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人物簡歷簡介,李劼人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李劼人是一位勇敢的開拓者，無論是在報刊出版事業(yè)，還是在翻譯創(chuàng)作方面，可以說，都作了許許多多拓荒者的工作。不僅如此，而且還為發(fā)展西南民族工業(yè)作過可貴的貢獻。人們稱贊他是難得的報刊編輯，填補空白的歷史小說家，艱苦奮戰(zhàn)的實業(yè)家。然而，綜觀他一生的業(yè)跡，對社會的貢獻最為突出的還是表現在創(chuàng)作上。從1912年開始發(fā)表作品，到1962年12月24日逝世，整整五十個春秋，給社會留下了包括翻譯在內的五、六百萬字的財富。這一財富雖然一度被忽視、被冷落，但真正有益于社會的東西終究會受到人們重視的。現在，李劼人的作品已為愈來愈多的國內外的讀者和研究者所重視。人們稱他為“中國的左拉”， “福樓拜”。著名作家巴金說： “只有他才是成都的歷史家，過去的成都活在他的筆下。”(引自巴金手稿)
立志當作家
李劼人“立志當作家”是為了“改良”社會。
李劼人原名李家祥，1912年發(fā)表處女作《游園會》時改名李劼人。此后，便以李劼人、劼人、老懶、懶心、抄公、云云、菱樂等筆名發(fā)表譯著。
李劼人是從坎坷的人生道路上闖出來的作家。他于1891年6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華陽縣(今屬成都市)一個普通知識分子家庭。這個家庭原是從湖北黃陂縣販布兼行醫(yī)流落到成都的。父親李傳芳，號幼卿(1866——1904)，自小喪父，以教私塾和靠祖?zhèn)鳌爸焐氨３嗤琛泵胤叫嗅t(yī)為生。母親楊氏(1867——1926)出身大家閨秀，但很會生計，也能制作“朱砂保赤丸”。在那個黑暗的罪惡社會里，靠著這樣的勞動是很難維持生計的。劼人六歲時就被寄養(yǎng)在外婆家。外婆是位講故事的能手，給了李劼人以很好的熏陶，不但經常講什么《王祥臥冰》《孫悟空大鬧天宮》等，使李劼人入迷，而且允許李劼人去茶館聽藝人們講《水滸》，說《三國》。很快，李劼人也成了講故事的好手。由于聰明好學，外婆讓他到附近靈官廟私塾讀書。在私塾，除了照例的圣經賢傳、四書五經外，他還讀了不少的野史雜抄，如《幼學瓊林》、《龍文鞭影》、《地球韻言》等，大大開闊了眼界，并養(yǎng)成了研究歷史掌故的興趣。
1900年，轟轟烈烈的反對帝國主義的義和團興起了，又失敗了。八國聯軍強迫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國家民族陷入深深的危機。為了生存，李劼人的父親不得不變賣一切家產，好不容易用錢捐了一個小官，被派往江西省南昌候補。這本來就是一個沒有油水的差事，父親到差不久， 李劼人也隨母親到南昌。一到，母親就身染重病，三個月后右腿殘廢，從此不能行走。為了給母親治病，僅有的一點衣物也進了當鋪，致使一家三口生計更加拮據。李劼人只得跟隨父親學些詩文。一年后，父親離開南昌，先后在東鄉(xiāng)、撫州、臨川等地縣衙門內作收發(fā)，當文書。這給聰明好學的李劼人提供了一個學習社會的極好機會：他看到了縣官老爺的開堂審案，看到了窮兇極惡的兵丁押卒，看到了慘無人道的監(jiān)獄……原來都是專門對付窮苦大眾的。一件件顛倒是非的判決，一樁樁混淆黑白的處置，深深刻印在李劼人潔白的心靈里。他不平!他憤怒!決心有朝一日為百姓說話。此時此地，李劼人還從父親及先輩們那兒知道了義和團的勇士們許多可歌可泣的斗爭事跡，以及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后屠殺無辜，毀滅文明的種種暴行，這更加激起了他反抗舊社會，反抗帝國主義的決心。十四歲時，李劼人進了撫州印刷局，當上了印刷工人。可是不到三個月的光景，禍從天降，父親因生活奔波勞累過度，突然暴病身亡，留下他們母子二人和兩塊銀元。葬父養(yǎng)母的重擔一下落到這個剛入世的少年身上，壓得他喘不過氣來。好容易才在親友的資助和關懷下，忍受著心靈的創(chuàng)痛，伴隨著殘廢的慈母，扶著父親的靈柩，經過兩個多月的苦難跋涉，回到了成都。其間，李劼人飽嘗了世態(tài)炎涼和人情冷暖。
回到成都后，境遇更加凄涼。曾祖母、祖母、母親三代寡婦守著李劼人，靠出售“朱砂保赤丸”勉強度日。直到十七歲時，李劼人才在姑爺劉碧仁的資助下考入華陽中學讀書。不久又因打抱不平痛罵一個紈袴子弟而受到降級處分。李劼人不服，憤然退學以示反抗。第二年秋，又才以優(yōu)異成績考入成都高等學堂分設中學。這是一所富有革命精神的學校，也是新舊勢力爭奪青年的重要場所。在師長中有幾位同盟會早期會員，如監(jiān)督劉士志，英文教員楊滄白，還有深通中國古代哲學和文學，且愛好康德、黑格爾、斯賓塞等西洋哲學的語文教員劉豫波。他們給了李劼人以很大的思想影響。后來，他這樣說道：
“我個人對于中學時代的先生，所受影響，塑性最強的有兩位，一位是達縣劉士志(諱行道)先生，教我以正誼，以勇進， 以無畏之宏毅。……另一位是雙流的劉豫波(諱咸榮)先生，教我以淡泊、以寧靜，以愛人。”
(李劼人《敬懷豫波先生》)
