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賓基人物簡歷簡介,駱賓基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一

十月革命爆發的同一年，元宵節過后第六天，駱賓基出生在東北邊陲的吉林省琿春縣城一個中等商人的家庭里。

駱賓基原名張璞君。他的父親張成儉(一名張青山)和母親張金氏，都生于山東膠州灣平度縣的貧苦農家。光緒年間，20歲的張成儉應招到關外修中東鐵路，從此加入了“闖關東”的行列。起初，他好象運氣還不錯：在海參威開賭場、開雜貨鋪，講得一口流利的俄國話，是當地的二等紳士。年近四十，他回平度娶了外村一個俊俏而又精明的姑娘做二房。這個烈性好強的新娘日后就是駱賓基的生母。

為了遷就年輕的妻子，張成儉終于在臨近日、朝、俄國境的琿春定居下來開茶莊并兼營匯兌，算得上縣城里的頭面人物。駱賓基開始記事的時候，蘇聯遠東一帶白匪潰散，盧布貶值，張成儉信息不靈，誤收進大筆“羌貼”，同時又受了一個同鄉的管賬先生的坑騙，因而破了產，從此一蹶不振。他思鄉心切，妻子卻寧肯老死他鄉不愿和丈夫的原配朝夕相處，這樣，家計只能靠妻子出面經管早兩年領下的那三千余畝“占荒地”勉強維持。金氏何嘗不思念渤海南岸的故園呢?無奈，有家難返。她立志在那冰天雪地的關東拚力掙扎，把子女撫養成人。母親的倔強和郁郁寡歡，在駱賓基幼小的心靈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本世紀初年，日本變朝鮮為殖民地后，不斷在中朝邊境挑起爭端，制造“間島問題”，向腐敗無能的清政府施加壓力以不斷擴大自己在這一地區的權益。那時的琿春就設有日本領事館，日本人慫恿上層朝鮮人挑撥當地各民族之間的關系。當時的琿春，由于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地理環境以及隨之而來的特殊的人口構成，那里的居民(半數以上來自朝鮮、蘇聯、 日本或中國的山東半島)之間，既有一種差別感，甚至是戒備心理，又有一種“移民戶”間共同存在的對富裕的追求和對鄉土的思念。駱賓基的童年就是在這樣一種家庭和社會氣氛中度過的。

金氏十分關切兒子的前程，堅持讓他按部就班地上學;張成儉則主張讓孩子跟塾師讀古文，為的日后經商。在父母的兩種意見下，駱賓基先上小學，再退學進私塾，十三歲又插入高小一年級。這時，琿春縣立高小聘來幾位剛從北平香山慈幼院畢業的新教員，他們為這邊遠的角落帶來了一股醉人的“五四”新風。于是，出現了學生自治會、小型圖書館、時事報告會。“雙十節”掛起標語：“要革命，不要做官!”晚會上演出了話劇《娜拉出走以后》。新教員反對體罰，主張誘導、感化，課后跟學生一同打球、唱歌，星期天帶領學生去郊外寫生……就在這時，一位叫白全泰的新來的語文教員兼班主任進入了駱賓基的視野，也就在這時，他開始接受“五四”、“五卅”、“共產黨”、“寧漢分家”等新的概念。

次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件!

消息傳來的當天，白全泰給學生講了都德《最后的一課》。教室里不少人在低聲啜泣。課間，一個朝鮮族同學在黑板上寫： “這回你們跟我們一樣了!”

“從現在起果真要做亡國奴了! ?”

駱賓基那顆少年的心在隱隱地流血……

學校停了課。平日接近白全泰的學生常在縣民眾教育館碰頭，新從北平回來的學生也常聚在那里。大家搶著看《申報》，密切關注時局的發展，思索著該怎么辦。白全泰和別的一些人紛紛參加了抗日救國軍，駱賓基也報了名，卻被父母攔住了。街面上人心浮動，張成儉最擔心一旦交通隔斷， “占荒地”收成運不進城，一家幾口無以度日，于是決定先搬到黑頂子山去躲一躲。駱賓基只得跟家里人一起坐朝鮮牛車過了大盤嶺到九道泡子。那里接近蘇聯國境，荒山野嶺常有豹群出沒。他們住在佃戶的窩棚里，忙時一同下地。那一春一夏，駱賓基體驗到稼穡的艱辛，與朝鮮窮孩子產生了親密的感情。秋后，學校復課。在母親極力主張下，駱賓基一個人返回琿春繼續讀高小。此時，白全泰等一批師生已離校參加抗日救國軍。駱賓基決定畢業之后也走這條路;但不久，城外一支救國軍被頭領帶著接受了日本人的改編，他熾熱的胸膛活象被澆了一瓢冷水。

張成儉執意不肯讓孩子留在關外念日本書，主張要上學也得回山東去上。妻子只得依從。1933年春，駱賓基辭別父母，隨一位名叫孫梅魁的鄉親——曾在救國軍中當過“郎中”的，一同跨海，直到在煙臺上了岸，孫梅魁才敢說出他的來歷。駱賓基一個人回到父母所思念的老家——平度縣廉家村。老家給他留下的頭一個印象是極度的貧窮。農民們早被那名目繁多的捐稅榨干了。父親原指望原配妻子從他留下的八畝地的進項中拿出百兒八十塊大洋，讓這無論怎么說也是張家后代的孩子進省城趕考，不料，駱賓基遇見的面孔冷若冰霜，他只好寄居在一個叔伯哥哥家里，邊務農邊溫課，每天以地瓜葉裹豆面蒸成的“餅餾”充饑，直到秋后，接到琿春匯款才動身去濟南。他考取了私立正誼中學黃臺分校。初一第一學期尚未讀完，就接到父親病危的電報。幸而得到幾位同學的捐助，他才立即動身，奔青島，乘海船在朝鮮半島的仁川登陸，經慶源府入琿春，可這時，因負債而長年積憂的父親已溘然長逝了。張成儉生前思歸心切，卻死在異鄉，金氏感到內疚，她以一種少有的魄力和激情，變賣家當，還清債務，沖破重重阻障，帶著三個孩子將丈夫棺柩運回了山東。這中間，身為長子的駱賓基，和母親一起深深地感受到世態的炎涼。

