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彥人物簡歷簡介,王西彥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作家們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有著各種各樣的原因。常見的情形有兩種：自覺的和不自覺的。如今已年滿七十歲的老作家王西彥，在一篇文章里談到自己的創作經歷時，就曾經這樣說過： “自己最初的提筆寫作，并不是企圖當一個作家，而是由于生活的迫促”(《飛翔和大地》，載《青春》1981年第2期)。開初是傾瀉沖動之工具，其后是追求人生之方式，文學就是這樣逐步和王西彥結下了不解之緣，從而使他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整整跋涉了五十一年，并至今筆耕不息。

一

1914年農歷10月6日，王西彥出生于浙江省義烏縣東鄉青塘下村。父親是一個多才多藝的鄉下私塾先生，母親是一個目不識丁但很聰慧、勤勞的童養媳。作家的童年是在一個封閉、荒僻、窮窘的生活氛圍里開始的。雖然他的家境在那個浙東的小山鄉還算過得去，但三個姐姐從小當“童養媳”，歷盡非人苦難的不幸境遇，街坊鄰居的終歲辛勞而不得溫飽，或者逼女從妓，或者流落街頭的凄慘景象，都在王西彥童稚的心靈里打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給他揭開了人生的最初一頁，使他在對生活的奇思異想中，又充滿了強烈的困惑和深沉的迷惘。在家鄉讀完私塾小學不久，母親便因病去世。1925年，王西彥到縣城就讀高小和初中。1930年初中畢業，王西彥帶著求知的渴望也帶著解求人生之迷的希冀，到省城杭州，考入官費的省立民眾教育實驗學校。這個學校有著比鄉、縣學校遠為豐富的各類圖書，它極大地吸引了王西彥，他如“饑餓的人撲到了面包上”一樣，廣泛搜求和閱讀各類文學書籍。作家談到這一段生涯時，曾這樣告訴人們：“我不僅把所有的課余時間都花在閱讀文學書上，有時自修室熄燈以后，還要湊到路燈底下去讀，中國的、外國的，先是近于無選擇的，后來就有了偏重，對俄羅斯現實主義大師發生了興趣。”(《我怎樣學習寫作》，載《東海》1981年第5期)。在此期間，左翼革命文藝運動聲勢漸大，影響漸廣，王西彥因此而接觸到《萌芽》、《拓荒者》、《少年飄泊者》、《短褲黨》等進步文學刊物和文學作品。俄國批判現實主義大師和我國左翼革命作家的一部部憤世之作，使王西彥進一步認識了文學，也更深刻地認識了生活。他開始透過自己所耳濡目染的勞動群眾悲慘生活的表象，思考隱藏在這背后的更深沉、更本原的東西。他也開始在欣賞優秀的文藝作品的同時，學習和留心其中的藝術上的方法和技巧。于是，在就學于杭州民眾教育實驗學校的畢業前夕，王西彥便以《車站旁邊的人家》的處女作的醞釀和寫作，正式宣告了自己對生活與藝術的探求的開始。

1933年夏，拿到畢業文憑的王西彥，放棄回義烏當首任民眾教育館館長的機會，用節余的一筆伙食費買了火車票到了上海。后又憑一位熟人的幫助，只身到了古都北京，并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國學系。雖然獲得了學業，但由于身無分文，生活卻不時陷于困境。萬般無奈之中，他想到了帶在身邊的《車站旁邊的人家》的小說稿。于是，便懷著試一試的心情把稿子寄往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不料，稿子被正式發表，并收到編輯先生熱情的鼓勵信和一筆在當時頗為可觀的稿費。這不僅極大地慰藉了生活無著的王西彥，而且有力地激發了他投身文學的強烈興味。此后，在癡迷文學和維持生計的雙重動力促迫下，蟄居在北京“浙江會館”的一間陋室里的王西彥，接連在《國聞周報》、《文學》、《作家》、《文學家》、《光明》、《中流》等進步的和革命的文學報刊上，發表了一系列作品，成為當時北平左翼革命文藝運動中頗為活躍的青年作家，奠定了自己在漫長的文學道路上不斷邁進的最初基石。這個時期，王西彥一面寫作，一面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和“左聯”的活動，并在1936年當選為“左聯”擴大后的“北平作家協會”的候補執行委員。

