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對陶淵明頗為羨慕：“吾見陶靖節，愛酒又愛閑。”然而閑居看似簡單，卻鮮有人能拋棄富貴，甘心貧窮。《詠貧士》告訴我們，陶淵明并不總是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般靜穆，他的內心也充滿著矛盾，他最終能依“道”而行，主要依賴從古圣先賢的事跡中挖掘的固窮精神。

一、 孤云與飛鳥

《尚書·洪范》有所謂“六極”，其四為“貧”。“貧”，孔傳：“困于財。”袁行霈認為：“陶淵明隱居之初，生活尚不致貧窮如是。此蓋屢遭災禍，七十歲以后所作。……茲系于宋文帝元嘉二年乙丑（四二五），淵明七十四歲。早于《有會而作》、《乞食》一年，一年后寫此二詩時貧窮之狀尤甚矣。”

《詠貧士》由七首詩組成。前兩首分別吟詠作者當下的生活與情感，后五首則每首吟詠一到兩位歷史人物，重現當時的歷史情境，展示古圣先賢的精神風貌，向他們致敬。

《詠貧士》其一首句以“萬族各有托，孤云獨無依”暗示了作者的處境。云本為聚散無根之物，更何況離群之孤云。“孤”“獨”二字強調了寂寞苦悶之情。李善注：“孤云，喻貧士也。”“曖曖空中滅，何時見余暉？”隨著時間的流逝，孤云的境遇非但沒有好轉，反倒越來越暗淡失色，不知不覺消失于天空之中，不曾留下一抹余暉。孤云的存在是被人所忽視的，其寂滅沒有任何人關注，只是自生自滅而已。孤云意象本于《九章·悲回風》：“憐浮云之相佯。”王逸注：“相佯，無依據之貌。”《九章》是戰國時期屈原的作品。屈原懷才不遇，被君王放逐，一副忠君熱腸，無處可訴，“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他發現浮云如他一般無所歸依，對其產生憐惜之情。陶淵明使用孤云這一意象，既是在對古代文化的喚醒與認同，其“有我之境”的表現手法，亦得益于以寫哀景怨情見長的屈原。屈原被放逐是君王的昏庸造成的;而陶淵明主動選擇歸隱，成為貧士，則是由于世道的黑暗，出于避世存身與保存真性情的需要。二者在濁世之中努力保持自身的高潔情操則是一致的。“孤云”是貧士的象征，接下來，一只與眾不同的飛鳥再次宣告隱居是陶淵明的必然選擇。

陶詩在不同的場合使用了飛鳥這一意象，如“望云慚高鳥，臨水愧游魚”“棲棲失群鳥，日暮猶獨飛”“云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等。然而在此詩中，飛鳥這一意象群發生了分化：“朝霞開宿霧，眾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當朦朧的霧氣隨著朝霞的升起而漸漸散開，眾鳥紛紛飛出巢穴覓食，有只飛鳥卻遲出早歸。李善注：“眾鳥，喻眾人。”眾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隱喻現實生活中絕大多數人對于仕途的選擇，此鳥則隱喻陶淵明出處與世俗異趣。為何異趣？陶淵明解釋是：“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故轍”隱喻回歸田園。歸隱是量力而行的舉動，一如《歸園田居》的“守拙歸園田”。相比于眾人之投機取巧以獲得現實的好處，“守拙”需要勇氣，也要付出饑寒的代價。孔子“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的瀟灑言論，多多少少遮蔽了饑寒帶來的壓迫感，給人以崇高的道德美感，但臻于道德至境的陶淵明并未在現實中找到能夠忍受饑寒的知音，于是他在該詩結尾嘆息：“知音茍不存，已矣何所悲。”“知音”一詞讓我們又回到屈原《離騷》結尾那濃重深厚的悲哀之中：“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形容枯槁而上下求索，歷經劫難而對故國懷著濃重的悲哀與熱戀的詩人，與蕭然陋室之中的詩人面影相重疊。我們聽到的仿佛不只是陶淵明的詠嘆，還有屈原的嘆息。

二、 現實中貧士的世界

陶淵明在辭去彭澤令時已經預見到辭官之后必然會陷入饑凍交迫的境地，而且做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歸去來兮辭》序曰：“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詠貧士》其二中，陶淵明真的陷入了他曾預想的境地：“凄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余瀝，窺灶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閑居非陳厄，竊有慍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