二

1934年，駱賓基17歲。

父親喪事已畢，母親決定帶兩個妹妹回琿春，夏末，駱賓基同一姓黃的青年去北平求學。到北平，報考時間已過，駱賓基時而去北京大學旁聽，時而去北京圖書館閱讀。這時，他自學了《社會發展史》、《辯證法入門》，常讀《申報·自由談》，讀魯迅的雜文與小說，也廣泛地涉獵了西歐與俄羅斯十九世紀文學作品。魯迅的《故鄉》、《社戲》、林琴南譯列夫·托爾斯泰《現身說法》(《幼年·少年·青年》)、迭更斯《塊肉余生》(《大衛·科波菲爾》)誘發了他以自己童年經歷為素材從事創作的欲望。同時，他深受李季《我的生平》的啟發，產生了出外留學的強烈愿望。于是，1935年暑假，他放棄了報考的機會，邀在北大旁聽時認識的梁吟鶴一同回琿春，想越境赴蘇聯東方大學讀書，不料，國境早已被日本軍隊封鎖，而且， 日本領事館對從北平回去的學生十分注意，只好再赴哈爾濱。

在哈爾濱，駱賓基原想一面自修俄語，一面打聽去蘇聯的門徑，他進了一所名曰“精華學院”的外語補習學校。因教員中途停教，學校又無力退還學費，他只得同意留在那里任語文、英文教員，校方只供食宿，不發薪金。不久，他認識了當地話劇界嶄露頭角的青年導演賈小蓉和年輕的音樂教員李仲華。貧困，使這三個朋友聚會時連杯啤酒也喝不起，然而，當他們暢談起莎士比亞、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丁玲、蔣光慈的時候，卻覺得自己是無限富有的人。經賈小蓉介紹，駱賓基見到了《大北畫刊》編輯、筆名“巴來”的中共地下黨員金劍嘯，從而又得知蕭軍、蕭紅，于是，找來他們合著的《跋涉》，讀畢，躍躍欲試。他和幾位朋友決定創辦一種綜合性文藝期刊，取名《藝蕾》，為此，他特地回琿春向母親索取“最后一筆”資助。可是，當他拿著母親好不容易籌措來的百元“金票”與從北平回鄉的張棣賡(即狄耕)同返哈爾濱，為《藝蕾》的出世辛勞奔走時，一件意外的事發生了： “精華學院”日籍教員安本元八毆打院長閻宗山，恰被駱賓基撞見。他急步上前高聲怒斥，安本悻悻然而去，遂即向日本憲兵隊告密。平日安本常以“赤色分子”標榜自己，駱賓基讀《母親》、《子夜》和錢杏邨的《無產階級與革命文學》等革命書籍時并未避諱。事已至此，駱賓基只好與張棣賡一同連夜躲到道外八雜市，繼而逃奔上海了。

1936年4月，駱賓基從哈爾濱出走， 5月到上海，在滬西汶林路梁吟鶴租賃的亭子間暫住。這時，他一面讀著《八月的鄉村》、 《生死場》和報刊上有關“左聯”內部兩個口號論爭的報道，一面醞釀著以家鄉琿春一帶抗日救國軍的斗爭為題材寫一部長篇。母親兩次輾轉寄來的錢總共不到五十大洋，為了支撐到寫完長篇，他不能不一個銅板一個銅板地數著花。一日三餐只能是大餅、油條，偶爾吃碗“陽春面”，也算得上是一種享受了。他常在晝寢中度過悶熱嘈雜的日間，然后徹夜不眠，寫累了，擲下筆，到寂靜的漢林路上散一會步。這一年7至9月魯迅日記上三次記載著“得張依吾信”，這“張依吾”就是駱賓基。長篇剛寫完前兩章，就寄給了魯迅，然而此時魯迅已經重病在身，不久就與世長辭了。幸而，茅盾答應看稿，駱賓基趕緊謄清，寄了出去，然后搬到吳淞口張棣賡一位干親家里，在急切的期待中靠典當衣物度日。這時，蕭軍曾去看望他們。

回信終于盼到了。茅盾說，從處女作《邊陲線上》的“氛圍氣”和人物刻畫中可以看得出年青作者的筆力與未來，答應修改后介紹出版。初見時，茅盾還詳細地詢問了有關東北抗日救國軍的情形。

1937年早春，駱賓基去平度鄉間，待新麥上場，他借了二百大洋返回上海，準備在不得已時自費出版那部長篇。此時，他住法租界善鐘路美華里，與東北出來的辛勞、林玨、張秀珂(蕭紅的弟弟)等在一起，每每黃昏時分，弄堂里回蕩著他們唱《囚徒歌》、 《流亡三部曲》、 《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聲。5月的一天，天馬書店主編巴人告訴駱賓基： 經茅盾第三次推薦，現已決定出版《邊陲線上》。可是，兩、三個月后，淞滬戰爭爆發，若不是巴人奮力搶救，這部書稿也難免毀于炮火之中。此時，駱賓基再也顧不上他那處女作的命運了。他與張棣賡、肖殷等一道去上海文藝界抗敵協會登記，請求分配任務。開始，他參加了“上海青年防護團”，負責搶救被敵機炸傷的居民，宣傳防空常識，教唱救亡歌曲。9月，他參加了準備去敵后打游擊的“別動隊”。10月，返回上海，在難民收容所里協助工作。這期間，他陸續寫出《大上海的一日》、 《一個星期零一天》等短篇報告文學，寄給《吶喊》 (后改名《烽火》)發表。巴金曾親自送稿酬給他，茅盾、馮雪峰曾一同去看望他。經茅盾建議，他決定前往浙東開辟基層救亡工作。上海抗敵文藝協會為他寫了正式介紹信，茅盾給予資助，馮雪峰帶他到魯迅故居，告訴他：毛澤東是東方巨人，民族的希望在西北，并贈以黃呢軍服上衣。年底，駱賓基離開了上海。

駱賓基在浙東嵊縣三界地區——上虞、紹興、嵊縣交界處茶葉改良場，在茶葉專家、茅盾的友人吳覺農的協助下取得了“農業技術員”的合法身分。他先后辦起農民夜校、 農民抗敵協會三界分會，在中共嵊縣縣委領導下，到農民、軍隊和知識分子中去開展抗日宣傳。1938年4月，駱賓基加入了共產黨并擔任了縣委第一任宣傳部長。這期間，他陸續寫成《失去巢的人們》、 《夏忙》等短篇報告文學，寄給《文藝陣地》等刊物發表。同年冬，他在金華，以“九·一八”后在故鄉琿春的見聞為素材寫成了中篇小說《罪證》。1939年初，駱賓基赴上海，受到巴人熱烈接待。返回浙東，他專程去義烏鄉間完成巴人的委托，將謝澹如贈予的一套《魯迅全集》面交馮雪峰。時值元宵節，他在馮雪峰家中小住，徹夜長談中馮雪峰所流露的對革命的赤誠，對毛澤東、魯迅的景仰以及對列夫·托爾斯泰巨著的愛好和深刻理解，都給駱賓基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同時期，他寫成了中篇報告文學《東戰場別動隊》，交《文藝陣地》連載。 5月以后，那一帶反動勢力抬頭，經縣委安排，駱賓基到縣立中學教書，此時，完成了短篇小說《千人塔下的聲音》。11月，寧紹特委調駱賓基去紹興主編機關刊物《戰旗》。此時，黃源從新四軍中寫信來，說陳毅“梅花樁戰術”取得輝煌戰果，應以文藝形式給予反映，邀他前往。他再訪馮雪峰，征詢有關此事的意見。同期，他寫成散文《播種者》、中篇小說《吳非有》部分章節。 6月，他出席了中共浙江省文委負責人邵荃麟主持的紀念高爾基的晚會，稍后，攜邵荃麟親筆信赴皖南云嶺。因交通阻隔，且因未帶黨的關系，他不能去前沿采訪， 9、10月間又折回浙東。此時形勢有變，他失去了組織關系，在茫然中三訪馮雪峰，經馮雪峰的建議和資助，踏上了去西南大后方的旅程。

