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札趣談·曹禺

《曹禺》：曹禺(1910-1996)，劇作家。原名萬家寶。湖南潛江人。1928年入南開大學，后轉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學習。畢業后升入清華大學研究生院研究戲劇，不久因故中止，后到保定中學、天津河北女子師范學院教書，并進行戲劇創作。抗戰勝利后，與老舍一起到美國講學。建國后，任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等職。后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劇協主席、中國作協理事、中國文聯主席等職。著有劇本《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家》(根據巴金小說改編)《明朗的天》《膽劍篇》(與人合作)和《王昭君》等。現出版有《曹禺選集》《曹禺劇作選》等。



“各位同志工作辛苦” ——致夏家善的信

“各位同志工作辛苦，用在我的劇本創作上，甚歉疚，也為你們惋惜大好時間。”這是1984年11月4日曹禺致南開大學夏家善信里的話。此信向人們透露出曹禺早期作品被重新發掘的真實故事。

1985年曹禺在南開中學與校領導及南開大學部分教師合影，前排右3為曹禺。

1922年，12歲的曹禺懷著對未來生活的美好幻想和憧憬，考入天津南開學校。當時的曹禺，才華橫溢，思想活躍，志趣頗高。除課堂學習外，他還與同學一起辦刊物，搞創作，參加反帝反封建的戲劇宣傳活動。從進入中學起，曹禺對文學情有獨鐘，課余創作了大量文學作品。在南開就讀期間，曹禺有沒有創作過劇本?為了弄清這個問題，南開大學的夏家善等人決定到北京去訪問曹禺。聽說是從南開來的，曹禺非常高興，他說： “歡迎你們來做客，咱們都是南開校友。”夏家善等人說明了來意。曹禺沉思了一會兒，帶著肯定的語氣說：“在南開讀書時，我曾經改譯過劇本，可惜年代久遠，現在都失傳了。”

告別曹禺回到天津，他們便開始了尋找曹禺失傳的改譯劇本的工作。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版物頗多，到哪里去尋找曹禺失傳的劇本呢?他們先后在南開中學和南開大學的圖書館，翻閱曹禺讀中學期間的有關報紙和雜志，可惜這兩所學校在日本侵華時期慘遭轟炸，當時的報紙和雜志保留不多，未能發現線索。之后，他們又去天津市圖書館查閱解放前報刊，也一無所獲。這時，他們只好帶著試試看的心情，去北京國家圖書館查找。他們大海里撈針，翻閱了上百種出版物，最后終于在1929年的《南開大學周刊》上發現了兩個改譯劇本《冬夜》、《太太》，署名“小石”。聽說曹禺青年時代曾用過“小石”的筆名，這是不是曹禺失傳的改譯劇本呢?為了得到證實，夏家善等給曹禺寫了一封信，詢問此事，一個星期之后，曹禺寫來這封回信。

曹禺在這封信中說：“署名‘小石’的改譯劇本，我料想，可能是我做的。不讀該本，實在想不準。”夏家善等隨即把這兩個劇本的復印件寄給曹禺。大約四五天的樣子，曹禺從上海打來電話，說：“看過你們寄來的《冬夜》、《太太》，這兩個劇本確是我在南開大學讀書時改譯的。謝謝你們花費心血找到了它。”曹禺失傳的改譯劇本找到了。

曹禺致夏家善信

《冬夜》 和 《太太》都是家庭問題劇。作者企圖通過家庭這個社會的細胞來顯示和剖視社會。為了適應中國觀眾的欣賞心理，曹禺在改譯時，根據劇情的需要，把劇中的人物、服飾、語言中國化了。可以說，這兩個改譯劇本是曹禺在創作《雷雨》這個家庭劇之前的重要試筆之作。



“他們急需該書一讀” ——致崔國良的信

1985年10月，南開大學的崔國良收到了曹禺先生的一封信，信中說：“在渝見南京大學陳白塵教授，他的研究正致力于中國話劇史。曾聞我出版社已印出《南開話劇運動史(料)》一書。他們急需該書一讀： 尤其是《新村正》劇本。據說此劇早于胡適的《終身大事》，應有所改正。”信里提到的那本書便是崔國良等人編纂的 《南開話劇運動史料》。

南開話劇在中國話劇史上帶有開創性，曾有過自己的輝煌，但少有人提及。上世紀80年代，崔國良與夏家善等人商定，一起搜尋南開話劇史料，編纂一本《南開話劇運動史料》，先劃定為1909-1922年。書稿編就后，他們想請在南開話劇史上成就卓著的曹禺先生寫個序。當崔國良拿著這部書稿拜訪他時，他對此異常感慨。原來，1929年張彭春赴美前曾議定搜集話劇史料，這個任務交給曹禺。到了1930年上半年，曹禺只完成了編輯演出過的改譯劇本《爭強》單行本的出版，而搜集話劇史料的工作未能實現。新中國建國后，有關部門曾有過搞中國話劇史料的計劃。當時周恩來總理一再囑咐： “要把天津和北方其他各地的早期戲劇運動寫上去。” 曾禺說： “都因為我太忙了，沒有做。”建國十年大慶時，出版了《中國話劇運動五十年史料集》，先后出版了三集。由于“左”的思想的影響，因而沒有收進天津和北方的演劇史料。周總理看了以后非常不滿意。曹禺說周總理當面同戲劇評論家鳳子說： “為什么北方這么重要的戲劇活動一點都不談呢? ”

曹禺聽了崔國良他們編的 《南開話劇運動史料 (1909-1922)》 一書的情況介紹，非常高興。興奮地說：“周總理在世時，早就要求我們搞，可惜我太忙。今天你們做了這件事，太好了。你們的書出來了，就不怕人家不承認，二十年以后讓評論家去評論吧! ”曹禺如約為這本書寫了一篇長長的序，不久又將該書推介給陳白塵等人。他在給崔國良信中所講的正是這件事。



“他是一位可以紀念的人物” ——致高素鳳的信

1980年，高素鳳作為天津市文聯《劇壇》編輯部的編輯，為創刊五周年活動趕赴上海，請曹禺先生為該刊題詞。在曹禺家中，曹禺先生感慨地提到了近代新文化運動先驅者李叔同先生，建議在天津修復李叔同故居。

8月11日，曹禺特地給高素鳳寄來這封信。他說，李叔同是一位生在天津、長在天津的了不起的文化名人，對我國教育、美術、戲劇、音樂、書法等事業都做了很大的貢獻。他是中國話劇的先驅，最早引進西方戲劇到中國的人，而且是第一個男扮女裝演《茶花女》主角的人。信中說：“不管他生在哪里，他是一位可以紀念的人物。”又說：“叔同先生39歲出家為僧，62歲死。我意擬立他青年或中年(未出家之前)的便裝像，不知可否，請同志商定。”信中還提供有關李叔同的生平資料等。高素鳳將曹禺信中的意見報告給時任天津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石堅。石堅立即轉達給當時的天津市市長李瑞環，并商定出一個修復李叔同故居的方案。提起這件事，石堅同志至今還深有感慨地說：“最早建議修復李叔同故居并被列入市政府議事日程的不是別人，正是曹禺大師。如果李叔同故居修復后評功的話，第一位功臣應當是曹禺。”

曹禺致崔國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