從1933年到1936年，可以看作王西彥創作的第一個階段。這個時期，王西彥主要是以浙東家鄉的農村生活為背景，通過無告的小鄉民的狂狷生活和乖蹇命運，折現鄉土之悲涼，社會之渾濁、人生之慘淡、時代之灰暗。

由三個小故事所組成的《車站旁邊的人家》，雖是王西彥的發韌之作，但入世深沉，文筆老辣，顯露出了他在觀察生活和表現生活方面的不凡才力。第一個故事《下雪的日子》，寫的是生活赤貧的章九爺迫于一家的生計，不得不叫兒媳婦去車站賣身，并把九歲的小孫女送人當童養媳的事情，冰冷的雪天與破敗的家景重疊在章九爺家里，使人感到格外凄涼。尤其是作者多以年幼的翠翠和毛毛的純真眼光看渾濁的世界，讓小孩跟大人一起悲哀，憂傷，更增添了作品的撼人力量和凝重氣氛。接下來， 《夜宿》和《小喜劇》兩個故事，真實地反映了鄉村婦女在土地上失去生活的希望之后，便只好在客棧里賣身求生的屈辱生活。雖然作品不象第一個故事那樣令人窒息，但作者在青年婦女的故作歡顏中不時透露出的她的抑郁和隱痛，卻使人明白地感覺到，在不幸的社會里更為不幸的婦女，不管她們怎樣在生活中努力掙扎，都逃脫不了任人宰割的悲苦命運。《車站旁邊的人家》雖然表現出王西彥對人物形象的刻畫還不夠重視，同一作品中前后的情調和筆法還不夠統一等缺陷，但它揭露社會瘡痍不留情面，狀寫貧苦農民飽帶深情，以及追求景、情交融的藝術效果等，都給人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而這一切出自于一個十九歲的青年中學生之手，應當說，起點是并不低的。

作者接下來發表了《悲涼的鄉土》，這仍然是由幾個小故事構成的一組小說。給死了妻子的杜奎伯奶養孩子的劉興嫂，因丈夫中風而無錢買藥，不得不硬著頭皮向同自己一樣清貧的杜家討奶錢，結果不僅未能得到錢，反而逼走了孩子(《討血錢》);一個有著五張口的人家，病困交加，衣食無著，脾氣暴戾的父親懷著莫名的怨恨，罵妻子，打孩子，并逼著十三歲的女兒到“下路”去討活命，八斗田又因天早而枯萎，叫天天不應，喚地地不靈，絕望之中殺死了自家五口人(《毒蟲草》);童養媳鳳囡僅因曾挨著一個男人坐過，便為村人所不齒，她提心吊膽地過日子，仍免不了遭受小丈夫的凌辱和婆婆的毒打，她沒有笑，也不能哭，只能在夜里“幽幽地抽泣”(《鳳囡》)。四個故事，一個比一個凄慘，四幅素描，一幅比一幅晦暗。作者沒有去寫人們習見的富人對窮人的直接欺壓，而是以較多的筆墨去寫窮人之間的生活搏斗，家人之間的無端怨怒，社會不僅鉗制著他們活命的每一條生路，而且把他們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約束、扭曲到令人難以忍受的地步。有什么描寫比這種同階層的人們不得已而相殘更使人心悸、心酸的呢?王西彥訴說的這些可驚、可愕的故事，以自己獨特的生活發現，把鄉土之悲涼，世態之炎涼，揭露得真可以說是絲毫無遺了。

沿著《悲涼的鄉土》的路子，王西彥先后寫作了《摸秋》、《苦命人》、《尋常事》等作品。在這些作品里，他還是滿含著強烈的愛憎，或者寫童養媳在封建家教和貧困生活的雙重壓榨下的無力掙扎，或者寫貧苦人家的少女為養家糊口所迫忍氣吞聲地從事著賣身苦行，以自己那雖不宏大，但卻深沉有力的聲音，繼續為故鄉的勞苦大眾訴不幸、鳴不平。大概是已經比較熟悉城市貧民生活的緣故，約在1936年前后，王西彥開始寫作以城市小市民為主人公的作品，如《古城的憂郁》、《泡影》、《投靠》、《哥哥和警察》等。雖然作品的背景由浙東山鄉移到了北方都市，但人們看到：作者觀察生活和眼光并未改變，還是把藝術攝象機對準社會下層的人們，表現他們在富戶、地痞的欺壓下生活命運的種種不幸和辛酸。這一時期，王西彥的創作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新的動向。