正是在劉士志、楊滄白、劉豫波等老師的影響下，同學中出現大批追求新知識，風華正茂，奮發(fā)圖強的青年，如王光祈、郭沫若、周太玄等。他們不僅廣泛閱讀著如《意大利建國三杰》、 《經國美談》、《黑奴吁天錄》、 《民報》、 《神州日報》、《民呼報》、《民主報》等鼓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書報，閱讀林譯世界名著，如《迦茵小傳》、《塊肉余生述》、《旅行述異》之類小說，特別喜愛《撒克遜劫后英雄略》、《吟邊燕語》、《俄宮秘史》等歷史小說，而且經常漫游武侯祠、杜工部草堂、浣花溪、望江樓、薛濤井等歷史遺跡，追步先賢們的情懷， “撞詩鐘”， “對神仙對子”、 “次韻秋興八首”，感時憤俗，抒情寄懷，相互切磋，相互影響，革命精神日益高昂，從知識的追求迅速走向實際的斗爭。李劼人先后參加了反對趙爾巽和周孝懷的學生運動、要求召開國會的請愿風潮和保路運動的斗爭……。保路運動的風潮，反正前后的波濤，給李劼人以巨大的思想影響，使他此后“一直對孫中山先生很羨慕，對革命抱有很大希望。”(李劼人《李劼人談創(chuàng)作經驗》)辛亥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反對袁世凱復辟的斗爭到處都有形無形地開展著。1912年成都的《晨鐘報》派李劼人特地去采訪反動的共和黨為拉咨議局的選票在少城公園(今成都市人民公園)包辦的游園會。他去后，感到很厭惡，就以《游園會》為題，寫了一篇小說，描寫一個自作聰明的小市民和一個剛進城的鄉(xiāng)下人游園，一路走一路批評，一路鬧笑話。通過兩個人的對話，對當時的政治，特別是共和黨，以辛辣的諷刺。小說一萬多字，分期在《晨鐘報》上刊出后，很得社會的好評。從那時起，李劼人就立志當作家，為改良社會而戰(zhàn)斗。
寫點東西吐吐自己胸中的不快
1912年秋，李劼人以優(yōu)異的成績結束了中學生活。但畢業(yè)就是失業(yè)!他既不能升學，又沒有工作，苦悶異常。直到1914年初，他的一位舅父擔任了四川瀘縣知事，靠著親戚關系，李劼人也到瀘縣謀得一個文教科長兼知事秘書的差事。1915年春又隨舅父到了雅安，在知縣衙門作統(tǒng)計工作。秋天，舅父辭職卸任回成都，李劼人也跟著回來了。二十二個多月的官場經歷，使他耳聞目睹了“比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還多”的丑惡，(《李劼人談創(chuàng)作經驗》)“得到了不少社會知識，深刻了解到在舊民主革命之后，全國大小反動政府的許多丑惡事件。”(李劼人《自傳》)對辛亥革命的成果產生了懷疑，同時決定“從此不再跨入官場。”(李劼人《自傳》)他憂慮自己的前途，擔心民族的命運。恰好這時，成都商會會長樊孔周為了反對袁世凱復辟稱帝和發(fā)展商業(yè)的需要，在他所掌握的昌福印刷公司專門辦了一個純文藝的《四川公報特別增刊·娛閑錄》(半月刊)。李劼人看了上面的文字，覺得有趣，決心“寫點東西吐吐自己胸中的不快”(《李劼人談創(chuàng)作經驗》)。他在狄更斯的《塊肉余生述》的啟發(fā)下，以自己兒時上私塾時所吃的“不少苦”的經歷寫了題為《兒時影》的幾則短篇，揭露舊社會、舊制度、舊禮教摧殘兒童身心的罪惡，得到好評。不久，又寫了旨在揭露帝國主義分子侵略的題為《夾壩》的小說。《娛閑錄》停辦后，樊孔周又以商會機關報的名義辦了一種名叫《四川群報》的日報，約請李劼人和戊戌政變中被那拉氏殺害了的六君子之一的四川人劉光第之長子劉覺奴一道擔任主筆。《四川群報》被軍閥查封后，李劼人又擔任《川報》的總編輯。從1915年到1919年，李劼人主持《四川群報》、 《川報》期間， 他學習林譯歐文《旅行述異》的寫法，把自己所見聞的社會生活，寫了一篇題為《盜志》的短篇小說，分期連載于1916年秋的《四川群報》。緊接著又寫了《做人難》、 《強盜真銓》等小說，顯示了李劼人早期創(chuàng)作的實績。這些小說多以譏諷時事為主題，具有鮮明的反帝反封建的傾向。如《夾壩》就是以帝國主義侵略為背景，通過帝國主義分子巴白蘭及其翻譯押運掠奪財物由西藏至內地途中遇“盜”前后言行的對比，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巴白蘭色厲內荏的丑態(tài)，外強中干的本質。《做人難》則以北洋軍閥統(tǒng)治為背景，塑造了一個“狼心狗肺，毫無廉恥的雜種”內熱翁的形象，狠狠抨擊了袁世凱的心腹四川督軍陳宧投機鉆營的政客活動。《強盜真銓》則以“靖國之役”為背景，通過督軍派兵去新都縣清剿所謂“盜匪”，結果“盜”去“兵”來，不僅“一個樣”，而且是“兵”甚于“盜”，憤怒地譴責了軍閥混戰(zhàn)給民眾帶來的無窮無盡的災難。作品批判的鋒芒直指時政，吐出了作者胸中的不快。從藝術上講，一般說來，情節(jié)單純，故事完整，以粗線條的勾畫，漫話式的夸張見長。如《兒時影》寫“我”和“哭生”在私塾學習的故事，作家?guī)坠P就勾畫出私塾先生腐朽、兇殘的面貌：
“我用一根指頭，指在書上，一面跟著老師聲音念去，一面偷眼去看老師，見老師正伸手在衣領上捉住了一個大肥虱子，遞到鼻尖上去賞玩。我不覺一陣惡心，口里便頓住了。
老師登時怒氣滿臉，伸手把我臉皮一擰道： ‘心到哪里去了?’隨又抓起一柄尺許長的木戒尺，嘣的一聲便打在我腦袋上。
當時我又急又怕，又覺得腦殼上火燒火痛，不由的兩行痛淚，紛紛流下。老師尚大聲叱道： ‘你還敢哭嗎?’又把戒尺舉了起來。我急急忍著痛楚，抹了眼淚。幸而老師待我尚有幾分慈悲心腸， 因我媽媽望我讀書有成，時常備些點心菜肴，叫我送給老師，所以老師才不再打，只把手向書上一指道： ‘自己念!’”
