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煌

明朝末年，社會危機四伏，熹宗朱由校上臺后，統治階級內部以閣臣為首的官僚集團與宦官的斗爭愈演愈烈。

天啟五年三月丙寅，殿試發榜，殿試一甲共3名，分別稱為狀元、榜眼與探花。榜首大書“余煌”兩字。多少士人夢寐以求的桂冠，堂而皇之地落在余煌的頭上。

余煌，字武貞，浙江會稽(今浙江紹興)人。東南沿海不僅經濟發達，而且學者文人薈萃，黨派林立。萬歷末年形成以顧憲成為首的東林黨。顧憲成(1550～ 1612)，字叔時，無錫人，萬歷八年進士，官至吏部文選郎中，以耿直著稱。后因事被排擠，與高攀龍等講學于東林書院，學者稱之為涇陽先生。講習之余，他諷議朝政，評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世稱東林黨。天啟時，宦官魏忠賢獨攬大權，政權操縱于魏黨手中。天啟四年，斗爭激化，都察院的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仆少卿周朝瑞，陜西副使顧大章6人，被魏黨攻訐而被捕下了詔獄，在獄中遇難，史稱“六君子”。六君子的死，表明魏黨獨攬朝中大權。為了將東林黨人趕盡殺絕，魏忠賢的死黨崔呈秀編造《天鑒》和《同志錄》，王紹徽編造《點將錄》，收集了不依附魏忠賢者的名單，號稱“東林黨人”，以便攻擊迫害。到天啟五年，特務橫行天下，如果百姓私下議論，或者觸怒魏忠賢，就被捕，甚至剝皮、割掉舌頭，被殺害者不可勝數。

就在全國上下一片白色恐怖之時，余煌中了狀元，踏上仕途。他被選為庶吉士，進翰林院學習，后來因學習成績優秀，留任翰林院編修。這個職位干好了，可調任六部尚書，然后一躍升入內閣，執掌國政。

從任翰林院編修起，余煌就不自覺地卷入竭力躲避的黨爭中。天啟五年八月，閹黨肆無忌憚地毀滅天下書院。十二月，張榜公布東林黨人名單，告示天下。局勢惡化，政治氛圍令人窒息。春節剛過，余煌接到上諭，參加編寫《三朝要典》。

《三朝要典》干什么用?它的內容是什么?原來，給事中楊所修建議，將發生在萬歷末年的梃擊案，光宗朝的紅丸案、移宮案的章奏、疏文編輯為一書，頒示天下，以此為鑒。三案實際是神宗朝、光宗朝和熹宗朝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斗爭的產物。

梃擊案于萬歷四十三年發生。夏五月，一個名叫張差的男子手持木梃闖入宮門，擊傷守門宦官，直入慈慶宮——皇太子朱常洛居住的地方，被侍衛抓獲。這件事轟動朝廷。萬歷皇帝雖立朱常洛為東宮皇太子，但與太子的關系一直很冷淡。萬歷皇帝寵愛鄭貴妃，欲立其子為皇太子。所以，梃擊一事引起震動。經查實，此事確系鄭貴妃指使手下宦官干的。因事關鄭貴妃，萬歷皇帝只得以家庭矛盾處理，沒有處罰鄭貴妃，只是將張差處死于市口，鄭貴妃的兩個宦官在宮內處死。

紅丸案發生在光宗繼位不久。光宗身體不好，剛即位，就大病不起。他自知死到臨頭，八月三十日這天，在乾清宮召見大臣張惟賢、方從哲等13人，提出封寵妃李選侍為皇貴妃，她是鄭貴妃一黨的人。當時，意見不一致。就在這時，光宗叫鴻臚寺丞李可灼進藥。李可灼稱此藥為仙藥，是為紅丸。第二天(九月一日)天剛蒙蒙亮，光宗駕崩于乾清宮。

移宮案，光宗死后，李選侍居住乾清宮，為了獨攬大權，就想與皇長子朱由校同住慈慶宮。言官左光斗上疏反對，認為內廷有乾清官，就像外廷有皇極殿，只有天子才能居皇極殿，只有皇后才能居乾清宮。李選侍既不是皇太后，又不是皇長子生母，卻居住乾清宮，違背禮分等級。皇太子認為左光斗所言極是，就想將李選侍移出乾清宮。內閣首輔方從哲卻猶豫不決，后經劉一、同嘉謨、楊漣和左光斗一再反對，才將李選侍移出乾清宮，遷到仁壽殿。

