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道教·論儒道的相異與相融·儒道之異

儒家和道家是在先秦百家爭鳴中脫穎而出的。從漢代開始，史學家們在談到春秋戰國時期各樹己幟的諸子百家時，無論是總括為“六家”的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旨》)，還是稱之為“九流十家”的劉歆(《七略· 諸子略》)，都將儒、道兩家作為諸家之首而進行介紹，說明了儒家與道家在當時諸子百家中的地位與影響。

儒家在其發展過程中幾經嬗變，才蔚為大觀，并被統治者欽定為正統思想而居于官方意識形態的統領地位。孔子之后，儒分為八派，亦稱為“八儒”。其中“孟氏(孟子)之儒”和“孫氏(荀子)之儒”影響最大、地位最高，這與孟子和荀子個人的努力是分不開的。首先，孟、荀致力于著書立說，從不同的角度發揮了孔子的思想，建構了儒家道德哲學體系。其次，他們仿效孔子周游列國的做法，積極向各諸侯國統治者推行自己的思想學說和政治主張。例如，孟子就曾“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王者師自居”(《韓非子·顯學》)，“傳食于諸侯”(《孟子·滕文公下》)，不遺余力地游說王侯將相，介紹儒家學說，因而被后人稱之為儒家的“亞圣”。最后，他們私人講學，培養弟子，通過“學下私人”使學術真正從宮廷中解放出來而走向民間。儒學在文化上具有了獨立性，而這種學術的獨立性既適應了社會文化發展的需要，又使儒家學說的代代傳承成為可能。漢代時，經大儒董仲舒的推薦，漢武帝宣布“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學成為以“三綱五常”為特征的官方學說，而逐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文化的主流。魏晉時期，手執麈尾、口談玄虛的名士們引老莊來詮釋儒學而將儒學發展的儒道合一的玄學。唐代時，佛學的繁榮昌盛，反襯出儒學的黯然失色。韓愈為排佛而倡導儒家的“道統”，希望能重新恢復先秦儒家的學說。宋明時，思想家們“明排佛老，暗竊佛老”，建立了儒佛道三教融而為一的新儒學—理學。明清時，思想家們又反感理學的“憑空蹈虛，高談性命”，乃舉起“經世致用”的大旗，重樹孔子的積極入世的思想，為儒學吸收西學準備了思想條件。放眼縱觀，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為適應不同統治者的需要，儒學不斷地吸收、融合各種文化要素，在內容與形式上不斷地更新發展。但是，不斷的變化中也有相對的不變，作為儒學核心的倫理綱常是始終不變的，這正是它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接受的主要原因之一。儒學在中國社會中的正統地位直到近代中國社會吹響“民主”與“科學”的號角才搖搖欲墜。

儒學的核心是探討人的問題，儒學創始人孔子在馬棚失火時“問人不問馬”的態度中就已生動體現。“天地之性人為貴”(《孝經·圣治》)為儒家普遍堅持的一個基本原則。同時，儒學又出于為社會服務的目的，在一開始就表現出了要建構維持社會秩序的倫理綱常的傾向。因此，對人的重視和對人倫關系的強調，就構成了儒學的兩重性格。這種兩重性格形成了與道家(教)文化的顯著區別。

老子創立的道家學說，經莊子洋洋灑灑的發揮，更為汪洋恣肆，以老、莊關于“道”的學說為中心形成了道家學派。從表面上看，道家的理論框架是“自然”，但實際上，它的著眼點與儒家一樣，仍然是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二五章)，對人的地位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與儒家強調在人倫關系中實現人生的作用不同的是，老子主張通過效法自然來實現人生，順自然之化而長生久視。莊子則進一步依據中國古代神話，對長生久視作了形象的描繪，設計出了一個個“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莊子·逍遙游》)的神人、至人、仙人，表達了莊子“千歲厭世，而去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莊子·天地篇》)的“全生葆真”的人生理想。對順自然的強調和對人的重視，也成為道家學說的兩重性格。道家關于“道”的玄虛之論、關于神仙的動人傳說，經方術之士們的宗教加工而演化為道教。