短短的幾百字，一個迂腐殘暴，可笑又可惡的私塾先生的形象從紙上躍然而出!確實比較充分地揭露了舊教育的罪惡。
這些小說當時雖然不為全國眾多的讀者所知，但卻很受成都的民眾及青年歡迎。一位名叫孫少荊的在1919年元月1日所寫的《成都報界回想錄》中寫道： “惟有那老懶君膾炙人口的小說，一名《盜志》，一名《做人難》。這兩種小說，是人人都稱贊它好得很，因為這是實寫社會的緣故。”
教育家張秀熟同志在他為《李劼人選集》所寫的序文中也這樣回憶自己當年閱讀李劼人小說的情景。他說：“副刊《娛閑錄》，天天載有署名覺奴、鑲有花邊的各種藝文，又有署名老懶的連載小說《盜志》。……《盜志》寫的多是市井中常見的人物，對社會現實多含諷刺，而且又隱隱反映出若干問題因而更為學生所喜好。”
這些同時代人所寫下的對李劼人早期小說的真實評價，不僅有力地說明了李劼人的創(chuàng)作一開始就走上了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的道路，而且也說明李劼人與當時新文學的拓荒者們魯迅等先驅采取了同一步調。這些寫于“五四”新文學運動醞釀和倡導時期的作品，應該說，也具有拓荒的意義，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要占有一定的地位。
把眼光“直射到世界上去”的小說
李劼人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思想迎來了、并且投入了偉大的五四愛國運動。1918年元月他應王光祈、周太玄等人之約，參加了旨在完成我們“中華民族復興”的使命的少年中國學會的籌備工作，擔任編譯部臨時編譯員，并根據少年中國運動“求中華民族獨立，到青年中去”(王光祈《少年中國運動·序言》的方針，在成都卓有成效地工作著，戰(zhàn)斗著：一面利用《川報》等已有的輿論工具，聘請在北京的王光祈，在日本的曾琦，在法國的周太玄等人為特約通訊記者，廣收新文化運動、特別是五四運動的消息、文章，整版整版加以發(fā)表;一面又把自己住所成都指揮街72號作為《新青年》、《少年中國》等雜志的發(fā)行地，利用各種方式把這些刊物送到青年中去。1919年6月15日又親自主持成立了少年中國學會成都分會，還出版了尖銳地批判舊制度，熱烈地傳播新思想的著名期刊——《星期日》，響亮地提出“復興民族精神”，砸爛“貪污黑暗的老世界”，“促起人人的覺悟……創(chuàng)作人類公同享受的最高幸福的世界”的口號，發(fā)表并轉載了包括李大釗、毛澤東所寫的《什么是新文學》、《民眾大聯合》等重要歷史文獻，為“五四”精神在成都、在四川的傳播作出了貢獻!《星期日》是“五四”時期傳播新文化的四大刊物之一。胡適在《每周評論》第三十六期上曾撰文介紹說： “現在我們特別介紹我們新添的兩個小兄弟：一個是長沙的《湘江評論》，一個是成都的《星期日》。這兩個周刊，形式，精神上，都是同《每周評論》和上海的《星期評論》最接近的。就我們已收到的幾期看來， 《星期日》的長處似乎是在文藝的一方面，《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的一方面。”
1919年秋，為了“把中國人落后的眼光改變方向直射到世界上去”(《為什么要發(fā)行這本月刊》)，以便“本著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chuàng)造少年中國。”(王光祈《少年中國運動》)李劼人決定去法國勤工儉學，并協(xié)助周太玄等人辦好“巴黎通信社”，婚后八天他就沖出夔門，遠離家鄉(xiāng)，在蒙達爾居住了不到一個月便與何魯之到了巴黎。在那里，李劼人恪守著少年中國學會“奮斗、實踐、堅忍、儉樸”的信條，一面參加周太玄等人主辦的“巴黎通信社”的工作，向成都《國民公報》、 《川報》等報刊發(fā)回國際消息和通訊，同時，還給《星期日》周刊、《少年中國》、《少年世界》等刊物寫文章。不久，又協(xié)助法華教育會、留法勤工儉學會、華僑協(xié)會和華工工會等機關先后創(chuàng)辦《旅歐周刊》、 《華工雜志》、 《華工周刊》，反映留法學生和華工的生活，向他們進行宣傳教育;一面到格魯皮朗工廠做電工，同時進行社會調查。幾個月的勤工儉學工作給了李劼人極大的好處。如他自己所說： “那就是使我得有機會深入到法國和基層社會，看到法國農工階級的真正面貌和品德;也懂得了法國在強鄰侵略之下，能夠屢撲屢起的力量;也了解到在殖民地和在我們中國都有為非作歹的家伙，也是善良的法國人所深惡痛絕的社會渣滓。”(李劼人《回憶在法國勤工儉學的片斷生活》)
1921年春，李劼人突然得了急性腸炎等疾病，因為無錢，只好住進巴黎市立貧民醫(yī)院免費治療。兩個月后出院，但身體極端虛弱，只得遵照醫(yī)生囑咐，離開巴黎去到阿爾卑斯山中的一個名叫拉密爾的小城休養(yǎng)，并借機補習法文，作社會調查。直到這年十月，又才應周太玄等好友之約去法國南部城市上蒙北烈(即今蒙彼里埃)大學。在這里，李劼人和正在發(fā)起并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早期中國共產黨人趙世炎同志進行了多次晤談， “誠心誠意地，完全相信蘇聯大革命必然會成功，而歐美亞各帝國主義干涉者必然要失敗”(李劼人《記先烈趙世炎》)，深信列寧是一位“世界的偉人”， “他的思想行動給與世界的影響是沒有時間性的，便再過一百年也有存在的價值。”(李劼人《列寧在巴黎》)因為這種影響，1923年中國少年學會發(fā)生分裂，康白情等人在美國舊金山拼湊三K黨;曾琦、李璜等在法國巴黎湊合國家主義派，先后一再拉李劼人參加，都遭到他的嚴辭拒絕。
在蒙北烈大學，李劼人一邊攻讀法國文學，一邊仍然給成都兩家報紙寫通訊，并且先后翻譯出版了莫泊桑的《人心》(1922年)、都德的《小物件》(1923年)和《達哈士孔的狒狒》(1924年)、 卜勒浮斯特的《婦人書簡》(1924年)等小說以及魯意斯、愛德孟·龔古爾兄弟、巴散、馬爾格利特、歹里野等人的短篇小說及戲劇，成為我國最早的重要的法國文學介紹者之一。這些研究和介紹，給他自己乃至中國文壇以巨大深遠的影響。著名女作家丁玲就曾傾心過李劼人翻譯的《人心》、 《小物件》等，從中吸取不少營養(yǎng)。從此，李劼人自己也從法國文學中直接吸取經驗進行寫作。這一時期，他寫的作品不多，值得特別提出的是他創(chuàng)作的一部五萬余字的名為《同情》的中篇小說。作品以作者自己住院醫(yī)治盲腸炎的親身經歷為題材，用病床日記寫成。小說通過作者住院六十二天的時間里跟醫(yī)生、護士及各種不同經歷的病人的接觸，相當細膩地描繪了法國普通人的生活，思想，風俗，習慣，并與中國社會和中國人作了廣泛的對照，譬如， 由作者與同病室的兩個病友關于募兵制與征兵制的談話引起的全病室的人的一場討論：
