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籍《涼州詞三首》

以工于寫樂府詩而深為白居易推重的張籍（字文昌，約 766—830），是一位關心時事和社會問題的詩人。他所寫的絕句中有三首《涼州詞》，反映了中唐時期國勢衰微、疆土日蹙的現實。下面是三首中的第一首：

邊城暮雨雁飛低，蘆筍初生漸欲齊。

無數鈴聲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

詩的前兩句寫眼前景物，同時點出了地點、時間、天氣、季節。首句“邊城暮雨雁飛低”，把人的視線引向一群低飛的鴻雁，并使人看到這群鴻雁是飛在邊城之上、日暮之時、陰雨之中。次句“蘆筍初生漸欲齊”，再把人的視線引向一片出芽的蘆葦，并從蘆葦的長勢說明已是春暖季節。這前兩句：一寫從邊城仰望的天空景，一寫在邊城俯視的地面景，都是在視線所及的范圍之內的景物。詩的后兩句則把詩境擴展到寥廓遙遠的大漠彼方，一直把詩思推到視線之外。

第三句“無數鈴聲遙過磧”，寫的是在沙漠上緩緩行進的一隊馱運貨物的駱駝，但句中卻并沒有出現駱駝和押運人員的形象，只有從沙漠上遙遙傳來的絡繹不絕的駝鈴聲。這是以聲傳影、因聲見形的妙用。詩句只需寫鈴聲之傳來，讀者自會憑聯想把聲音轉化為形象，自會在腦際浮現一支連延不斷的駝隊漸行漸遠的圖景。而作者之所以為駝鈴聲所吸引，其詩筆之所以轉向那一串飄蕩在沙漠上的鈴聲，是因為他身在邊城，蒿目時艱，他的一顆沉重的心已隨那逐漸向西方消逝的駝鈴聲而越過了沙漠，馳向那曾為唐代通向西域要道的河西走廊，飛到那雖然遠在視線之外、卻時時進入思念之中的安西四鎮（治所在今新疆庫車）。詩的末句“應馱白練到安西”，正是作者的情思所注，也是這首詩的點睛之筆。

唐代自安史亂后，隴右道（轄今隴山以西直至新疆西部）東部各州縣先后陷于吐蕃。至德宗貞元六年（790），安西也為吐蕃攻占；這時作者約二十五歲。這首詩大約寫于穆宗長慶（821—824）年間，作者近六十歲時，安西已經陷落了三十多年。聽到這西去的駝鈴聲，曾身歷這段史事的作者不能不神與俱往，不能不想到國運的衰微，想到那條經由河西走廊的絲綢之路，從而想象這支西去的駝隊應當還是馱運白練經由這條大道遠去安西，而安西卻久已淪為異域了。在這“應馱白練到安西”一句中，含有無窮感慨、無窮悲憤。作者在另一首《涇州塞》詩中也曾致慨于“道旁古雙堠，猶記向安西”。以之與“應馱”句合參，可以進一步體會作者的感情，推知他的悲慨之深。

