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紺弩人物簡歷簡介,聶紺弩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聶紺弩是一位雜文大家，是師承魯迅雜文藝術成績卓著的一個，又具有自己獨特的風格;他還是文藝園地中的多面手，詩、散文、小說、戲劇、以及舊體詩等都作過辛勤的耕耘，并獲得了一定的收獲。

聶紺弩在參加“左聯”、踏進文壇以前是寫詩的。 “象許多作者一樣，我開始是寫詩的，那些詩除了一二首，作為附帶的東西，存留在散文集子里以外，都散失了?！?見聶紺弩詩集《元旦》序)直到1934年在上海主編《中華日報》副刊《動向》，才較多地寫作雜文。通過《動向》助編葉紫，得識魯迅先生。在和魯迅交往中，他與葉紫、蕭紅、蕭軍等幾位青年作者一樣，也得到了很多的關切和指導，從而使他的雜文創作大有長進。但達到成熟程度，那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桂林和重慶，這時他的雜文創作不僅已逐步形成“魯迅風”、 “魯迅筆法”，并具有自己的獨特風格，成為雜文大家。

聶紺弩從“左聯”時期開始，除雜文外，還創作了二十多篇短篇小說，為數不少的抒情散文以及少量的詩、戲劇、寓言等作品。建國以后，他則主要從事于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和舊體詩的創作。

一、青年時代

聶紺弩1903年1月28日出生于湖北省京山縣城內一個小商家庭，小時名聶國棪、號幹如。曾用筆名：紺弩、甘奴、耳耶、臧其人、蕭今度、悍膂、邁斯、澹臺滅暗、二鴉、 散宜生等。

聶紺弩的父親是兩弟兄，伯伯，是他的生父，母親生他后就死了。叔父和叔母未生兒女，就領養他為兒子。

紺弩自幼聰敏，上學后課余?？撮e書，八、九歲就讀了《水滸》、《紅樓夢》、《聊齋》等小說的殘本，并學會了平仄、對仗和押韻等舊體詩的基本格律，作文常常受到老師的好評。

他在14歲縣立高小畢業后就失學了。在此前后，生父和養父又先后病故，家庭生活困難。1921年18歲時，結識了在縣城內開雜貨鋪的革命黨人潘從先，潘曾參加辛亥革命，失敗后，回京山開了一爿小雜貨鋪，紺弩從他那里知道了孫中山先生，知道了國民黨和三民主義，廣州有個國民革命政府，國民黨是革命的……。當年，經啟蒙老師、當時擔負國民黨負責工作的孫鐵人先生的幫助，從家鄉經漢口到了上海，從此踏上了人生的征途，開始了坎坷的，也是革命的一生。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初期，紺弩經孫鐵人的介紹，加入國民黨，并去福建泉州國民黨“東路討賊軍”(討伐北洋軍閥)前敵指揮部當司書。半年后，離泉州經廈門赴馬來亞吉隆坡找工作。途經新加坡時上岸籌措路費，1948年曾根據這段生活經歷，寫成短篇小說《在新加坡上岸》，揭露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的罪惡。到達吉隆坡后，在運懷義學(華僑富商陸運懷辦的一所免費的華僑子弟學校)當教員。

1923年秋冬間，年僅20歲的聶紺弩，從吉隆坡到達緬甸仰光，參加華文報紙《覺民日報》的編輯工作。《覺民日報》原總編輯董鋤平(楚屏)是紺弩同鄉，中共黨員，因被英政府限期驅逐出境，就把該報編輯工作交由聶紺弩負責。編輯室里有一套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合訂本，紺弩如饑似渴地讀完了它，還看了些哲學社會科學小冊子，思想上受到新文化思潮的影響。

1924年他從仰光回到廣州，考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第二期。不久即參加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東征”，討伐叛將陳炯明。打下海豐縣，曾在農民運動領袖彭湃主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任教官，因語言不通，紺弩第一次講課時，彭湃當翻譯，這一時期雖然很短，卻是紺弩參加實際革命斗爭的重要起點，使他看到了農村階級壓迫的真實情況，彭湃給予紺弩思想上的革命影響也是很明顯的。

在海豐時，紺弩還認識了青年文學家鐘敬文。鐘敬文住在離海豐三十多里路的公平鎮上，通過海豐第三高等小學校長馬醒的介紹，到鎮上去訪問他。鐘敬文那時很年輕，剛二十出頭，已在北京報刊上發表過文章，還和魯迅、周作人通過信，紺弩很仰慕。

1925年，東征勝利后，紺弩返回黃埔，是年冬，考取莫斯科中山大學。在中山大學主要學習馬列著作和俄文，并自修了大學文科的全部課程。學習期間由于紺弩愛好文藝、獲得了“托爾斯泰”的綽號。同學中既有共產黨人伍修權等人，也有國民黨人谷正綱、康澤等人。

學習期間紺弩對寫詩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應在海豐縣工作時認識的鐘敬文之約，為他在廣州主編的報紙文藝副刊《傾蓋》寫詩，發表的有《撒旦的頌歌》、《列寧的機器》、《城下后》等首，以及散文《龍津溪畔》。這可算是紺弩最早的文學創作。

紺弩在1982年的回憶文章《鐘敬文·<三朵花>·<傾蓋>及其他》中說：“我后來決心搞寫作而又真能混進文壇，與敬文在這時給我的獎掖是有很大關系的?！?載《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3期)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叛變革命以后，紺弩被遣送回國。先在南京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任訓育員，后到國民黨“中央通訊社”任副主任。同時附帶編《新京日報》副刊《雨花》，這是一家湖北地方勢力辦的報紙，總編輯段夢暉，因編副刊而認識《新民報》副刊編輯金滿成，與金發起組織了“甚么詩社”，出版《甚么詩刊》，發表了一些詩作。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抗日救亡的怒潮席卷全國，紺弩因參加抗日救亡活動，組織“文藝青年反日會”，印發反日傳單，被南京國民黨當局注意，有被捕的危險，不得不棄職潛逃，從此脫離了國民黨。

二、“左聯”時期在上海

1932年，29歲的聶紺弩從南京經上海逃亡到日本，與正在東京早稻田大學靠“庚款”留學的周穎同居，并由周穎介紹認識胡風、何定華等人。

二月，由胡風介紹，紺弩加入“左聯”東京分盟。當時分盟成員共有十來個人：胡風、以群、尹庚、何定華、王達夫、聶紺弩等。

“九·一八”事變后的留日學生，掀起大規模的愛國運動，為了集中力量，團結對敵，成立了包括“左聯”分盟在內的“文化總同盟”，出版油印刊物《文化斗爭》(后改名《文化之光》 )，紺弩參與了這一反日油印刊物的出版工作，并與胡風、何定華(方瀚)、王達夫(承志)、樓憲(尹庚)、周穎、邢桐華等組織“新興文化研究會”，進行反日活動。三月，他因參加反日活動，在東京被日本警察拘捕，同時被拘捕的還有胡風、何定華、王達夫等人，關押在“早稻田留置場”三個月后，被日本政府驅逐出境。