在藝術上值得一提的是《兩姊妹》。這篇小說約有3萬多字，采用的是書信體形式。引人注意的，倒不是它的形式有什么新奇，而是這篇作品，人物形象格外的扎實和豐滿。作品通過姐姐給妹妹傾訴衷腸的10封信，把一個先是沉浸在愛的歡娛里，后來又感到愛的乏味，最后又難于忍受愛的禁錮的女性的麻木、覺醒和探求的思想過程，揭露得細致入微，使人們看到了一個既不諱言幸福而又在積極爭取有價值的人生的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從內心到外形都栩栩如生，并且不屈從于生活命運的安排的形象，在王西彥作品的人物系列里，應當說還是不多見的。這標志著作者的創作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更上了一層樓。

從題旨上看，饒有新意的是《曙》和《夜店》、 《尋找道路的人》。前一篇小說以紡織女工金小妹等不堪忍受欺侮而勇敢奮起的經過，正面反映了我國工人階級為掌握自己的命運而奮斗的團結抗爭精神。后兩篇分別寫了顛沛流離中的流亡者為尋求人生道路在茫然無助中的執著，堅韌的探求。這些不甘于悲苦的人物，是王西彥的人物畫廊中的一批新人。無庸諱言，這些反映了作者審時度勢的眼光進一步開放和深邃的作品，由于寫的多屬自己并非熟悉的人和事，人物形象略嫌單薄，藝術針腳也較為粗糙，這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作品的感染力。看來，藝術上的求深、求新、只有在自己所熟悉的領域里進行，才能夠獲得更為完美的成功。

總體來看，王西彥從1933年到1937年期間的創作，在站穩腳跟的同時，是有所拓展、有所進取的。他描寫的題材，由單一的浙東農村生活擴伸到后來的青年愛情生活，都市市民生活，他推求的主題，由自暴自棄的怨艾逐漸轉向不甘沉淪的抗爭，努力超越自己原有水平的探求，是明顯可見的。尤其是他在為期不長的時間里，初步形成了近距離觀察人生、直書所見、所聞，直抒所感、所思，為貧苦農民、市民立傳代言的強烈激情力透紙背等藝術特點，更是難能可貴的。可以說，這一時期的王西彥，在站在悲苦的鄉民的角度，來看待和表現那個悲涼的鄉土的。作者本人就曾多次申明他所寫的幾乎無一不是沒有生活實據的事情，有些甚至是真實生活經歷的照直摹寫。事實上，人們從王西彥的作品中，也很難覺察到作者運用想象進行藝術虛構的成分。這樣的結果，一方面使他的作品感情真摯，生活氣息濃厚，一方面也給他的作品帶來蘊藉不夠，過于顯露的缺欠。當一個作者既忠于自己的描寫對象，又比自己的描寫對象站得更高的時候，他才有可能在自己的作品里提供出比敘說一個不幸事件更具深刻意義的生活內容。從這一方面看來，王西彥的創作開拓期，既不乏碩果，也確實還有不少問題需要在今后的創作中進一步著力解決。

二

1937年7月，王西彥畢業于中國大學國學系，離開了自己學習和生活過五年的北平，南下上海，到溫州師范學校短期任教。1938年2月間，在武漢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組織的一個戰地服務團，到魯南、蘇北去做戰地宣傳工作。不久，武漢淪陷，作家又先后到湖南、浙江和福建等地，從事有關抗戰的工作。其間，曾主編過《現代文藝》月刊。

由于深入到了抗戰的漩渦之中，王西彥對祖國在侵略者的肆意踐踏之下，士兵們的浴血奮斗，人民的流離失所，有著真切而深刻的感受。作家沿途記錄和整理著自己從硝煙彌漫的戰火中采擷到的第一手材料，先后寫出了《荒村》、《遭遇》、《仇恨的生長》、《在路上》、 《眷戀土地的人》等作品，以對苦難的動蕩生活的如實描繪，掀開了自己創作上的新的一頁。

作家最先的鋒芒直指日本侵略軍的種種暴行和獸行。《荒村》給人們訴說了日軍把一個貧瘠的山莊掠奪一空后，怎樣對纖弱的母女倆狂施獸行，使八歲的小芹芹悲慘喪命;《仇恨的生長》又告訴人們：日本飛機追著老百姓扔炸彈，一個炸彈就炸死上百個無辜百姓，使無數人的家園毀于一旦。作者滿含義憤寫狀文，字字句句都浸透著血淚。它向人們通報了侵略者的罪惡、受難者的遭遇，也激發著人們挺身奮起抗強暴、誓死不做亡國奴的民族氣節和衛國斗志。