這首詩以《涼州詞》為題，有的選注本就把上半首“邊城”兩句解釋為寫涼州（州城在今甘肅武威）景色，但聯系三首中的第二首：

古鎮城門白磧開，胡兵往往傍沙堆。

巡邊使客行應早，每待平安火到來。

可見詩中所寫的“邊城”，只是當時與吐蕃對峙面向沙漠的一座城鎮；它不可能是涼州，因為作者寫這首詩時，涼州早已為吐蕃侵占，而下面的第三首詩正是為此而寫：

鳳林關里水東流，白草黃榆六十秋。

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

鳳林關（今甘肅臨夏西北）在唐代隴右道的河州（州城在今甘肅臨夏）境內，位于黃河南岸。安史亂前，唐王朝與吐蕃東部的接壤處原來在鳳林關之西，自代宗初年以后，早就退到鳳林關之東了。詩的起句“鳳林關里水東流”，暗示的正是這一事實。這時唐王朝的邊境已退縮到涇州（州城在今甘肅涇川北）、岐州（州城在今陜西鳳翔）一帶。明寫、實寫這一事實的詩句，有上文曾提到的《涇州塞》詩中“行到涇州塞，唯聞羌戍鼙”兩句；還有大致與張籍同時的詩人元稹在《西涼伎》中所寫“開遠門前萬里堠，今來蹙到行原州”（原州為吐蕃侵占后，置行原州于涇州境內的臨涇，即今甘肅鎮原），以及白居易在《西涼伎》中所寫“平時安西萬里疆，今日邊防在鳳翔”。這句詩也是寫這一事實，但不是明寫而是暗寫，不是實寫而是虛寫。句中的“水東流”三字則嘆時間的流逝，也就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的意思，從而引出下句“白草黃榆六十秋”。這第二句中的“白草黃榆”，既是描摹眼前景物，為詩句點染顏色，也形象地以草木榮枯表現春秋代謝。一、二兩句合起來，作者慨嘆的是：鳳林關里，流水無情，草木無知，年年春去秋來，甲子周而復始，已經過去六十年了。而作者之所以從河水東流、草木變衰這些象征歲月不居、季節更迭的自然現象，歸結為“六十秋”這樣一個具體數字，因為吐蕃全部占領包括涼州在內的隴右道東部在代宗廣德（763—764）年間，到寫這首詩時，相距已有六十年之久。提到這樣一個對作者來說極其沉重的數字，他的一腔悲憤是難以抑制的；這就逼出了直抒憤情的后兩句詩：“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

這后兩句詩正是全篇的主旨所在。如俞陛雲《詩境淺說》續編所解釋，作者所譴責和諷刺的，是那些在邊境上空自“坐擁高牙，都忘敵愾”的將帥。與這兩句詩立意相似的有白居易在《西涼伎》中所寫“緣邊空屯十萬卒，飽食溫衣閑過日，遺民腸斷在涼州，將卒相看無意收”，以及元稹在《西涼伎》中所寫“一朝燕賊亂中國，河湟沒盡

空遺丘，……西涼之道爾阻修，連城邊將但高會，每聽此曲能不羞”。涼州是唐代通西域要道上的重鎮，在經濟、政治、軍事上有其特別重要地位。從岑參詩“涼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元稹詩“吾聞昔日西涼州，人煙撲地桑柘稠，蒲萄酒熟恣行樂，紅艷青旗朱粉樓”（《西涼伎》），可見它當年的繁盛。此時，隴右河西的大片疆土已經全部淪陷，而這首詩只以“取涼州”為念；這既是最后要以“涼州”兩字點題，也是以涼州來代表整個隴右河西的失地。至于就這后兩句的承接關系而言，“邊將”句是襯墊和加重“無人”句的。當然，句中所說的“主恩澤”，其實是國家和人民的恩澤。有了這一句，才更見“邊將”之失職，也使終篇處所提出的譴責和諷刺更有分量。

以上張籍的這三首《涼州詞》，展示的是中唐時期江河日下的國勢和政局，表達了在那樣一個局勢下，作者所懷的哀時傷世的心情、還我河山的愿望。這一內容，也見于其他中唐詩人的作品如前面舉引的白居易、元稹的《西涼伎》中。這正是那個時代的聲音。

在張籍寫這一組詩的將近三十年后，到宣宗大中五年（851），沙州人張義潮乘吐蕃內亂，率領不甘心受吐蕃奴隸主統治和壓迫的軍民起義，終于收復了廣大的河西隴右地區。晚唐詩人薛逢也寫了一首《涼州詞》：

昨夜蕃兵報國仇，沙州都護破涼州。

黃河九曲今歸漢，塞外縱橫戰血流。

這段歷史說明：民族宿愿總有實現之日，人民積憤總有爆發之時，至于那時的唐王朝，則已經搖搖欲墜，面臨覆亡的前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