如果說，當駱賓基在北平度過校外自學生涯和在哈爾濱為出版《藝蕾》而奔波時，他的文學生命正處于孕育、萌發的階段，那么，從1936到1940年冬這四年多的時間里，他已經迅速地生長為一株挺拔的幼樹。完成于戰前的《邊陲線上》，與《八月的鄉村》、《生死場》一樣，是以東北人民武裝抵抗為題材的，題材來源于間接見聞，藝術表現上也較為粗疏，因而難免給人以幼稚、模糊之感，但是，他寫出了抗日人民武裝這一新生事物中的毒瘤，以及抗日力量怎樣在朝鮮人民的協助下克服了由于上層腐化而導致的投降危機，同時，在對北國自然和戰爭氣氛的渲染上也顯露了作者特有的才華。駱賓基在上海和到浙東后寫作的那些短篇報告文學作品，是他在匆忙里搶拍下來的一組富有時代感和戰地氣息的“快照”。正如茅盾當時在一篇短評中所說的：這是作者，一個青年戰士生活的一部分，他只要有幾分鐘的時間，抓到任何紙筆就寫，至于寫成之后是個什么東西，他是無暇計及的。象其中的《一個星期零一天》，“是散文，但也是詩，這是悲壯的但也是勝利的歡呼，這樣用血和怒火寫成的作品，將在我們的抗戰文藝史上占一個永久的地位”①。1938年冬以后，駱賓基開始能以較多時間從事寫作。《東戰場別動隊》題材新穎，篇幅較長，問世后影響也較大，但藝術表現仍較粗糙。這時期寫作的《千人塔下的聲音》，尖銳地觸及了現實的陰暗面，揭露了國民黨新軍閥的冷酷、殘忍，富于激情，也寫得比較謹嚴、凝煉，是他第一篇真正的短篇小說。同期完成的中篇小說《罪證》寫一善良的、平日并不關心國事的大學生從北平返回東北原籍途中被日本人關押在大連，五年后雖獲釋卻已經神經失常，借此控訴了侵略者的法西斯罪行;中篇小說《吳非有》部分章節以抗戰初年一江南縣城為背景，對那里的軍、政以及新聞、教育各界各色人等作了一番粗略的描繪，對于一些人的怠惰、麻木和“把抗戰職業化”有所譴責，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進步青年的苦悶與憧憬。這些作品盡管顯得有些凌亂、瑣細，缺乏提煉因而不夠成功;但在駱賓基創作的發展史上，它們都是不可缺少的環節，具有一種過渡的意義，反映著作家觀察生活和藝術構思的逐漸深化。

1940年底，駱賓基抵達桂林，被補選為桂林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他間或去附近鄉間教書，邊從事創作，陸續寫成了中篇小說《吳非有》，短篇小說《寂寞》、童話《鸚鵡和燕子》，并以膠東農村見聞為題材寫作長篇小說《人與土地》。1941年初，皖南事變后，駱賓基去廣東博白教書，暑期赴香港。12月至1月，太平洋戰爭期間，他守候于蕭紅病榻前，伴她度過最后的寂寞、痛苦的時光。他們曾互訴生平，一同懷念鐵蹄下的故鄉并探討文藝創作。 1月22日蕭紅逝世。3月，葬蕭紅骨灰于淺水灣，之后，駱賓基重返桂林，此后的兩年間，他與“文化城”抗敵文藝界保持密切聯系，但大部分時間是在附近鄉間教書，一邊從事寫作。他完成了《姜步畏家史》一、二部：《幼年》(《混沌》)，同時還寫成《老女仆》、 《鄉親——康天剛》、《北望園的春天》、 《1944年的事件》等短篇小說， 《蕭紅逝世四月感》、 《蕭紅逝世一周祭》、 《孤獨》、 《雞鳴與狗吠》等散文以及中篇神話《藍色圖們江》。

1942至1944年桂林時期可以說是駱賓基創作史上的黃金季節。對于一個作家來說，經歷了某種生活并不等于能立即把握它，還需要“沉淀”、 “發酵”才能“出酒”。駱賓基此前的作品大多給人以生澀和蕪雜之感，而他這兩年間的一些小說與散文，就象已經生出果膠的水果一樣具有一種成熟了的香味。它們是那樣樸質、厚實、充滿生活氣息和濃郁的地方色彩，寫出了對東北家鄉的執拗而深沉的思戀。善于渲染氣氛;善于捕捉和表現普通人日常生活中不易被察覺的內心波動;善于挖掘細微末節的根，然而，這一切又都是以一種溫婉、清淡的筆致出現的，再加上精細、嚴謹的短篇技法和一種含有詩意的靜謐的氣氛，這一切，就構成了為人們所欣賞和稱道的“駱賓基式”獨特的風格和藝術個性的形成，是一個作家臻于成熟的標志。值得思索的是為什么偏在這兩年間他的創作出現了一次飛躍，想來，至少有下列原因：創作首要的是對于生活的體驗和理解。到這時，駱賓基的人生閱歷已經積累到了一定的程度。其中，使他感受最深的是“九·一八”，是在黑頂子山和廉家村的兩次務農，是父親的死，是寫作《邊陲線上》那場拚搏，是抗戰初年的烽火，是蕭紅在她生命的火焰即將熄滅時向他展示的她那充滿坎坷的路程……戰爭、流亡、奮斗、失望、希望、愛、友情、生離死別……他一旦從繁忙與奔波中解脫出來，到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里，回憶出土了，早在七、八年前因為讀魯迅、托爾斯泰和狄更斯的作品而產生的創作欲又熾燃起來，藝術的天地變得更開闊了，于是他，進入更高一個層次的創作過程。其次，或許是由于性格和氣質的原因，駱賓基喜歡以溫暖的目光注視周圍的普通人。童年的境遇使他對于人的心靈震顫，對于人們相處時那種隱秘的思想感情的沖動、交流、差距、沖突……具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此外，他又具有東北人常有的粗獷、憨厚和深沉。這樣一些內在的特質，在他匆促記錄那些轉瞬即逝的戰斗或生活場景時是不容易得到充分發揮的，然而，當他把目光轉向往昔或大后方人民的日常生活時，卻很自然地發揮出來了。顯然，作家從事創作，選擇題材和表達方式，也有一個“發現自己”的問題。第三，客觀上當時的桂林既不象抗戰初年的上海、浙東，也不象抗戰勝利前后的重慶，對于駱賓基倒是一個緩沖、喘息的場所。生活，無疑是艱苦的，但他已經養成了一種隨遇而安的習性。為了完成預定的寫作計劃，他甚至把與朋友談天也視為一種奢侈。他寂寞，為鄉愁所困擾，熱切地憧憬著未來，而這些又恰恰是于創作有益的。當時的“文化城”桂林陶冶著一批作家、藝術家，他們繼承著“五四”和三十年代左翼文藝的傳統，抗戰大時代激發了他們的創作靈感，也給予了他們以開闊的藝術視野和思維、創造的空間。當時，對駱賓基影響較大的，是胡風、聶紺弩等人。正是在那樣一種環境和氣氛里，他以往所接觸的藝術大師的作品才仿佛是溶解了似的，真正在他的創作中發生了作用。