聶紺弩于當年六、七月間回到上海，從此即參加上海“左聯”的各項活動。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聯系指導滬西等區及光華大學的“左聯”青年文學小組工作;二是參加編輯各種文學期刊、報紙文藝副刊;三是從事雜文、短篇小說等的創作活動。

上海光華大學的“左聯”青年文學小組，即由聶紺弩等聯系指導，當時這個小組的成員有田間、周而復、馬子華、劉宗璜等人，紺弩協助他們先后編輯出版了《文學新輯》、《文學從報》等刊物，培養了一批青年作者。

周而復在題為《小說道路上的足跡》的回憶文章中說：“1933年考入光華大學英國文學系……大概是1935年吧，把我幼年和少年所知道的一些貧困生活和社會不平之事，用短篇小說的形式寫了出來，懷著不妨試一試的心情，投給雜志，居然先后在《文學叢報》(聶紺弩、馬子華、田間和我等編輯)……等刊物發表出來了?！?《讀書》1982年第10期)

紺弩在左聯時期參加編輯過的文學期刊和報紙文藝副刊主要有：《文學叢報》、《海燕》、《熱風》、《木屑文叢》、《中華日報·動向》等，其中以《中華日報》副刊《動向》和文學期刊《海燕》影響最大。

1934年4月至9月，聶紺弩為《中華日報》副刊《動向》主編，助編葉紫?！秳酉颉范嗫d短小精悍、犀利潑辣的雜文，作者大部分是左聯成員。魯迅先生就為《動向》撰寫了二十多篇文章，均收在《花邊文學》和《且介亭雜文》里。其余的基本作者有宋之的、田間、艾青、周而復、張庚、歐陽山、廖沫沙、章泯、蔣弼等。因主編《動向》的關系，紺弩得以認識魯迅、茅盾、丁玲等著名作家。

紺弩認識魯迅先生還有一段有趣的插曲：《動向》創刊后一個多月，紺弩收到一封用白紙寫成的稿件，字是毛筆一筆不茍地寫的，文字極精煉，從頭到尾沒有一個字或一個標點的涂改，活脫是一篇范文，但是落款卻沒有作者的姓名和地址。鉗弩心里猜到一個人，又不敢確定，就去找葉紫辨認(葉紫那時早巳認識魯迅，還與魯迅通過信)，葉一看就說： “肯定是老頭兒寫的”，紺弩就讓葉紫寫封信去問問，還問魯迅先生肯不肯見見紺弩?；匦藕芸炀蛠砹?，魯迅果然是那篇“范文”的作者，而且“極愿與聶紺弩見面”，并約在內山書店會面。

會面那天，魯迅邀紺弩和葉紫到內山書店對面街角處的一家咖啡館內喝咖啡，談天，談了不少時間。從此， 魯迅成了《動向》的主要作者，《動向》也因此聲名日振，《中華日報》銷路大增。

紺弩自認識魯迅以后，便經常在內山書店或各種文化人的大小聚會上與之見面交談，彼此很投契，還曾將自己寫的短篇小說《金元爹》給魯迅看過，受到稱贊。紺弩在《憶魯迅先生二三事》中說： “自從認識魯迅先生，我的思想和寫作都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我處處學習他，乃至仿效他的雜文。就在這一年，我因事去四川，魯迅先生知道我將遠行，雖然不知道我此行的目的，還特請胡風作陪，為我設宴餞行。”(載1980年9月25日—26日香港《大公報》)

聶紺弩主編的《動向》在1934年4月11日創刊后，在這個副刊上有兩次大的討論，影響甚大，一是積極參加1934年關于大眾語問題的討論;一是開展過一次關于舊形式采用問題的討論。

左聯成立后，對于文藝大眾化運動很重視，前此已經討論過。1934年5月，國民黨教育部汪懋祖，在南京國民黨的《時代公論》上發表文章，鼓吹復興文言，上海方面以左聯為核心的進步文化界，決定以汪的文章為靶子，對國民黨的復古逆流進行反擊。于是在報刊上展開了又一場文言白話之爭，后來又發展成為大眾語和拉丁化的論爭。當時左聯成員和進步作家在《申報·自由談》、《中華日報·動向》、《文學》等報刊上發表不少文章，反對“復興文言”?！秳酉颉飞习l表討論文章，數量最多，聶紺弩用“耳耶”筆名即在《動向》上發表了《為白話文敬告林語堂先生》、《關于“文言文”的形成跟發展》、《關于“白話文”的發生跟成長》、《大眾話跟土話》等有關語文問題的討論文章十余篇，反對“復興文言”贊成白話文和大眾語。聶紺弩還在《太白》1卷4期上發表《從客串到下?！獮榇蟊娬Z敬告林語堂先生》一文，批駁了林語堂對大眾語提出的種種非難。

《動向》創刊不久，還曾開展過一次關于舊形式的采用問題的討論。當時有一種理論，認為文藝應該拋棄中國固有的傳統形式，完全向西方學習，左聯一些青年作家，在《動向》上就此展開了爭論。聶紺弩在《動向》上用“耳耶”筆名發表了《新形式的探求與舊形式的采用》、《何謂形式》、《藝術形式受什么東西的規定呢》等文章，在《新形式的探求與舊形式的采用》(1934年4月24日《中華日報·動向》)一文中，對舊形式的采用問題發表了一些偏頗的看法，以內容和形式不能分割為理由，指責利用舊形式“類乎‘投降’”。魯迅先生在《動向》上發表了《論“舊形式的采用”》一文，對耳耶文中的一些偏頗看法提出了批評，闡明對過去的形式不能一概排斥，而應當采用舊形式，摻進新內容，認為“舊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刪除，既有刪除，必有所增益，這結果是新形式的出現，也就是變革……。” ( 1934年5月4日《中華日報·動向)魯迅先生的觀點是正確的。

左聯成員魏猛克等人也寫了文章，認為這種所謂完全拋開“舊形式”的觀點是錯誤的，舊形式的采用不是模仿，采用也有選擇的，采用是繼承文化遺產的方法，并舉出例子，如當時某些連環畫就是采用舊形式的一種。