稍后，作者又在《刀俎上》、 《麻舅舅丟掉一只胳膊》、《眷戀土地的人》等幾篇作品中，描寫貧苦農民帶著家仇國恨浴血抗戰在第一線，而國民黨的軍隊卻消極抗擊侵略，積極搜刮民財，作品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告訴人們：真正在抗戰的是苦難的、愛國的人民。他們默默地忍受，默默地流血，默默地戰斗，同那些空喊抗戰口號的國民黨軍政權貴們比起來，他們是最富有民族精神的可尊敬的人。

作者作于1939年初的《海的喧囂》，是這一時期比較有代表性的一篇作品。在這篇作品中，作者塑造了一個漁家少女野鴨子的形象，她不同于王西彥作品中的多數低頭縮胸的女性，她敢于大膽地追求自己的愛情，還敢于在大人們和老人們被洋炮打得不知所措的情況下，發出報仇雪恨的第一聲吶喊。她昂著頭愛，昂著頭恨，渾身散發著一種新時代所特有的勞動女性的純樸、蓬勃的生氣。人們從她的身上，看到了沉悶時代的亮光。

另一篇《死在擔架上的擔架兵》的小說，也是頗有意蘊的。小說寫雇工李娃娃在某抗戰醫院當擔架兵前后的有關生活。他在戰火紛飛中不知勞累，不避艱險地搶救傷兵，別人犧牲，他悲痛得不能自己，而自己中彈奄奄一息，卻不吭一聲。他是忠厚的，英勇的。然而，他的妻子被少東家所長期奸占并懷孕，自己卻稀里糊涂，還直唸叨少東家的好處，這又表現出了他的愚昧和麻木。如果說李娃娃還只是令人遺憾的話，那么，欺侮老實人的少東家就簡直可惡之極了。窮人在抗戰，抗戰的在獻身，而富人在享樂，享樂的又在坑害抗戰的。這就是王西彥所勾勒出的發生在四十年代的中國土地上令人氣憤而又比比皆是的咄咄怪事。

關于抗戰時期的文藝創作，王西彥在一篇文章中曾這樣說過：“重讀當時寫下的那些近似速寫或戰地報道的作品時，我只遺憾自己寫得太少，且也寫得太膚淺，太浮光掠影了”(《悲涼的鄉土·自序》，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這當然是作家的自謙之詞，但他認為自己的作品“近似速寫或戰地報道”的說法，卻是有著一定道理的。王西彥這一時期的十幾篇作品，除少數外，多數是寫于抗戰征途的旅次之中。作家在抗戰之初的北京，蓄積了滿腔的抗日激情，對抗戰的爆發懷抱著相當的熱望。但當他到了抗戰前線，目睹了人民受難和高喊抗戰口號的并不真正抗戰的種種實情后，對侵略者的仇恨和對消極抗戰者的怨怒一齊進發，說明和揭露事實真相，就被他看作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在這種情況下，急于發表自己的見聞和感想，而不及推敲其所要的表現的是否深邃和含蓄，就是在所難免的了。因此， “速寫或戰地報道”式的作品，是王西彥的創作進入到抗戰的歷史時期的必然產物。

由客觀摹寫鄉村農民在生活的重壓下的悲痛和哀嘆，到主動反映勞動人民在民族斗爭、階級斗爭第一線中的英勇業績，作家創作上的這一進步，是他緊隨著他所反映的那個時代的步履而進步的結果。人們從作品中也不難看出：雖然作者著眼于生活中的苦難和血淚，但巳不是站在狹小的天地看待生活、悲嘆個人的不幸，而是力求站在更廣大的群眾的一邊，放開胸襟抒寫民族仇，階級恨;在對生活的反映上，那種只注意具體事件的訴述，而很少顧及時代風云的現象有所克服，作品的時代氣息和社會意義明顯增強。這些思想內容上的新開拓也勢必帶來藝術描寫上的相應的變化，這就是：作品的內在激情增強了，人物形象鮮明了，藝術節奏明快了，但也因為作者下筆常常過于急促，作品的主題深化不夠，語言提煉不夠，使作品在引人的魅力上也打了不少折扣。這雖然不能不顧具體的歷史條件去苛求作者，但就作者創作的全面發展來看，卻不能不是值得提出來的問題。因為增強作品的思想力量和時代氣韻，并不意味著一定要減弱作品的藝術色彩。從作者這一時期的《海的喧囂》等力作來看，即便是及時反映人民群眾斗爭生活，政治性與藝術性也是可以較好地結合起來的。

