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德莫爾生平簡介,帕德莫爾歷史評價,帕德莫爾怎么死的？

喬治·帕德莫爾(GeorgePadmore，1903?—1959)，泛非運動的倡導者和組織者，曾經是共產國際領導下的黑人工人運動的主要負責人之一。

帕德莫爾原名馬爾科姆·伊萬·麥雷迪斯·諾思，1903年①生于今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共和國的特立尼達島阿魯卡縣(AroucaDistrict)。他的父親是一個生物學家，曾任中學校長，后任教育部高級農業教師，退職后經營過一個小農場，著有一本關于西印度群島地理方面的書(未出版)。他的祖父是巴巴多斯人，原是黑人奴隸，后來做了泥水匠，移居到了特立尼達。在特立尼達的各個種族集團中，從非洲販賣來的黑奴的后裔人數最多;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他們過著悲慘的生活。祖父經常向小帕德莫爾講述身為奴隸的不幸遭遇。帕德莫爾很早就意識到了黑種人和白種人的對立。當他后來成長為一個政治活動家的時候，就以捍衛黑色人種的利益、謀求黑色人種的解放為己任，并且常常談到自己是一個黑奴的孫子。

帕德莫爾出生后不久，他家遷到特立尼達首府西班牙港。1918年，16歲的帕德莫爾從中學畢業，旋即在一家報社當了采訪航運業新聞的記者。這個職業使他養成了追蹤時事發展的敏感性，也使他了解了這家英國殖民者操縱的“骯臟的報紙”的內幕。他逐漸對自己的工作感到憎惡，他最終與報社的一個英國編輯鬧翻而被解雇。

帕德莫爾決心到美國去接受高等教育。1924年9月，他考進美國田納西州納什維爾的菲斯克大學，攻讀法律。他學業優秀，擅長演講，而且參加了該校學生報紙《菲斯克先驅》的采編工作。在這里，他與后來成為尼日利亞民族獨立運動主要領導人的本杰明·阿齊克韋初步相識。由于三K黨在這所大學里活動猖獗，校長又限制進步學生的活動，帕德莫爾決定轉到紐約去上學。1927年9月，他獲準進入紐約大學法學院。不久，他參加了美國共產黨，開始了職業政治活動家的生涯。他從不去聽課和參加考試，結果在當年12月份就被降了級。據說是在美國共產黨的建議下，他又到霍華德大學法學院去注了冊。由于從事革命活動的需要，他在1928年初開始使用“喬治·帕德莫爾”這個假名。他經常奔走于華盛頓和紐約之間，負責散發“國際反帝青年同盟”的宣傳材料。他還和別人在紐約哈萊姆黑人區合編一份美共面向黑人的刊物《尼格羅戰士》。為了維持生計，他在航行于伍德遜河的船上干活，還當過一段守門人。在這期間，他基本上是站在共產黨人的立場上來看待種族問題的，即把黑人問題當作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但他有時片面地強調黑人問題對于美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意義，而且一旦同黨發生意見分歧，就要在黑人出版物中批駁黨的意見，而這一點，正是后來共產國際譴責他為“黑人沙文主義”、“黑人種族主義”、“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早期表現。

帕德莫爾的積極活動引起了美共領導人福斯特的重視。1929年7月，共產國際領導下的反帝大同盟(LAI)在法蘭克福召開第二次大會。美國共產黨派帕德莫爾和J·W·福德參加了這次會議。會上決定在1930年召開一次世界黑種工人會議，帕德莫爾被選入籌備委員會(J·W·福德任主席)，負責編制一份西印度群島黑人勞工組織的名單。從法蘭克福會議起，帕德莫爾開始參加共產國際的活動。

帕德莫爾回到美國后，參加美共領導的職工會聯盟(Tuul)在克利福蘭召開的會議。在會上，他強烈譴責白人沙文主義和有些黑人上層人物一心迎合白人資產階級的行為。會后，福斯特決定讓帕德莫爾中止他的學業，同他一起飛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克利福蘭會議的情況。1929年12月，共產國際決定把帕德莫爾留下。1930年，他被安排到專門培訓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學生的東方勞動大學，講授關于殖民主義問題的課程。同時，他成了紅色工會國際黑人局的負責人。帕德莫爾為鮑羅廷主編的英文報紙《莫斯科每日新聞》撰寫了很多關于黑人和非洲問題的文章，還參加共產國際調查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執行情況的工作，在莫斯科受到很高的禮遇。同年“五一”國際勞動節，他登上紅場觀禮臺。不久，他和斯大林、卡岡諾維奇等蘇聯主要領導人一起被選入莫斯科市蘇維埃。