這首詩的前三句交代了時令、環境與詩人窘迫困頓的處境。寒涼的歲暮，詩人緊緊擁著粗布衣服，坐在門欄下曬太陽，從中汲取一點溫暖。房子周圍的花兒都已凋謝，樹木只剩下了光禿禿的枝條。這蕭條的冬日景象，與“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的景致形成鮮明對比。而詩人的處境，也與“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時較為充裕的物質條件相比，貧寒了許多。酒壺里倒不出一滴殘余的剩酒，本應生出裊裊炊煙的柴火灶，也因無米可煮、無菜可吃而變得冷冷清清。“饑凍”真切地降臨到詩人的生活中。《讀〈山海經〉》中“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的陶淵明一去不復返。詩書還在，但已經被他塞到了座外，太陽偏西了，他都沒時間去研讀。生存成為了第一位的需要，他需要依靠陽光的力量來幫助自己打起精神，勉強過活。此時，孔子走到了腹內空空的詩人面前。他的落魄形象與此刻的詩人何其相似。“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孔子在陳遭到圍困，絕糧七日。子路慍怒地責問他：“君子也有窮困的時候嗎？”孔子以“君子固窮”來回答。陶淵明雖未遭到圍困，但在閑居中也遇到了與孔子極其相似的窘境，“窺灶不見煙”表明他已絕糧，“竊有慍見言”則表明家人對他不乏抱怨。《詠貧士》其七云：“年饑感仁妻，泣涕向我流。”盡管陶淵明也曾說過“室無萊婦”（《與子儼等疏》），但他對妻子是理解的，也是充分愛護的，因此賦予了其“仁”的稱號。不過陶淵明對自我的期許是修養真性，保持善名，這是他的夙愿，不能因生活困苦而輕易否定：“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中》）孔子對君子固窮的肯定，為現實中如孤云、失群鳥般失落的陶淵明給予了寶貴的精神支持。他以“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收束這首詩，“此”即代指孔子和像他一樣固窮的古代的君子、賢人，正因為有了他們，陶淵明孤寂、落寞的情緒才能得以緩解，才能欣然接受眼前蕭瑟、冷清的一切，理解妻子的慍怒，怡然度過這籠罩著貧困與饑餓陰影的歲暮。

三、 古圣先賢的身影

從《飲酒》其三（榮叟老帶索）開始，陶淵明帶我們走進了一個生活著古圣先賢的純潔世界。出場的賢人分別是：九十歲鹿皮帶索、鼓琴而歌的榮啟期;捉襟見肘、納屨踵決而弦歌不輟的原憲;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的黔婁;困于積雪之中不肯干人的袁安;見錢入即棄官的阮公;與世俗息交絕游、舉世僅有一位知音的張仲蔚;辭官而歸忍受清貧的黃子廉。這些先賢進入陶淵明的詩歌，是他經過精心挑選的結果。下面以榮啟期和原憲為例加以說明。

這兩位先賢與孔子的生活時代基本平行。《列子·天瑞》記載：“孔子游于太山，見榮啟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士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榮啟期認為，單是上天所賦予的基本屬性，如性別、年齡、長壽，就足以讓人快樂。貧，是士人的常態，死，是生命的必然歸宿。生活的貧苦，生命的終結，都是士人一生中必然經歷的經過和結果，如果認清了這是宿命、天命使然，固窮就會變成情感上能夠輕易接受的事情，不需要付出意志的極大努力。南朝墓葬中，榮啟期與竹林七賢一起成為墓磚所刻畫的人物，與他對生死窮通的豁達態度密不可分。陶詩的兩大主題：貧困與死亡，在榮啟期的這段對話中都可以找到答案，而他對榮啟期的描述“欣然方彈琴”，也著重突出了榮公之樂。

原憲和子貢都是孔子的及門弟子。《韓詩外傳》載：“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揉桑以為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屨則踵絕。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貢逡巡，面有慚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返。聲滿于天地，如出金石。”

原憲盡管貧窮，但在“仁義之匿”的前提下，縱然乘肥馬，衣輕裘，他也不愿為之。他明確指出，無財謂之貧，無德（“學而不能行”）謂之病，暗示子貢之富并不值得欽慕。“仁義之匿”的前提，也讓我們意識到固窮氣節的高尚所在。在不違背仁義的情況下，君子是無需固窮的。孔子曾說過：“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富而不可求”的前提正是“不義”，即原憲所說的“仁義之匿”。陶淵明“豈望襲輕裘，茍得非所欽”，既是對孔子所說的“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的詩性演繹，也是對子貢“乘肥馬，衣輕裘”的物質至上主義的輕蔑。原憲的回答再現了孔子的人生追求，他“捉襟見肘、納屨踵決”的生活困境，正是對孔子“君子固窮”訓誡的完美實踐。貧窮在這種歷史語境下被賦予了“仁義”的道德內涵。陶淵明選擇“清歌暢商音”來表達原憲的固窮情操，包含了對儒家“固窮”思想的肯定。而“清”“暢”二字，更賦予了人格和聲音的雙重美感。子貢作為世俗士人的形象，除在《韓詩外傳》中被刻畫成一個失敗者，帶著內心的不安和慚愧的臉色默默離開原憲所居住的陋巷外，在《詠貧士》中也遭到陶淵明的批評——“賜也徒能辯，乃不見吾心”。“辯”字讓人想起孟子的“吾豈好辯也哉，吾不得已也”，但子貢此處并沒有孟子的家國情懷，沒有浩然之氣，只有俗人固有的對貧富貴賤的成見。