駱賓基寫于這時期的自傳體長篇《幼年》，展示出一幅本世紀初東北一邊遠縣城里別具風味的生活和自然的畫卷，展示了童年姜步畏那易感、內向、倔強的性格和心靈，真實，細膩，樸素，親切，字里行間流露著思鄉的柔情。這種柔情也體現在《鄉親——康天剛》和《莊戶人家的孩子》里。短篇小說里最出色的還要算是《北望園的春天》，它以輕淡、含蓄的筆觸表現了一個小院落里幾個文化人一周間的日常生活。作者時而通過寫人物的幾句話、一個動作、一種神態，十分簡練而又有分寸地寫出了他們的性格和氣質，揭示出他們精神上不易捉摸的差異。在這樣的背景上他以較多的筆墨突現了趙人杰，強調了這個看來那么寒傖、拘束、有時簡直近于古怪的畫家精神上的富有和開闊，寫出了他的對于北方家園的向往和對于藝術真諦的執著追求。看起來，這些小說里確乎沒什么火藥味，但是，它們寫出了那失去了的土地的令人沉醉的美，寫出了東北的自然和風土人情，寄托著、滲透著作者熾烈、深摯的情思;它們以精細、銳利的藝術觸覺探測并顯示了時代的風波在一般中國知識分子心靈深處激起的反響——這恰恰是當時常見的作品所忽略或者是無力達到的。在這樣兩重意義上說，它們不僅不能被排除在“抗戰文學”之外，而且應當說，是屬于另一層次的、更深沉的抗戰文學。

1944年春，駱賓基去廣東平石小住，在那里接到馮雪峰自重慶寄出的信。馮雪峰就駱賓基剛剛發表的短篇小說《一個唯美派畫家的日記》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告誡他應注意自己的創作傾向。這時，衡陽失守，形勢危急，駱賓基趕緊回桂林，拿到《幼年》的稿費后徑奔重慶。

一到重慶，駱賓基立即去“作家書屋”見馮雪峰。他急于申辯，馮雪峰親切地安慰了他，囑他不要因埋頭創作而失去了政治敏感。稍晚，駱賓基去豐都適存女中教書，寒假前，因思想左傾被一教員告密，受到特務的逮捕、刑訊，但他拒絕在“悔過書”上簽字。馮雪峰、老舍等通過邵力子、馮玉祥積極營救，駱賓基于1945年1月獲釋，回重慶后，受到抗敵文藝界的歡迎和慰勉。8月，抗戰勝利。28日，毛澤東同志一行飛抵重慶。不久，周鯨文自華北來，醞釀將“東北抗日同志會”改建為一民主黨派性質的組織。10月，在八路軍辦事處的指導下成立了”東北文化協會”，駱賓基為常任理事兼秘書長，主編《東北文化》副刊。年底，他與聶紺弩去“新華日報社”，見到周恩來同志。他提出在浙東失去黨組織關系一事，周恩來同志讓他找徐冰同志，以設法解決這一問題。不久， 國民黨撕毀“雙十協定”，徐冰被委派參加“三人小組”飛往北平，駱賓基沒能見到他。這一段時間，駱賓基寫成短篇小說《一個奉公守法的官吏》和《賀大杰的家宅》等。1946年春末，由于政治高壓，《東北文化》無法正常出版。駱賓基應邀去陶行知、李公樸辦的社會大學任教。稍晚，聞訊母親及大妹在徐州被困，他趕緊籌借路費啟程北上。6月，把母、妹接至上海附近寶山鄉間暫住，駱賓基在那里又度過了一段鄉居寫作生活， 寫成《姜步畏家史》第三部中的三章和劇本《五月丁香》。秋，他參加了上海文藝界聲援中國勞動協會維護人權，爭取自由的民主運動。不久，母親、大妹返遼陽，駱賓基因上海房租昂貴而赴杭州寫作，11月下旬， 《蕭紅小傳》脫稿。他此時很想先在上海住下來，以便把《姜步畏家史》寫完，無奈，經濟拮據，彷徨中，一出版社前來接洽，說只要同意撰寫“戀愛小說”，可以預付金條，他斷然拒絕了。此時，大妹來信說母親急欲回琿春，希望他能同去，駱賓基從《文萃》編輯處預支了《蕭紅小傳》的稿費準備北上。就在這時，周鯨文介紹他與“東北青年協會”的代表陳健中相識，委托他趁回鄉之便，隨陳健中去據稱為“東北青年協會”所掌握、擁有數十萬武裝的“中立區”去探探虛實，以便親自去那里呼吁和平。駱賓基舉棋不定，去問馮雪峰。馮雪峰囑他經華北時設法找到徐冰再作商議。離上海前，他寫成了短篇小說《由于愛》。

1947年除夕，黃浦江碼頭小雪霏霏。駱賓基獨自登上一艘北去的貨輪。一種希望和義務感吸引著、驅使著他——如此行果真能協助黨將那數十萬武裝爭取過來，豈不是對革命的一大貢獻?即使先把實況摸清也好呵!歷盡艱辛的母親已日見衰老了。妹妹都已出嫁，自己再不能不把家庭的擔子接過來。如果能把親人一同帶往解放區，盡快安定下來再一心從事創作，豈不兩全其美?……希望總是誘人的。當駱賓基倚在貨輪的扶攔上凝視著暮色蒼茫的遠方做種種遐想時，又怎能料到——那貪婪的虎口已經張開了，正在故鄉的大地上等待著他!

