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學·秦漢至宋明墨學

墨家傳至秦漢，淪為游俠，以后逐漸衰微，無法與定于一尊的儒家相提并論。但是，也還受到一些人的注意。

成書秦漢之際的《孔叢子》，有《詰墨》篇，專門反駁《墨子·非儒》篇對孔子的詆毀和攻擊。

西漢的《淮南子》、《史記》，東漢的《漢書》，對墨家學派都有所記述和評論，既肯定其長處，也指出其不足。東漢學者王充《論衡》一書，有《訂鬼》、《薄葬》、《書案》等篇，批評墨子的鬼神觀和認識論。

東漢末年以后，道教逐漸興起。除采用先秦道家，陰陽五行，神仙方術和讖緯之學外，也從墨家吸收了尊天明鬼等觀點。最早的道教經典《太平經》就包括有墨家思想。東晉道教大師葛洪的《神仙傳》把墨子化為神仙，其《抱樸子內篇·遐覽》篇收錄道經目錄，有《墨子枕中記》、《墨子丹法》，并說只有他能見到此書，他人連書題也不能見。《隋書·經籍志》醫方類著錄有《墨子枕內五行紀要》。《大唐開元占經》收錄有《墨子占法》。宋鄭樵的《通志·藝文略》道家類有《奇靈墨子術經》。這些書雖與墨子無關，但可見歷代道教徒對墨子的利用。據明人王世貞《苑委余編》記載，墨子居然被道教徒封為“太極仙卿”。

魏晉時期，玄學盛行。玄學家尚清談，善名理，后期墨家的名辯邏輯思想受到一些人的重視。西晉人魯勝曾為《墨經》作注，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整理《墨經》的學者。其注已佚，其敘見《晉書·隱逸傳》。魯勝把“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合稱《墨辯》，主要從邏輯學角度研究。他把“經”與“說”搭配起來，引 “說”就“經”，以 “說”補“經”，使“經”與 “說”文字條條對口，糾正了把 “經”與“說”分開所造成的混亂，有助于恢復其本來面目，后世墨學研究者也都采用這種方法。魯勝還把《墨經》放在先秦名學的總體中考察，強調其歷史地位。但他又說惠施、公孫龍祖述墨學，把《墨經》歸于墨子名下，則不完全符合事實。

唐代，樂臺曾作《墨子》十八卷，已佚，鄭樵《通志·藝文志》曾著錄。

唐韓愈作《讀墨子》，認為墨子之尚同、兼愛、尚賢、明鬼皆與孔子相通，“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儒墨相爭是雙方不肖弟子挑起的。此說在后世引起強烈反響，從宋至清，不少人著文討論。

宋歐陽修對墨子有所肯定。他指出：“墨家之言貴儉，此其所行也。孟子之時，楊與墨，其道塞途，孟子以墨子之術儉而難遵，兼愛而不知親疏，故辭而辟之。然其強本節用之說，亦有足取者。”(見《崇文總目敘·墨家小序》)

宋王安石寫過一篇《楊墨辯》，揚楊而抑墨，頗有理論色彩。他說：“楊子之道，所執者為己。為己，學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學者為人。為人，學者之末也。是以學者之事，必先為己。其為己有余，而天下之勢可以為人矣，則不可以不為人。故學者之學也，始不在于為人，而卒所以能為人也。……楊子之道雖不足以為人，固知為己矣。墨子之志雖在于為人，吾知其不能也。嗚呼!楊子知為己之為而不能達于大禹之道也，則亦可謂惑矣。墨子者，廢人物親疏之別，而方以天下為己任，是其足以利人者適足以為天下害也，豈不過甚哉!故楊子近于儒而墨子遠于道，其異于圣人則同，其得罪(則)宜有間也。”(見《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 引)

宋程頤以緩和的口氣評論韓愈。《河南程氏遺書》記：“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語?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于此。大比儒者學道，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楊子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難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論不知謹嚴，故失之。”

南宋朱熹的意見比較簡單、武斷。《朱子語類·諸子》提到：“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矯偽，不盡人情而難行。孔墨并用乃是退之之謬。”

南宋陳振孫加以附和說：“韓吏部推尊孟氏，而讀墨一章，乃謂孔墨相為用，何哉!……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氏，與《論語》并列。異端之學，安能抗吾道哉!” (《直齋書錄解題》卷十)

南宋高似孫也為孟子辯護，說：“墨之為書，一壞如莊周如申商如韓非，惠施之徒，雖不辟可也。惟其言近乎偽，行近乎誣，使天下后世人盡信其說，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以不可不加辟也。” ( 《子略》)

元人黃震針對韓愈之說，具體比較孔墨的異同。“墨子之言尚同，謂天子所是皆是之，天子所非皆非之。與孔門所謂如其不善而莫之違正相反”。“墨子之言兼愛、謂法其父母與法其君皆為法不仁，當法天。與孔門所謂孝弟為仁之本者正相反”。“墨子之尚賢，乃謂惟賢為尚，親戚則不可使富貴。正與吾儒親親尊賢之義又相背耳”。“墨氏之明鬼，乃謂圣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是亦率天下萬民祭祀天鬼。又與吾儒報本反祭之義亦相反耳”。“昌黎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愚曰：孔子必不用墨子，墨子亦必不能用孔子”(《黃氏日鈔》卷五十五)。黃震此文用不少篇幅進行認真分析比較，具有一定學術價值。