三

1942年至1948年，王西彥輾轉于廣西的桂林、平樂、南寧和福建的永平、福州、南平等地，先后任中等師范學校教員，出版部門編輯和大學教授等職。1949年4月，因參加民主運動遭到國民黨當局的迫害，又離開廣西南寧到湖南的長沙。

長期生活在知識分子之中的經歷使王西彥產生了新的感受、新的沖動，因而在這一時期，以對知識分子的生活和心理的表現為主，踏上了創作道路的新階段。由于作者自己本人就是一個憂國憂民而又歷經苦難的知識分子，能夠設身處地體察知識分子的生活命運和感情世界，而且看得多，想得深，他的描寫知識分子的作品，在思想上和藝術上，大都頗具光彩，充滿著一種打動人心的力量。作家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所長，充分發揮了自己的優勢。

如果僅從題材上看，作者寫于1936年的《找尋道路的人》，就是一篇寫知識分子的小說。小說寫高等學校畢業生嚴俊文因失業無以養家糊口，象“一頭”到處碰壁的“困獸”游離于生活之外。作者不重在寫知識分子本身，而是旨在揭露社會的荒謬和無情。作者這一時期對知識分子問題的反映有些不同，他寫知識分子的生活現實，也寫他們的心理狀況，寫知識分子的不幸遭際，更寫知識分子的艱辛探求，力求用自己的作品顯現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的真實苦難歷程。

四十年代初，作者在《走向曠野》、《家鴿》等作品里，寫了不滿足于“金絲籠里的清水米”的生活，力求從家庭走向社會的知識女性形象。雖然有的(如吳彤霞)實現了自己的理想，有的(如姚文英)未能如愿以償，但那心向廣大的世界，希圖置身于生活的激流的追求，不免使人肅然起敬。與這些單純的熱血女性比起來，《春天》里的莫立明，《假希臘人》里的賈自我，《清醒的醉漢》里的卓競成，《靜水里的魚》里的翁子怡，這些也曾是滿懷熱血的知識男性們，就顯得復雜，深沉得多了。他們滿腹學問，卻報國無門，求生無路，他們心懷熱望，卻輒遭打擊，無以寄托，或者在同自己所鐘意的女性的愛情結合中尋求一點精神刺激，或者在醉酒的朦朧里發泄自己的生活激情，或者干脆在老莊哲學、希臘主義里覓求自我解脫。當這種人為的生活波瀾平息了、消失了之后，他們無不陷入一種更大、更深的生活和精神的困境。作者在這些作品以及《夜宴》、《風雪》、《一個小人物的憤怒》、《人的世界》和《鄉下朋友》等同類題材的力作中，寫出了知識分子在被壓抑和被扭曲的情況下產生的種種矛盾心理，更寫出了知識分子所置身的那個社會的封閉、沉悶和陰暗。因此，人們從作品中強烈感受到的，是知識分子要改變自己的命運，必須打破禁錮自己的社會牢籠。從這個意義上看，與其說王西彥是寫知識分子在舊時代的種種苦難，不如說他是在黎明前的黑暗時分敲擊著舊時代的喪鐘。

或許是中短篇的形式還不足以傾瀉自己蓄積已久的心緒和和激情的緣故，這一時期，王西彥一連寫出了五部長篇小說，其中，《古屋》、 《神的失落》和《尋夢者》，均是為當時的知識分子繪影造形的。三部長篇小說雖然字數都不過十幾萬字，但構思精巧，描寫細致，都有一定的分量。