經過帕德莫爾等人為期一年的籌備，第一次國際黑人工人會議于1930年7月在德國漢堡召開。來自美國、牙買加、特立尼達、南非、尼日利亞、黃金海岸(今加納)、塞拉利昂、岡比亞、喀麥隆和法屬蘇丹(今馬里)的17名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帕德莫爾發言強調指出，黑人的斗爭是與亞洲的革命運動聯系在一起的，二者都證明有色人種的覺悟在提高，他們要求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他告誡黑種工人領袖要警惕黑人上層人物將運動引上“加爾維主義①、泛非主義、民族改良主義和工會改良主義”的歧途，并表示對美國黑人用美國人的眼光看待非洲問題這種傾向感到憂慮。這里所謂“用美國人的眼光看待非洲問題”，是指當時美國黑人只把非洲問題看作爭取種族平等的問題，而不是看作非洲各族人民擺脫帝國主義統治、獲得民族獨立的問題。帕德莫爾主張在應征參加殖民軍隊的黑人中激發政治獨立的思想，“一俟時機到來，他們就能夠為其自身的民族自由而戰斗”。他的這個觀點沒有得到與會代表的廣泛響應。會議結束時成立了“國際黑人工人工會委員會”(ITUC—NW)，作為紅色工會國際的下屬機構。帕德莫爾作為美國的代表被選入這個機構。

在以后的三年多時間里，帕德莫爾除在維也納住了幾個月外，都是在德國度過的。他擔任了國際黑人工人工會委員會書記，是它的機關刊物《黑人工人》的主編和撰稿人。他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滿懷熱忱。在這個組織成立后第一年里編寫的25本小冊子中，他撰寫了6本，其中最有價值的一本叫作《黑人勞工的生活與斗爭》。作者以確鑿翔實的資料，揭露了帝國主義對非洲、西印度群島和美國黑人的奴役，回顧了黑人爭取解放的斗爭過程和他們的各種組織所起過的作用，闡明了國際黑人工會委員會的任務。在這個時期，他還是堅持用階級分析的觀點看待種族問題的，主張國際黑人工會委員會應遵循階級路線，而不是種族路線。他在《黑人工人和帝國主義戰爭》這本小冊子里，批判了加爾維發起的“回到非洲去”運動，甚至批評泛非運動的倡導者杜波依斯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杜波依斯后來才成為共產主義者——作者注。)

1933年1月希特勒上臺后，國際黑人工人工會委員會立刻就感受到了法西斯主義的壓力。6月，《黑人工人》被迫轉移到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去編印。它在漢堡的辦公室被查封;包括帕德莫爾在內的許多工作人員被逮捕。帕德莫爾持有英國護照，他被關押6個月之后，被引渡到了英國。在那里，共產黨是合法的，他能夠繼續主持《黑人工人》的編輯工作。

隨著法西斯主義成為世界和平的最兇惡的敵人，共產國際著手調整它的策略路線。考慮到國際黑人工人工會委員會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英、法的殖民地問題和美國的種族關系問題，不利于和這些國家結成共同反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戰線，因此就決定解散這個組織。帕德莫爾對這一策略路線上的轉折大為不滿。對他來說，帝國主義主要就是指的英帝國主義。他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批判一向都是針對英國的。據當時曾和他深談過的人回憶，當討論到非洲問題的時候，他的意思總是指的英屬殖民地，“我不記得他跟我談到過法屬和葡屬殖民地。”共產國際解散黑人工人工會委員會的決定是在1933年8月13日做出的。當帕德莫爾在英國獲悉這一決定之后，當即就辭去自己的一切職務，隨后還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陳述了自己的立場。他認為共產國際的決定“使亞洲年輕的民族解放運動蒙受了犧牲”，“我認為這是對我的人民的基本利益的一種背叛，我不能使自己和它同道而行”。他很快就在報刊上發表自己的看法。在這種情況下，共產國際鑒于他的“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錯誤”，于1934年2月把他開除。