“……幾十個人的意見同時發(fā)表，也有贊成征兵制的，也有反對的，也有調和的，越爭論越激烈。百合花姑娘因為她的未婚夫是此次大戰(zhàn)殉身的，她不但反對征兵并反對戰(zhàn)爭。玫瑰姑娘是最愛法國的，她說： ‘我反對法國人侵犯別人的戰(zhàn)爭，但我卻贊成法國人抵抗別人侵犯我們的戰(zhàn)爭。你們看，這么體面的巴黎，叫德國人占去了也太可惜。我如有兒子，如其還有這樣的戰(zhàn)爭，我一定要親自送我兒子上戰(zhàn)場去的。……’”
作品就這樣不僅讓我們看到了法國人民的愛國主義、人道主義，而且讓我們看到了留學生的愛國主義思想，樂觀主義情緒。小說還通過住院的法國、德國、俄國、非洲人，讓我們看到了世界的一部分。整個作品反映的生活既廣闊而又有深度，不僅有異國情調，也有中國風味，可以說是我國新文學中最早出現的別具一格的難得的中篇小說。
反對有害于“國”與“鄉(xiāng)”的惡勢力
1924年9月，李劼人帶著民族自豪感回到了祖國。這時，正是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的前夕，帝國主義支持下的軍閥混戰(zhàn)遍及全國每一個角落，四川尤為突出，弄得民不聊生;各種思潮也亮相表演，知識分子又一次處于分化之中。李劼人眼見這一切，憤慨之極，決心用自己的知識為民眾服務。路過南京時，朋友黃仲蘇等人力薦他去當時的東南大學教授法國文學，他婉言謝絕了，毅然回到故鄉(xiāng)成都。軍閥楊森督理下的成都更是一個畸形怪狀的社會，特別是留法的學生，幾乎都被楊森所收買，這一幫人企圖把李劼人也拉去楊森幕府充當說客，李劼人嚴辭加以拒絕。他不入幫不入流，仍然要拿起筆為改良社會戰(zhàn)斗!先是繼任《川報》主編，并在報上發(fā)表揭露反動軍閥的小說和雜感，因此，不到三個月，《川報》就被查封，他本人也被捕了。軍閥的迫害絲毫沒有動搖李劼人的斗志，出獄后又兼任了《民力報》總編，以后又主編《新川報》文藝副刊等，發(fā)表了一系列通訊、雜感，如《今日!今日!》、《饑兵政策》、《內戰(zhàn)也有好處》等等，更加旗幟鮮明地揭露帝國主義“強盜”，以及“大大小小，老老少少，新新舊舊的家賊”的罪惡。真是壓迫愈甚，反抗愈烈。許多好心的朋友為他的安全和生命擔憂，一再勸戒他： “不要專力搞文學，教點書，作點別的事， 豈不一樣可以施展抱負?他毅然軒昂地回答：書是可以教的，事一定是要作的，但我的業(yè)——終身的業(yè)仍只是手里的戈矛：文學!”(張秀熟《李劼人選集·序》)
新聞報刊工作使李劼人更加廣泛而又深刻地接觸了現實，研究了社會，為他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極為生動、極為豐富的創(chuàng)作源泉!加之他幾年來對法國文學的苦心研討、譯介，寫作經驗有了更多的借鑒。從1924年底至1926年初的一年多時間里，他一口氣寫了《好人家》(1924)、《大防》(1924)、《只有這一條路》(1925)、《湖中舊畫》(1925)、《唉!講演!》(1925)、《編輯室的風波》(1925)、《棒的故事》(1925)、《捕盜》(1925)、《失運以后的兵》(1925)、《對門》(1925)、《市民的自衛(wèi)》(1925)、《兵大伯陳振武的月譜》(1926)、《請愿》(1926)等十三篇小說。這些小說不但較好地繼承了我國現實主義的傳統(tǒng)，而且廣泛地吸收了法國文學的經驗，無論是思想內容，還是寫作技巧，均達到一個新的高度，顯示了作家寫人寫景的獨特個性。
作品幾乎毫無例外地針對著軍閥統(tǒng)治。當時的四川，可以說是軍閥統(tǒng)治的典型。它不僅集中了各派軍閥的勢力，而且這些軍閥特別富有封建主義的奴性，為四川人民所深惡痛絕。暴露軍閥統(tǒng)治的黑暗和腐朽就成為李劼人這一時期創(chuàng)作的基本題材和中心主題。他把辛亥革命以來十多年間四川軍閥統(tǒng)治所造成的畸形怪狀的社會人生真實地描繪出來，人們看到了不能不震動、吃驚、猛省!如《編輯室的風波》通過一家報紙發(fā)表一則新聞，觸犯了軍閥而無辜遭禁的故事，憤怒地揭露了軍閥楊森之流破壞新聞事業(yè)，迫害新聞工作者的殘暴行徑;《失運以后的兵》則通過兩個上無片瓦、下無寸土的善良長工被強迫當兵，充當軍閥戰(zhàn)爭的炮灰的不幸遭遇及其變化，揭露了軍閥殘害無辜的罪行;《市民的自衛(wèi)》通過團總制造虛假輿論，哄騙社會，搜刮錢財，給人民帶來的痛苦，控訴了軍閥掠奪人民財物的罪惡; 《對門》通過一個官紳孀婦石太太羨慕富家生活，竟不惜作姨太太，甚至外老婆也好的癡望，在慘苦的事實面前終于破滅的故事，控訴軍閥毒害人們靈魂的罪惡; 《只有這一條路》通過一個叫桂蓀的青年與父親為升學還是當兵發(fā)生的沖突，反映了軍閥統(tǒng)治下青年們的追求、幻想必然象肥皂泡一樣破滅的故事，寫出了軍閥的血腥統(tǒng)治;《兵大伯陳振武的月譜》通過原本是苦力，因為天災人禍而被騙當兵的陳振武十個月的軍隊生活，有力地控訴了軍閥對無辜百姓的殘害。據有人不完全統(tǒng)計，從1912年到1932年的二十年間，四川發(fā)生軍閥戰(zhàn)爭四百余次，幾乎月月都有戰(zhàn)爭!軍閥混戰(zhàn)成為當時四川社會的特點，揭露軍閥的罪行也成為李劼人這一時期創(chuàng)作的特點。這些小說出現在轟轟烈烈的北伐戰(zhàn)爭的前夕，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可以說直接為北伐戰(zhàn)爭制造了輿論。
李劼人的小說以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廣度以及濃厚的地方特色見長。小說幾乎都是以四川成都為背景，但作家往往非常巧妙地把它與全國的形勢聯系起來，并從歷史根源上去加以揭露。如《大防》，作品通過具體事例深刻揭露并諷刺了軍閥楊森一伙提倡所謂“新道德建設”的虛偽性。作品一開頭就寫道：
“我的故鄉(xiāng)——成都，一直到這時(中華民國十三年)，男女之間的‘大防’，尚非常堅固哩。人欲的海波有時也曾洶洶涌涌浸過那道高堤;新的潮流也曾一起一伏，向那廣大的基座上作過有力的沖擊，但是它仍頑強地界在青年男女中間，好像不毀的萬里長城。它何以有如此耐力?自然，它的鋼骨是歷史和習慣鍛煉成的，所敷的瀝青則得力于三種原料：一是不方便的交通，二是講面子的紳耆，尤其得力的是‘只準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有氣力的軍爺們。
這三種當瀝青的東西，依我的愚見，或許也和愷木、蹲鴟、川芎、榨菜般，是我們四塞之邦的土產罷?我為發(fā)揚鄉(xiāng)光起見， 且談一件故事(我應該說擺一個“龍門陣”)，權當一碗麻婆豆腐，好嗎?”