1940年動筆。1943年脫手的《古屋》，是王西彥系列長篇中的第一部。作為長篇小說創作的初次嘗試，這部作品雖然在結構和情節上缺少變化，顯得刻板一些，但在主題與人物、心境與場景等方面的開掘和描寫上，有力地顯示出了作者藝術創作上的新進展。作者以家道中衰的“孫家大屋”的種種隱秘的探尋者的身分，眼觀周圍的畸人怪事，尋思隱藏在表象后面的本質因素，如同層層剝筍一般揭示出了“古屋”走向衰亡的主客觀原因。作品的主要貢獻，當然在于塑造了古屋現時之屋主孫尚憲這個不同尋常的地主階級出身的舊知識分子形象。他同情抗戰，卻蜇居在古屋里不問世事;他樂于讀書，卻一門心思用在修身養性上;他理解“新派”，卻又頑固地堅守封建的倫理道德;他明知別人不愿同“古屋”一起毀滅，卻要依仗宗法，家法把潛在的叛逆者禁錮在“古屋”;他深悉“古屋”在日益分崩離析，卻千方百計地要維護表面的安寧和體面。在與客人高談闊論時，他豁達大度，和善隨和，而在履行“屋主”的權利時，他卻往往偏執和專斷到殘忍的地步。他不是一個糊涂的封建衛道土，而是一個眼見大勢已去而又不肯認輸的時代抗拒者，唯其清醒，才更加可悲。作者沒有把這個人物簡單化，既寫了他思想上堅持守舊的一面，又寫了他有時也向往進步的一面;既寫了他崇尚空談，自以為是，養尊處優等致命的個人局限，也寫了家庭出身、生活地位和傳統習慣等客觀因素對他的制約和影響，使這個人物和他的失敗的掙扎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對人物形象的這種精細刻畫，加上作者對隨同著主人的沒落而日見破敗的“古屋”場景的深含寓意的描寫，以及用論辯性的哲理語言構成的人物對話，使得《古屋》具有一種引入入勝、啟人思索的藝術力量。

分別作于1945年的《神的失落》和作于1947年的《尋夢者》，都是反映青年知識分子悲劇性的愛情生活的。前者寫旅居偏僻小城的青年教師馬立剛，在失戀所造成的苦悶中結識少女高小筠，兩人情投意合，傾心相愛，互相喚起了對方的生活的熱情，但不料中途殺出了高小筠的流氓表哥，他依仗自己有錢有勢，霸占了高小筠，使馬立剛的幸福和希望化為泡影。后者寫大學畢業的富家子弟成康農，愛情失意后懷著厭世情緒來到一個僻靜的山寺，苦悶中為天真、活潑的洗衣女賽男所吸引，重又萌生新的愛情和建立起新的生活信心，但自己所癡迷著的賽男卻因門戶不配拒絕與他結合，迭遭打擊之后，他才得知自己不過是在尋夢而已。兩篇作品人物和故事各異，但題旨卻大致相似，都以心醉的開始和心碎的結局反映了青年男女的不如意的愛情。作者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給本應美好的愛情唱喪歌呢?這里體現了作者對那個時代的整體生活的獨到理解。從作品中，我們不難看到，盡管高小筠有錢的表哥的出現，賽男出于想愛而不能愛的拒婚，都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有錢有勢的人主宰著別人的命運，門當戶對的習俗決定著婚配關系，那時卻是天經地義的和極為普遍的。它們象一條條無形的鴻溝橫亙在涉世未深的青年男女之間，使他們不能自主自己的愛情。青年人的初戀沒有好結果，那么中年人的愛情生活又怎樣呢?在其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說里，王西彥一次又一次地告訴人們：他們要么和自己根本不愛而又不能拒絕的異性勉強湊合，從一開始就互相套上了枷鎖，要么僥幸和意中人成婚，而短暫的蜜月之后便是無盡的苦難，甜美的愛之夢終于被債務、家務和戰事所撕碎。把這一切聯系起來，不難看出作者反復詠嘆的，是這樣一個無情而又實在的真理：在滿身瘡痍的社會，難以找到美滿的愛情。作者筆下的許多人，無不是在曲折而坎坷的愛情歷程中，認識了復雜而艱險的社會生活，從而更加清醒了。失去了愛情，領悟了人生，把追求愛情的熱力化為改造社會的動力，作者深蘊在作品里的這一用血和淚鑄成的深刻教益，是讀到這些作品的青年所不能不記取的。

