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札趣談·曾國藩

《曾國藩》：曾國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號滌生。清大臣。湖南湘鄉人。道光間進士。曾任四川鄉試正考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內閣學士、禮部右侍郎。咸豐三年(1853年)奉命幫辦團練，后擴編為湘軍，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 受封一等侯爵。同治四年(1865年)受命督辦直隸(今北京)、山東、河南三省軍務，鎮壓捻軍。曾與李鴻章、左宗棠等創辦江南制造局、福建馬尾船政局等軍事工業。死后謚文正。有《曾文正公文集》《曾文正公書札》。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 ——給曾紀澤的信 (之一)

普天下的父母，除了埋兒的郭巨、殺女的王玉輝 (借用吳敬梓創作的典故)，大約無不愿子女能成龍變鳳，或乘龍跨鳳，至少也得攀龍附鳳; 而少爺小姐們卻往往不爭氣，甚至“甘居下游”，蛻化成了夜游鳥和懶蛇。老爺太太花錢費心，結果卻只能造就成一輩又一輩的高衙內和孔二小姐。可是，在封建社會晚期的達官貴人中，至少也有一個例外，此人在教育子女方面，可以說獲得了完全的成功，這個人就是曾國藩。

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和曾紀鴻都沒有變成“衙內”和“大少爺”： 曾紀澤詩文書畫俱佳，又以自學通英文，成為清季著名外交家; 曾紀鴻不幸早死，研究古算學也已取得相當成就。不僅兒子個個成材，曾家的孫輩還出了曾廣鈞這樣的詩人，曾孫輩又出了曾寶蓀、曾約農這樣的教育家和學者，原因就在于曾國藩教子有方，“愛之以其道”。

曾國藩像

這是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五日曾國藩寫給他兒子曾紀澤的信。信中稱：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錦衣玉食而后謂之奢也，但使袍呢褂俯拾即是，輿馬仆從習慣為常，此即日趨于奢矣。見鄉人則嗤其樸陋，見雇工則頤指氣使，此即日習于傲矣。” 又說： “京師子弟之壞，未有不由于驕奢二字者，爾與諸弟其戒之，至囑至囑。”從信中可見他絕不為子女謀求任何“特殊化”。他的兒子可算是“正牌高干子弟”了，但卻沒有一點驕氣和傲氣。正如有人所講：“百年以來，對曾國藩的評價，從 ‘古今完人’ 到 ‘漢奸劊子手’，相隔有如天壤，但誰都不能不承認他教子確實獲得了完全的成功。”



“或中或不中，無甚關系” ——給曾紀澤的信 (之二)

曾國藩對于子孫，無論是讀書或是做人方面，要求都極其嚴格，但又不是一味督責，而是視身教重于言教，根據自己的親身體會，出之以討論研究的態度，所以指導切實中肯，收效也就格外顯著。

“余生平有三恥：學問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獨天文算學毫無所知，雖恒星五緯亦不識認，一恥也; 每作一事，治一業，輒有始無終，二恥也; 少時作字，不能臨摹一家之體，遂致屢變而無所成，遲鈍而不適于用，近歲在軍，因作字太鈍，廢閣殊多，三恥也。爾若為克家之子，當思雪此三恥。推步算學縱難通曉，恒星五緯觀認尚易。家中言天文之書，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禮通考》中《觀象授時》一種。每夜認明恒星二三座，不過數月，可畢識矣。凡作一事，無論大小難易，皆宜有始有終。作字時先求圓勻，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書一萬，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則手腕毫不費力，將來以之為學，則手鈔群書，以之從政，則案無留牘。無窮受用，皆從寫字之勻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以彌吾之缺憾矣。”這是咸豐八年八月二十日曾國藩給其子曾紀澤信中所言，可知曾國藩教子有方。

曾國藩對于子孫，只求其讀書明理，不求其做官發財，甚至也不求其早日成名。這一點在此信中亦有體現，他說：“今年初次下場，或中或不中，無甚關系。榜后即當看《詩經注疏》。以后窮經讀史，二者迭進。國朝大儒，如顧、閻、江、戴、段、王數先生之書，亦不可不熟讀而深思之。光陰難得，一刻千金! 以后寫安稟來營，不妨將胸中所見、簡編所得馳騁議論，俾余得以考察爾之進步，不宜太寥寥，此諭。”