1947年2月，駱賓基在華北停留時尋徐冰，未見，至遼陽，陳健中派人送信說： “東北青年協會”放棄與周鯨文所代表的“民盟”合作，改與“民革”合作，準備接受八路軍改編;陳即將赴哈爾濱參加會談。……遂決定以陳的友人身分隨同前往。3月，駱賓基、陳健中一行五人行至長春市郊，被杜聿明特刑隊以“勾結共匪武裝叛亂”罪逮捕，連夜解往沈陽“東北行轅”軍法處，押在沈陽小西關集中營。當時，《東北日報》、《中報》多次披露此事，譴責國民黨的法西斯行徑。1948年4、5月間，西南聯大學生代表自昆明至沈陽，費盡周折，將翻印《蕭紅小傳》結余的30元法幣親自交給獄中的作者，駱賓基深為感動。7月，偽軍法處書記官鄒灝一連三次對駱賓基施以威逼利誘，均未達到預期目的。月底，沈陽解放前夕，駱賓基戴著鐐銬被押上了軍用飛機，在北平停留一天， 《大公報》名記者徐盈等曾前往憲兵三團探視。旋即又被押至南京軍法局，后轉特刑廳。在上海的文藝界戰友這一兩年間，出版了駱賓基的《北望園的春天》、 《一個倔強的人》、 《蕭紅小傳》、 《藍色的圖們江》和《五月丁香》。《文藝春秋》、 《人世間》、《文藝叢刊》、 《同代人》等刊物都發表過懷念他或評論他作品的文章，無須說，這既是一種聲援，也是一種抗議。秋涼了，在香港的邵荃麟匯來一筆專款，囑上海的戰友為駱賓基制寒衣送進監獄。1949年初，李宗仁任國民黨政府代總統。在解放大軍節節勝利的形勢下，為了“求和”，他下令開釋政治犯。除夕黃昏，駱賓基作為一名“已決犯”第三批獲釋。在《大公報》駐寧記者的協助下，他成功地擺脫了特務的跟蹤，次日晨即乘美國使館文化參贊的汽車赴上海，兩個月后又從上海抵達香港。4月初，他以《虐殺者與戰士》為題作一雜文，21日，毛澤東、朱德發布總攻擊令，駱賓基賦詩抒懷，這些作品都發表于香港《文匯報》或《大公報》上。5月4日，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香港分會舉行年會，在一片歡慶勝利的節日氣氛里，駱賓基即席發言。他回顧自己的文學道路說：三十年代中期崇拜高爾基;四十年代初，傾心于列夫·托爾斯泰的巨著;在大后方，對羅曼·羅蘭的早期作品發生了濃厚興趣，此刻，又強烈地感到還是應該學習高爾基，走高爾基的路。6月，駱賓基與呂熒等同乘“湖北號”海輪離香港，經天津到達解放后的北平。

從1944年4、 5月間抵達重慶，到1949年6月離香港北上，這5年間，駱賓基的生活尤其動蕩。這一時期，在轉徙流離中，他陸續寫成《姜步畏家史》第三部的若干章節，圍繞主人公姜步畏，對“九·一八”前后琿春一帶的世態人情做了進一步的描繪，可惜的是，他的創作由于被捕和長達兩年的囚禁而中斷了。在短篇小說創作中，寫于重慶的《一個奉公守法的官吏》、 《一個坦白人的自述》、 《賀大杰的家宅》等，都以國民黨治下大后方混濁、停滯的社會為背景，以“小人物”的遭際為題材，在環境允許的程度上反映了生活，暴露了社會的黑暗，表現了普通人內心的苦悶與憧憬， 《賀大杰的家宅》其寫法和風格與《北望園的春天》有近似之處，那是駱賓基所特有的。《蕭紅小傳》是他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其價值不僅在于它洋溢著對亡友的摯念和痛惜之情，而且在于它塑造的蕭紅并非單是悲劇的主人公，還是一個有理想、有追求、煥發著生命的光與熱的女性。正因此，對于國內外青年讀者，它具有一種歷久不衰的藝術魅力。完成于這一時期的《五月丁香》，與《北望園的春天》、 《生活的意義》、 《賀大杰的家宅》一樣，側重在對生活意義的探索，不追求情節，著力于刻畫性格，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寓深刻于平淡之中，創作思想顯然受了契訶夫的啟示。女主人公曲秀芳毅然出走，離開那寧靜、溫馨然而卻趨向沒落的家，重新躍入時代的漩渦、激流中去，她要“站在大隊里”， “和許多在掌握著中國歷史命運的朋友們在一塊，……從驚濤駭浪里沖過去，沖到一個理想的海港”，這正是那一時代千千萬萬進步知識分子的心聲。寫于這一時期末尾的短篇小說《由于愛》，其題材已積累達四年之久，創作中糅進了作者長期的生活感受。主人公邰浩然的經歷及其性格發展令人感到真實可信。尤其可貴的是，駱賓基在這作品里謳歌了國民黨軍隊中廣大士兵心中蘊藏著的正氣和深厚、樸質的愛。正是這種正氣和愛給予了邰浩然以第二次生命。最后，他終于舍棄了與妻兒團聚的狹小的愛，而在一種更深廣無私的愛的驅使下帶領那些備受壓抑、摧殘的弟兄們走上了武裝反抗的路。這篇作品對國民黨軍隊的黑暗、腐朽做了較為深刻的揭露，無論就思想上還是就藝術上看，都不失為駱賓基的一篇力作，繼《北望園的春天》之后標志著他解放前短篇創作的又一高峰。顯然，駱賓基這五年間的創作進展，與迅速發展著的革命形勢和日益高漲的社會氣氛分不開的。

三

1949年，駱賓基32歲。

7月，他出席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當選為全國文聯候補委員。中秋節，他與當年豐都適存女中學生會主席鄒民才結婚，茅盾是“主婚人”，馮雪峰、邵荃麟、胡風等都前往祝賀。10月1日，他在觀禮臺上參加了開國大典。

1950年初，駱賓基去濟南，當選為山東省文聯副主席。他曾以記者身份隨華東代表團赴京出席第一屆戰斗英雄和勞動模范代表大會，并且，兩次去沂蒙山南導沭整沂水利工地。還走訪了附近的費縣農村。1953年他離山東，調至北京電影劇本創作所，到1955年夏，曾多次走訪吉林省蛟河縣保安屯、靠山屯一帶農村。

離香港北上之后的6年間，駱賓基一度徘徊、沉默，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創作苦悶。以往累積下來的素材似乎已經黯然失色，值得大力表現的革命戰爭生活又是他所不熟悉的。

“我仿佛曠野中一個彷徨的旅客，不知道哪里是通向解除饑渴的村鎮。”(駱賓基《我的創作歷程》)

