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韓學·古代申韓學研究及其主要著作·古代申韓學研究

中國古代申韓學研究主要探討了兩個問題：其一，法律觀。申韓學以“法”為其研究對象和顯著標志，商鞅給“法”下定義說：“法者，國家之權衡也”(《商君書·修權》)，“國皆有禁奸邪、刑盜賊之法”(《商君書·開塞》);韓非作了補充：“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韓非子·難三》)，他們將法與禮嚴格區分開來，使法專指以賞刑為中心內容，由君主和官府頒布的成文形式，確定人的財產地位，全體臣民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申韓學者還對法律的本質、起源與作用發表了自己的見解：“圣人之為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韓非子·外儲說右下》)，“圣人別貴賤，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故立法制為度量以禁之”(《商君書·君臣》)，“因世而為之治，度俗而為之法”(《商君書·壹言》)，揭示了法的本質具有強制性、公平性、等級性、客觀性和社會性，指出法的起源與國家一樣，都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它是人類社會文明的必然產物。法的作用具體表現在“定分止爭”和“興功懼暴”兩個方面，這正如商鞅所言：“法令不定，以下為上也，此所謂名分之不定也”(《商君書·定分》)，“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 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廣于勝法”(《商君書·開塞》)。

其二，“法治”學說。“以法治國”的“法治”是申韓學的核心。先秦法家人物依據“好利惡害”的人性論和“不法古，不循今”的歷史觀，認為仁義禮教已無濟于事，“以力服人”的強權法律才有強大威力。因此，針對儒家家族倫理制度的“禮治”，提出了君主專制的“法治”。誠然，這種“法治”是打引號的法治，是匍伏于君主權力之下的“法治”，其本質上還是一種人治。在推行“法治”的方法上，他們強調制定適合國情民意、簡明易行的法規;執法過程中嚴格依法辦事，專任法律;廣泛運用賞罰，驅民耕戰;實行法、術、勢三結合，不斷鞏固封建中央專制集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