元人馬端臨說：“楊朱墨翟之言，未嘗不本仁祖父，尚賢尊德，而擇之不精，語之不詳，其流弊遂至無父無君，正孔子所謂似是而非，明道先生所謂淫聲美色易以惑人者，不容不深鋤而力辯之。”(《文獻通考·墨家考》)

明初，宋濂對墨子的肯定多于歐陽修。他說：“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予嘗愛其圣王作為宮室便于住非以為觀樂也之言，又嘗愛其圣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之言，又嘗愛飲食增氣充虛強體適腹之言。墨子甚儉者乎，菲飲食，惡衣服，謂大禹之薄以自奉也。孔子亦曰：奢則不遜，儉則固。然則儉者，固孔子之所棄乎!或曰：如子言，則翟在所取，而孟子辭而辟之，何哉?曰：為有二本故也。”(《宋學士全集》卷二十七《諸子辯》)

明焦竑說：“墨氏見天下無非(為)我者，故不自愛而兼愛也，此與圣人之道兼濟何異?故賈誼、韓愈往往以孔墨并名。然見儉之利而因以非禮，推薦愛之意而不殊親疏，此其弊也。” (《國史·經籍典》)

明人陸穩同意韓愈的評價，認為孟子辟墨是為了防其流弊。“墨子之道，果異于自私自利之徒，而其言足以鼓動天下之人尊而信之，不在孔氏下，其與孔并稱，宜也。孟氏出其后，獨取天下之所尊信者辟而絕之，得無防其流歟?”(明唐氏新刊《墨子》十五卷，陸穩序)

明人白賁柄也認為孟子辟墨似乎過分。“墨子……不下累萬言，激切慷慨，信可鼓動一世，而兼愛三篇，要言家國天下君臣父子之理，而未分甚析耳，奚至害仁如夷之語耶?噫，后之所謂墨者，殆師墨而失其真者也” (同上書)。

明人潛庵子認為墨子有可取也有流弊，孟子辟墨是從嚴，韓愈用墨是恕道。“考其說，多稱先王，蒿目以憂世，忘身以徇時，誠與自私自利者異撰矣。第其敢于非圣人以自是，偏曲之見，而蘄以易天下，天下之人又靡然從之，此其流弊必害義傷教。而孟氏辭而辟之，所為嚴也。昌黎氏云患生于末學，孔墨必將為用，蓋其恕哉!”(明萬歷刊本《子匯·墨子》潛庵子 《墨子志》)

明人胡應麟不贊成韓愈，指責宋濂于墨子“弗深考”，對墨學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他說： “余嘗讀其《非儒》、《明鬼》、《公孟》諸篇，所為囑授其徒，簧鼓其眾者也，一以指摘仲尼為事。莊周遠出翟后，蓋聞其風而興起焉爾。周之為書，蕩乎禮法之外，自神農以至湯武，靡不在其戲侮之列，其敢于非圣，蓋無足怪。而翟者固是堯舜，非桀紂，摩頂放踵以為天下，而獨甘心置喙于吾圣人，何哉?蓋其意欲與吾儒角立并驅，以上接二帝三皇之統，故肆言以震撼一世，而冀其徒。又苦行以先之，聚徒以倡之，馴致儒墨之稱雜然并立于衰周之世，正仲尼所謂行偽而堅，言奸而辯者，圣王有作，其無逃于橫議之刑矣。……唐儒如韓愈者，亦從而信之。彼未深考其言耳，第窺其一二，則誅之絕之，豈佛老后哉!……宋太史濂《諸子辯》，時論甚精，讀墨亦曰孔子所不棄，皆溺于昌黎，弗深考也。” (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七)

有明一代，不見有人注解《墨子》，只有一些人刊印。現存最早的《墨子》全書刊本是明正統十年道士張宇初等刊刻的《道藏》梵夾本。(現存北京圖書館)，白文無注。其后又有茅坤、唐堯臣等人的不同刊本。

明中葉以后，評點之風大盛。不少文人評點先秦諸子時，也包括有《墨子》。如李贄的《墨子選批》，金堡、范方的《墨子選評》，焦竑、翁正春、朱之藩《二十九子品匯釋評》，陸可教、李廷機《諸子玄言評苑》，陳琛《諸子品節》，鐘惺《諸子文歸》，《諸子嫏嬛》，郎兆玉的 《評點十六子》，歸有光、文震孟的《諸子匯函》，李元珍《諸子綱目類編》，湯浜尹等的《歷子品粹》，陳仁錫的《諸子奇賞》，李云翔《諸子拔萃》等等。這些書多數屬于普及性選本，無注，加眉批、尾批，集宋明人評語，專論文章，不涉及考據訓詁和義理。有些評點雖然采用了評析八股文的方法，但對理解《墨子》的寫作技巧仍然不無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