這時，他已經步入中年，但是，他卻以一種不可思議的熱情和精力，象工蜂一樣不知疲倦地奔波、攝取、釀制。他決心從頭做起， “從今天的生活實踐開始”，跨出新的一步，去表現那富有初春色澤的新人、新的生活、新的時代，迎頭趕上來自解放區的作家。他準備以自己在魯南和吉林東部不斷獲得的素材，構思一部長篇小說，概括我國廣大農村土改之后幾年間發生的深刻變革。同期，他以解放初期在山東農村的見聞寫成了《王媽媽》、 《夜走黃泥崗》、 《旅途》、 《父女倆》等短篇小說，塑造了如王媽媽、李四虎、劉虎子、香姐等一系列真實可信、平凡而又可愛的農民形象。稍后，他又依據在吉林農村的見聞寫成了短篇小說《年假》、 《交易》，比較成功地刻劃了如區委書記丁有信和農業社主任魏丙這樣的基層干部形象。同一時期我國新文壇上涌現了一批反映農村新貌的短篇小說，但大都失之于膚淺和粗糙。相比之下，由于駱賓基勤于走訪、善于觀察，又發揮了他那烘托氛圍、展現人物內心世界的長處，因而，他寫于這一時期的作品盡管數量有限，卻有其獨到的深度和韻味，并且初步形成了有別于他前一時期作品的一種樸實、親切、輕松、明快的新的藝術風格。這些作品所使用的素材還不過是他這幾年間采集所得中的一些“邊角料”，一部長篇正在孕育中。不料，突如其來的政治風雨卻打斷了他的創作思路……

1955年6、 7月間， “肅清胡風及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運動開始了。駱賓基在北京電影劇本創作所成了“運動對象”。審查達一年之久，其中，隔離審查持續了三個多月。

他體驗到一種從未有過的可怕的孤獨……

“當一個人感覺到自己是強者的時候，正是他在思想上和戰斗主力結合著的時候，也正是和群眾諧合地結合為一體的時候。反過來說，當一個人離開了思想上的戰斗主力的時候，從戰斗中撤退出來的時候，落在戰斗背后的時候，也就是感覺到自己是弱者的時候，感覺到的孤獨的時候。” (《關于蕭紅——〈蕭紅小傳〉海燕版序》)

何況，現在是更有甚者!駱賓基心中的苦悶、惶惑、乃至絕望，不是用語言所能形容得了的。

1956年夏秋之交，審查總算完結了，駱賓基未被定成“胡風分子”。這場無妄之災的后果之一，是使象他這樣一個從年輕時起就獻身文藝，把創作看得高于愛情甚至生命的人，產生了“藝術負我，藝術誤我”的念頭。他要“與文學告別”而“別謀生路”了，購置古籍，鉆研《詩經》，為研究古代社會而接觸殷墟甲骨文字之源……正是始于這個時候。

盡管如此，寫作，仍舊還是駱賓基的“本職工作”。從這年秋后起，他開始來北京西郊農村深入生活，在頤和園“云巢”——中國作家協會為作家們安排的住地陸續寫出七個短篇小說，諸如《老魂俊與芳芳》、《關于飼養員給狗咬傷的問題》、《北京近郊的月夜》等。寫“合作化”以來直到“公社化”前夕農村的新人新事——是駱賓基這些短篇的共同主題。看得出，作者在努力探索和表現生活中的和諧、溫暖，謳歌農民固有的淳樸和不斷增長著的公而忘私的美質，他筆下的先進人物多半具有善于體貼、通情達理的特點——這無疑是作者心靈折射的結果。這些作品在渲染環境、刻畫人物的神態、心理等方面，仍然顯示著作者特有的敏感和功力。而《北京近郊的月夜》這組連續性短篇的構思和布局，更是別具匠意的。然而，創作畢竟是作者的心靈的事業，優秀的作品從來都是作者主觀心靈界與客觀現實界發生交感作用的結果，是作者思想感情的結晶。正因此，很難設想，以一種謹防失誤的心情，不是毫無掛慮、傾注全部心血去寫，而能夠寫出真實感人的作品來。這恐怕正是駱賓基五十年代后半期創作欠收的主要原因。

1958年10月，駱賓基被“下放”到黑龍江省。他幾乎是帶著一種近于灰暗的心境回到闊別22年、在他的記憶里總是蕩漾著《伊萬·蘇薩寧》樂曲的哈爾濱。當地的有關領導很能理解象他這樣的作家，把他們安置在“國際旅行社”住下來，除有文件需傳達外，時間由他們自行支配。駱賓基時而獨自一人扛著釣魚桿、背著干糧去太陽島，時而披覽他從北京帶來的那一摞古書。不久，他到尚志縣的葦河去了，那里是他為自己選定的“生活基地”。生活無疑是艱苦的，半林半農，長年以包米為主食，當地人多患有大骨節病——這些，對于駱賓基說來又算得了什么!他跟農民滾在一鋪大炕上，開起會來，一桿旱煙袋輪著抽。據當時擔任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延澤民回憶，駱賓基很少回城休息，除非捎信叫他。同期，駱賓基還去寧安、方正、依蘭一帶搜集抗日聯軍史料，三次走訪抗聯四軍軍長李延祿，相繼寫成《疾風知勁草》、 《少年英雄何畏》等短篇回憶錄，還有長篇回憶錄《過去的年代》以及電影文學劇本《鏡泊湖畔》等。1960年夏，駱賓基被調回哈爾濱協助省作家協會工作。同期，他曾赴京出席第三次全國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他也曾去工廠、醫院采訪，寫出三篇表彰先進的報告文學作品。1961年5月，駱賓基完成了短篇小說《山區收購站》的創作。初冬，漫游大興安嶺，寫出散文《富饒迷人的黑河》， “大興安嶺散記”——《航行在黑龍江上》、《“燕子峽”外》以及短篇小說《大車轱轆和家具》。1962年初，駱賓基回北京，當選為北京市作協籌委會副主席，同期，寫成報告文學《草原上》。同年夏秋兩季，駱賓基去黑龍江省辦理上調手續，再度漫游大興安嶺并重訪葦河，陸續寫成短篇小說《白樺樹蔭下》、《暴雨之后》，報告文學《一九六二年秋天在葦河》，以及“大興安嶺散記”——《“東北”號江輪上》。回北京后的兩三年間，駱賓基曾去北京西郊宛平、齋堂、順義縣北小營和房山縣港上等地體驗生活，參加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一時期他的作品有報告文學《春天的報告》和劇本《結婚之前》。