這樣的開頭，從縱橫兩個方面揭示了故事發(fā)生的背景，自然而然地把時代性和地方性結合了起來。象這樣的描繪幾乎每篇都有，而方式卻多種多樣，有的通過描繪，有的通過敘述，有的通過人物對話，有的通過回憶對比……如《好人家》通過趙么糧戶一家從滿清到民國的幾十年的動蕩中“全和以前一樣”的封建守舊的描繪，對當時社會的本質作了揭露，對吸食鴉片給中華民族帶來的巨大危害也提出控訴。作家寫道：
“啊!沒有嗎?他們不是蔑視現實的理想者，便是遺忘了故國情形。他們不曉得在我們四川，象這樣人家，正是社會的柱石。要沒有他們，就沒有這樣多年的內亂，而一般社會也不致永遠停頓在十八世紀，而大多數的民眾也不致憔悴呻吟得如此厲害，頂少數的聰明才智進步有為之士，亦何致橫尸原野，為一般暴君和一般糊涂蟲稱快哩!”
作家就這樣通過幽默、嘲諷的對話，生動地揭示了故事的背景!而《編輯室的風波》更是一針見血地揭示著事物的本質。
“趙先生送客回來，不禁嘆道： ‘我看除非在外國旗子之下，只好閉著口當啞巴的了!’
“周先生頭腦簡單一點，因就恍然若以為可以的說： ‘老實話我們也學各商輪，租一面外國旗子來掛起，就可吐氣揚眉了’。
“錢先生道： ‘不行吧?我們這里是省會，不是商埠，不能掛外國旗子。倒是關閉不開的好’。”
(《編輯室的風波》)
這簡潔有力的對話，不是很微妙然而又是非常深刻地揭示了事物的本質：軍閥的魚肉人民，橫行鄉(xiāng)里，完全是帝國主義勢力作怪，顯示了作品的深度和廣度。如果說李劼人早期的小說以粗線條的勾畫，漫畫式的夸張見長，缺少心理刻畫，那么，這一時期的小說則以周密的景物描繪，細膩的心理刻畫取勝。他的作品幾乎都有出色的景物描繪，細膩的心理刻畫，兩者往往巧妙地結合著，如《棒的故事》有如下一段描寫：
“何九如從小路上一口氣走到他自己院子的白木大門前，止了步四面一望，覺得風景依然：院墻內的林木還是那么蔥蘢，田塍的分劃還是那樣整齊，田邊的溪水還是那樣的澄清鮮活地流著，溪岸上兒株大苦楝子樹還是那樣的扶疏如畫，甚至樹蔭下一塊巨大的頑石還是那樣的光潔。他如夢如寐的恍惚看見一個年輕體面的婦人穿著天藍麻布衫，印黑花的漂白洋紗褲子，半大的腳上穿著玲瓏的青洋緞鞋，腳背上露出才流行的水紅線襪;頭上的發(fā)髻挽得高高的，髻邊垂著一簇茉莉花球，手上拿了柄大芭蕉扇，正淺淺地噙著巧笑，露出細白齒尖，一手撐著柔頰，坐在那頑石上，向水里一個拍著水花泅泳的少年男子道： ‘不洗了，快點起來吧!有人來碰見，又要造我們的謠言，說我們怎樣的不正經了。’
“這洗澡的少年男子就是他自己，向他說話的少婦就是他才娶半年多的老婆。洗澡這天，是在四年前他剛從中學畢業(yè)，還未往外邊讀書去時，回家渡夏的一個傍晚。
“那時，他的身體雖說浸在溪水里，其實可以說是浸在他們倆的愛情之海里，哈!好甜蜜的味道!”
這里，作家把精密的景物描繪與細膩的心理刻畫極和諧地構成了一個整體!作家在寫人物時，特別注意了服飾情狀的描繪，大大地加濃了地方色彩、時代色彩。《對門》幾乎從頭到尾無處不在刻畫主人翁石太太的心理。石太太原是一個紳士太太，不幸丈夫死了。她拖兒帶女守著一點薄產過著清貧的日子，而對門居住的旅長太太的富裕生活象磁石一樣吸引著她!她羨慕旅長夫人顏太太，即使做不到，做一個外老太婆也好!然而各種社會關系又礙著她。她常想：
“‘能夠當一天這樣的外老太太也值得!’可是她丈夫的家聲，與各方面的關系，偏如鐵索一樣把她絆著，不許她向這條路走，所以她有時牢騷起來，不禁地總是這樣說：‘啥子親戚朋友，真正你求他起來時，他連正眼也不瞅睬你，可是，與他無干的事，他們偏又多起嘴來!要不為著這般人，我早就把女兒們嫁給人家當小老婆去了。……其實當小老婆又哪點不好，還不是那樣又出得面，又氣派，又享福的!”
石太太希榮愛富的心理是被作家微妙微肖地描寫了出來!寫得明快、勇敢、幽默、細膩!