東漢時，在中華文化懷抱中新生的道教，依于道家效法天道的自然觀和“全生葆真”的人生觀而將“長生久視之道”進一步發展為長生成仙之道。神仙的特性主要是逍遙自在，神通廣大，長生不死。要成仙，關鍵是要突破人的生死大限，實現生命的永恒。于是就有了以追求“不死”為目的的道教。道教是融多家學說為一爐而以道家思想為理論主干的中國宗教。它將“道”上升到至上神的高度而對之頂禮膜拜，追求與道合一、與天地同久的“成仙得道”，表達了人們欲協調與宇宙自然的關系，以過上一種超脫世俗羈絆而順自然之化的無憂無慮的幸福生活的向往。

可見，儒學與道家、道教的思想核心都是“人”，只是在對人的價值取向上與對人的實現途徑等問題上，所持的見解不同，從而構成了儒道之間的差異。

首先，儒家重視人的社會性，道家與道教重視人的自然性。孔子創立的儒學從一開始就以“仁”來規定人的本質，并強調要在人與人的關系中實現人的價值。因此便有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套人生理論。而道家與道教則重視人的自然之性，強調的是個人的效法自然和每個人的自主、獨立和自由。正是由此出發，才有莊子的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和楊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的以“我”為主，也才有將道家的“效法自然”完全推向神學軌道的道教。

其次，在實現人的途徑上，儒學講“成圣”，道家講“歸真”。儒家強調積極入世，在協調人際關系中追求人的實現，通過修齊治平來成就圣人人格。道家卻想掙脫倫理的束縛，通過效法自然、與道合一來實現人生。道為宇宙的本真，萬物皆由道而化生，人與道合，即為真人。道以自然為性，人與道合，就要掙脫世俗人倫社會的仁義道德對人的自然之性的束縛，回歸到人本有的純真之性。道教則講成仙，并將成仙之基立于儒、道兩家學說之上。道教在道家的效法自然的長生久視之道為理論核心的同時，又吸取儒學的倫理道德觀念，并加以神圣化，以作為得道成仙的必要前提之一。在實現人的途徑上，道教既綜合吸收了儒學與道家的思想，同時，又與它們在根本上區別了開來。

《老子》帛書(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

再次，儒學在為人處事上，主張發揚剛健精神而積極有為，道家則主張順自然而化，無為而無不為，兩者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周易》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刻畫了儒家的理想人格—圣人的剛健有為的精神。圣人立足于現實，不重鬼神，集忠孝仁義等美德為一身，以天下為己任，目光遠大，意志堅強，見義勇為，努力以自己的學識、道德影響社會，形成了積極投身社會現實的有為精神。道家恰與儒家相反，認為天道自然無為，人道在于效法自然而順萬物之情，因此人道也應無為。但這種無為并非是無所事事，而是指順萬物的自然之情而輔之，因勢利導，因性任物，使自然與社會在自然而然之中接受人的輔助而變得更加完善，讓一切都因人的“無為而無不為”的態度而處于本真的狀態。道教將道家的自然無為推向了超世越俗的宗教境地，強調要順自然之化，以達到長生成仙。同時道教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儒學的積極有為精神，宣揚“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西升經· 我命篇》)，積極倡導從事煉丹、服氣、守一、思神、符咒等多種道術的修煉，“假求于外物以自堅固”(《抱樸子·金丹篇》)，通過人為的修煉達到自然的解脫。

最后，儒家與道家、道教的理想人格有著不同的氣質和風度。孔子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論語·雍也》)老子則說：“上善若水。”(《老子》八章)孔子以山自喻，老子以水自喻，形象地概括了儒家的仁者氣質與道家的智者風度。儒家注重人的社會性，以圣人為理想人格，以積極有為地從事各種社會活動為為人處事之方，故形成了剛健中正的仁者氣質。自強不息，積極進取，既有道德學問，又有仁慈親和、忠貞有禮、溫文而雅的儒者風度，歷來為人稱道。道家注重人的自然性，以“歸真”作為人生的最高境界，站在最高本體—道的立場上洞察一切，以無為而無不為的態度順應萬化之變，故形成了柔弱素樸的隱士氣質。既可領悟至道，又能貴柔守雌，虛懷若谷的飄逸灑脫風度，歷來令人向慕。道教以道家為主又兼綜儒家的特點，他們的理想人格—神仙，既有世俗之人的循規蹈距，又有超凡脫俗、不食人間煙火的氣質。

儒道雖然有著不同的理論基點，并由此而產生不同的學術傾向，表現出不同的精神狀態與氣質風度，但是，由于它們都以現實的人和人生作為自己學說的終極關懷，因此，它們的差異又成為互補的基礎，并由互補而達到交融。