六十年代初，駱賓基寫出了較多作品，其中包括短篇小說杰作《山區收購站》，之所以能有這樣的收獲，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那一時期黨調整、放寬了知識分子政策和文藝政策，因而“左”的干擾較小， “下放”所在地的黑龍江省有關領導人，出于對文藝創作的正確理解，敢于為象駱賓基這樣的作家提供各種方便，使他們不僅能廣泛接觸實際，而且有較多的回旋、思索的余裕。駱賓基漸漸地從壓抑、郁結的心境中解脫出來。他在黑河上航行，漫游大興安嶺，那洶涌的河流，逶迤的山巒，險峻的懸崖，那雪原上奔弛著的車馬，那暴雨過后的晨曦，那草原上空的蒼鷹和暮色降臨時的點點篝火……荒漠、雄奇、嚴峻、粗獷，北國大自然展示出那唯有受過它哺育的人才能充分領略的美，駱賓基感受到一種母性的撫慰。他走向這大地的主人——農民、新航線的開拓者、放木排的舵工、伐木者、鄂倫春獵手和牧人……通過調查、采訪，不僅那已逝歲月里如火如茶的抗爭在他的腦海里活了起來，而且，他親眼看見“抗聯”的后代子孫們怎樣在這塊浸染著鮮血的土地上耕耘、開發，怎樣在平凡的崗位上不屈不撓地譜寫著新的激越的歌。駱賓基就在這樣一座“森林”里默默地“舐著傷口”，如饑似渴地汲取著補養，以恢復自己在磨難中喪失的氣力。

駱賓基寫于這五、六年間的作品質量不很平衡。散記與報告文學中較為出色的是《草原上》。其余的，寫城市生活的幾篇鋪陳較多，缺乏情致。寫于1963年4月的《春天的報告》，由于受當時逐漸抬頭的“左”的思潮的影響，內容難免有失真之處，因而作品的生命力不能不受到損傷。短篇小說中以《山區收購站》為好。作品所展現的是偏遠山鄉一個小小的山貨收購站里的生活片斷。作者成功地運用了他那嫻熟的短篇技巧，在與老收購員王子修的對照中有力刻畫了年青的女主任曹英的形象，強調地寫出了她正是以信任和尊重換來了山戶陳老三的誠意，激發了他的維護國家利益的自覺性。這個短篇足足醞釀了三年之久，在提煉主題的過程中，顯然作者融進了自己長期以來感受最深的一點，那就是：革命隊伍內，人與人之間，沒有比相互信任、相互尊重更值得珍惜的了。相互戒備、相互防范，只能導致彼此隔絕，最終將導致整個事業停滯不前。作者將這樣一個得之不易的思想，巧妙地隱藏在一個平凡的故事里，寫得集中、凝練，結構勻稱，起落自然，細節逼真，人物毫不臉譜化，給人以藝術的完美感。這個短篇比較充分地反映了駱賓基的創作水平，可以說是他的生活閱歷、政治素養和藝術造詣沉積、化合的產物。它的思想藝術成就，是駱賓基的另外一些雖然同是寫于解放后，但由于未能觸及生活內在沖突，或者未經深思熟慮、未經反復琢磨的作品所無法相比的。

完成于這一時期末尾的劇本《結婚之前》，從作品的立意到創作傾向，都受了極左思潮的嚴重影響，因而，難以經受得住時間的淘選。駱賓基為了寫這一劇本所付出的辛勤勞動也只能付諸東流了。

1966年10月，駱賓基被劃入“牛鬼蛇神”之列。從此，他先后在北京市的馬神廟、團河、市委黨校院內“集中學習”，一邊接受審查，一邊從事體力勞動。

從1972年起，駱賓基又開始從事古金文的考證，他說：“‘文革’中住進‘牛棚’，肉體、精神都受到了蹂躪，自然談不上創作。 ‘十七年’成了‘黑線專政’的歷史，三、四十年代無須說了，那更是斷然不能寫的了。面對這種情況，作為作家，只有失業。這時，我才決心‘轉業’。可是，人，總要生存下去;筆，總要為人民寫點什么。而古代典籍金文，正是我躲避政治風暴的一個理想的僻靜港口，于是我駕著思想生命的小舟駛了進去……”①

1974年9月，駱賓基被分配到北京市文史館工作。

四

1978年，駱賓基61歲。

年初，因腦血栓，患輕度半身不遂。

1979年11月，他出席第四屆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國文聯委員與中國作協理事。

1980年春，他出席北京市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當選為北京市文聯常務理事與北京市作協副主席。同期，他當選為北京市政協委員。同期，他給中國社會科學院寫了關于《金文新考》的報告。

1981年夏，駱賓基赴哈爾賓出席紀念蕭紅學術討論會，同年秋，赴紹興參加魯迅誕辰百周年紀念活動。

1982年3月23日，他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

1983年5月，他赴浙江義烏縣參加紀念馮雪峰八十誕辰學術活動。

1984年8月，他赴廈門參加丁玲創作研究會。

這6、7年間，駱賓基帶病堅持工作，除參加北京市文聯、作協日常工作和學習外，埋頭于著述和寫作。他以大部分精力從事古青銅圖銘的考證和研究，截至1979年底，已完成《金文新考》中的《典籍集》、 《貨幣集》、 《兵銘集》和《人物集》，共約四十萬字。

這幾年，駱賓基在文學領域里也象在古金文研究領域里一樣勤奮，其作品，從內容和文體上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部分：

一、關于自己的生平、文學生涯的記述和為自己的作品所寫的前言、后記之類。象寫于1977年的《六十自述》、 《我的創作歷程》和寫于1981年初的《〈駱賓基小說選〉后記》，都是比較完整的、具有學術價值的資料。

二、文藝短論、雜文、隨感錄之類和應某些作者的請求為其作品寫作的序言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寫于1983年底的《從“拿來主義”說起》，寫于1984年初的《生活是藝術之源》，以及同年秋所作《文學與政治》等。這些文章充分體現出駱賓基對祖國文學藝術事業的責任感和他的勇于直言的品格。這些文章表明，他的文藝觀點的核心是：作家不應當為藝術而藝術，而應當繼承革命現實主義傳統;革命現實主義文學的藝術價值，就在于它的政治效果;當代革命現實主義文學，其主流應該是歌頌，其創作原則應該是歌頌與暴露相結合。

三、一般性雜文、散記和報告文學之類。如寫于1982年10月的《八十年代一座農業里程碑》，寫于1984年初的《一曲優美的贊歌》，寫于同年10月的《白各莊小記》等。這些文章反映出年近古稀的駱賓基對祖國建設的密切關注，和他的積極參預社會改革的主動精神。