李劼人這一時期的短篇小說雖然不多，但卻極有特色。是他小說創(chuàng)作的第二個高潮，標志著他小說創(chuàng)作的成熟，不僅為他后期創(chuàng)作長篇歷史小說作了思想上藝術上的充分準備，而且也為中國現代文學，特別是短篇小說留下了值得注意的篇章。
1926年以后，李劼人幾乎有整整八、九年沒有創(chuàng)作。他一邊教書，先在成都大學任文科主任兼預科主任，同時還在成都師范大學等校兼課，以后成都大學等校合并為四川大學，他又在該校任特約教授;一邊搞翻譯，從1926年到1932年，他翻譯了古果爾的《女郎愛里莎》，羅曼·羅蘭的《彼德與露西》，赫勒·馬郎的《霸都亞納》，福樓拜的《薩朗波》，莫泊桑的《脂球》(即《羊脂球》)等等。這些譯作，不但為文學界提供了更多的可資借鑒的東西，而且為他以后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做了很好的準備。1933年秋，李劼人看出“國際局勢之不妙，感到長江一有阻礙，一切依賴漢口，上海的機器工業(yè)必然無法生存”(《自傳》)，遂接受盧作孚的約請，欣然就任重慶民生公司機器廠廠長職務，舉家遷往重慶，由教書，翻譯文學作品轉向“實業(yè)救國”的道路。直到1935年夏天，因在辦廠方針上受到資方的無理指責，憤然辭職，舉家遷回成都，又才恢復文學創(chuàng)作。
填補長篇歷史小說的空白
李劼人早就決心寫作以辛亥革命為中心的歷史長篇小說。他說：
“從1925年起，一面教書，一面仍舊寫一些短篇小說時，便起了一個念頭，打算把幾十年來所生活過，所切感過，所體驗過，在我看來意義非常重大，當得起歷史轉捩點的這一段社會現象，用幾部有連續(xù)性的長篇小說，一段落一段落地把它反映出來。”
(《死水微瀾·前記》)
1935年，他由重慶遷回成都后，立即著手實現自己十多年來的宿愿， 5月執(zhí)筆，二十幾天就寫成了近二十萬字的《死水微瀾》，很快又寫成了《暴風雨前》、《大波》(上中下)。同時，還寫了《夢痕》(1935)、《程太太的奇遇》(1936)、《胡團長本領真大》(1936)幾個短篇和《危城追憶》等散文。三部長篇歷史小說于1936——1937年陸續(xù)出版后，立即得到郭沫若的贊揚，稱之為“偉大的”、 “小說的近代史”，至少是“小說的近代《華陽國志》”， “史詩”式的杰作，并希望李劼人“趕快”把“新《魯貢·馬卡爾叢書》逐一逐二地寫出”來!(郭沫若《中國左拉之待望》)可惜，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惡戰(zhàn)爭打斷了李劼人宏偉的創(chuàng)作計劃。整個抗日戰(zhàn)爭期間，李劼人的全副精力投入了開辦紙廠，領導抗日文藝運動的一系列實際斗爭，除翻譯了《單身姑娘》等幾個與抗日直接有關的作品外，幾乎再一次停止了小說創(chuàng)作，直到1947年才又應《新民報》之約寫了長篇小說《天魔舞》和為數不多的幾篇散文。
《死水微瀾》1935年7月寫成，1936年7月作為“現代文學叢書”由上海中華書局初版。小說以四川成都為背景，以蔡大嫂和羅歪嘴與顧天成的愛情糾葛為中心，具體寫出當時沉寂的四川社會天主教民與袍哥兩種勢力相激蕩、相消長的情景，展現了從甲午戰(zhàn)爭到辛丑條約簽訂這一時期四川各階級的動向，歷史發(fā)展的趨勢。作品非常成功地塑造了蔡大嫂、羅歪嘴、顧天成這樣一些藝術形象。
《暴風雨前》于1936年初寫成，同年12月作為“現代文學叢書” 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小說仍以成都為背景，通過一個半官半紳的郝家以及尤鐵民、蘇星煌等幾個所謂志士的形成和變化，具體描寫了當時社會上的仇洋心理及盲目推行新政，維新思潮雜然浸入，……真實地再現了1907年四川紅燈教起義到1910年鐵路風潮興起前夕各階級的動態(tài)，展示了資產階級改良運動向革命運動發(fā)展的趨勢。
《大波》(上中下) 1936年到1937年春寫成，作為“現代文學叢書”于1937年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小說以四川為背景，以保路運動事件為中心，真實地描寫了這個事件的進程及結果，形象而又全面地反映了中國人民推翻清王朝，結束幾千年的封建統(tǒng)治的偉大壯舉，再現了當年如火如荼的斗爭畫卷，不僅塑造了付隆盛等歷史進程的見證人，而且生動地寫出了夏之時，周善培，端方等歷史人物的面貌。
《天魔舞》1947年春寫成，連載于同年5月9日至1948年3月18日成都《新民報·天府》副刊。小說還是以成都為背景，通過“八達號”及圍繞著它的人物的種種活動，具體描寫了買辦、奸商、特務三位一體的陳登云之流在全民抗戰(zhàn)中進行投機活動，發(fā)國難財的罪惡行徑，斗爭矛頭直接對準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作品塑造了陳登云、白知時、劉易之、陳三小姐，唐叔貞等各種典型的人物。
這四部有連續(xù)性的長篇小說，很成功地反映了甲午戰(zhàn)爭以來“意義非常重大，當得起歷史轉捩點的這一段社會現象”(《死水微瀾·前記》)，真實而全面地顯示了中國人民近百年來前仆后繼、不屈不撓地反帝反封建斗爭的歷史進程，同時也充分表明作家的創(chuàng)作不斷向著現實主義的深度和廣度發(fā)展!在李劼人的創(chuàng)作道路上它不僅構成了一個新的重要的時期，而且對于我國新文學運動來說，也起了填補空白的作用。應該承認，有計劃地、分階段地用帶有連續(xù)性的長篇小說來反映近百年中國歷史上的大事件，李劼人是首創(chuàng)，盡管他的龐大的寫作計劃沒能實現，但就寫成的幾部巨著來看，其內容的深度和廣度，迄今為止，似乎還找不出相當的第二個作者。
到了近代，歷史小說已被批評家們稱之為“我們時代的史詩”(別林斯基)，許多作家嘗試過，幾乎一致體會到“作小說難，作歷史小說尤難，作歷史小說而不失歷史之真相尤難。”(阿英《晚清小說史》)是的，為了追求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tǒng)一，不少小說家?guī)缀鹾谋M了畢生的精力，如被稱為法蘭西第二帝國歷史的左拉的《盧貢—馬卡爾家族》，反映俄國社會的一面鏡子的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等等，給后人留下了極其寶貴的創(chuàng)作經驗!李劼人的三部曲及《天魔舞》等作品，正是成功地吸收了前人的寶貴經驗而創(chuàng)作成的，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tǒng)一達到了相當的高度。讓我們看書中所刻畫的一個叫付隆盛的做雨傘的老板卷入爭路風潮時的描寫吧：
“到了閏六月二十以后，他連報都不看了，他感覺報上說的總不及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來得確實，來得有味。活路也無心做了，他幾乎每天要向鐵路公司跑一趟。回來又要把眾人喊攏來， 講述他的見聞。他老婆曾阻擋過他，抱怨他發(fā)了瘋，把自己的正經活路丟了，還要耽擱客師徒弟的活路， ‘你安心把活路做倒灶嗎?五十幾歲的人了，還這樣不懂事，我看你喒了喲!
