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裳

黃裳，字文叔，隆慶府普成(今四川梓潼東北)人。少有奇才，日誦數千言，能融會貫通，文章也寫得很好，以聰穎聞于鄉里。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黃裳參加壬戌科殿試，一舉奪魁，成為南宋第55名狀元。

中狀元后，黃裳被授予巴州通江(今屬四川)縣尉，開始仕宦生涯。

在巴州任內，黃裳關心民眾疾苦。巴州總領李蘩餉師，名為“和糴”，實際上是在壓榨、剝奪農民的財產。黃裳作為一個小官，不畏權貴，作了一篇《漢中行》賦，借以譏諷李蘩。畢竟黃裳有狀元頭銜，李從此取消“和糴”。這件事使黃裳名聲更著。調任興元府(治今陜西漢中)錄事參軍時，四川制置使留正推薦他向朝廷上奏，就四川的軍民大事發表見解，很受孝宗賞識。不久，提升為國子博士。

由于母親過世，他辭去官職，回家鄉服喪。孝宗得知，賜錢70萬，以示撫慰。服喪期滿，仍召為國子博士。

淳熙十六年(1189)，光宗趙惇登基，改元紹熙，廣求治國之計。黃裳趁機上奏，論軍國大計。他認為： 中興與守成不同，縱觀天下形勢，有3項大事要做： 一是設行都，因為出攻入守，應該據利便地勢，最便于能攻能守的行都當設在建康(今江蘇南京); 二是富國強兵，不可不求功利之實，要講求實效，不能不搞好吏治，對各級官吏，要嚴加考核，根據他們的功勞大小升遷; 三是立重鎮，捍內御外，應有緩急之備，從吳至蜀，設漢中、襄陽、江陵、鄂渚、京口5座重鎮，用朝廷重臣據守，守好五鎮，南宋可以平安無憂。這五鎮之中，最重要的是荊、襄二地，因為荊、襄屬于江蘇至四川一線的中央，地勢又平，金人入侵必以二地為易取。如果金人占領二鎮，就切斷了吳蜀這條防御線。這是南宋邊防最重要也是最讓人擔憂的一段，應多多分兵把守。

在國子博士之后，黃裳還做過太學博士、秘書郎等，時間都不長。一生中比較重要的一段經歷是擔任嘉王(即后來的宋光宗)府翊善。他援古證今，即事明理，不斷開導嘉王，且敢于直言，表明自己的觀點。黃裳善于以古諷今，如講授《春秋》“王正月”篇，說明周代的國王，猶如現在的皇帝。那時國王不能號令天下諸侯，就不稱其為王。同樣，如果皇上不能統御郡鎮，也就不成為皇帝了。因為現今的郡縣，就好比周代的諸侯國。周朝末期，由于國王不能號令諸侯，所以，《春秋》中一定要寫“王正月”一篇，旨在讓諸侯明白國王的正統地位。當今大宋之境土，和宋太祖時比，不及當時的4/ 10，然而，仍跨吳、蜀、荊、廣、閩、越200州。統治他們的是各州知府，統帥部隊的是九都統。設若當今皇上不能統御這200州守和九都統，那也就不能統治天下了。黃裳還拿唐太宗和嘉王相比，認為唐太宗年僅18就舉義兵，平禍亂，而嘉王年紀比唐太宗大，卻連九都統都不知道，從而勸他好好學習。第二個例子是黃裳借吳端事教育嘉王。嘉王提升東宮舊人吳端。吳端感激涕零，拜謝嘉王。對這樣一個人物，嘉王卻在中廳迎接他。黃裳就此事給王講授《左氏春秋》“禮有等衰”，認為王者之學，應當見諸行動。而嘉王待吳端顯然沒有輕重之節，就是沒有懂等衰之義。一番言語，使嘉王更覺自己學識膚淺，從此更加敬重黃翊善，也更愛學習了。黃裳趁機因勢利導，自制八圖(太極、三才本性、皇帝王伯學術、九流學術、天文、地理、帝王紹選和百官)獻給嘉王，供他學習。

黃裳崇尚心學。他給嘉王規定的學習方法，就是學習體之以心，以心為嚴師，凡于心有一絲一毫不安的事，都不可以做。由于黃裳教導有方，講解明白，給嘉王開列的書目雖多，嘉王亦樂于用心研讀，不覺其繁。即使黃裳有些話使人難堪，嘉王也樂于接受。孝宗對黃翊善的教育也很贊賞。