《詠貧士》其三的情感是波瀾起伏的。榮叟是道家人物，天生善于“自寬”，他可以毫不費力地固窮，并從中享受到真正的快樂;原憲對孔子的“固窮”精神確實做到了“學而能行”，但他需要為身體力行固窮而付出艱苦的努力;陶淵明則在儒道之間跳進跳出，他有適合隱居的天性（“偶愛閑靜”），但也需要付出極大的意志力來使自己獲得精神上的平靜和滿足（“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由此，我們也不難發現，在詠古圣先賢的貧士時，陶淵明經常不自覺地留下旁白，表達他的情感波動、思想變化。相比于出場的主角，他的旁白很突出，讓人印象深刻。主角的演繹與旁白的穿插，歷史與現實的交融，為我們演繹了關于貧士生活的生動話劇。

四、 回憶的作用

陶淵明在《詠貧士》中不斷回憶那些隱居的古圣先賢，目的是為了給自己寂寞潦倒的隱居生活找到精神支撐。而他之所以甘心隱居，其原因大致有三個方面。

其一，向往自然的心性。陶淵明充分了解自己“性剛才拙”的天性，如果勉強出仕，只會讓自己陷入痛苦。他的不少詩句都表明了這一點：“性剛才拙，與物多忤”“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等。蘇軾“掛冠不待年，亦豈為五斗”的說法是正確的，陶淵明在官場之中，時時感到難以忍受的束縛，甚至在征程之中，先已抱了“心念山澤居”“暫與園田疏”的念頭，做好了辭官歸田的準備，不為五斗米而向鄉里小兒折腰，只是個導火索而已，歸田是他遲早的選擇。

其二，懼禍的心理。世道黑暗，宦海沉浮，與其遭遇不測再后悔，不如及早抽身。所以《與子儼等疏》云：“自量為己，必貽俗患。”《感士不遇賦》亦云：“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必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

其三，悟道之舉。人生短暫，禍福難測，不如與仁義為伴，順性而行：“所以貴我身，其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咄咄俗中惡，且共從黃綺。”“吾生夢幻間，何事紲塵羈。”“豈不知其極，非道固無憂……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陶淵明的隱是主動的，也是被動的。對自然的向往使得他在田園之中能尋找到真正的快樂，而性剛才拙的個性，使他不得不“量力守故轍”，于山野田園之中終老此生。貧士的共同之處在于氣節。然而現實中的人聰明伶俐，八面玲瓏，盡管有不少隱士或言談高妙的玄學家，他們并非陶淵明的同道。朱熹說：“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個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晉宋人物。”陶淵明與一般貪求榮利而在思想上求擺脫的隱士不同，他不慕榮利，遺世獨立，是真正的隱士。他的閑居看起來簡單卻極難實踐。陶淵明老年時饑寒交迫、簞瓢屢空，甚至不得不叩門乞食。現實生活中幾乎無人可以理解他的行為，妻子對他也多有抱怨。他陷入極度的孤獨之中。幸好浩瀚的中國文化孕育了眾多品德高尚的賢人，他們志存高遠，是現實中的貧士，精神上的貴族。在邈遠的文化記憶中，陶淵明發現自己不再是煢煢孑立形影相吊的孤獨者，而有著眾多的同路人。他積極主動融入了古貧士這個群體，發掘他們身上所蘊含的寶貴的精神品質，彌補現實生活中沒有同道的遺憾。他終于為自己拋棄塵世宦途、棲遲衡門的抉擇尋找到了固窮的意義，恢復了堅守貧寒生活的勇氣。因此，盡管《詠貧士》的前兩首對現世困苦生活的描繪筆調有些沉悶憂郁，但在這組詩的結尾，陶淵明擺脫了一切顧慮，用高亢、明亮的語調，發出了振奮人心的心聲：“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

對現代的讀者而言，《詠貧士》不僅敘述了老年陶淵明在極度困難的隱居生活中砥礪精神的過程，也為我們抵抗現世的浮華與誘惑提供了精神的力量。千載而下，陶淵明實際上已與孔子、榮啟期、原憲、黔婁、袁安、阮公、張仲蔚、黃子廉一道，成為了文化記憶中的另一座豐碑。

（作者單位：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