四、為追悼亡友、懷念往事而作的散文。如寫于1979年的《悼馮雪峰同志》，寫于1980年的《美學家——呂熒之死》，寫于1981年的《悼念茅盾先生》以及寫于1980年冬的《初到哈爾濱的時候》，寫于1981年春的《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時候》，寫于1983年春的《初訪“神壇”第一夜》、 《難忘的往事》和寫于1984年秋的《一九四○年初春的回憶》等。這些文章一般都寫得相當細膩、真切，富于生活氣息和歷史感。其中，為悼念馮雪峰和呂熒而寫的兩篇最為出色，足以撥動讀者的心弦。這些作品既能給人以藝術的美感，又能提供詳實、具體的史料，因而是本時期駱賓基文學作品中最能體現他的藝術風格而又最有價值的一部分。

自從駱賓基登上文壇，已經過去了將近半個世紀。

一顆種子長成一株大樹，離不開土壤、陽光、空氣和水。駱賓基，這顆種子萌發在中國的大地上，在人類和中國歷史的早春時節，從抽芽的那天起，就沐浴著新世紀的曙光。它經受著動蕩年代的風風雨雨，吸取著大地母親的乳汁，在其生命進程的每個關鍵時刻，都有辛勤的園丁無私地為之付出心血和汗水。

沒有“九·一八”后東北人民的英勇抵抗，沒有“七·七”、“八·一三”后的全民抗戰，沒有反內戰、反饑餓的民主運動，沒有社會主義時期的改革和建設熱潮，沒有與極左思潮的斗爭，就不可能有駱賓基和他的文學;沒有“五四”新風的啟蒙，沒有三十年代左翼文學的哺育——其中，包括因前驅者的中介而得到的世界進步文學的哺育，沒有抗戰文藝和社會主義文藝的空前繁榮，就不可能有駱賓基和他的文學。

半個世紀以來，駱賓基走著一條坎坷崎嶇的路，然而他是異常倔強的。這中間，貫穿著對侵略者、壓迫者的反抗和對于革命、對于信仰的忠貞;這中間，貫穿著對于養育他的中國大地的深摯的愛，貫穿著對人民——特別是農民命運的關注;這中間，貫穿著對于艱苦、磨難的輕蔑，貫穿著他的創造的活力和撲不滅的生命之火;這中間、貫穿著對于文學的執著的追求，貫穿著為他所特有的藝術個性和創作風格。

這的確是一條漫長而崎嶇的路，而駱賓基，他也確實是倔強的!無論是戰火、流離、貧困、顛簸、饑寒、監禁、隔離、風癱……都不足以摧毀他的意志;都沒有能阻擋他到人民中間去，到沸騰的生活中，奔波、查訪、體驗、觀察;都沒有能阻止他如農民勤躬壟畝一樣地持續他的筆耕。

逆境中的強者是美麗的，駱賓基就是這樣的強者。然而，他的這種強韌的品格并不是生就的，而是大地所給予的，時代所給予的，前驅者所給予的。

半個世紀以來，駱賓基的文學創作經歷了抗戰爆發前后的準備和習作時期，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以后漸漸走向成熟，解放后，經過徘徊、沉思、抉擇，他終于探索出一條可行的路，并且沿著那條路繼續前進了。半個世紀以來，他寫下了百余種規模不等、體裁、風格多樣的作品，其中包括十幾篇得到社會公認的杰作，以其特有的“駱賓基式”，記述和反映了我國人民;特別是農民、婦女、下層職員與知識分子的足跡和心靈的歷程，為中國與世界現當代文學增添了一份珍貴的庫藏。

離開半個世紀以來世界和中國歷史的客觀進程，就無法理清駱賓基的生平、創作活動的脈絡;離開這一客觀進程，也就無法理解他每一階段思想的起伏、發展，以及這種起伏、發展給予他的創作中的積極或消極的影響。時代造就了、鍛冶了駱賓基，使他從一個稚兒，成長為一個戰士，一個真正的人，一個有貢獻、有影響、有國際聲譽的作家，然而，時代也局限了他，制約了他——國民黨的高壓、監禁剝奪了他的創作自由，使他不能充分發揮生命的潛力和藝術的才華;革命本身，在其行進中難以避免的曲折， “左”的干擾，使他受到了影響，束縛了他的手足，束縛了他的頭腦，以至于使他不得不“與文學告別”達十余年之久!駱賓基的思想與性格，他以往的人生經歷和文學生涯，是有著深刻的時代印痕的。

1984年12月北京

注釋

附錄一 駱賓基著作目錄

《大上海的一日》(報告文學集),1938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版。

《夏忙》(報告文學集),1939年烽火出版社版。

《邊陲線上》(長篇小說),1939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版。

《東戰場別動隊》(報告文學),1940年大路出版公司版。

《吳非有》(中篇小說),1941年文化供應社版。

《播種者》(散文集),1943年創作出版社版。

《一個倔強的人》(中篇小說),1644年東南出版社版。

《幼年》(長篇小說),1944年三戶書店版。

《罪證》(中篇小說),1946年民聲書店版。

《蕭紅小傳》(傳記),1947年建文書店版。

《北望園的春天》(短篇小說集),1947年星群出版社版。

《藍色的圖們江》(神話),1947年新豐出版社版。

《五月丁香》(話劇),1947年建文書店版。

《年假》(短篇小說集),1956年作家出版社版。

《老魏俊與芳芳》(短篇小說集),1958年作家出版社版。

《山區收購站》(短篇小說集),1963年作家出版社版。

《過去的年代》(回憶錄),1979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版。

《駱賓基短篇小說選》,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

《駱賓基小說選》,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版。

《初春集》(散文、短論、報告文學集),1982年江西人民出版社版。

駱賓基《六十自述》,收入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駱賓基短篇小說選》。

駱賓基《我的創作歷程》,收入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駱賓基短篇小說選》。

駱賓基《關于我的報告文學及其它》,載1981年《文藝理論研究》第1期。

駱賓基《駱賓基復宮尾正樹先生的信》,載1981年《江城》第6期。

附錄二 駱賓基研究資料目錄

玄(茅盾)《大上海的一日》,載1938年《文藝陣地》第1卷第9期。

賀依《邊陲線上》,載1940年7月“文陣叢刊”: 《水火之間》。

華君《駱賓基的長篇小說〈姜步畏家史〉第一部讀后》,載1944年9月25日《新華日報》。

肖白《記駱賓基》,載1947年《文藝春秋》第5卷第1期。

肖白《生活的意義》,載1948年《同代人》第1期。

魏金枝《別具一格的一個短篇集——讀〈山區收購站〉,載1964年《文藝報》第2期。

謝永旺《經得住時間淘選的作品——重讀〈夜走黃泥崗〉, 載1982年《星火》第10期。

西野廣祥〔日〕《抗戰后期的駱賓基小說》,載1982年《金達萊》第4期。

宮尾正樹〔日〕《論駱賓基》,載1984年《東北現代文學史料》第9期。

①玄(茅盾)《大上海一日》,載1938.8月《文藝陣地》1卷9期。

①《駱賓基復宮尾正樹先生的信》, 載1981年《江城》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