這場爭論雖只是對形式問題采用的探討，但實際涉及到了一個如何對待民族文化遺產的問題。

1936年1月20日《海燕》文藝月刊第1期出版。這是由魯迅先生主持，胡風設計，具體由聶紺弩等人編輯出版的。第1期所署編輯人史青文，即系聶紺弩化名，有關印刷、出版事務，也由紺弩負責。第1期刊載了魯迅先生的歷史小說《出關》，雜文《“題未定”草》，以及兩篇短評《文人比較學》、《大小奇跡》。《魯迅日記》1936年1月19日： “晚同廣平攜海嬰往梁園夜飯，并邀蕭軍等共十一人。《海燕》第一期出版，即日售盡一千部。”可見這本刊物一出版就很受讀者的歡迎。

《海燕》第2期于1936年2月20日出版，魯迅又發表了散文《阿金》，雜文《“題未定”草》(續)和《陀思妥夫斯基的事》、短評《難答的問題》、《登錯的文章》。

《海燕》是魯迅與青年作家一起創辦的最后的一個文藝刊物。取名《海燕》系由高爾基《海燕之歌》而來，刊名“海燕”二字，是魯迅先生手書。該刊僅出版兩期即被查禁。魯迅1936年2月29日致楊霽云信： “《海燕》系我們幾個人自辦，但現已以‘共字’罪被禁。”

在論述聶紺弩在左聯時期的雜文創作和小說創作之前，還有幾件事是須略加敘述的。

一是1934年紺弩經吳奚如的介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從此，紺弩以筆作武器，戰斗了一生。即使在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送往北大荒勞動的時候，尤其在‘文革’中被誣為反革命坐牢將近十年的時候，他也從未動搖過對黨的事業的信念，充滿了樂觀戰斗的情緒。

二是在1936年“兩個口號”之爭中，紺弩在《夜鶯》和《現實文學》上發表《創作口號和聯合問題》、《創作活動的路標》兩文，贊成“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一口號。

三是1936年秋，紺弩受馮雪峰代表黨組織的派遣，護送丁玲到西安轉赴陜北蘇區，據丁玲《回憶潘漢年同志》一文中說： “一九三六年九月，組織上安排我同聶紺弩同志改名換姓，經過幾次國民黨關卡的檢查，終于到了西安，住在一個小旅館里，等侯預定從陜北蘇區來找我們接頭的人……第二天傍晚，果然從外閃進一個穿長衫的商人模樣的人，輕聲問道：

‘聶有才先生在嗎?’聶紺弩轉身去望，來人朝我點了一點頭，把頭上的呢帽輕輕往上推了一推，我一看大驚，幾乎叫出聲來，我趕忙笑著讓坐，這不就是潘漢年同志嗎!……第二天我便同聶紺弩分手，他聽從潘漢年的建議，返回上海繼續工作。我搬到七賢莊，當時的一個地下交通站，抗戰后的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現在的一個革命紀念館，在那里安心等侯著去保安。” (《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4期)

聶紺弩從西安返滬途中，驚聞魯迅先生逝世，兼程趕回上海參加葬儀。并在《小說家》第2期“哀悼魯迅先生特輯”上發表《關于哀悼魯迅先生》的悼念文章，還在《熱風》創刊號上發表詩作《一個高大的背影倒了——寫給魯迅周月祭》?！蛾P于哀悼魯迅先生》一文，傾訴了紺弩對魯迅先生無限敬仰哀悼之情，并生動地描繪了魯迅葬儀莊嚴肅穆的氣氛。長詩《一個高大的背影倒了》，則熱情謳歌了偉大的魯迅精神。

一個高大的背影倒了，/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那走在前頭的，/那高摯著倔強的火把的，/那用最響亮的聲音唱著歌的!/那比一切都高大的背影倒了。/在暗夜，/在風雨連天的暗夜。

……

在魯迅先生的培養和影響之下，我國出現了一批師承魯迅筆法的青年雜文作家，如徐懋庸、唐弢、柯靈、周木齋等，聶紺弩也是其中之一，雖然他在雜文創作上的主要成就是在抗日戰爭時期，但當時已經嶄露頭角，他在《中華日報·動向》、《申報·自由談》、《太白》、《海燕》、《夜鶯》、《現實文學》、《熱風》等報刊上用“耳耶”、 “悍膂”等筆名發表雜文、短論、討論大眾語問題的文章，產生過一定的影響。他在這一時期還用紺弩，臧其人等筆名創作發表了《兩條路》、《金元爹》(后經改寫，改名《鹽》)、《棉褲》、《一根棍子》(即《邂逅》)，《走掉》、《支那人》、《旁聽》、《酒船》等8篇短篇小說，并由上海天馬書店出版了短篇小說集《邂逅》。

聶紺弩這一時期的雜文集中發表在《中華日報·動向》和《太白》，其余散見于各報刊。

聶紺弩自認識魯迅以后，不僅表示衷心的愛戴，而且時時學習魯迅雜文的風格，與魯迅的戰斗雜文相呼應，在當時關于雜文的論爭中，他寫出了《談雜文》和《我對于小品文的意見》兩文，批評林希雋和韓侍桁反對雜文的論調，初步顯示了紺弩雜文論辯駁難的力量。魯迅也曾在《做雜文也不易》一中中駁斥林希雋反對雜文的論調： “不錯，比起高大的天文臺來， ‘雜文’有時確很像一種小小的顯微鏡的工作，也照穢水，也看膿汁，有時研究淋菌，有時解剖蒼蠅。從高超的學者看來，是渺小、污穢、甚而至于可惡的，但在勞作者自己，卻是一種‘嚴肅的工作’，和人生有關系，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苯C弩在《談雜文》中發表了類似的見解： “‘在目前、現時代’他們不期然而然地多量地選擇了這種最直接、最迅速地反映日常事變，而又最淺顯最容易消化的雜文。在這種場合，雜文絕不是什么‘毫無需要之處’或‘浪費的生產’……”。同魯迅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

紺弩《我對于小品文的意見》一文，在批評韓侍桁諷刺小文章的同時，已經捎帶批評林語堂等人“提倡什么閑適、幽默、瀟灑、輕松的‘個人筆調’，借小品文來逃避現實，因之使小品文變成無用無力的東西的企圖，是應該受指責的。”而到了發表在《太白》上的《談〈野叟曝言〉》和《再談〈野叟曝言〉》兩文，就直接針對林語堂通過推薦讀《野叟曝言》而宣傳舊禮教、提倡封建道德的有害理論，進行了透辟的批駁。這兩篇戰斗性很強的雜文，當時很有影響。文中對照《野叟曝言》的內容和林語堂歷來的言論觀點，一一加以批駁，然后在《再談〈野叟曝言〉》中，對林語堂為什么要再三推薦此書的思想動機，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推崇《野叟曝言》，豈不比勸青年讀《莊子》《文選》還要識時務得多而且也切實用得多么?”可謂一針見血。