毛澤東1917年8月23日致黎錦熙信中說： “愚意所謂本源者，倡學而已矣。惟學如基礎，今人無學，故基礎不厚，時虞傾圮。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而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轉引自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 不管怎樣說，曾國藩確有學問和能力，而且他的學問和能力并沒有“一世而亡”。雖然他是封建王朝的“忠臣”，是封建秩序和封建正統思想的忠實捍衛者，他的政治立場和思想體系毫無疑問應該受到批判，但他教子獲得成功卻是一個歷史事實，無法抹殺，也無須抹殺。



“我應送禮者，爾寫信稟知” ——給曾紀澤的信 (之三)

這是曾國藩于咸豐九年九月初七日寫給他的兒子曾紀澤的信。信中說：“爾外祖母九月十八日壽辰，茲寄去銀三十兩，家中配水禮送去。以后凡親族中有紅白喜事，我應送禮者，爾寫信稟知，其豐儉多少，大約之數，爾稟四叔及爾母酌量寫來可也。此次寄丸藥二瓶，一送叔祖，一寄爾母。服之相安否，爾下次稟知。”

曾國藩咸豐九年九月初六日日記里說： “寫家信一件，寄參茸丸二瓶，每瓶重八兩，一寄叔父大人，一寄內子，將派戈什咔送去。施以蕭營飭知尚未辦齊，改次日送去。”初七日記里說：“又專人送家信。”可知他初七日給曾紀澤的這封信是與他日記的記載相吻合的。曾國藩權綰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可他對岳母、叔父的壽辰、身體如此關心，且親備禮物，遣子送上，嚀囑兒子“以后凡親族中有紅白喜事，我應送禮者，爾寫信稟知”，這一方面表現他作為晚輩的人子之心，也身體力行，使得晚輩亦能像他那樣知仁盡孝。



“趁此盡可引退” ——給曾紀澤的信 (之四)

同治九年八月初八日寫給曾紀澤的信。信中說： “字諭紀澤兒： 接爾初四、五、六、七等日稟，具悉一切。余之謝恩摺于初七日拜發，恭辭兩江新任，實不敢以病軀當此重寄。摺稿鈔寄爾閱，昨已寄澄、沅兩叔矣。如左目長有一隙之明，則還山亦有至樂; 若全行盲廢，則早晚總不能服官，趁此盡可引退，何必再到江南畫蛇添足? ”查曾國藩于同治九年八月初七日具摺辭兩江總督新任，當時曾國藩“胃口尚好，惟兩腿酸軟未愈，上下皆需人扶掖”，他在信中稱他“早晚總不能服官，趁此盡可引退，何必再到江南畫蛇添足” ?可看出曾國藩“不敢以病軀當重”的為官之道。



“望常以此教誡子侄為要” ——致四、九弟書

致四、九弟書寫于同治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即1867年11月18日，信的抬頭為 “澄、沅兩弟左右”。信中說： “吾見家中后輩，體皆虛弱，讀書不甚長進，曾以學為四事勖兒輩，一曰看生書宜求速，不多讀則太陋。一曰溫舊書宜求熟，不背誦則易忘。一曰習字宜有恒，不善寫如身之無衣，山之無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則如人之啞不能言，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蓋閱歷一生而深知之，今亦望家中諸侄力行之。兩弟如以為然，望常以此教誡子侄為要。”勖(讀xù)，是勉勵的意思。在數十年的實踐中，曾國藩深深體會到： 學習應該有好的方法，因而在這封家信中，他諄諄告誡弟弟讀書時要將“泛讀”與“精讀”結合起來，既求其精，也要求其博; 溫舊書與背誦并舉，既“溫書”又“背誦”; 寫字則必須有“恒心”; 要善于作文，而作文則需要認真思考。并且說：“兩弟如以為然，望常以此教誡子侄為要。”這些經驗之談，今天仍有指導意義。

咸豐九年九月初七日曾國藩寫給曾紀澤的信

同治九年八月初八日曾國藩寫給曾紀澤的信

曾國藩信札

曾國藩致郭嵩燾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