作者的另外兩部長篇小說《村野的愛情》和《微賤的人》，雖然也寫作發表于這一時期，但前一部記敘兩對追求自由愛情的青年男女，在閉鎖、迷信的鄉規民風、封建的保甲制度和異族侵略的巨大災難的一次次打擊下終遭失敗，后一部寫勤勞、善良的年輕農婦銀花不幸死去丈夫、失去女兒，又受盡公婆及家族的歧視、凌辱和鄉保長的欺詐、勒索而含悲自盡，從題材的選取和主題的追求來看，作品顯然屬于作者對家鄉故土的貧苦農民的凄慘命運的新挖掘和再表現。由于作者差不多是經過了十年創作歷程之后，再回過頭去寫“悲涼的鄉土”，這兩部作品無論是在思想內容的深邃上，還是藝術描寫的圓熟上，都非作者第一階段的創作所能相比。尤其是《微賤的人》寫農婦銀花，一方面極力展示她的勤樸、端莊和善良，一方面又放手鋪陳伴隨著她的種種天災和人禍;一方面抒寫她的堅貞不屈的個人反抗，一方面又繪描比她個人的力量大得多的黑暗勢力。這種在強烈對比中對善有惡運，美不敵丑的荒謬現象的描寫，使社會的助紂為虐和窮人的走投無路，令人戰栗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大大加強了作品撼動人心的藝術力量。《微賤的人》不僅在作者的創作中放出了異彩，就是在當時農村題材的整個創作中，也不失為一部重要的作品。它同作者在這一時期精心釀制的篇短意深的《黃昏》、《老太婆伯伯》、《隔膜》等一起，構成了王西彥在四十年代與真切發掘知識分子問題雙峰對峙的一個深刻再現農村苦難的創作高潮。

無論從數量上看，還是從質量上看，王西彥四十年代的創作都可以說是進入到了一個輝煌的時期。不算那些為數不少的散文和雜憶，即是長篇小說，中篇小說和短篇小說，作者這一時期就先后寫作和發表了一百多萬字。這些題材涉獵廣泛的作品，大都做到了深沉、豐盈的思想主題和精心、細致的藝術描寫的較好結合，具有一定的藝術水準。如果再作一點具體的分析，我們就可以看出，作者在他創作的第一階段存在的憑借直觀性的感受創作的不足，在第二階段存在的質勝于文的缺陷，都在這一時期得到了較大的克服。作者那善于在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漩渦中選取血淚和傷痛的藝術攝象機，舉得高了，望得遠了，因而一個個生活場景的畫面更為雄渾，具有著濃重的歷史意識。在藝術描寫上，那種照直摹寫生活的略帶自然主義色彩的手法也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在生活事實和生活體驗的基礎上的藝術再創造，熔描寫、敘述、議論于一爐，直現中滲進了思考，直率中增加了含蓄，在以氣奪人中還力求做到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作品充溢著多種因素融合在一起所構成的深沉意蘊。作家在鍥而不舍的藝術追求中開始找到了自己的藝術風格。

四

1949年，王西彥在湖南長沙迎接了祖國的解放，隨即被聘任為湖南大學教授。1950年至1951年，他參加了湘東老蘇區和皖北老根據地的土地改革運動。1952年到1953年，又兩次到朝鮮抗美援朝前線訪問。1954年，調任專業創作。在此前后，作者擔任了湖南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上海市第一至五屆政協委員會委員，中南文聯和華東文聯委員，上海市文聯委員和上海市作協分會理事。

勞動人民結束了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翻身當家作了主人，知識分子也為黨和人民政府所重用，煥發出了新的活力。目睹了新舊社會里人們兩種不同的境遇和命運，參加了人民建設祖國和保衛和平的火熱斗爭，王西彥這個在過去年代的創作里沒有寫過笑聲、沒有寫過歡樂的作家，切實感到自己曾詛咒過的真正完結了，自己曾夢想過的真正實現了，人們真正進入了“唱贊歌的時代”，從而，他以無比歡快的熱情又投入了對于新生活的禮贊。

作者先后寫作和發表了反映抗美援朝生活的短篇小說集《樸玉麗》，描寫知識分子生活的短篇小說集《新的土壤》，散文和報告文學集《湘東老蘇區雜記》、《為了祖國和人類》。1963年，傾透作者心血的兩部長篇巨制《春回地暖》(上、下卷)、 《在漫長的路上》(第一部)先后問世。前者調動了作者深入土改生活的經驗和青少年時代對農村生活的體驗，以豐富的內容和鮮活的人物，再現了土地改革期間我國農村生活場景，后者發揮了自己熟稔知識分子問題的所長，描寫了在解放前夕的動蕩歲月，不同精神狀態的知識分子的不同遭遇和曲折前進歷程。在一個并不長的時間，相繼拿出這樣兩部頗具分量的長篇小說，這說明作者在新時代煥發出了巨大的青春力量，并葆有旺盛的創作激情和深厚的藝術功力。