黃裳在嘉王府利用一切機會教導嘉王努力學習，不忘國恥。每年的節日，他都寫詩寄托心意。有一年春節，他曾嘗試制造渾天儀和輿地圖，并作詩獻給嘉王，教導他學習應如天運之不息，同時看到輿地圖則不忘祖宗開創的基業已大半陷于異族之手，至今未歸。以此激勵嘉王立志向學，收復失地。嘉王對黃裳所寫之詩十分贊賞，親筆抄好賜給黃裳。

黃裳十分敬佩朱熹的才學，上奏以朱熹40年學問之積淀，如果召他為府僚，那將對朝廷大有裨益。光宗高興地接受了他的意見。

從紹熙二年(1191)起，黃裳先后擔任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和給事中等職。他利用接近皇帝的機會，參與朝政。由于性格剛直，敢于直言，能扶正壓邪。某年，趙汝愚出任同知樞密院。監察御史汪義端以為祖宗之法，宗室不能執政，不斷上疏痛詆趙汝愚，想讓光宗罷他的官。黃裳則認為趙汝愚事父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出于天性，如青天白日一樣光明正大，斥責汪義端之見還不如奴隸看得清，建議將汪驅出朝廷。結果，趙汝愚保住了官，汪義端被貶出京城。像這種事，黃裳在給事中任內，一個月封駁不下十數次。由此引發出有關臺諫的一番宏論，深為當朝及后世所推崇。他認為： 自古以降，皇上不能從諫，無非出于三方面原因： 一是“私心”，人有私心，就會固執己見，對諫言就聽不進，所謂忠言逆耳; 二是“勝心”，以私心處理事情，就處處事事追求以己之見勝過諫者之言; 如果臺諫力主正確觀點，那么，就會與諫者為仇，生出“忿心”，這是第三個原因。因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忿心一生，做事就會有悖常理，作為一國之君，就可能犯大錯誤。

對于黃裳的這些勸誡，光宗并不十分欣賞。而在對待孝宗的態度上，光宗和黃裳的分歧就更大了。光宗一直對孝宗疑心重重，甚至憂疑成疾，未盡孝敬之道。有些別有用心的人趁機推波助瀾。內侍楊舜卿甚至勸光宗連孝宗所在的重華宮也不要去朝拜。他們父子之間的隔閡越來越大。

黃裳對皇上父子之間的猜疑深感憂慮。盡管有疾在身，毒瘡折磨得坐立不安，但是，他仍然多次上奏折，勸光宗盡孝盡忠。首先，主張對內侍楊舜卿之類從中作梗的人定斬不饒，建議光宗對孝宗五日一朝。其次，用人之時請皇上注意念恩、釋怨、辨讒、去疑、責己、畏天、防亂、改過。黃裳最注意的還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即除去光宗的疑慮，使之寬心，主動親近孝宗。他認為，孝宗只有光宗一個兒子，對光宗疼愛有加，會盡力助他成功，不會有三心二意。父子之間互相猜疑，將會貽害無窮。

當時孝宗身體欠安，國家內外交困。黃裳出于憂國憂民之心，在多次勸諫無效的情況下，請求辭職。他認為： 擔任待制，本當朝夕面見皇上言事，以補救圣上過失，而光宗既不聽諫，待制之職就可以廢除了; 侍講本當引經援古，勸君以孝，光宗卻不向孝宗問安，大義已喪，講書又有什么用呢?侍講之職也就可以不設了; 翊善當窮義理，教皇子以孝，光宗既不能以孝事父，此職亦可廢。黃裳自作主張，離開京城，堅決要求辭掉待制、侍讀和翊善三職。孝宗下詔，他才回到京城。

寧宗即位之時，黃裳已病重不能上朝了。寧宗仍任命他為禮部尚書兼侍讀，黃裳以病辭謝。雖不任官于朝，仍時時關心國家大事。他不斷上書提出一些問題，如委任大臣要得時、得人，獎用臺諫，篤于孝愛，勤于學問，薄于嗜好等等。

寧宗朝中韓侘胄潛弄權柄，宰相趙汝愚并未發覺。黃裳為此十分憂慮，毒瘡痼疾加上憂傷過度，使他過早地離世，時年49歲。寧宗聽到黃裳過世的消息，既吃驚又悲傷，遂贈資政殿學士。

黃裳為人簡易端純，篤子孝友，與人言談，言無不盡。有《王府春秋講義》及《兼山集》傳世。嘉定年間(1208—1224)，追謚“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