這時期，聶紺弩的雜文創作已經表現了注重社會批評和反映時代精神的特點。如《創作口號和聯合問題》和《創作活動的路標》兩文是關于“兩個口號”論爭的反映;《談〈娜拉〉》和《阮玲玉的短見》是作者關切婦女解放、反對封建勢力對婦女的迫害的;而《“愛智廬”》和《父親》兩文，又從正面立論，帶著濃厚的抒情味道(在這一點上可稱是散文)，以贊揚的口氣，描繪了《吳虞文錄》的作者和兩位英雄的父親;在《關于知識分子》一文中，批評了對知識分子的種種錯誤觀點，既分析了知識分子的弱點，又正確地估計了知識分子在革命運動中的作用。當時能以這樣辯證的觀點，實事求是地看待知識分子也是難能可貴的。

這時期聶紺弩的雜文創作手法，已初步顯露了他善于抓住論敵的言行不一，自相矛盾之點，加以層層駁難，使之荒謬可笑，收到諷刺與幽默兼具的喜劇性效果。以上所舉批評林希雋和林語堂的雜文，即是明顯的例證。

但這時期聶紺弩的雜文創作，社會批評的廣度和深度都不足，雜文中形象化說理不夠，文風也還不夠犀利潑辣。

聶紺弩的短篇小說似乎不大為人所知，其實他的小說，不僅是舊社會的一曲悲歌，而且抒寫自己的經歷和生活，具有很多的自傳成份，塑造人物形象生動，時代氣息濃厚，語言樸實，有鄉土色彩。聶紺弩在談到自己的小說時說： “我的小說，其實也不是什么小說，基本上都是真人真事。我缺乏那種寫小說的虛構能力，我只能寫自己，而且是寫許多年前的自己?！?(周健強： 《聶紺弩和他的<紺弩小說集>》，1981年5月26日香港《新晚報》)

紺弩的小說處女作《兩條路》，寫的是蘇區生活，刻畫了一個農村婦女桂英，參加革命以后，組織群眾，打倒地主，逐步成長為一個堅強的女性，后來由于丈夫的愚昧，為反動派所殺害。這篇小說，反映了當時蘇區農村革命和反革命兩種勢力尖銳斗爭的真實面貌，富有時代精神，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邂逅》 (又名《一根棍子》)寫的是“東征”路上的經歷，刻劃了一個平凡而又高大的普通士兵的形象，寫作手法明顯受到魯迅《一件小事》的影響?！督鹪穭t控訴了舊社會長工的苦難生活。

《酒船》和《旁聽》都是寫的川江船上的生活場景和所見所聞。是作者乘船出三峽后的親身經歷?！毒拼分兴虅澋哪莻€天真小女孩的悲劇形象，留給人很深的印象，這篇小說在藝術上也比較成熟。

三、抗日戰爭時期在桂林和重慶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1937年9月，聶紺弩與宋之的、馬彥祥、賀綠汀、塞克、蕭紅、蕭軍等一起，隨“上海救亡演劇隊”第一隊從上海到了武漢。到武漢后，回湖北京山老家探親，并為胡風主編的《七月》半月刊(1937年10月從上海遷漢口出版)撰稿。《人與魯迅》、 《游呂菊芬》、 《失掉南京得到無窮》、《母親們》等雜文和散文，即作于此時，發表于同年和1938年初的《七月》上。

1938年初聶紺弩與艾青、田間、李又然、蕭軍、蕭紅、端木蕻良等去山西臨汾“民族革命大學”任教。對于這一段經歷，聶紺弩在《蕭紅選集·序》中曾經說過： “1938年初，同蕭軍、端木蕻良、田間及她，都在臨汾的實際上是薄一波同志作主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學，而且住在一個院子里。這時候，丁玲領導的西北戰地服務團聽說我們到了臨汾，她們也從什么地方趕到臨汾來了。她們一來就演戲，演過兩次(即一兩日)戲，敵人(日軍)就從晉北南下來了，民大就搬家，縮小，我們這幾個尚未上課的手無寸鐵的所謂教授之類，就隨西北戰地服務團渡河，去到了西安。到西安后，我還同丁玲到延安去打了一轉，回西安后不久，我就單獨回武漢去了?！?br>
1938年3月，紺弩在西安時，與蕭紅、端木蕻良，協助塞克集體創作了三幕話劇《突擊》(載于《七月》第12期)由他們口述，西北戰地服務團的陳正清、何慧等筆錄，寫一幕排一幕，三月底公演三天七場，場場客滿，轟動一時。此劇反映了山西前線軍民組織起來，拿起武器，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故事。

聶紺弩從延安返回武漢時，已值秋天，在八路軍辦事處見到了周恩來同志和吳奚如同志，被介紹去創刊不久的《新華日報》編副刊《團結》十天;后又經周恩來同志介紹去皖南云嶺新四軍政治部宣傳部工作，任文化委員會委員兼秘書，并負責編輯軍部綜合性大型刊物《抗敵》(該刊主編為新四軍軍部秘書長李一氓)的文藝部分。聶紺弩在《抗敵》上發表的作品有長詩《收獲的季節——為紀念魯迅逝世三周年而作》以及短篇小說《山芋》等。

是年10月19日，是魯迅逝世兩周年紀念日，聶紺弩與李一氓、徐平羽、彭柏山等同志發起，新四軍軍部在云嶺陳家祠堂舉行了一次隆重的紀念大會，軍政治部宣傳部長朱鏡我主持大會，聶紺弩作了《紀念魯迅，發揚魯迅精神》的報告，會后還演出了田漢改編的話劇《阿Q正傳》第二幕和第四幕。

1939年，聶紺弩隨丘東平等去陳毅的第一支隊司令部，得識陳毅。

1939年冬，紺弩根據黨組織的指示，離開新四軍到金華。在邵荃麟、駱耕漠等合編的《東南戰線》被禁后，紺弩主編了兩期浙江省委刊物《文化戰士》，后也被禁。

紺弩在金華時間很短，卻創作和發表了短篇小說《風塵》、《夜戲》、《弟弟》;雜文和散文《仔狗》、《在汽車上》、《小號兵》、《圣母》、《心祭》、《離人散記》(即《嬋娟》)、《巨像》等。