“他則大鼓起那一雙水泡眼，氣忿忿把一條小辮子向額腦上一盤，沖向他老婆喊道： ‘你們婆娘家，只曉得吃飯睡覺，別的大事，你曉得嗎?國都要著奸臣盛宣懷賣掉了，還顧得生意?我們現在只有拚命的爭路，若是路爭不回來，羅先生說過，我們一伙子都要做了亡國奴!……哼!亡國奴!……亡國奴是啥子味道，你曉得不?”
(《大波》)
這里把一個普通人卷入爭路風潮的原委寫得活靈活現!革命，喚醒了普通人，普通人投入了革命，革命才得以不斷前進，付隆盛就是一個很好的歷史見證人!他的言行真實地反映了歷史的本相!難怪作家曹聚仁一再說： “《大波》和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一般，乃是時代的真實記錄”， “《三國演義》那樣，看起來很象歷史，其實是小說，而《戰(zhàn)爭與和平》《大波》，看起來是小說，其實是歷史。《三國演義》的真實性低， 《大波》的真實性很高。” (曹聚仁《小說新語》)
在創(chuàng)造新文學時， “五四”新文學家們曾適時地廣泛地吸收了歐美文學的經驗，當然是很必要的，但同時也帶來不可忽視的偏差——歐化。不少新文學的開拓者們很快意識到這種傾向的嚴重性、危害性，并力圖從實踐中加以克服。可以說，李劼人的小說創(chuàng)作，特別是長篇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在克服歐化傾向，創(chuàng)造中國氣派和中國作風方面，是有著特殊貢獻的。李劼人的歷史小說，對環(huán)境的創(chuàng)造極其注意名勝古跡、歷史掌故的穿插描繪，以突出地方特色，對人物的刻畫極其注意服飾用具、生活起居的描繪刻畫，以突出時代風尚。更重要的是作家能夠成功地將人物性格和周圍環(huán)境統(tǒng)一起來，再現著“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性格。”小說的對話，更側重方言俗語，以及當時流行的新名詞，使作品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和時代特點。書中所寫的景物尤如一幅幅風景畫，所寫的人物個性突出，特別是幾十個個性不同的女性。如《大波》(下)寫黃瀾生為慶賀吳鳳梧任標統(tǒng)，王文炳被委任為新津縣知縣，在聚豐園包了一桌魚翅席弄到家來吃時，有這樣一段描寫：
“陶剛主、徐獨清來得最早，孫雅堂是喝了血酒，便同男主人一道攏的。三點五十分，王文炳才來，算是已經遲了一點五十分。
“他穿的是一身嗶嘰洋裝，因為是借來的，過大一點，不過大家都不覺得。他一進書房，不及取帽子，放手杖，就向大家筆直地把手一伸，而第一個應該同他握手的是孫雅堂，卻莫名其妙的把他定睛看著。
“‘把你的手伸出來握呀!這是文明禮節(jié)，我們穿了西裝的就應該行這個禮節(jié)!’
“‘啊!原來如此!’然而伸出的卻是左手，因為他的右手捧著水煙袋在。
依次也有左手，也有右手，大家把握時，都新奇的笑著。最后到了黃太太，她起初不肯伸出手去，覺得男女握手，就和親嘴一樣，勢非達到某種程度，是不可以的。然而王文炳一只大手，老是那樣伸著。她的丈夫和孫雅堂等，也那樣笑著在說：‘怕啥子!這是西洋禮節(jié)，男女是該握手的。現在反正了，更不比從前。’
“而后她才毅然把右手伸出，笑到抬不起頭，把王文炳的手緊緊捏住。
“振邦、婉姑都拍著手笑道： ‘媽媽不好意思呵!’”
這是一段出色的描繪!方言與新名詞配合運用，外貌與心理描寫并重，把男女大防開禁后的心理、個性，維妙維肖地寫了出來，可謂神來之筆。
《死水微瀾》、《暴風雨前》、 《大波》、 《天魔舞》以它獨特的內容和藝術填補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空白，開拓著民族化的道路!
“敢有文章驚天下”
李劼人詛咒的“天魔”、 “惡勢力”終于被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革命洪流埋葬了。人民的解放，新中國的成立，給李劼人的創(chuàng)作帶來了新的青春，毛澤東文藝思想和黨的文藝方針，使他獲得了新的藝術生命。他更加積極、認真、勤奮地為人民寫作。解放以后，他在擔任成都市人民政府副主席，歷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成都市副市長等行政工作的同時，又根據作家出版社馮雪峰等同志的建議，從1954年開始修改《死水微瀾》、 《暴風雨前》，并計劃在寫完《大波》之后繼續(xù)寫若干部長篇小說。他的具體計劃是： “以《死水微瀾》為第一部， 《天魔舞》為結尾。當然中間還包括護國之役，五四運動，新思潮勃發(fā)，第一次大革命失敗，軍閥統(tǒng)治時期，蔣介石入川以后，用幾部長篇小說連貫起來，有系統(tǒng)地反映四川社會整個的變化。讓青年人知道老一輩的人，受到多少苦難，而今他們是多么幸福。說起來這也是一種‘苦難的歷程’。不過這不是一個人的歷程，而是一個社會的歷程。”(范琰《‘菱窠’訪劼老》)
為了實現這一宏偉計劃，李劼人花了極大的精力去搜集資料，調查訪問當事人，研讀史籍，聽取讀者意見，重讀中外名著，如《三國演義》、《水滸》、《紅樓夢》、 《金瓶梅》、《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唐·吉訶德》、《悲慘世界》、《基度山恩仇記》、《約翰·克里斯朵夫》、《大衛(wèi)·科波菲爾》、《勞動》、《戰(zhàn)爭與和平》，研究那些藝術大師的創(chuàng)作經驗。經過如此充分的準備，從1954年開始，利用全部業(yè)余時間修改他的“反映歷史進程”的第一個三部曲，將《死水微瀾》修改了十分之一，195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暴風雨前》抽去幾章，補寫了幾章，全書改動三分之二，195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大波》完全是另起爐灶，1954年寫了一遍，覺得不好，丟掉了，1955年又寫第二遍，十多萬字，還是覺得不好，又丟掉了。1956年開始寫第三遍，內容增加了三分之二，篇幅卻減少了五分之二，把原來的三卷，改為四部。1958年3月重寫本《大波》第一部出版，1960年6月第二部出版，1962年6月第三部出版。第四部寫到第四章，約十二萬字，病魔無情地奪去了這位老作家的生命。
李劼人對這些作品的改寫是十分成功的，思想上和藝術上都得到了極大的提高，突出地表現在：
一、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tǒng)一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認為： “必須盡力寫出時代的全貌，別人也才能由你的筆，了解到歷史的真實。”(李劼人《〈大波〉第二部書后》)修改后的三部曲，特別是另起爐灶的《大波》，確實盡力寫出了辛亥革命時代的全貌，不僅涉及到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思潮，而且還特別注意了一般人的生活起居，服飾打扮，風俗習慣，可謂全面展現了當時的生活圖景!在這個圖景里認真嚴肅地寫每一件事，每一個人，甚至每一句話。如夏之時參與的龍泉驛起義，周善培等人物，李劼人都還了他一個歷史的本來面目，甚至比周善培自己于1957年所寫并由重慶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題為《辛亥四川爭路親歷記》的回憶錄還要可靠，連端方被砍頭的時間、地點都寫得相當準確，歷史學家也不得不贊嘆、佩服!史學界的許多同志幾乎一致認為：《大波》可以作為歷史，其中不少材料可以作為史料引用。通過李劼人的筆，讀者確實可以了解到辛亥革命的歷史真相!
