胡騎所獲。疑本于路被留，并未抵家也。邕文字亦無言及其家被禍者。

這個假定如果能成立，蔡琰被虜是否與李傕等有關就成問題，而《悲憤詩》本事的考定就要重起爐灶了。但傳“興平中，天下喪亂”云云敘在“歸寧于家”之后。“歸寧于家”句語氣業已頓住，其事亦必在興平以前。對于這節文字的解釋似不當如“校補”所說。至于蔡邕文字無言其家被禍層，也很容易解釋。則李、郭等抄掠陳留時在初平三年春，邕于長安被殺在同年夏四月，空間距離很遠，時間距離極近，消息傳不了那么快。何況干戈遍地，又非平時可比。文姬被虜曾經過長安，尚且不能知道父死消息，蔡邕不能知道其家被禍又有什么可怪？二則據《蔡邕傳》，他的著述因李傕之亂頗有湮沒，不盡流傳，又如何能因為不見于他的文字，就斷為并無其事？《校補》所疑，根據太薄弱了，當然也不能影響《悲憤詩》的辨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