1940年4月，紺弩應桂林《力報》之聘，擔任該報副刊《新墾地》主編。彭燕郊《聶紺弩在桂林》一文談到： “紺弩是1940年4月間應《力報》之聘編該報的副刊《新墾地》，由金華到桂林的，《力報》是由湖南邵陽遷來桂林的。當時的創辦人張稚琴和總編輯歐陽敏納考慮到一個新創辦的報紙，要在象桂林這樣的文化城爭取讀者，需要有一個能吸引讀者的副刊，這個副刊必須由一位著名作家來主持。他們設法找到張天翼，由張天翼輾轉介紹紺弩去?？谷諔馉幥?，紺弩在上海編《中華日報》副刊《動向》，以魯迅先生為后援，成為當時著名的報紙副刊之一。他愿意去，《力報》當然是非常歡迎的?！?《學術論壇》1981年第4期)

《新墾地》創刊后，便針對當時在大后方很有影響的一位老作家及其同行重彈“婦女回到廚房”的老調，發動了一場關于“女權問題”的論戰，短短幾個月內，發表了幾十位作者寫的數十萬字雜文，把有關女權問題的謬論批駁得體無完膚，紺弩匯集這些雜文，編成厚厚一冊《女權論辯》出版，并為該書寫了一篇出色的序言(題記)。

1940年8月紺弩與夏衍、宋云彬、孟超、秦似共同創辦了雜文月刊《野草》。《野草》每期都有紺弩寫的一至二、三篇雜文，用耳耶、蕭今度、邁斯等不同筆名發表。《野草》在桂林出到1943年6月第5卷第5期時被查封。1946年10月1日又在香港復刊，不定期出版《野草》叢刊，至1948年底共出了11期，另有《野草》新集2本。

抗日戰爭時期，有兩個繼承和發展魯迅戰斗雜文傳統的雜文分支：一個是在上海“孤島”時期由巴人、阿英，唐弢、柯靈、周木齋、列車等人形成的以《魯迅風》、《譯報·大家談》、《文匯報·世紀風》等為主要陣地的雜文分支;另一個是由夏衍、聶紺弩、宋云彬、孟超、秦似等人以《野草》、《救亡日報》等為主要陣地的雜文分支。 (參見姚春樹《論聶紺弩的雜文創作》，《福建師大學報》1983年第3期)紺弩是《野草》中最重要的雜文作家。

1941年春末夏初，紺弩被迫離桂林去重慶。9月又從重慶回到桂林，繼續主編《力報·新墾地》，彭燕郊為助編。

1941年10月19日紺弩參加了文協桂林分會在三明戲院召開的魯迅逝世五周年紀念會，會上講述了魯迅的生平。

11月15日桂林文化界為慶祝郭沫若五十壽辰及創作生活二十五周年而舉行了文藝茶會。紺弩在會上講了話，講話的還有田漢，熊佛西、邵荃麟、宋云彬、杜宣、伍禾等。在當天出版的《文藝生活》月刊1卷3期上，紺弩還發表了《<女神>的邂逅——壽沫若先生五十之二》一文，以為祝賀。

12月7日，文協桂林分會舉行第二屆年會，改選理事，紺弩被選為理事，并與洗群一起負責出版部工作。之后在1942年12月的文協桂林分會第四屆會員大會上，紺弩又被選為理事。

1942年春末，國民黨特務又一次指明要《力報》辭退紺弩，紺弩與彭燕郊便一起離開了《力報》。紺弩在遠方書店(新知書店)住了半年多，編輯了一期《山水文藝叢刊》，主編了文協桂林分會的《二九人自選集》。1943年春他又到了重慶。1945年曾在重慶編輯《藝文志》兩期;編《真報》副刊《橋》三、四期。

桂林和重慶時期是紺弩雜文創作的豐收期和成熟期。不僅量多，質也高，緊密結合現實斗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許多雜文揭露了國民黨反動統治者專橫殘暴，虛偽欺詐的本質，另一些雜文對舊社會的種種黑暗勢力，進行了有力的鞭撻，對被壓迫的婦女給予深切的同情，文筆犀利潑辣，譏刺中兼具幽默，藝術上已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這一時期結集出版的雜文集有《歷史的奧秘》、 《蛇與塔》、《早醒記》等。綜觀這一時期紺弩的雜文創作，有這樣幾個特點：戰斗性比前大大加強;理論思維和藝術思維能力都有很大的發展;藝術上日趨成熟，格調和形式都有創新，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獨特的雜文藝術風格。

和前期相比，這時紺弩雜文戰斗性的加強，首先表現在尖銳而深刻的社會批評上。以《韓康的藥店》為例，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后，國統區白色恐怖嚴重，桂林《救亡日報》被勒令?？?，生活書店桂林分店也被查封，在生活書店原址，國民黨開設了一爿“國際書店”，門可羅雀，紺弩迅即以此為題材，寫了有名的諷刺雜文《韓康的藥店》，在《野草》上發表，被傳誦一時。紺弩把漢代韓康開設的藥店貨真價實、生意興隆，與惡霸西門慶開設的藥店弄虛作假，生意蕭條兩者糅捏在一起，對照鮮明，影射諷刺國民黨，形象生動，寓意深刻。不發什么議論，故事本身就說明了“閻王開店，鬼不上門”的道理。

在《歷史的奧秘》里，以秦檜、岳飛為例，對國民黨統治者發出莊嚴的告誡，如果不痛改前非，積極抗戰，擺在他們面前的只能是汪精衛和托洛斯基的道路。《記周佛?！?，通過人物議論時事，與《歷史的奧秘》有異曲同工之妙。

另外如《從沈從文筆下看魯迅》、《魯迅的褊狹與向培良的大度》都是批駁當時沈從文和向培良對魯迅的攻擊的?！渡吲c塔》集中許多雜文又都是通過對婦女問題的探討，鞭撻舊的倫理道德觀念的，

紺弩這個時期的雜文，理論思維和藝術思維能力都較前期有很大的發展。對歷史和現實視野開闊，觀察力犀利，這可以《闊人禮贊》和《我若為王》兩篇為例。

在《闊人禮贊》中，對闊人的形象、心理狀態，刻畫得淋漓盡致，作者對這種人——即反動統治者及其幫兇，極為鄙視，雖然他們“大搖大擺，氣焰萬丈”，作者諷刺他們“他每頓可以吞下夠一萬個人吃而有余的大萊” “死了更要造一座比房子更大的墳和足以開幾個銀行的殉葬品;遺憾的是不能把地球裝進棺材里去?！边^去我們常說這種人是“勞心者治人”，作者認為：那是不確的，他們既不勞心，也不勞力，才那么容光煥發。這是很深刻的見解。此篇理論思維和藝術思維兩者結合得較好，既有思想深度，又形象生動。語言也幽默風趣。如形容闊人來了： “如果你不看，你會以為他是一條蜈蚣，因為至少有幾十雙皮鞋同時在響，如果你看，又會以為他是笤帚星，因為他拖著幾丈長的越遠越大的尾巴——他的跟班們?！?br>
《我若為王》是一篇批評一切奴才或奴才相的妙文，也是批判信奉專制、獨裁的蔣介石之流的妙文。作者設想“我若為王”以后的種種場景，可笑又復可悲，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專制制度的種種弊害。作者描繪“我若為王”以后： “我將看不見一個人的臉，所看見的只是他們的頭頂和帽盔?！覍⑺灰娙藗兊恼嬲穆曇簦苈犚姷亩际恰f歲?萬歲?萬萬歲?’”這對當時國民黨的專制統治是多么有力的諷刺。這篇也是理論思維和藝術思維兩者結合得較好的。