二、人物更加統(tǒng)一，個性更加突出。三部曲的人物，一部分為真人，一部分為虛構，寫歷史的多為真人真事，寫世情的多為虛構， 《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兩書中的人物全為虛構， 《大波》中的人物虛實參半。1935年寫作時， 旋寫旋出版，沒有統(tǒng)一修改，因而一些人物不連貫，不統(tǒng)一。1954年修改重寫時作了極為周密的計劃，不僅對每一個人物的言行作了通盤考慮，而且對虛構的人物也作了縝密的安排，使之有機地統(tǒng)一起來。對歷史人物，他寫得活，如那個風云一時的端方，作家沒放過一筆，第二章、五章、七章、十章，明快而遒勁，細膩而周密地描繪他，從外形到內心，寫得神形俱似。連當年與之相處過的人也連聲說道： “就是他!就是他”;對虛構的人物，李劼人寫得真，尤如實有其人，如蔡大嫂、羅歪嘴、顧天成、郝達三、黃瀾生及其太太等等，無不維妙維肖!《死水微瀾》中的顧天成、蔡大嫂、郝達三， 《暴風雨前》中的吳鳳梧、伍平等都成為三部曲中的貫串人物，由他們而引伸到農村，到邊陲，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無論是真人，還是虛構人物，李劼人都給予了巧妙的藝術安排，讓兩者互相烘托，相互映襯。虛構人物也能看出真人的影子，如《暴風雨前》、《大波》中的一個重要人物葛寰中，稍稍了解保路斗爭歷史的人，誰都看得出有一部分就是周善培的影子。吳鳳梧這個人，許多熟悉成都歷史事實的人，都曉得他身上包含孫兆鸞的成分。李劼人就這樣在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統(tǒng)一中寫活每一個人物!
三、全書使用的語言，經過了更加嚴格認真的選擇和提煉，丟掉了一些不易為更眾多的讀者了解的方言土語，使之更規(guī)范化!
除了修改重寫的以上三部曲外，李劼人這一時期還寫了《解放前夕一小鎮(zhèn)》(即《天要亮了》)、《幫林外婆搬家》等為數不多的幾個短篇。《回憶少年中國學會成都分會之所由成立》、《回憶在法國勤工儉學時的片斷生活》等回憶錄，給研究五四運動留下了寶貴的參考資料。
從以上敘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李劼人的創(chuàng)作， 可以以1935年《死水微瀾》為界分為兩個時期。從1912年到1935年為前期，作家主要致力于短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這又很明顯地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從1912年到1919年為第一階段，或者叫做嘗試階段，從1920年到1935年為第二階段，或者叫做成熟階段。從1935年到1962年為后期，作家主要致力于長篇歷史小說的創(chuàng)作、修改、或重寫。前后兩個時期互相銜接，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展示了李劼人所走的一條寬闊而又正確的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道路!
注釋
附錄一 李劼人主要著譯目錄:
《同情》(日記體中篇小說),1923年3月作于法國蒙北烈, 初載1923年6月15日至8月15日《少年中國》第4卷4、5、6期,1924年作為“少年中國學會叢書”由中華書局初版。
《死水微瀾》(長篇歷史小說),1935年7月作于成都,1936年7月作為“現代文學叢書”,由中華書局初版,1955年10月作家出版社新版,1958年5月作家出版社重版。
《暴風雨前》(長篇歷史小說),1936年作,同年作為“現代文學叢書”由中華書局初版,1956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修改本。
《大波》上(長篇歷史小說),1936年作,1937年1月作為“現代文學叢書”由中華書局初版,1950年作家出版社重版。重寫本,1957年5月脫稿,初載1957年9月《收獲》第2期,1958年3月作家出版社初版。
《大波》中(長篇歷史小說),1936年作,1937年4月作為“現代文學叢書”由中華書局初版。重寫本,1959年12月脫稿,初載1960年3月《收獲》第3期,1960年6月作家出版社初版。
《大波》下(長篇歷史小說),1937年作,1937年7月作為“現代文學叢書”,由中華書局初版。重寫本,1961年12月完稿,1962年6月作家出版初版。
《好人家》(短篇小說集),1945年6月編,1946年6月由中華書局初版。內收有1924年至1936年間所作短篇小說十篇。
《天魔舞》(長篇小說),1947年春作,1947年5月9日至1948年3月18日載成都《新民報·天府》副刊。
《李劼人選集》(第一、二、三、四卷),1980年、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版。
附錄二 李劼人研究資料簡目:
郭沫若《中國左拉之待望》,1937年《中國文藝》第1卷第2期。
周太玄《好人家·序》, 1946年中華書局初版《好人家》。
閻綱、沉思《繪聲繪色的〈大波〉》,1962年10月《文藝報》。
易征《細膩與真實——談李劼人作品的人物描寫》,1979年《新苑》第2期。
張秀熟《李劼人選集·序》,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版《李劼人選集》第1卷。
王錦厚、伍加倫《李劼人創(chuàng)作道路初探——兼談關于李劼人的評價問題》,1981年1月《四川大學學報》第1期。
伍加倫、王錦厚《李劼人傳略》,1983年1月《新文學史料》第1期。
艾蕪《李劼人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1983年《四川作家研究》第2集,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19輯。
曹景行《曹聚仁對李劼人作品的評價》,1983年《四川作家研究》第2集,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19集。
伍加倫、王錦厚《李劼人年譜》,1983年《四川作家研究》第2集,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19集。
溫晉儀著、李眉譯《〈死水微瀾〉法譯本前言》,1983年《四川作家研究》第2集,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19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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