從1935年到1957年，帕德莫爾一直住在倫敦。正是在這個階段里，他的泛非主義思想得到了充分的發展。泛非主義是世界黑人反對西方殖民統治和白人種族歧視的產物。首先提出泛非主義的是特立尼達黑人著名律師亨利·西爾威斯特—威廉斯。在他的倡導下，1900年在倫敦召開了由美國、西印度群島和非洲黑人知識分子參加的第一次泛非會議。①美國黑人學者杜波依斯在1919—1927年主持召開了四次泛非會議。但是投身于泛非運動的仍然幾乎全是美國和西印度群島的黑人知識分子，加上加爾維鼓吹的“黑人復國主義”削弱了這個運動，所以在帕德莫爾開始定居倫敦的時候，它正處于衰落不振的狀態中。帕德莫爾一方面和杜波依斯取得聯系，希望他幫助實現非洲、美國、西印度和其他地區的黑人的統一;另一方面同倫敦的西非學生聯合會的成員和其他非洲民族主義者，如肯雅塔、威廉斯、華萊士—約翰遜、阿齊克韋、賈賈·華庫庫等，進行了廣泛的接觸。這樣，帕德莫爾就成了溝通美國、西印度的老一代泛非主義者和正在崛起的新一代非洲民族主義領袖的橋梁。同時，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帝國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的個別論斷，把蘇聯解決民族問題的某些經驗，引進了泛非主義的思想體系。通過大量的著述活動，他把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民族利益與國際合作、反帝理論與黑人種族意識揉合到一起。他的思想雖然是各種成分的雜拌兒，但適應當時年輕的非洲民族主義者的需要，產生了不小的影響。這些人一方面痛恨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對十月革命解放了沙皇俄國統治下的被壓迫民族這一事實感到興奮，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接受完整的共產主義學說。

1937年，帕德莫爾和一個名叫多羅塞·派澤的英國女人結了婚。他們起初住在西印度人聚居的任科思霍橋大街的公寓里，后來又移居到拉塞爾廣場附近的吉爾福德大街。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亞的戰爭爆發以后，帕德莫爾著文指出，這是“又一次種族間的戰爭”，呼吁全世界的黑人都援助埃塞俄比亞。他還和一些黑人民族主義者發起創立了埃塞俄比亞國際非洲之友委員會。1937年3月，他建立了國際非洲事務局(IASB)。這仍然是一個以西印度黑人為主的組織，進入它的7人執委會的非洲人，只有肯雅塔和塞拉利昂工會活動家華萊士——約翰遜。在非黑人的政黨和群眾團體中，帕德莫爾只和英國獨立工黨保持著密切的接觸。他的許多文章都是在該黨機關刊物《新領袖》上發表的。他的組織經常和獨立工黨采取聯合行動。盡管如此，他仍堅持本組織的獨立性。當獨立工黨請他加入該黨并作為該黨議會候選人時，他均加以拒絕。1939年夏，帕德莫爾代表泛非運動參加了歐洲各國社會黨在巴黎召開的會議。他發言的主要論點是：非殖民地化是不可避免的。為了加速這一進程，現在就應當筑起一個黑人的棱堡，起初它會被資產階級分子控制，但最終結局將是社會主義。在這個事業中，英國工人應當幫助他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帕德莫爾的國際非洲事務局發表了《告有色民族書》。這一聲明指出：德國納粹、意大利法西斯和英、法政府，都是帝國主義匪幫，他們之間發生的沖突，對于受壓迫的殖民地人民來說是談不到有英雄和歹徒之分的。帕德莫爾說，非洲人既然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中一無所獲，那么他們也不會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成果中得到更多的東西。“大英帝國是目前為止人類發明的最壞的地獄”。他在1939年6月發表的《我為什么反對征兵》的文章里，表示只要英國不答應讓英屬殖民獨到立，就不支持英國反對德國法西斯的戰爭。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帕德莫爾始終堅持這一立場。1943年，當英國勞工大臣派給他一個為戰爭服務的職務時，他表示“寧愿坐牢，也不愿以任何方式幫助英帝國主義或任何其他帝國主義的這種戰爭努力”。

自從同共產國際脫離關系以后，帕德莫爾一直是反對共產主義的，尤其反對共產黨人把英美法帝國主義和德意日法西斯主義加以區分，認為共產黨人“在所謂好的和壞的帝國主義之間制造了一道人為的鴻溝”。但是，從民族主義立場出發，他對蘇聯在民族問題上的多數政策還是予以肯定的。他也贊揚了蘇聯在反法西斯戰爭中作出的貢獻。他寫了《俄國是怎樣改變了他的殖民帝國的：對帝國主義列強的挑戰》一書，指出蘇聯“在25年里為消滅文盲、提高中亞那些原來臣屬的民族的文化水平所做的事情，要比英國政府在印度和非洲兩個世紀里所做的多得多”。由于蘇聯鏟除了“帝國主義宗主國和殖民地外圍之間的被壓迫被剝削關系”，所以它就有足夠的力量打擊德國法西斯的侵略。正是從這點出發，他在給別人寫信時曾說：“我是多么希望看到一個真正的、共同繁榮的不列顛社會主義聯邦啊!”

