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伯崑序

此種易道觀，始于孔子讀《易》。孔子說：“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他認為學《易》可以使人少犯錯誤。《論語》記載了孔子當年學《易》的事例。《周易》恒卦九三爻辭說：“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子領會說：“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巫醫。善夫！”又說：“不占而已矣。”（《論語·子路》）意謂懂得恒卦爻辭所揭示的義理，即人無恒心，一事無成，無須再占卦了。孔子這種讀《易》的學風，開創了儒家解《易》的人文主義傳統，影響深遠。

荀子將此種易道觀概括為“善為易者不為占”（《荀子·大略》）。《禮記》論易教說：“潔凈精微而不賊。”（《經解》）謂《周易》教人心地純潔，思維精密，做事不違正道。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要》提出以德為占，所謂“求其德義耳”，作為孔子教導弟子觀象玩辭的原則。以后的儒家大師皆以孔子讀《易》為榜樣，學習和研究《周易》卦爻象和卦爻辭。宋儒程頤解釋“以言者尚其辭”說：“謂于言求理者，則存意于辭也。”（《易說·系辭》）即以探求卦爻解釋之義理為任務，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為目的。宋儒張載提出：“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易說·系辭下》）認為《周易》是為君子修身明德立教，不為小人謀取名利解惑。清儒王夫之提出“占學一理”，以學釋占，以善為吉，以惡為兇。他說：“君子自修之實功，具于彖爻著之。”（《周易內傳·系辭上》）又視《周易》為“修己治人之龜鑒”（《周易內傳·系辭下》），同后世“技術占卜之書”有天壤之別。孔子所創立并為歷代儒學大師所闡發的解《易》學風，為弘揚中華文化優秀傳統樹立了典范。

《周易》六十四卦卦爻辭，文字古奧，難于領悟。如何理解其義理以及同卦爻象的關系，是歷代易學家苦心探討的重大課題。就理解象辭相應之理說，《易傳》提出三種體例，即取象、取義和爻位三說。此三條體例，相互補充，為后人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提供了方便之門。

《周易》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各有其所指，所系之辭并不相同。如何理解一卦之卦象卦辭同其爻象爻辭之關系，也是《周易》研究中的一大課題。魏晉王弼提出“一爻為主”說，以其中一爻之義理為主導，理解全卦之卦義。清王夫之提出“彖爻一致”說，他說：“非爻無卦，于卦得爻。性情有總別無非殊，功效以相因而互見。”（《周易外傳·剝》）認為卦象卦辭與爻象爻辭乃統一之整體，一卦之性情通過各爻之功效表現出來，主張以“會通”的辦法，研究各卦的義理。至清焦循治《易》，又提出了“求通”說。他說：“夫學《易》者亦求通其辭而已矣。橫求之而通，縱求之而通，參伍錯綜之而通。”（《易圖略·原辭》）“橫求之”，謂將一卦或一爻的文句串通；“縱求之”，謂一卦之卦辭同其爻辭串通；“參伍錯綜之”，謂將一卦或一爻之辭句同全經中有關辭句串通，他稱此為“一氣貫注”。因為其治《易》以求通為原則，故稱其解《易》著作為《易通釋》。

求通是歷代易學家解《易》的共同愿望。歷代學人為此嘔心瀝血，殫精竭慮，以至于皓首窮經而不惜。這種孜孜不倦的求真精神，鍛煉了中華學人的邏輯思維能力，同樣為弘揚中華文化作出了貢獻。

朱高正博士既通曉西方哲理，又酷愛中華文化，潛心研習《周易》多年。為弘揚易道，查閱古今《周易》注解，取其實而棄其華，著《易經白話例解》，作為《周易》愛好者觀象玩辭之啟蒙教材。此書有兩大特點：一是發揚儒家解《易》的人文主義傳統，以《周易》為修己治人、增長生活智慧和提高修養境界的指南，本此宗旨，注解六十四卦經文。二是依“彖爻一致”和“求通”的原則，將卦爻和卦爻辭視為一整體，每卦體現一中心觀念，并貫通于各爻之中，以此闡明六十四卦所蘊涵的人生哲理。這種解《易》學風正是發揚前賢的優良傳統，實屬難能可貴。

此書對經文的解釋，嚴格遵循《易傳》的體例，不依傍后來易學家提出的種種條例，勇于求新，又不違古訓。行文力求樸實、清晰、簡練而明快，直伸義理，無旁征博引、令人生畏之感，而且結合歷史和現實問題闡發經義，適合當代學人閱讀，便于從中汲取智慧。此書為傳播易道提供了新途徑。

易道博大精深，乃我中華文化寶庫之一。高正先生于政務之馀，不忘弘揚中華文化之大任，志在開物成務，以前民用，實為學林之幸事。其以書稿示余，讀后倍感鼓舞。適逢此書問梓，樂為之序。

朱伯崑于北京大學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