這時期紺弩的雜文，藝術風格日趨成熟，文思汪洋恣肆，筆下揮灑自如，潑辣兼具詼諧，多彩多姿。形式上也有很多創新，如應用童話式、寓言式、短劇式、對話式等來寫作雜文，象《小雨點》那樣的雜文，又象雜文中的散文詩，一則僅短短數十字，三言兩語，卻一針見血， 《揚威》一則，嘲諷以獅子老虎自詡的希特勒為“這吸同類的血，吃同類的肉的畜牲?”《喜雨》一則，譏刺幫閑文人為《金瓶梅》里的王婆等。

桂林和重慶時期，紺弩還寫了不少以抒情敘事為主的散文，文字優美，極富詩意，如《延安的虱子》、 《在西安》、《東平瑣記》， 《懷曹白》、 《關于歐陽予倩》、 《記周穎》等，1943年桂林文化供應社出版了他的散文集《嬋娟》，1948年上海文化供應社又出版了他的散文集《沉吟》，把這一時期紺弩所寫的散文大部分都收集進去了。

四、解放戰爭時期從重慶到香港

抗戰勝利后，紺弩任儲安平主編的《客觀》雜志文藝附頁編輯。當時適逢毛澤東同志寫于1936年的《沁園春·雪》一詞在重慶首次發表， ( 1945年11月14日刊于《新民報晚刊》)評論紛紜，褒貶各異，有些人任意曲解，不惜顛倒黑白，誣此詞有封建帝王思想。圍繞此詞的發表和傳誦，在重慶展開了一場斗爭。紺弩是較早撰文正確闡述此詞意義、批駁錯誤觀點的一個。1945年12月，紺弩便針對《和平日報》副刊上刊載的董令狐的《封建馀孽的抬頭》及楊依琴的《毛詞〈沁園春〉箋注》兩文的錯誤觀點，及時寫了《毛詞解》一文，發表于《客觀》第8期，正確地闡釋了此詞的意義，批駁了他們的謬論，澄清了種種誤解，與郭沫若的批駁文章《摩登唐·吉訶德的一種手法》一樣，在當時的重慶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1946年3月至8月，紺弩進陳國良主編的《商務日報》編副刊《茶座》。紺弩在《茶座》上發表了雜文、散文、小說等近二十篇。

1946年10月至次年3月，進《新民報》編副刊《呼吸》。在短短不到半年的短時間內，紺弩即在《呼吸》上發表雜文近40篇。因所發表的雜文刺痛了國民黨反動當局，紺弩被迫離開，副刊由中共地下黨員張白山接編。

失業了一陣，與孟超一道被聘為“西南學院”教授，兩個多月后，因鬧學潮，學院停辦。紺弩根據黨組織的安排，撤退去香港。

1948年3月初，紺弩輾轉從重慶抵達香港。正式參加黨的組織生活，黨小組成員有張天翼、力楊、適夷、孟超、蔣天佐等，葉以群是黨小組長。當時，國統區進步文化人士云集港九，等候全國解放后回內地，他們利用當地特殊環境，創辦報刊，或將國內報刊移來出版，香港文壇一時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紺弩精神振奮，一面為已在香港復刊的《野草》叢刊等寫稿，一面又痛感自己的不足，埋頭研讀馬克思主義著作。

1949年6月，紺弩回北京參加全國文代會，會后赴東北參觀訪問。10月到武漢，曾在10月19日魯迅紀念會上發表演說。年底回到香港。

1950年7、8月間，進香港《文匯報》任總主筆，每天寫幾段極短的《編者的話》，以諷刺美軍侵朝的敗績，以后集成雜文集《寸磔紙老虎》出版。

全國一解放，幾乎所有的進步文化人都從香港回內地了。香港文壇冷落，已顯得正不壓邪，舊中國的官僚地主軍閥之流及其所謂文化人、報人，都逃到這個避風港來了，他們跟在一些帝國主義的記者后面也辦報刊，出小冊子，制造各種謠言，污蔑新中國。紺弩在《文匯報》上發表了不少針鋒相對的社論、雜文、編者的話，據理駁斥那些無恥讕言。

紺弩在香港近三年，編輯出版的雜文集有《二鴉雜文》、《天亮了》、 《海外奇談》、 《血書》、 《巨像》等;另外還出版了新詩集《元旦》及短篇小說集《兩條路》。

《血書》主要收錄了紺弩在解放戰爭時期所寫的雜文。他在《序》中說： “主要的是對于舊世界的政治現象和執政者的一些訕笑，諷刺，撻伐。歸結于‘血書’者，一面表示以赤誠寫出，并無批評家認為‘玩世不恭’之意;一面也用‘血書’所談的對象，和那些東西作一強烈的對比，以映出舊世界是如何丑惡。至于新世界來了，這種文章也該結束了，則是應有的余意?！睍小堆獣芬晃?，則熱情洋溢地贊頌“土改文件是一部用血寫的圣書”， “是自有思想革命以來最正確的革命思想的最輝煌成果，是那思想的實現的具體明晰的紀述。”

可見紺弩對于舊世界是深惡痛絕的，加以訕笑、諷刺和撻伐，喜笑怒罵皆成文章，而對新世界則是熱情洋溢的贊頌。

紺弩在香港發表的雜文，由于脫離了國民黨的文化統治，在相對自由的環境中，筆意往往變隱晦曲折為明快暢達。因為此時解放戰爭已取得勝利，蔣家王朝已經覆滅，國民黨龜縮臺灣一隅，妄想反攻大陸，美帝國主義發動了侵朝戰爭，中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進行了抗美援朝的斗爭。紺弩此時的雜文往往有一種革命的激情，磅礴的氣勢。如《自由主義的斤兩》、《論白華》、《打倒爸爸》、《論萬里長城》等都是。這在他僅有的一本詩集《元旦》中也有明顯的反映。紺弩寫于香港的兩首長詩《論元旦——為一九四九年元旦作》和《一九四九年在中國》，對領導中國人民取得革命勝利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對馬列主義、對人民革命事業作了熱情的謳歌，充滿了激情，好似蓄蘊已久的泉水，飛流直下，紺弩在詩中歡呼人民的春天：