在戰爭即將結束時，帕德莫爾傾全力于泛非運動。1944年底，帕德莫爾和其他一些人建立了泛非聯合會。參加該團體的有國際非洲事務局(帕德莫爾和英屬圭亞那人米利亞德、馬康南等)、肯尼亞吉庫尤中央協會(肯雅塔)、非洲青年聯盟塞拉利昂支部(華萊士—約翰遜)、都柏林非洲裔大學生協會(賈賈·華庫庫，此人后來曾任尼日利亞外交國務秘書)，此外還有一些英國的黑人組織。泛非運動的陣容顯然較戰前擴大了。1945年2月，帕德莫爾認為，召開第五次泛非會議的時機已經成熟。不久，成立了由帕德莫爾、肯雅塔、亞伯拉罕斯(南非黑人作家)、馬康南和米利亞德參加的籌備委員會。這時，恩克魯瑪從美國來到倫敦，也參加了這次泛非會議的籌備工作。他們二人作為籌備委員會的書記，為準備議事日程和邀請代表做了大量的工作。從這時起，兩個人密切合作了14年。恩克魯瑪一直把帕德莫爾視為自己的“老師”。

1945年10月15日，第五次泛非會議在曼徹斯特市政廳開幕，有二百多名代表出席，多數代表是非洲民族主義者。帕德莫爾和杜波依斯、恩克魯瑪是會議的主要組織者。會議開得很成功。恩克魯瑪認為：“前四次泛非會議并不是非洲當地人民覺悟的產物。……只有這次第五屆會議才為非洲民族主義提供了出路，并促進了非洲人的政治覺悟。”會議取得的這一重要成就是同帕德莫爾長期以來所做的宣傳和組織工作分不開的。這次會議決定建立常設機構“工作委員會”，由杜波依斯任主席、恩克魯瑪任秘書長，帕德莫爾的家成了工作委員會的臨時辦公室。

戰后初期，帕德莫爾積極支持了蘇丹、加納和尼日利亞爭取國家獨立的斗爭。1946年的夏天，在他報道巴黎和平會議的時候，采訪了胡志明，發表文章介紹了越南的民族解放運動，受到帝國主義分子的攻擊。

作為泛非主義理論的有影響的闡發者，帕德莫爾越來越明確地主張泛非運動必須獨立于帝國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之外。他在1949年10月寫給他的出版人的信中說，我們要堅決維護泛非主義的旗幟，既不要同盎格魯—撒克遜人，也不要同俄國人這樣的勢力集團攪在一起。當前面臨的主要困難是不讓共產黨人插手進來。1956年，帕德莫爾出版了他的代表性著作《泛非主義還是共產主義?》。書中強調指出：“泛非主義提供了一種一方面可以替代共產主義，另一方面又可以替代部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它既反對白人的種族主義，又反對黑人的沙文主義。它主張在絕對平等和尊重人類人格的基礎上實行種族共處。”帕德莫爾在書中對共產主義制度進行了攻擊。他的這些言論、主張對非洲許多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都產生過不好的影響。

1957年加納獨立后，帕德莫爾應邀擔任了恩克魯瑪的非洲事務顧問。在翌年初的幾個月里，他訪問了利比里亞、蘇丹和北非的獨立國家，為4月中旬在阿克拉召開的非洲獨立國家會議作了充分的準備。這年6月，他陪同恩克魯瑪出訪了7個非洲國家;7月，參加了在達荷美(今貝寧)召開的一次政治集會。1959年4、5月間，他隨恩克魯瑪到新獨立的幾內亞進行了國事訪問。7月，他又到利比里亞出席了利、幾、加三國首腦會議。正當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高潮進一步掀起的時候，帕德莫爾的肝病惡化。9月23日，帕德莫爾病逝于倫敦。應恩克魯瑪的請求，他的骨灰于同年10月4日被運到加納，埋葬于克里斯蒂安堡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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