王西彥曾在解放前的創作中顯露出來的理論興趣和理論素養，在解放后也得到了應有的發揮和發展。他在創作小說的同時，對于許多理論問題和作家作品，都有出自深思熟慮的有力發言。他在《贊歌和挽歌》、《唱贊歌的時代》、《論阿Q和他的悲劇》、《從播種到收獲》等理論集子里，談創作技巧，談魯迅遺產，評作品創作，論文藝思想， 有感而發， 直抒已見，不少文章在文藝理論界產生了較大的反響，取得了比他的創作毫不遜色的成就。

在十年浩劫之中，王西彥不僅未能幸免，而且還被江青、張春橋列為上海文藝界的第一批打擊對象，長期遭受迫害。打倒“四人幫”之后，作家第二次獲得新生。他雖已年過花甲，但精神矍鑠，又以新的姿態投入新的創作。近幾年來，他擔任了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中國作協上海分會副主席的職務，積極從事文藝的組織領導和培養新人的工作，但在創作上也毫不懈怠，除繼續寫作《在漫長的路上》的第二、三部外，還寫作并出版了《煉獄中的圣火》、 《憂傷的世界》、 《晚望》三本散文集，并開始著手創作一部反映“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長篇小說。王西彥告訴人們，他“至少還能再寫十年” (《給讀者打開自己的窗口——訪王西彥》，《文藝報》1984年第2期)，作家的這一發自心底的預言，反映了他的藝術目標的遠大和創作熱情的旺盛，這是令人欣喜的，也是令人欽敬的。

從1933年迄今，王西彥已經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跋涉了整整五十一年。五十一年，作者以自己辛勤的勞動和豐碩的成果，給我們勾勒了中國農民和中國知識分子半個世紀以來，從黑暗走向黎明，從絕境走向新生的不尋常的歷史的某些側影。透過這沾帶著不同時期的生活泥土，也滲透著作者孜孜以求的心血的藝術畫卷，人們不難著到一個知識分子出身的作家在歷史的腳步聲中尋求藝術節奏的不懈的追求。

1984年10月于北京朝內

注釋

附錄 王西彥著作目錄

短篇小說集

《夜宿集》,商務印書館1938年出版。

《報復》,改進出版社1940年出版。

《懸崖》,改進出版社1940年出版。

《鄉井》,三戶圖書社1941年出版。

《海的呼嘯》,大地圖書公司1943年出版。

《惆悵》,今日文藝社1944年出版。

《一雙鞋子》,改進出版社1945年出版。

《鄉下朋友》,萬葉書店1947年出版。

《家鴿》,文學書店1947年出版。

《人性殺戮》,懷正文化社1948年出版。

《幸福之島》,文化工作社1950年出版。

《在網罟里》,中華書局1950年出版。

《樸玉麗》,中國青年出版社1955年出版。

《新的土壤》,新文藝出版社1958年出版。

《眷戀土地的人們》(選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出版。

《兩姊妹》(選集),香港文藝研究社1981年出版。

《悲涼的鄉土》(早期作品選),花城出版社1982年出版。

《王西彥小說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王西彥小說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出版。

中篇小說

《風雪》,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出版。

《還鄉》,中華書局1948年出版。

《王西彥中篇小說選》,香港南方書屋1982年出版。

長篇小說

《古屋》,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年初版;花城出版社1984年重版。

《村野的愛情》,良友圖書公司1946年初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重版。

《神的失落》,中原出版社1945年初版;文化工作社1947年重版;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再重版。

《微賤的人》,晨光圖書公司1949年初版;上海文藝出版社1957年重版。

《尋夢者》,文化工作社1948年初版;浙江文藝出版社1983年重版。

《春回地暖》(上,下冊),作家出版社1963年出版。

《在漫長的路上》(第一部),百花文藝出版社1963年出版。

散文集

《一段旅程》,石史出版社1940年出版。

《湘東老蘇區雜記》,新文藝出版社1951年出版。

《為了祖國和人類》,新文藝出版社1953年出版。

《煉獄中的圣火》,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出版。

《王西彥散文選》,江蘇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憂傷的世界——童年雜記》,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年出版。

《晚望》,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出版。

理論文集

《阿Q和他的悲劇》,新文藝出版社1958年出版。

《從播種到收獲》,百花文藝出版社1959年出版,

《第一塊基石》,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出版。

《書和生活》,花城出版社1981年出版。

《我怎么學習寫作》,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