為了打擊東林黨，將三朝關于三案的示諭、奏疏加按語編撰成書。該書總裁是顧秉謙、黃立極和馮銓。他們全是閹黨，極意詆毀東林，宣揚東林之罪惡。當時，《光宗實錄》正在編寫之中，凡涉及三案的內容都要以《三朝要典》為標準，更改不符合的內容。《三朝要典》御制序文由顧秉謙撰寫，它一出籠，天下士人沒有敢說話的了。《三朝要典》使余煌直接卷入這場斗爭，站到魏黨隊列之中。

天啟七年，熹宗皇帝駕崩，其弟朱由檢即位，改元崇禎，是為思宗。

崇禎皇帝上臺后，革除閹黨。崇禎元年五月，庚午日，焚毀《三朝要典》。余煌雖然參加編寫，但沒被牽連遭受懲罰，仍留任翰林院。沒過多久，從會稽傳來母親病故的消息，他辭職歸鄉，回家守孝去了。

3年服孝期滿后，起用為太子東宮的左中允官，掌管侍從禮儀， 審核太子給皇帝的奏章文書等。以后又任左諭德，主管對太子的諷諫和規勸。他還擔任過右庶子，掌典書坊，任經筵講官，即每年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冬至日，逢單日由講官入侍講讀。負責對皇太子的教育和督導， 責任重大。誰知給事中韓源為了討好圣上， 打擊閹黨， 上疏彈劾禮部侍郎吳士元、御史華琪芳和余煌參加《三朝要典》編寫工作，屬閹黨，不應該任用。崇禎沒有追問此事。遇到別人彈劾，余煌自然要申辯，皇帝特下旨安慰他，要他不必介意。

正在此時，余煌父親病逝，上疏乞請回家服喪，皇上恩準。服喪期滿后，長期不得起用。他便在會稽老家閉門讀書，修身養性。

崇禎十七年(1644)四月十九日， 李自成農民軍進入北京，崇禎皇帝吊死于煤山。四月廿日，李自成軍與吳三桂明軍大戰于山海關，在農民軍即將取勝的關口，吳三桂勾引清兵入關。李自成遂敗走北京，四月卅日撤離北京。五月一日，清軍進駐北京。全國形勢巨變。在南京，明朝官員擁立福王政權。由于權臣馬士英和阮大鋮弄權傾勢，排斥異己，結黨營私，抗清良機一誤再誤，終于釀成“揚州十日”、“江陰之變”和“嘉定三屠”。1645年五月十六日，清兵攻入南京，福王在蕪湖被俘。六月，鄭芝龍在福建扶持建立唐王政權。七月，抗清官兵在浙江擁立魯王政權。魯王政權定都紹興。總兵方安國與馬士英、阮大鋮相勾結，操持著魯王政權。

閑居在家的余煌收到魯王詔令，起用他為禮部右侍郎，余煌推辭不就; 升任戶部尚書，又推辭不就。1646年，下了第三道詔令，請余煌出任兵部尚書。為了限制武將橫行，為抗清斗爭出一把力，他遂再次入仕。在清兵步步南下的同時，魯王政權的官員們紛紛競營私產，不斷地乞請賞賜，欲望無止境。他們利用抗清名義，購置產業，貪污腐化。余煌目睹耳聞，氣憤至極，上疏極諫革除弊政。他說： “當今國勢日益危急，清兵步步南下，直逼我來，而朝政日益紛亂不堪，國家寸土未能收復，軍需供給乏匱。諸位大臣，在你們請求祭祀的時候，應當想想先帝的燕嘗(注： 冬祭曰，秋祭曰嘗。泛指祭祀)準備好了沒有; 請求葬品的時候，應當想想先帝的山陵(陵墓)建造好了沒有; 請求封賞的時候，應當想想先帝的宗廟有沒有享受的祭品; 請求蔭封子孫的時候，應當想想先帝的子孫有沒有得到保障; 請求封謚號的時候，應當想想先帝的光輝業績有沒有得到發揚光大。”

然而，時政無法補救。清兵兵鋒直逼紹興，1646年六月，清兵攻入紹興，魯王浮海南逃。余煌見大勢已去，又不肯做清兵的俘虜，遂在六月二日清晨，來到海邊，凝望著翻騰不息的波濤，一步步走向大海深處。他以為到了閻王爺那里，誰知見到的盡是活人。原來，他被人從海上救了回來。他無可奈何地閉上眼睛，經過兩天痛苦思索，第三天，再次投入大海的懷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