現在，鰲魚換肩了!/不!人民翻身了!/摔下肩上的重荷，/圣君賢臣們從歷史上栽倒，沉落了!/人民要自己擔負自己的歷史，/創造自己的歷史!/……

如果說，紺弩在雜文中革命激情還比較內蘊的話，那么在詩中卻是縱情歌唱了。

這時期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兩條路》，收錄了他寫于抗戰時期及抗戰勝利后的大部分短篇小說，如《夜戲》、《姐姐》《山芋》、 《風塵》、 《天壤》等。思想和藝術都比“左聯”時期有所提高。但也有一部分短篇小說尚未收進集子，如《后悔》、 《北邙》、《奇遇》、《在新加坡上岸》、《三嫂子》等。

這時期紺弩還學習魯迅筆法，寫了四篇故事新編——短篇歷史小說： 《第一把火》、《鬼谷子》、《季氏將伐顓臾》、《一個殘廢人和他的夢》(即《德充符》)。這是很有意義的嘗試。

五、建國以后在北京

1951年紺弩從香港回到了解放后的祖國，至1958年初，歷任中南區文教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兼古典文學研究部副部長，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兼古典部主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等職。

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期間，紺弩負責整理出版《水滸》。他自學成才，卻從不持才自傲，他和古典部的同志們，以認真負責的工作作風，嚴謹的治學態度，廣采博納，?？绷烁鞣N版本，比較其異同，辨別其真偽，不到兩年時間，就正式出版了《水滸》七十回本及百二十回本《水滸全傳》， 《人民日報》曾發表一篇社論表示祝賀。

紺弩對《水滸》這部古典小說作了深入的研究，并曾到江蘇興化等地，調查《水滸》作者施耐庵的材料，在1953和1954兩年，陸續寫出研究論文《<水滸>是怎樣寫成的?》、 《<水滸>的影響》、 《論宋江三十六人名單的形成——<水滸>故事的發展》、 《論<水滸>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是逐漸提高的》、《關于<水滸>的人物和故事》、 《<水滸>的繁本和簡本——復施明德的一封信》等六篇，發表于各報刊。

此時紺弩參加了《紅樓夢》問題的討論，引起了對《紅樓夢》這部古典小說的研究興趣，曾于1954年和1955年在《文藝報》和《人民文學》發表《論釵黛合一論的思想根源》和《論俞平伯對<紅樓夢>的“辨偽存真”》兩篇論文。這以后，紺弩基本上停止了雜文的寫作，轉向于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

1955年，紺弩自選的《紺弩雜文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1958年初，紺弩被錯劃為“右派分子”，送往北大荒虎林縣農墾局八五○農場勞動。此后二十多年，紺弩處于嚴重的逆境之中，難以參加文學活動，但他仍以頑強樂觀的精神，斷斷續續地寫了不少舊體詩詞，現已輯成《三草》和《散宜生詩》兩書出版。

1960年紺弩從北大荒回到北京。1961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至1967年1月，被安排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工作，在此期間，紺弩潛心研究中國古典小說，1962年曾在《光明日報·文學遺產》連續發表《讀〈聊齋志異〉》七篇。

“文革”中，紺弩因傳了幾句觸犯江青、林彪的話，以“現行反革命”被捕，先拘留在北京半步橋看守所，后轉到山西稷山縣看守所，當時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無期徒刑”，解往山西臨汾第三監獄服刑。紺弩逾花甲之年，無辜罹十年鐵窗之難，他把監獄當成學堂，埋頭學習馬列經典著作和《毛澤東選集》，把四卷《資本論》通讀了好幾遍。紺弩寫有《懷監獄》( 1981年8月17日—20日香港《大公報》)一文，真實地反映了他在監獄中的學習生活。

1976年9月，特赦“國民黨縣團級戰犯”時，紺弩被“寬大釋放”出獄，11月回到北京。

1976年10月， “四人幫”被粉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平反冤假錯案。1979年3月10日，由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撤銷對紺弩的原判，宣告無罪。4月7日，人民文學出版社改正對紺弩錯劃的“右派分子”，恢復黨籍、級別、工資、名譽，并任人民文學出版社顧問。是年冬參加全國第四屆文代會，被選為全國作協常務理事。1980年參加全國政協會議，被補選為全國政協委員。1983年繼續擔任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紺弩年已八旬，身體衰弱，經常住院，卻依然精神振奮，筆健如昔，重返文壇以后，常有回憶錄、舊體詩詞、研究論文及評論文章等新作問世，特別是他的舊體詩，功力深厚，獨創新意，文辭優美，尤為人所稱道。

紺弩自出獄以后，寫了不少悼念被迫害致死的亡友如馮雪峰、邵荃麟、老舍、伍禾等的詩文。也發表了《哭周總理》、《挽陳帥》、《挽賀帥》等悼念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舊體詩，以寄托哀思，控訴“四人幫”的滔天罪行。

近年來經紺弩自選或結集出版的作品集有： 《紺弩小說集》( 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國古典小說論集》( 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聶紺弩雜文集》( 1981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紺弩散文》( 198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三草》(舊詩集，1981年香港野草出版社出版);《散宜生詩》(舊詩集，198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另有約60余萬字的作品，尚待搜集整理，結集出版。

建國以后，紺弩主要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和舊詩詞的創作。在這兩個領域里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中國古典小說論集》和《散宜生詩》兩書，就是明證。

《中國古典小說論集》是紺弩30年來對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成果，雖然不是它的全部，但從所收11篇論文來看也是具有創見的。其中論《水滸》的有5篇，談了《水滸》是怎樣寫成的;其思想性和藝術性是逐步提高的;《水滸》的影響;《水滸》的版本斗爭以及論《水滸》的繁本與簡本。對《水滸》的寫作過程、思想性和藝術性、版本斗爭等，紺弩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進行了研究和探討;為弄清楚《水滸》的繁本與簡本孰先孰后，誰出于誰，紺弩逐一考證了《水滸》的各種版本，把繁簡兩本的異同及由各種異同可以看出的先后問題作了詳細說明，證實了魯迅先生提出的簡本是“草創初就”，繁本是由簡本加工而來，批駁了胡適等認為簡本由繁本刪削而來的錯誤見解。

談《聊齋志異》的也有5篇，介紹了《聊齋志異》的藝術性、思想性; 《聊齋志異》的反封建、反科舉八股以及在婦女問題上的矛盾。

談《紅樓夢》的雖然僅收了1篇，但分析寶釵、襲人、秦可卿、尤三姐等四個主要人物時，卻很有創見。作者說： “不寫寶釵、襲人是壞人， 《紅樓夢》的反封建的意義就更深;不寫秦可卿、尤三姐是潔白婦女，才更具有多方揭露封建制度的種種罪惡意義。不說別的，只從關于四個人物的塑造上看， 《紅樓夢》真有它的不可及處。”作者的分析是深刻的。

《散宜生詩》收錄了作者二十多年來的絕大部分舊體詩作二百多首，分“北荒草”、 “贈答草”、 “南山草”、 “第四草”等四輯。為什么寫起舊體詩來?作者還有一段趣話，叫做“奉命作詩”： “1959年某月，我在北大荒八五○農場第五隊勞動，一天夜晚，正準備睡覺了。指導員忽然來宣布，要每人都做詩，說是上級指示，全國一樣，無論什么人都做詩?！@回領導要做詩，不知怎么一來，我忽然想起做舊詩來了。大概因為越在文壇之外，越是只認為舊詩是詩，其中有傳統、習慣甚至與民族形式，舊瓶新酒之類有關。我已經五六十歲了，雖參加過軍隊生活，卻從來沒有勞動過。勞動現場的一切，對我都是陌生的，也就都是新事物。盡管我天天勞累不堪，有時還不免因勞累而怨天尤人，但這新事物又有許多都是我想寫或能寫的。領導不教寫，還想偷偷地寫，何況強迫要寫?于是這一夜，我第一次寫勞動，也第一次正式寫舊詩，大概大半夜，我交了一首七言古體長詩。第二天領導宣布我做了三十二首——以四句為一首，這首古風，有三十二個四句。我就是這樣開始做舊詩的。如果有所謂奉命文學或遵命文學，我的舊詩，開始時就是這種文學。”(聶紺弩《散宜生詩·自序》)

至于對紺弩舊體詩作如何評價?胡喬木同志在《散宜生詩·胡序》中，作了很正確的概括： “一、用詩記錄了他本人以及與他相關的一些同志二十多年來真實的歷史，這段歷史是痛苦的，也是值得我們認真紀念的。二、作者雖然生活在難以想象的苦境中，卻從未表現頹唐悲觀，對生活始終保有樂趣甚至詼諧感，對革命前途始終抱有信心。這確實是極其難能可貴的。三、作者所寫的詩雖然大都是格律完整的七言律詩，詩中雜用的“典故”也很不少，但從頭到尾卻又是用新的感情寫成的。他還用了不少的新穎的句法，那是從來的舊體詩人所不會用或不敢用的。這就形成了這部詩集在藝術上很難達到的新的風格和新的水平?！?br>

1984年5月于上海文學研究所

注釋

附錄一 聶紺弩主要作品集目錄

《邂逅》(短篇小說集),上海天馬書店1935年9月初版。

《關于知識分子》(雜文集),上海潮鋒出版社1938年9月初版。

《夜戲》(短篇小說集),福建永安改進社1940年初版。

《歷史的奧秘》(雜文集),桂林文獻出版社1941年6月初版。

《蛇與塔》(雜文集),桂林文獻出版社1941年8月初版。

《早醒記》(雜文集),桂林遠方書店1942年11月30日初版。

《嬋娟》(散文集),桂林文化供應社1943年1月初版。

《沉吟》(散文集),上海文化供應社1948年10月初版。

《天亮了》(小說散文集),香港人間書屋1949年2月初版。

《兩條路》(短篇小說集),上海群益出版社1949年7月初版。

《元旦》(詩集),香港求實出版社1949年7月初版。

《二鴉雜文》(雜文集),香港求實出版社1949年8月初版。

《血書》(雜文集),上海群益出版社1949年8月初版。

《巨像》(散文集),上海學習出版社1949年8月初版。

《小鬼鳳兒》(劇本),上海新群出版社1949年初版。

《海外奇談》(雜文集),香港求實出版社1950年10月初版。

《寸磔紙老虎》(雜文集),香港求實出版社1951年3月初版。

《紺弩雜文選》(雜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年初版。

《紺弩小說集》(短篇小說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初版。

《中國古典小說論集》(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初版。

《聶紺弩雜文集》《雜文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1年初版。

《紺弩散文》(散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初版。

《三草》(舊體詩集),香港野草出版社1981年初版。

《散宜生詩》(舊體詩集),人民文學出社版1982年初版。

附錄二 聶紺弩研究、評介文章目錄

周健強《聶紺弩的幽默與其他》,1980年11月11日香港《大公報》。

彭燕郊《聶紺弩在桂林》, 《學術論壇》1981年第4期。

姚錫佩《“路越崎嶇越坦平”——我認識的聶紺弩同志》,《散文》1982年第4期。

黃永玉《往事和散宜生詩集》,《讀書》1983年第5期。

劉火子《〈寸磔紙老虎〉序》,1951年香港術實出版社版《寸磔紙老虎》。

張大明《踏青歸來》,《新文學論叢》1980年第2期。

唐弢、嚴家炎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之一節。“談聶紺弩的雜文”見《中國現代文學史》第3冊158—159頁。

林非《聶紺弩的雜文》,《中國現代散文史稿》51—53頁。

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之一節, “談聶紺弩的雜文和散文”,《中國新文學史稿》下冊537、544、771頁。

張大明《雜文還活著》,《讀書》1982年第10期。

姚春樹《論聶紺弩的雜文創作》,《福建師大學報》1983年第3期。

季強《讀〈紺弩小說集〉》,《語文園地》1981年第3期。

賴丹《酣暢淋漓寫悲歌——讀聶紺弩短篇小說〈天壤〉》,《江城》1982年第4期。

胡喬木《〈散宜生詩〉序》,198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散宜生詩》。

高旅《〈三草〉小序》,1981年香港野草出版社版《三草》。

周健強《與聶紺弩談〈三草〉》,1981年8月4日香港《新晚報》。

子岡《聶紺弩和他的舊體詩》,《讀書》1982年第1期。

劉嵐山《為散宜生祝壽——關于聶紺弩舊體詩集〈散宜生詩〉》,《詩刊》1982年10月號。

北山《管城三寸尚能雄》,《讀書》1983年第2期。

鯤西《評介〈中國古典小說論集〉》,1981年4月13日香港《大公報》。

顧萱《中國古典小說論集》,1981年5月21日《人民日報》。

邁文《中國古典小說論集》,1981年5月23日《北京晚報》。

張國光《金圣嘆是“<水滸>最兇惡的敵人”嗎?——讀聶紺弩先生<水滸五論>質疑,兼為容與堂本偽李評一辯》,《上海師范學院學報》(社科版)198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